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人齐落泪
震动之后便是怀疑、困惑与愤怒，人们开始怀疑清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所奉行的洋务新政究竟有什么用，为什么号称重建盛世辉煌的清帝国在面对东邻小国时竟如此不堪，人们不仅要追究战败的责任，而且要追寻更为深层的原因。结论是，过去三十多年的洋务新政只是在物质层面向西方学习了一点皮毛，但在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等层面，中国依然坚信中体西用的原则，拒绝向西方学习，拒绝政治层面的任何改革。
其实，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或偶然因素，并不是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日两国的制度差异。中国人之所以在甲午战败后愤怒不已，主要因为中国是败给了东邻小国日本，而不是西方大国。假如中国不是败给日本，而是像鸦片战争时那样败给西方诸强中的某一大国，中国人在感情上或许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事实上，在此之前几十年中国在与西方诸强交涉时颇感屈辱，但没有像甲午战争那样在中国人中引起震荡。
既然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日本弱，既然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也许可以获得胜利，那么，中国人如果能够冷静反省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客观探讨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问题或许不至于如后来那样复杂化。然而，素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人，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就已认识到“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浅显道理，但他们在心理上却无法接受惨败于日本这一“弹丸小国”的事实。于是，他们不是积极面对既成事实，隐忍一时之耻辱，更图异日之自强，卧薪尝胆，十年图报，而是舍近求远，试图寻求某种终极原因，试图来个根本解决。
循此思维路向，中国人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清政府几十年来的洋务新政，以为洋务新政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待于从根本上放弃固有的旧体制。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网罗，建立新的制度与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
面对割地赔款的屈辱而作如此反省，未尝没有充分理由。然而问题在于，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否定中国既有的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妨设想，如果没有洋务新政几十年积蓄力量，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时恐怕就不是不堪一击，而是将全面沦为日本殖民地。事情的真相或许正如当时某些外国人所评论的那样，日本人素修战备，有目标有方略，待时而动。中国则以宽浑为量，对日本的崛起不太在意，更没有想到或疑虑日本有窥伺中国侵略中国的野心，中国对日本素来以友邦相待，而日本人在过去几十年则频繁派遣大量间谍四出侦探中国情形，为甲午战争向中国用兵做了足够的准备。假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战备，恐怕日本也就不能那么容易得逞了。据此而言，甲午战争的结果并不表明中国弱于日本，更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体制落后于日本。[1]也就是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别有原因在，将之归咎于洋务新政，并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反而陷入了一种精神误区，患上恐慌症。
恐慌是当时国人的真切感受，他们也不是不能理解和接受清政府的议和条件和苦衷，但是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亡国感、危机感。康有为后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追述当日心情时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痛心疾首。这并不仅仅是中国人输不起，而且中国人发自内地心担心，甲午战败将开启列强觊觎中国之野心，割地之事小，瓜分之患大，中国面临土崩瓦解的可能，社稷之危从来没有甲午战后这样严重。康有为恐惧的不是既成事实，而是一种可怕预感，难道真的如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担忧的那样，“运会”既成，中国的末日就要来临了吗？ [2]
1895年4月初，可怕的预感终于成为现实，从日本不断传来的消息令中国人忐忑不安。最先被震动的当然是那些拥有最先知情权的统治层。4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马关议和的大概情形，他虽然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苛刻的索赔条件感到愤怒，但也深知中国如果拒绝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中国实际上陷入两难的境地，对于日本的条件，不允则目前无以自强，允之则日后何以自立？ [3]中国既不能接受日本要挟，也不能拒绝日本要挟。这个困境很难破解。
而另外一些大员主张坚决顶住，大不了重新开战，鱼死网破。翁同龢在此后几次廷议中力陈台湾不可弃，人心不可失。更有许多大臣联名上奏，建议清政府迁都拒和，重整军备，再决雌雄。
然而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在做了最大努力后还是遵旨在协议上签字，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恢复和平。
《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到国内，反对的声浪更加高涨，更加激昂。最激烈的反应首先来自被割让的台湾，台湾人无论如何想不通自己的祖国何以这样狠心这样残忍，将自己的骨肉同胞送给敌人。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电政府，力言台湾不可割让，否则百万生灵无法安置。而且，割让台湾必将引起国内外的连锁反应，“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4]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与台湾近在咫尺，日本人占据台湾，这些地区的中国人怎能安枕无忧，怎能不人心惶惶？
19日，台湾绅民挽留准备内渡的唐景崧坚守到底，领导台湾人抵抗日本人的占领，或者想办法将台湾交给国际社会或者英国托管保护。在台湾民众爱国情绪的激励下，唐景崧第二天致电清政府，表示台湾人民非常痛恨割让台湾的决定，宁愿战死也不愿接受日本人的殖民统治。
唐景崧的请求以及台湾民众的反应深深影响了北京政界。4月19日，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联衔具陈，要求清政府鉴于目前的情形，不要急于批准《马关条约》，否则中国即便从此开始变法，也将丧失许多宝贵的资源和条件，中国必将在各个方面严重受制于日本。[5]同一天，山东巡抚李秉衡也上奏折力阻和议，他的理由颇有意思。他认为，中国割地赔款太不合算，中国如果拒绝此约，用这笔赔款去练兵，以二十万人计之，每月只需花费一百余万，岁计亦不过一千数百万。如能战胜，则赔款可以不给，而中国可以自强。[6]4月20日，两江总督张之洞也要求政府不要批准和约，主张联合英、俄，抵抗日本，他反复表达的一个重要意思是，如果遵守这个和约，国将不国，反之，废约再战，即便失败，也不至于不国。[7]4月26日，文廷式授意其表弟汪曾武联络各省举人向都察院请愿，全面反对马关议和达成的协议，提出地不可割、中国土货不得改造、倭奴之在内地贸易者不得免税、苏杭各口不可通商等，以为这些规定将对中国未来产生莫大损害。[8]
大臣们的意见对清廷的决策产生了些微影响，光绪帝在4月23日廷议时得知台湾民众死守情形后深为感动，意识到割让台湾将使天下人心皆去，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办，究竟是否废除好不容易达成的和约，光绪帝此时心中也没有了主张。不过由此他倒是萌发了变法图强的思想，这对后来的政治进程关系重大。[9]
注释：
[1]《照译前美国副领事毕德格在日本东京与外务省人员议论中东军务节略》，《李鸿章全集》第3册，1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运会”的说法也见于《王文韶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895年4月16日。王写道：“马关来电，和议已有成说，明日画押，目前暂可无事，此后则不堪问矣。运会所迫，夫复何言！”
[3]《王文韶日记》，880页。
[4]《郑孝胥日记》第1册，4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5]汪叔子编：《文廷式集》，60—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6]戚其璋辑校：《李秉衡集》，232页，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
[7]《郑孝胥日记》，486页。
[8]《文廷式集》，65—67页。
[9]《翁同龢日记》，27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