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理论和主张的学派，其成员虽然都主张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澄清、重构和修正，但在具体哪些观点和理论需要重构以及如何重构的问题上却存在很大分歧。正如汤姆·梅尔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所说：“几乎全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希望创立一种真正科学的、能够真正有助于人类解放的社会理论……在当前意义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场运动而非某种统一的理论学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之间甚至不是彼此一致的，但他们都希望发展一种科学的路径来聚合统一的社会理论。” [22]罗伯特·韦尔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的导言中也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现象，把它看作是一个运动或学派就是错误的了”，它“最多只能说是一种风格独特的研究路径”[23]。

那么，这种独特的研究路径究竟如何体现？或者说，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路径有何不同？罗默曾对此作过概括。他指出，首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抽象原则。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不愿远离现实的历史，并且其理论总是以某种历史观为支撑，但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抽象的方法是恰当表达任何理论之内核的必要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抽象的必要性有一种坦然的忠诚”[24]，他们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的考察和分析，以求实现理论的规范化和模式化。其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25]他们关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必要去追寻的基础问题，例如，为什么阶级作为一个重要的集体行动者出现？为什么剥削作为剩余劳动的系统转移是错误的？在当今资本主义条件下，追求社会主义是否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革命或转型是否可能？无产阶级是不自由的吗？平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目标吗？[26]之所以追问这些问题，是为了理解哪些更初始的或更基础的原则支撑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对这些基础原则的探寻，则需要运用图式、简化、模型等方法。最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还在于前者以非教条式的方式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特别关注马克思写了什么或说了什么，也不刻意为马克思作注解，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连贯一致的观点。他们在理论研究中只服从理论推演过程中的严格性和自洽性，哪怕最终引申出对马克思的思想不利的结论。[27]在了解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风格之后，下面我们从两方面来具体考察这一思潮的特征。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特征

上文提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称为“分析的”是因其成员对分析方法的普遍认同。但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皆来自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其中科恩是哲学家、罗默是经济学家、埃尔斯特和赖特是社会学家、普泽沃斯基是政治学家，他们所涉猎的主题也非常广泛，包括历史理论、经济理论、阶级结构、意识形态、国家、剥削等众多领域，所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运用的分析方法并不是统一的。例如，对于科恩和米勒等哲学家而言，分析的方法更多指的是具有明晰性和严谨性的分析哲学方法；而对罗默这样的经济学家而言，分析方法包括数学模型的应用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方法等社会科学工具；在埃尔斯特、普雷泽沃斯基等社会科学家看来，“分析”又意味着“博弈论”或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等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方法。[28]那么，是否存在某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共同具有的“分析的”特征呢？

正如汤姆·梅尔所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初不是因其所赞成的内容而是因其所反对的内容而获得统一性的。”[29]那么，他们共同的分析特征正是从他们所共同反对的东西中体现出来。首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直接反对的是那种缺乏明晰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服膺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对于“清晰论证”的要求，在他们看来，现存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给学术共同体取的别称“不胡扯的马克思主义”（non-bullshit Marxism）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对含糊混乱的研究方式的厌恶和急于实现另一种更为科学、清晰的研究方式的意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概念清晰，尤其重视对基本概念的阐释，他们对诸如生产力、经济结构、剥削、阶级结构、拜物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家等概念作了大量的探讨，力图使经典理论没有充分说明的概念及关系得到澄清。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如果基本概念不能得到彻底的阐释和理解，那么理论便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30]。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重视概念之间逻辑的清晰有力，认为松散的论证不可能实现有前景的理论探索。正因如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重视形式逻辑和数理模型，并经常运用思想试验的方法来解释和检验论证的有效性。

