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宣而战

对于日本的真实用意，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并非茫然无知。李鸿章按照既定方针一面寄希望于国际干涉，避免中日冲突，争取和平；另一方面，在主战派的促使下，也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加紧调军队进入平壤，暂时放弃朝鲜南部地区，背靠中国，固守北方，形成中日两军对峙格局，一决雌雄。就军事布局看，李鸿章的方案无可厚非，是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只是这一布置尚未就绪，日军就先下手控制了朝鲜政权，并对中国不宣而战。

1894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八日），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中日两国继续增兵朝鲜及共同主持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允许朝鲜自行整顿内政。

中国政府的决定显然不合乎日本的利益。第二天，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与中国绝交，继续向朝鲜增兵，由日本单方面迫使朝鲜进行全面的内政改革。28日，日本驻朝鲜大使大鸟圭介当面质问朝鲜国王：朝鲜是否为中国属邦？要求朝鲜公开宣布对中国完全独立，并限次日明确答复。

日本逼迫朝鲜向中国宣布独立，当然受到中国的坚决抵制。李鸿章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一方面电令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也就是实际上的总督袁世凯——设法通过朝鲜政府内部的亲华派加以反对，另一方面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做好军事准备，假如日本人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的话，将随时派兵奔赴朝鲜与日本人决一雌雄。

对于李鸿章的指示，袁世凯有意遵从，无奈汉城的形势今非昔比，先前被中国政府扣留过好几年的大院君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再加上日本政府的威逼，袁世凯在朝鲜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困难。当朝鲜向中国宣布已经决意独立的时候，袁世凯为了避免身受拘送之辱，有损大清王朝的声威，于6月29日致电李鸿章，请示在危机到来时下旗回国，主动撤退。中国方面似乎也意识到可能会出现最坏的情况。

李鸿章虽然做好两手准备，但军事方面的准备实际上似乎只是做做样子，深刻洞悉国际大势的李鸿章，此时却自以为是地在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让步。然而，列强各怀鬼胎，它们虽然向日本表达了一些劝阻意见，但并没有真正构成对日本的压力。到了7月初，日本不仅没有中止向朝鲜增兵，反而变本加厉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五条主张，即改制度、整财政、整律法、理兵备、施学政。看来，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不会退让了。7月5日，袁世凯将这些情况向李鸿章做了专门报告，强调日本不可能像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那样维持东北亚的和平，他建议清政府要尽速决定是和是战，不要再一味浪费时间，因为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

留给中国政府的时间确实不多了。7月10日，在日本政府的强大压力下，朝鲜政府与日本方面就内政改革开始进行连续协商。同一天，日本驻朝鲜大使大鸟致电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建议日本政府不要拖延时间，应该采取断然措施彻底解决朝鲜问题。两天后（7月12日），陆奥宗光电令大鸟圭介不妨利用任何借口，迅速开始实际行动。中日之间的军事紧张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同一天，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中国政府，再次明确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日本从朝鲜撤兵的要求，声称中日两国如果发生不测之变，责任全在中方，日本不任其责。

日本的态度、立场坚定而不可动摇，而中国方面却一味拖延，进行许多不必要的政策争论，错过了军事准备的最佳时机。7月14日，清廷以事机紧迫，密谕李鸿章先派一军进驻朝鲜边境，并布置旅顺、大连及威海卫防务。第二天，清廷加派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筹朝鲜事务。

朝鲜战事已箭在弦上，清廷似乎开始有了紧迫感。7月16日，清廷判断中日之间战争不可避免，严旨令李鸿章迅速筹备进兵事宜，不可意存畏葸，徒事延宕。

中国政府的判断是对的，可惜许多大好时光都被列强的调停所耽搁。7月17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与中国开战，并要求朝鲜废除与中国的一切条约，促使中国从朝鲜撤军，并限朝鲜方面22日答复，逾期不复，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

