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英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是当前西方学界为数不多的仍处于活跃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之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上多有创新，在全球化时代重提剥削、阶级、革命等马克思主义核心议题，使以资本主义批判及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为旨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得以在英美学界扎根，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等切合时代主题的研究领域，因而被国内外学界视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主流”和“未来”。[1]
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着五月风暴等革命运动的失败，由卢卡奇等人开创的、植根于中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了衰落，与此同时，在英美等马克思主义曾长期受到压抑的国家中却陆续涌现出许多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自70年代起，英美等英语国家逐渐取代中西欧大陆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阵地[2]，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兴起于英美的一股颇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所谓“分析的”，意指这一思潮承袭了长期在英美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那种清晰严谨的风格，并致力于运用分析哲学和当代实证社会科学中的种种“分析的”方法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虽然自19世纪延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以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观之，这种理论在许多方面已显得粗糙，因而他们主张运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命题和理论进行澄清和重构，使其成为一种严谨的现代科学理论，进而更好地解释关于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
正是在“分析的”研究路径上所达成的共识，促使许多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英美学者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从而创立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流派，其中既有哲学家，也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兴起之初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历史唯物主义、道德理论、经济理论、国家与阶级理论、剥削理论、方法论等等，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心开始向平等、正义等政治哲学主题集中，从而使这一思潮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政治哲学的转向。这种转向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和理论根源。
自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以来，英美政治哲学迎来了当代复兴，《正义论》引发的巨大思想效应使政治哲学的主题成为当代学术界的热点并影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致思路径，这构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自由、平等、正义等问题的表层逻辑。从更深层的视角来看，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两极化的财富分配和以阶层、种族、性别等参数交叠表达的权利诉求不断挑战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正当性，同时也呼唤更为平等和正义的价值体系。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为资本主义作了种种新的辩护，促使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哲学的场域内与自由主义者展开辩论。他们对罗尔斯（John Rawls）、诺齐克（Robert Nozick）等当代自由主义者的理论进行批驳，并尝试构建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平等理论。另一方面，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本主义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实施自我改良，呈现出稳健的发展态势。这使得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前途命运，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在他们看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诸多新变化已使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坚信的“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必然性命题失去了事实基础，例如，经典意义上的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无迹可寻；资源匮乏和生态危机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使得“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3]的富足图景日趋模糊。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既然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并不明晰，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应当把过多精力置于历史“必然性”上，而要从“应然性”的角度，即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角度，为社会主义进行辩护，对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向人们论证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正义、更加平等，也因此更值得追求的社会形式，以鼓励人们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一言以蔽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当代英美国家中，社会主义的未来需要在与资本主义正义话语的角力中积极探索，由此规定了英美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因而他们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问题的探讨，使该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政治哲学转向。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转向表现为两条基本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建构资本主义剥削不正义的规范依据。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剥削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传统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致力于解释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关注剥削的表现和克服等经验性问题，而对剥削缘何不正义的规范性问题则较少关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剥削本身即蕴涵道德谴责，其不正义性不证自明。然而，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提出的资本主义道德中性论，必须确证剥削的不正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保持其批判性的重要前提。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思考剥削问题时更关注其规范维度，他们运用分析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力求在剥削的道德性质上排除直觉和模糊性而找到明确的规范依据。对于剥削的规范性研究便构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第二条路径是对当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批判和驳斥。罗尔斯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和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被视为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两大“教条”，它们分别为福利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提供了道德论证。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尽管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理论尽可能地融入了平等价值，但他主张的平等并不彻底，其差别原则仍然为不平等留下了余地；而诺齐克的权利理论则为不平等的财产权辩护，甚至攻击社会主义的平等诉求。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作出全面批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驳斥自由主义“正义”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的“正义”发声。他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义思想为依据，提出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正义观，并力图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规范价值的探讨，向人们证明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正义、更值得向往的社会形式。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正义、平等、自由等范畴成为时代焦点的背景之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鲜少涉足的新领域，使得这一学派成为当代政治哲学舞台上一支与自由主义话语抗衡的社会主义力量。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兴盛发展，并为诸种资本主义模式提供理论支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承担起捍卫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任务，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对自由主义正义话语作出回应，同时阐发了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价值内涵。从实践上看，当今时代，我们面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且平等主义政治目标日渐淡化的历史处境，以及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伴随的西方主流自由主义话语的全球化，建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但也随之产生了贫富差距等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公平正义已成为上至政府下至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也被写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平等、正义等政治哲学主题上的思想资源，无疑对我们建构一种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书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总体概况。首先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进行梳理；然后阐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即这一思潮的“分析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这种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产生和特征的研究，为接下来考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铺垫了基础。第二章探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的界定、背景和缘起。这一章首先对这一转向的主体和内涵进行界定，确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员范围、他们在转向前的研究领域以及转向的具体发生；然后考察这一转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缘起，勾勒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的总体轮廓。第三章考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序曲，即发生于英美学术圈的一场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宏大争论。本章首先阐明这场争论如何构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的序曲；然后以四个子问题为轴线对这场争论进行全景式的描绘，以阐明这场论争中所突显的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关键问题以及它如何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政治哲学研究准备了条件。第四章考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的第一条具体路径，即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批判。这一章首先指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缺乏道德维度的判定，并厘清他们重构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规范原则的诸种思路；然后具体考察他们基于自由和平等两种核心规范价值对资本主义剥削所进行的道德批判。第五章考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的第二条具体路径，即对当代自由主义正义观进行的批判和反驳。这一章首先阐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的批判；然后阐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的批判；最后论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与当代自由主义的正义观相抗衡的社会主义正义观。余论部分从总体上概括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所提供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对这一理论转向中诸种观点的偏颇之处予以批判，并基于这一转向作出一些拓展性思考。
[1]参见Andrew Levine, A Future for Marxism? Althusser, the Analytical Turn and the Revival of Socialist Theory, Pluto Press, 2003, preface；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2]对此现象佩里·安德森在20世纪80年代曾予以评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