其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拒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黑格尔逻辑或辩证逻辑。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认为在阐释社会理论时，辩证法构成了一种可靠的推理，并且优于形式逻辑，这样的观点是错误且有害的。‘矛盾’等辩证术语模糊有效论证与无效论证的边界，破坏思想的有序性，这种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不仅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明晰性，姑息无效的论证进入理论建构中，还滋生繁复含糊的观点，抑制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尝试”[31]。所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辩证法抱有否定态度，他们将这种“模糊的”方法的运用看作传统马克思主义缺乏科学性的根源。对他们而言，辩证法既可以证明任何事物，又可以用来证明其对立面，这是荒谬的。罗默曾对此作出激烈的批评：“并不存在任何马克思主义逻辑或解释的特定形式。蒙昧主义往往通过躲在特定术语和特权逻辑的瑜伽术背后来保护自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瑜伽术就是‘辩证法’。作为辩证逻辑之基础的几个命题也许有某种归纳诉求，但是却完全不符合演绎原则：事物转化为其对立面，数量转化为质量，并且所有事物都‘内在地’或‘系统地’相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里，辩证法常常被用来为一种懒惰的目的论推理作辩护。”[32]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辩证的思维逃避尖锐的对立，“只是对那些无懈可击的完美的事物的重复，是在表现那些不可捉摸和难以解释的东西”[33]。而他们自身则主张直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困难和问题，而不是加以掩饰，特别反对以所谓的辩证思维去应对一切被暴露的难题。他们以尖锐的形式，即以逻辑矛盾的形式提出问题，然后运用清晰的表述和严谨的论证去解决问题。在他们看来，辩证法只是“一种前理论水平上的组织、指导思维的方法，它不可能提供什么同现代科学文明准则相一致的科学洞见”[34]。

其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独特方法论的观点，反对将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唯一的方法论。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使马克思主义自绝于诸多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独特的不是它的方法，而是它关于世界的实质主张，并且在他们看来，“标准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感觉的那样充满资产阶级的味道”[35]，因此他们抛弃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观念，主张大胆地吸纳现代社会科学中诸种成熟的科学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36]

如果说上述三条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征，那么还有一些内容，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却也是绝大多数成员所赞同的。科恩指出，对于“分析的”一词，可以作广义的理解和狭义的理解，但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分析的”都意味着它是同一种传统上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分析的思维，就广义的“分析的”而言，是同所谓“辩证的”思维相对立的，在这一意义上，所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分析的；而就狭义的“分析的”而言，是同所谓的“整体主义”的思维相对立的，在这一意义，大部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分析的。[37]科恩所说的这种狭义上的分析特征，指的便是拒斥社会现象和过程解释中的整体主义倾向。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不应停留在对社会现象的宏观描述上，而应当对更为微观的基础予以清晰说明，因此他们大都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整体主义坚持将社会形态和阶级等描述为具有自身行动规律的整体，而忽视构成整体的个人行为的功能和作用。与此不同，分析的思维方式则强调微观上的分析是必要的，它“通过联系那些分别构成整体并构成发生在更为总体水平上的转变过程的微观结构和微观机制，去解释宏观现象”[38]。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整体主义的思维是粗糙的，它没有将宏观层面上的统一体描述为由更基础的因素构成的排列组合，就如同前现代的化学科学，只知道盐是钠与氯的统一体，却不解释钠和氯如何构成盐。与此相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思维方式——结构主义，他们认为这种思维强调个人的行为取决于结构的制约，却忽视个人选择的机会。相反，他们则主张个人行动既受到结构的制约，又取决于结构之下个人的理性选择。