日本全力开动战争机器，中国政府被迫应战。在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开战的同一天，光绪帝也明确表示以战争消灭战争的意思，“撤兵可讲，不撤不讲”，并宣布皇太后也有不准示弱的明谕。^[1]

战争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固执的李鸿章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依然做着国际调停梦，依然在为和平作最后的努力。7月19日，李鸿章提出解决中日关于朝鲜纠纷的新思路，建议以此作为中日继续协商的基础。这个新思路由驻日英国大使转递给日本政府，共有六个要点：

一、以后中日可各自派兵前往朝鲜平息动乱。这显然是对日本先前要求的让步；

二、中日商办在朝鲜的商务利益；

三、中日各派大员商办朝鲜兴利除弊各事，劝朝鲜国王照行，但不能勉强。这一点也可以看作是对日本要改革朝鲜内政的回应或让步；

四、中日两国达成不占领朝鲜土地的共识；

五、如遇朝鲜大典，日本不能与中国平行；

六、朝鲜为中国属国，这一点不容讨论。

李鸿章的六点新建议应该说有很大的让步，但日本政府并不愿意接受这个让步，更不愿意以这个六点建议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日本政府明确拒绝三、五、六等条款，也就是说，不愿意与中国协商朝鲜内政改革事宜，不愿承认朝鲜为中国属国这一基本事实。日本政府的态度及时回复给中方，并限中方五日内直接对日答复，不必通过第三国，如五日内中方向朝鲜增兵，即作为决裂，中日之间不再存在和平的基础。

日本的态度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愿再与中国进行任何讨论，它认定只有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这一点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英国政府、俄国政府等都意识到这一点，都认为日本不负责任得寸进尺，如果最终导致中日开战，实为远东乃至世界的大不幸。

国际社会道义上的同情并没有使李鸿章最后的外交努力获得回报，日本政府一意孤行，根本不在乎甚至可以说最希望与中国开战，一决雌雄，彻底解决朝鲜问题，也就是彻底改变朝鲜的地位，将中国军队从朝鲜赶出，使朝鲜从中国的属国变成日本的第一块殖民地。7月23日（六月二十一日），日本军队进占朝鲜王宫，将王室成员带到日本使馆，囚禁国王李熙，威逼国王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出面摄政，组织傀儡政府。25日，大鸟威逼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之间一切商约，并“授权”、“委托”日本军队驱逐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中日之间终于兵戎相见于朝鲜。

当李鸿章预感中日之间的悬案依靠和平手段可能根本无法解决时，他根据朝廷旨意也在进行新一轮的军事部署。早在7月初，他就安排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与怡和洋行在上海进行谈判，以月租金七千多两白银的价格租用英商印度支那汽船公司的“高升”号、“爱仁”号、“飞琼”号三艘运输船向朝鲜运送兵员。

李鸿章之所以租用英国人的运输船，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其一，中日之间虽然尚未正式开战，但相互关系已经非常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英国海军当时还是世界老大，不管日本人怎么蛮横强硬，大概日本人还不至于在海上对英国人的运输船痛下毒手。其二，日本一再要求中国不得再向朝鲜增援，中国尽管有号称世界第八强的北洋海军，但如果用北洋舰船运送兵员，可能会给日本留下借口，引发无谓的争执。

使用英国运输船是为了避免与日本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不过，李鸿章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他指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制订严密的护航计划，丁汝昌准备亲率北洋舰队主力“定远”号等八艘军舰护航，以确保“高升”号等三艘运输船的绝对安全。李鸿章内定的方案是，如果日本海军执意挑衅，胆敢率先开炮，北洋海军就必须给予坚决回击，甚至暗示当运输船遇到危险时，可以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

然而，到了出发的前一刻，李鸿章突然改变护航计划，北洋海军仅委派“济远”、“广乙”和“威远”三艘军舰在朝鲜西部海域巡弋，这三艘军舰以“济远”舰管带、副将方伯谦为队长。这就严重降低了护航能力。李鸿章之所以这样做，据说主要是因为列强态度有所改变，对日趋于强硬：一是俄国人对日本军队在汉城修筑炮台等事非常不满，准备派兵驱逐；二是英国政府已向日本发出警告，表示如果日本人固执己见，一意孤行，那么以后如果发生中日冲突事件，日本必将承担全部责任。俄、英两国的态度使李鸿章产生新的和平幻想。

增援部队的目的地是朝鲜牙山，而牙山深缩在汉江口即江华湾内，水域狭窄，登陆困难。所以，装载有两千六百名官兵和大批武器弹药的“高升”号等三艘运输船无法一起登陆，而牙山方面的守军也仅仅征集到三十条民船，每船每次只能装载三十人，而过驳距离长达七十里。中国军方尽管租用了三艘运输船，实际上也无法一次鱼贯而入开进牙山。这大概也是北洋海军无法周密护航而只能派出军舰在朝鲜海面巡弋的一个原因。

7月21日下午，满载增援兵员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最先从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按照计划从大沽启程。

在“济远”、“广乙”、“威远”三舰协助、警戒下，“爱仁”、“飞琼”两艘运输船在牙山接驳、登陆，总体而言还算顺利，但到了24日晚，方伯谦获悉在汉城的日本军队已经绑架了朝鲜国王，形势突然变得危险起来。

在北洋海军此次护航编队中的“威远”号，原属福建水师，是中国第一艘铁肋木壳船，由福州船政局制造，1877年竣工，后调入北洋水师。“威远”号为木甲船，速度慢，防卫能力差，其实就是练习舰，一旦用于实战，显然非常危险。鉴于这个情况，方伯谦命“威远”舰于24日晚间尽快返航，而由他率领“济远”、“广乙”两舰留在朝鲜海域等待“高升”号的到来。

按照原先计划，“高升”号应该在25日早上进入牙山。听说了日本人在汉城动手扩大事态的消息，方伯谦对“高升”号的安全似乎总有一点不祥的预感。25日一大早，方伯谦命“济远”、“广乙”两舰出牙山口迎接“高升”号。

从战术层面以及方伯谦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和处置说，北洋海军指挥系统并没有大的失误，然而中方的行动计划乃至部署细节似乎都被日方所获悉。日本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经营了一个严密的谍报网，不仅有许多日本“中国通”在中国大肆活动，而且收买了许多中国人，下焉者如贩夫走卒，能够混迹市井码头，与工人为伍，知道“高升”号三艘运输船装载的详细情况；上焉者有不少官员，这些官员中据说还有李鸿章的亲戚、下属。这些官员不一定就是贩卖情报，但他们与日本间谍建立了“深厚情谊”，就难免在无意中泄露重要军机，使日本人很清楚地知道中国军队的异动时间、目的等细节。所以当“高升”号等三艘运输船在“济远”等舰护卫下浩浩荡荡出海时，日本人已经为它们准备好了圈套。7月20日，日本大本营接获北洋舰队将赴朝鲜牙山增援的情报，很快就部署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前往朝鲜西海岸拦截、偷袭。

日本第一游击舰队由“吉野”、“秋津洲”和“浪速”三舰组成，它们在接受命令后于23日离开佐世保基地。24日晚，绕过朝鲜半岛西南端，进入朝鲜西部海域，在那里寻找中国军舰，寻找挑衅的机会。中日之间爆发冲突已经在所难免。

中国方面尤其是方伯谦已经预感到危险，预感到中日之间或许会很快开战。7月25日晨七时二十分，方伯谦率领“济远”、“广乙”两舰出海口迎接“高升”号，因为“高升”号只是一艘运输船，船上有中国官兵一千多人，携带有轻武器，但运输船本身并没有攻击和防护能力，且速度缓慢，安全性差。