与整体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论相对，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崇尚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39]这种方法论强调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与社会进程之间的关联，尝试将个人有意识的选择融入到社会理论中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的运用。埃尔斯特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体高于个别，在研究中忽视个体间的联系，比如马克思只研究资本一般，却不考察具体的企业及个人行为。针对这种整体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这种思维中，“所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变化都只能通过考察个人的行为、愿望、信仰来得到解释”[40]。举例而言，在革命理论的研究中，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只关注革命的社会动因不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还着重探讨个体的革命动机。他们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激发工人们投身到一场形成新生产关系的革命中去？为什么从长远看会对社会产生效益的目标会使得个体采取短期的行动？可以看出，他们注重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出发来探讨革命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构和概念。如汤姆·梅尔所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个人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预设意味着，一种对于社会事件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说明涉及的个体为何如此行动。仅仅通过国家、阶级、生产力等宏观社会层面的逻辑来解释社会事件是不够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一种更激进的立场，坚持认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将社会现象还原为个体的行动。这一原则被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非放弃阶级分析，但它认为对于阶级的理论关注应当还原为更基本的关于个体的原则，而非将阶级作为自明的前提。” [41]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运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旨在赋予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微观基础。在他们看来，由于方法论的限制，传统马克思主义缺乏对理论微观基础的关注。举例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声称资本主义必然会崩溃并且会为社会主义所替代，但对于个人行为如何导致这一结果却缺乏说明和论证；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了社会发展的两大机制，但对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如何具体地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细节性问题却存而不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实中推断出阶级划分和剥削，但对不同阶级和剥削的具体成因及表现探讨不够。与此相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理论的微观基础都进行了探讨。例如，埃尔斯特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对阶级意识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论证了工人进行革命的可能性；科恩则引进功能解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作了精细说明；罗默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型将阶级与资产所有制严格关联起来，并由此解释了各种剥削形式的成因。概言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对象从宏观叙事转向了对细节的重建和重估，他们排斥“对各种无所不包的纲领性主题的阐述和那些无法精确说明的观点”，那些宽泛的理论立场在他们这里被精确化、重新设计，或者是被放弃。[42]

（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既拒斥辩证法，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传统命题提出质疑，并对传统理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修正，这使得它的马克思主义身份引起了人们的质疑。有评论者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太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观点作了修正，以至于可被认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43]例如，在埃尔斯特等人的理论中，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个人行为的理性选择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罗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建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作为一股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征究竟如何体现？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份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其核心人物都为这一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血统辩护。科恩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学说被恩格斯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指“在社会主义者信仰的框架内，运用社会科学的最先进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44]。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致力于的工作正是如此。如果人们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处于发展中的学问而非某种宗教般的信条，那就不会质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身份问题。罗默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表明，这一流派的基本观点都来自于马克思，无论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还是剥削都被该流派视作核心范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比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和不正义等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得到克服。[45]赖特也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性质，理由在于：首先，无论某些观点在何种程度上偏离了经典作家的看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仍是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传统来加以延续，目标也在于强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其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探讨的问题都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它的理论视野和议程都坚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传统中，并且他们提供的回答所使用的语言也都打上马克思主义的烙印；最重要的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规范取向。他们都信奉自由、平等和人类尊严等价值，并坚信民主社会主义是实现这些价值的制度手段。[46]尼尔森也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理解世界，更重要的是为了改变世界，创造并维持一个满足工人阶级需求并时而满足全人类需求的世界。只不过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看来，对于世界的理解必须是精准的，只有准确地理解了社会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才能知道应该以及如何使它得到改变。”[47]但另一方面，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刻意维护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身份。埃尔斯特认为，人们应当更多地关注发现真理而不是着力捍卫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过他也表示，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实现和社会公正是很重要的，若从这一点讲，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48]而另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诸如范帕里斯和斯坦纳，则从未宣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比起马克思主义血统来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更看重方法的科学性和理论的严谨性。科恩曾表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分析方法的坚持是绝对的，反而对马克思主义论点的赞同在其程度上并不像对分析的方法的赞同那般绝对。也许正是这一态度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身份遭到诟病。对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本人的话语并没有什么神圣之处，重要的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在论证上更精确、更经得起时代考验。以罗默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重建为例。罗默认为，作为马克思剥削思想之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基于剩余价值转移的传统剥削概念已经不足以表明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错误，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剥削不正当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他借助当代经济学方法重构了一种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揭露了不平等的财产所有制这一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在罗默看来，尽管经他重建后的剥削理论并不是对马克思本人的话语逐字逐句的解读和重复，但它仍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是有辩护力的。