方伯谦率“济远”、“广乙”两舰刚出海口，就与正巡弋至此的日本联合舰队相遇。日本第一游击舰队的“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最先发现这两艘中国军舰，并即时下达战斗命令。中国方面大约也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日本军舰，大概也同样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

大约二十分钟后，也就是七时四十五分，相向而来的中日两国舰队越来越近，相距大约三千米时，突然一声炮响，历时数月的甲午战争终于开始了。

这第一炮究竟是谁打的，历来说法不一。日本方面指责中国，说是“济远”舰最先开炮，日舰被迫还击。而中国方面，不论是当年的军方，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一味指责是日本军舰最先挑衅，最先开炮。这一争论，一百多年来一直持续不断，迄无定论，估计永远也不会有定论。不过，揆诸情理按诸逻辑，各种可能性都存在，日本舰队既然合围中国军舰，当然有首先开炮的可能，更何况日本军方在此之前一直期待不惜一切手段向中国挑衅。至于中国方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首先开炮的可能，这是因为“济远”舰官兵既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且中国官兵从来不愿做俘虏，不愿当战俘，那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先发制人，主动开战，争取主动，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可能。所以说，谁先开的这第一炮大概已经没有办法追究清楚。

战斗打响后，中国舰队尽管在质量、速度、人数等各个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但中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海面上硝烟弥漫，驰骋的军舰劈涛破浪，如蛟龙飞舞，如鼋鼍浮沉，壮观无比。然而以两舰对三舰，毕竟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在苦苦支撑、奋力激战大约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后，方伯谦下令两舰设法突围，不再恋战，以免被日舰全部歼灭。方伯谦事后解释说，“济远”苦战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继续恋战，就只有被日舰歼灭，与其被歼灭，当然不如设法脱身，保存实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方伯谦的这个解释被很多人认为是狡辩，是为自己的逃跑辩护。其实，一百多年后冷静思索方伯谦和“济远”舰的选择，大概除了同归于尽外，只有设法突围这一条路。

其实，在战斗打响不久，由福建船政局制造的“广乙”舰就在敌舰炮火打击下受了重伤，鱼雷无法发射，船身严重倾斜，舰体基本毁坏，不得不退出战场，向浅滩方向撤退，在朝鲜“十八家岛”冲滩搁浅，幸存官兵在点火焚毁该舰后从容登岸逃离。战场上，中国军舰只有“济远”在苦苦支撑，以一抵三，自己虽然给敌舰重大打击，但也受到极大损伤。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方伯谦下令“济远”设法突围，应该说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济远”舰的突围极为艰难，因为在“广乙”舰退出后，日本舰队的三艘军舰实际上是在合围“济远”舰。“济远”舰在找到一个机会后，迅速向中国方向撤退，因为如果赶得巧的话，或许有中国军舰能够给予接应也未可知。

中日舰队的将领虽然是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但他们的本事其实都是学自英国，许多将领在英国时都是同学，所以方伯谦的想法很难瞒过日本舰队司令官的眼睛。当“济远”舰转向而西时，“浪速”、“吉野”穷追不舍，无论如何不愿这到嘴的猎物再跑掉。

在配置、航速等方面，“济远”舰比不上“吉野”和“浪速”，“济远”舰真的想逃出敌舰合围，就只有兵不厌诈一个办法。“济远”一方面全速西向，一方面在眼见“浪速”将要追上时挂上了白旗，以诈降的手段迷惑敌舰。

“济远”的这一着或许真的起了作用，敌舰放慢了追赶的速度。然而，“济远”舰并没有在挂上白旗后停下来，它利用敌舰短暂的犹豫，突出包围，逃之夭夭。

据说，白旗在海军交战中可以有多种含义。你把白旗理解成投降，可以；你把白旗理解成没有敌意，也可以。没有敌意，并不意味着投降。所以挂上白旗的“济远”舰可以表示自己此时无敌意。而在日本舰队司令官看来，你既然挂上白旗，就意味着愿意投降，既然愿意投降，还往中国方向全速逃跑，就是欺诈。所以，日舰在短暂犹豫后很快反应过来，继续全速追赶，并向“济远”发出停止前进的命令。在距“济远”大约三千米时，日舰“浪速”毫不客气地对着挂有白旗的“济远”舰开炮猛轰。

“浪速”的炮击没有使“济远”停止前进，“济远”只是在白旗之下加挂一面日本海军旗，似乎期待以此继续迷惑日舰，而日舰“浪速”果然又有点相信，它向旗舰“吉野”报告说敌舰已经降服，自己已经向中国军舰发出停止航行的命令，并准备向其靠拢。

在“浪速”被迷惑而迟疑的时候，运载中国官兵和武器弹药的运输船“高升”号出现了；紧接着，北洋舰队的通信舰“操江”号也进入日本军舰的视野。

“高升”号和“操江”号的出现极大缓解了“济远”的压力，分散了日舰的注意力。“操江”号在大约十一时许与正在西逃的“济远”舰擦肩而过，大概是太过匆忙、太过紧张，“济远”舰甚至没有通过旗语或其他手段向“操江”号报告危险。这一点使“操江”号成员后来很不满意。

“济远”舰全速西逃，又出现了“高升”号、“操江”号，战场上一下子多出两个目标。日本舰队司令官稍事考虑，调整部署，令“浪速”放弃追踪“济远”舰，专门对付“高升”号；令追击“广乙”号至浅滩的“秋津洲”号转而追击也已西向逃跑的“操江”号。至于正在全速西逃的“济远”舰，则由舰队司令官所在的旗舰“吉野”号对付。

部署调整后，“吉野”号全力追击“济远”舰。中午十二时半，“吉野”追至距“济远”大约两千米处，连发六枚炮弹，重创“济远”。

“济远”官兵此时也非常愤怒，因为他们挂上了白旗，又挂上了日本海军旗，其实就是表明自己已无意恋战，无意与日舰为敌，自己全速西向逃走，也只为活命，保全舰只而已。日本人逼人太甚，“济远”舰官兵在主炮被毁、主炮手或亡或伤的情况下，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许多水手挺身而出，奔向尾炮，连发数弹，击中“吉野”要害。“吉野”船头低俯，孤军无援，心生怯意，只好挂起白旗和黄龙旗，表示不再追击，然后仓皇转向，沿来路逃回。“济远”舰终于摆脱困境，从容返航。

“济远”舰终于在激烈的丰岛海战中保全下来了，但是它忘记了自己的任务是为“爱仁”、“飞琼”和“高升”三艘运输船护航，忘记了作为旗舰、作为司令官所在舰，应该保护战斗力很低的“操江”号通信舰。这也是后来清政府向方伯谦问罪的重要原因。

至此“爱仁”号、“飞琼”号、“威远”号都已经安全返航，“广乙”号搁浅自焚，剩下的只有“操江”号和“高升”号。

“操江”号原属南洋水师，后来借调至北洋，主要用于通信和运输，是一艘老式木壳军舰，此时已服役二十多年，设备老化，配置陈旧，船上的五门火炮在浩瀚的大海中对付一下海盗还可以，真的要与日本的正规海军作战，那简直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船上配置的官兵为八十多人。

在平时，“操江”号送送文件，送送无关紧要的一些设备，大概还可以，不料这一次它从威海向朝鲜牙山运送文件、武器和饷银，却遇到了强敌和真正的危机。

“操江”号与正在西逃的“济远”舰相遇是在上午十一时许，地点就在丰岛附近的海面上。“济远”舰没有向“操江”号暗示任何危险，更没有出面保护“操江”号，而是一味西逃。不过，“济远”舰的反常行动似乎也提醒了“操江”号上的中国官兵，他们迅即掉转航向，和“济远”舰一样，向中国方向飞驰而去。负责追击“济远”舰的日军旗舰“吉野”号与“操江”擦肩而过，但它并没有制止“操江”号西逃，而是继续追击“济远”号。