无论其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正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初衷都是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下的解释力，它所探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经典问题，诸如历史唯物主义、国家、阶级、剥削等，而它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和对社会主义的辩护，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对此科恩这样说：“我们今天的运动虽然保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热点问题，保存了它的志向和价值观，但拒绝了它的很多经典的观点，不过，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由于通过了分析方法的严格检验，所保留下来的观点，既包括原初的观点，也包括由原初的观点发展而来的观点，比以前更有力了。而抛弃的观点在理智的良心中不能再保留了，除非以削弱理性的严谨性为代价，但这是一种不能接受的代价。”[49]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贝塔姆作了这样的总结：“我们应该看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价值理念，但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至于是否仍将保留‘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这将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问题。”[50]

通过本章的介绍，我们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有了整体的把握。可以看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运用英美分析哲学和当代实证社会科学中的种种“分析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潮，它起初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历史理论、国家理论、方法论、阶级理论等，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思潮的研究重心却日渐转移到道德和政治哲学等规范学科领域。那么，这一转向是何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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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arcus Roberts, Analytical Marxism: A Critique, Verso, 1996, p.ix. 另参见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4?11.

[2]Marcus Roberts, Analytical Marxism: A Critique, Verso, 1996, p1.

[3]1979年和1980年的会议主要研究剥削问题，直到1981年会议主题才不再局限于单一问题，而主张以分析方法一般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至此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创立者约翰·罗默才参与聚会。因此，一般认为，“九月小组”正式成立于1981年9月。科恩也说过，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活动始于1981年9月。参见〔英〕G. A. 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

[4]Bertell Ollman and Edward Vernoff eds., The Left Academy: 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82, p.1.

[5]参见何增科：《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第71页。

[6]〔美〕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7]〔美〕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8]〔美〕理查德·诺曼：《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9]〔美〕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10]John E.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4.

[11]本书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上，赞同段忠桥的观点，即这一概念指的是于20世纪20年代兴起并植根于西欧大陆的、与苏东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它于60年代末开始走向衰落，它不包括70年代之后出现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详见段忠桥的《试析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矛盾》（载《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诸篇论文。

[12]〔美〕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6页。

[13]〔美〕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4]〔美〕威廉姆·H.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载《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6页。

[15]〔美〕威廉姆·H.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载《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6页。

[16]〔加〕Bob Ware：《分析哲学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第85页。

[17]参见〔英〕克里斯朵夫·贝塔姆：《剖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现代哲学》，2003年第4期，第29页。

[18]Marcus Roberts, Analytical Marxism: A Critique, Verso, 1996, p.ix.

[19]〔美〕罗德尼·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李旸译，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20]〔英〕参见G. A. 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53—54页。

[21]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

[22]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2.

[23]〔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24]John E.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

[25]John E.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

[26]John E.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

[27]参见John E.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4.

[28]〔英〕G. A.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29]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1.

[30]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3.

[31]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2.

[32]John Roemer, “‘Rational Choice’Marxism: Some Issues of Method and Substance,”in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191.

[33]〔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34]〔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35]段忠桥编译：《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约翰·罗默访谈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71页。

[36]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2.

[37]〔英〕G. A.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英〕G. A. 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

[38]G. A.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9]少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接受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例如“九月小组”的成员布伦纳（Robert Brenner）拒绝在研究中使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40]〔美〕J.埃尔斯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5期，第60页。

[41]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4.

[42]〔美〕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43]John E. Roemer,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5.

[44]段忠桥：《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第94页。

[45]John E. Roemer,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4.

[46]参见何增科：《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第73页。

[47]Kai Nielsen, “Analytical Marxism: A Form of Critical Theory,” Erkenntnis, vol.39, no.1, 1993, p.2.

[48]参见〔美〕J.埃尔斯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5期，第64页；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注释1。

[49]〔英〕G. A. 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55页。

[50]〔英〕克里斯朵夫·贝塔姆：《剖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现代哲学》，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