在当时的情形下，“操江”号转舵返航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它实在没有力量与日本军舰中的任何一个相抗衡。

“吉野”号的不理会并没有给“操江”号带来更好的运气，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日本的三艘军舰已有分工，“吉野”全力对付“济远”舰，而负责追击拦截“操江”号的是“秋津洲”。“秋津洲”一路狂奔，终于在下午二时许追上“操江”号，遂发炮示警，命令“操江”号立即停止前进，就地抛锚。

“操江”号当然没有听从“秋津洲”的命令，继续西行。“秋津洲”再度逼近，并向“操江”号发射了一枚炮弹。“操江”号舰长王永发眼见自己将成为日本人的俘虏，心有不甘，准备自杀，但被随船的丹麦电信工程师劝阻。因为在西方人的伦理观念中，当无法战胜敌人时举手投降，并不是耻辱，更不涉及道德。而中国人大约自宋朝之后，在伦理观念上总是宣扬忠君报国，总是激励将士不成功便成仁，自杀殉国。不幸当了俘虏，那真是生不如死，不仅要接受组织上的审查，看看有没有向敌人泄漏什么有用的情报，而且受到亲人的歧视，从此再无扬眉吐气之日。

在丹麦人的劝阻下，自知不是日舰对手的“操江”号终于停止了任何抵抗，挂上白旗和日本旗，接受“秋津洲”的指令，就地抛锚接受日军登船检查。但“操江”号官兵在决定投降的时候根据丹麦人的提示，将重要文件及密码本投入炉火中，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清军的秘密。

“操江”号是日本海军缴获的第一艘中国军舰，后被拖至日本海军基地佐世保港口。日本人并没有因为“操江”号配置陈旧而弃之如敝屣，而是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它先是被改作日军训练舰，退役后充任检疫船，直至1965年才被解体，大概是北洋海军中寿命最长的舰船。

“济远”舰重创“吉野”号后终于有幸逃走，“操江”号不幸成了俘虏，战场上此时只剩下“高升”号。

“高升”号出现在丰岛海面的时间大约为早上八时许，但由于“高升”号是英国商船，挂着英国国旗，且由英国人担任船长，所以“高升”发现日本军舰后并没有怎样恐慌，而是按照计划继续在预定航线上前行。

九时许，日舰“浪速”号逼近“高升”号，在向“高升”号鸣放两声空炮后，用旗语要求“高升”号下锚停航，就地待命，否则后果自负。

“高升”号只是一艘运输舰，根本没有大炮之类的配置，船上的中国军人也非海军，没有海上战斗的经验。“高升”号的船长是英国人高惠悌，他看到日本军舰气势汹汹，不可阻挡，当然不会选择对抗，即便为船上一千多名中国人的安全考虑，高惠悌只能接受日本人的指令，停止前进，接受检查，避免无谓的冲突，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浪速”号此时正在追击“济远”号，它向“高升”号下达停止前进的命令也只是一个临时的处置措施，命令下达后，“浪速”号并没有登船检查，而是继续追击“济远”舰去了。“高升”号看着“浪速”号越走越远，不知道“浪速”号究竟是要干什么，遂用旗语询问自己是否可以恢复前进。谁也想不到的是，“浪速”号正在向追击对象“济远”舰发出停止前进，否则后果自负的命令。“济远”舰当然没有听命，而“高升”号却稀里糊涂地以为这个命令是给自己的，结果就地待命，错过了逃跑脱身的一个重要机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舰队司令官调整了各舰任务，“吉野”负责追击“济远”，“浪速”全力对付“高升”。“浪速”接令后调整航向，重新驶回距离“高升”号大约四百米的地方，再一次命令“高升”号原地不动，等候检查。为防不测，“浪速”号还将所有大炮都露了出来，并用右舷炮对准“高升”号船身。

十时许，“浪速”号放下一只小艇，几名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士兵在人见善五郎大尉带领下，乘坐这支小艇登上了“高升”号，要求检查商船执照。英国人船长高惠悌在接受检查的同时，也提请日本军人注意“高升”号是在伦敦注册的英国籍商船。

日本军方无论怎样蛮横，怎样期待与中国开战，但都不能无视英国的利益，更不能侵犯英国的商船。不过，“高升”号上毕竟装载有一千多名中国官兵，而日本政府在几天前就明确告诫过中国不要向朝鲜增兵。所以，日本军人可以不对“高升”号采取措施，但毫无疑问，他们不会放过这些中国军人。

高惠悌与日本军人交涉的详细情况，在船上的中国军人似乎并不知道，但中国带队将官请求搭乘“高升”号的德国人汉纳根转告高惠悌，中国军人宁死也不愿当日本人的俘虏。汉纳根会中文，一方面将这个意思向高惠悌做了解释，一方面劝慰中国将官注意维护船上的秩序，注意照料中国士兵，这样或许有利于高惠悌与日本人谈判。

日本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既然不能打击“高升”号，就只能命令“高升”号跟着“浪速”号，大概意思是要将“高升”号拖至日本海军基地，然后再作处理。

将“高升”号拖至日本人的基地，当然是中国官兵无法接受的。只是“高升”号毕竟不是一艘战舰，船上的一千多名官兵毕竟不是水手，比较合乎情理、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选择，是“高升”号暂时接受日本人的安排，然后通过外交渠道去解决。所以船长高惠悌回答日本人说，如果你们的这个说法就是命令，那么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表示抗议的同时予以服从，因为一艘商船绝对无力抵抗一艘军舰。

“高升”号是英国商船的事实也使中国官兵存在幻想，他们觉得自己既然乘坐英国人的商船，就等于站在英国人的土地上，无论如何不愿被送到日本人的军事基地，那样无疑是投降，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是为人所不齿的。他们既然已经无法继续前往朝鲜牙山，于是希望英国船长将他们送回中国大沽。

日本人当然不会同意中国官兵返回中国的要求，而欧洲人毕竟是最现实的功利主义者，他们也不敢违背日本人的意志，正如高惠悌反复向中国将官所解释的那样，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因为一颗炮弹就能在短时间内使“高升”号葬身大海。

欧洲人的理由说服不了中国官兵，但中国官兵对当俘虏的恐惧依然存在，稍经权衡，他们发现自己毕竟有一千多号人，而“浪速”舰上不过只有四百人。如果“浪速”上的日本人胆敢登上“高升”号强制他们，那么他们差不多是三个人对付一个日本人，应该有点胜算。

中国将士的坚守使“高升”号上的欧洲船员非常为难，作为非武装人员，他们当然不愿意与中国人一样送死，欧洲船员通过船长高惠悌向中国人提出，如果中国人执意要与日本人开战，那么就请允许“高升”号的外国船员安全离开。

看起来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这些船员离开后，“高升”号无人驾驶无人操作，只能任人宰割，毁灭只在一瞬间。所以当中国官兵明白欧洲人的意思后，他们出于求生的本能，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这些外国船员离开。中日军队之间的冲突一下子转变为中国军人与欧洲船员之间的矛盾。

中国政府是这艘运输船的雇主，没有中国乘客的同意，欧洲船员无论如何不能擅离职守，当矛盾得不到合理解决的时候，欧洲船员无论如何也应该对自己的乘客负责任。可是，这些欧洲人并不愿意遵循这些行规和伦理，他们从来所受的教育，都是个人生命大于一切。他们向“浪速”号发送信号，要求日本人派个小船接他们，执意要弃“高升”号而他去。

漫长的交涉与哄闹使“浪速”号上的日本人也弄不清“高升”号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高惠悌一再请求下，“浪速”号上的日本人再一次在人见善五郎大尉指挥下，乘坐小船靠近“高升”号。这一次，中国官兵情绪激昂地聚集在甲板上，他们既不愿日本人登船，也不愿欧洲人离开。不得已，日本人只好与中国将官直接谈判，汉纳根担任翻译，船长高惠悌在场。

高惠悌要日本人告诉“浪速”号舰长，说“高升”号上的中国军人拒绝当俘虏，坚持要返回大沽口。他还指出，“高升”号只是一艘英国商船，况且他们受雇于中国政府，帮助中国人运送兵员时中日之间并未开战。

汉纳根也告诉日本人，船长高惠悌和欧洲船员均已失去自由，而船上的中国军人的情况又是如此，“高升”号如果被拖至日本的军事基地，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发生怎样的大事变。他请求日本人重新考虑先前的决定，允许“高升”号返回中国大沽口。

中国军人、高惠悌，尤其是汉纳根的表示似乎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人见善五郎表示要改变先前的决定，他个人肯定没有这样大的权力，他必须回到“浪速”号请示舰长。这时各方交涉已经有三个小时了，时间为正午十二时半。

日本人返回“浪速”号时，高惠悌召集所有高级船员到驾驶台开会，商量对策，汉纳根也参加了这个小会。他们很快决定，如果日本人不接受中国人的要求，或者日本人向“高升”号射击、开炮，那么希望所有船员设法离开“高升”号，各自逃生。

正在这时，日本人的决定也出来了。“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听了人见善五郎的报告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中国人有意与他们为敌，有意刁难，只有用炮火破坏“高升”号才能化解分歧，解决冲突。“浪速”号此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心，就是“高升”号上的中国军人是在拖延时间，以待后援。所以“浪速”号用旗语通知“高升”号所有欧洲船员立即离开，避免在中日冲突时伤及这些欧洲人。

欧洲人在获得弃船的通知后准备离开，但是中国人似乎已经明白了日本人和欧洲人的意思，他们清楚只要欧洲人在船上，不管怎么说，日本人还是有点顾忌。如果这些欧洲人真的离开了，日本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他们立即用各种方法控制欧洲人，这些船员面临着来自中国人的生命威胁。

陷入困境的欧洲船员再次向“浪速”号求救，请求日本人再派一艘小船来。“浪速”号表示不能再派小船，并将代表将要发动攻击的红旗高高挂起。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可是高惠悌和欧洲船员似乎此时只想着自己的生命安全，无意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下午一时许，“浪速”号前进至距“高升”号仅一百五十米的地方，突然向“高升”号发射了一枚水雷，紧接着，又用右舷六门速射炮向“高升”号一阵猛轰。

猛烈的炮火给“高升”号带来巨大的恐慌，但对那些欧洲船员来说，这些炮火似乎又是命令，又是暗示。他们听到大炮声后，不论是站在桥楼上，还是站在甲板上，几乎都动作整齐划一地拿着救生圈，拿起舢板，往水里跳。

欧洲人的动作震惊了中国官兵，当中国官兵醒悟过来时，突然觉得这些欧洲人与日本人合谋算计了自己，于是毫不客气地朝着水中的欧洲人开枪——谁让他们背叛中国人呢？

炮轰仅半个小时后，“高升”号就迅速沉没大海，在这沉没的过程中，清军中会游泳的不会游泳的，都纷纷拿起救生圈，或者放下吊艇，或者抓住一块舢板，跳进水中，仓皇逃生。有的侥幸逃了出来，更多的人或被“浪速”号上的日本人，或被那些不敢跳水的中国人开枪打死，而留在“高升”号的中国官兵，最后都沉没大海，葬身鱼腹。据研究，遇难的总人数近九百，大约只有一百七十人侥幸逃生。

注释：

[1]《翁同龢日记》第5册，27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