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为何信任与值得信任都那么重要？

被信任的好处和不被信任的坏处

当人们信任你时，你的生活将变得一帆风顺。良好的信用评级使你无须支付罚款利息就能借到钱；公平贸易的好名声有利于你的小企业蓬勃发展；就算你不得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你振振有词的样子也会给你很大帮助。

不被信任会使我们失去这些优势，并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有过犯罪记录的罪犯很难找到工作；家暴妻子的男人很难维持与其他男人的友谊，甚至会被孤立；来自不受警方信任的社区或种族的年轻人很容易在街上不断地被要求配合“拦截和搜查”工作。

信任或不信任带来的一些好处和坏处是实际的——它影响我们的健康、财富或生活乐趣，与我们的身份、品质与自由意志紧密相关。不被信任不仅仅是一种不便，更是一种侮辱；相应地，信任是一种夸赞。我希望我的朋友、家人和同事信任我，不仅仅是出于这会让我做起事情来更顺畅——尽管的确如此——还因为我将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视若珍宝，且信任程度又是评价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正如刚才所说，我们或许也希望能少一点信任。信任带来了期望，甚至是要求。如果介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多少会希望他们降低期望，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迫在顺从和失望之间做出选择。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时，信任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因为即使我们竭尽全力也未必做得好。当我们实在不想做某事时，信任也是一种负担：你宁愿你母亲不要那么期待你会在每晚下班到家后给她打个电话，尽管你很感激她的爱和她的信任。像下面这样的情况很棘手：虽然你很想在某方面不被信任，但你也不想完全地不被信任，或者被认为是不可信的。更确切地说，你其实是不希望你的母亲把每天的通话作为测量你可信度的方式。

不过，总体而言，被信任是一件好事，而不被信任可能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施信者和受信者：作为施信者，我们有责任恰如其分地履行信任或不信任的权利，避免伤及无辜，也避免让那些不值得我们信任的人得益。

信任的优势与不信任的劣势

当我们信任或不信任时，我们会对对方的言行、动机、能力和专长等产生期望。我们都会描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准确地描绘出一幅社会生活的画卷，以找出谁以及他在哪些方面会诚实守信。

但描绘出这一图景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做某件事的动力不仅仅是好奇究竟谁是值得信任的。合理地确定谁是值得信任的，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技能，且具有挑战性。不去信任不可信的人有助于保护我们免于剥削、失望和背叛。而信任值得信任的人则会带来许多好处，通过紧密联结与友好关系，我们能够促使生意兴隆、职业获奖、体育团队比赛获胜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此顺利开展诸多合作项目。

获得信任对平稳地结束每日平淡无奇的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未见的检查和标准获得信息，而如果我们凡事都要亲力亲为才能逐一确信，那么生活将步履维艰。错付信任的代价可能是高昂的，但信任与不信任不是非此即彼的，这其中至少还有一个灰色地带。

正如我们可以从接受信任中受益一样，我们也可以从提供信任中受益，这些好处并不局限于能够带给我们生活便利这样具有实用性的一面。周边都是可以信任的人的感觉很棒，当然，这不仅来自成功识人的自豪感。因为识别一个骗子固然很令人得意，但结识一个真正的朋友才更有意义。

这么说来，从你自身的角度来看，信任那些值得信任的人和不信任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都会好处多多。但这不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事情。信任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就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既可以公平分配，也可以不公平分配。如果你只信任那些与你种族背景相同的人，或者你不信任所有红头发的人，那么你就会错失很多机会。但你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你的行为在道德上也出现了问题，因为这将给他人造成不公平的伤害。

那么，在我们的信任和不信任中，我们对他人负有什么责任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我们应该信任值得信任的人和不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人。将其作为理想虽然无可挑剔，但不幸的是，我们看不透人心，无法在任何特定的方面准确地辨别他们是否值得信赖。既然没有这样的神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和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公正的评估。

又及，这多少算是理想化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受证据和时间的限制，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做判断是不现实的，但仓促做出判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错误。此外，寻找更多的证据，或者要求更多的时间，本身就可能给人留下不够信任的印象，而不是一种中立的态度。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探索一些关于我们如何做出这些判断的实证研究，并反思它们究竟有多公正和多准确。

我们都知道，无论我们的关注者是否乐意，缺乏信任都会给“对方”造成伤害，但有时过度信任也可能是有害的。孩子们经常需要保护自己不受伤——我的孩子们认为，我应该相信他们能够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去上学，但在我看来，他们还不够大，路线也不够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通过不信任他们来保护他们，可如果我管得太多，甚至不放心他们独自在楼上玩耍，这就会伤害他们，而不是帮助他们，因为这一做法会阻碍他们成长为对自己负责的个体。

对成年人有类似的担忧似乎有点家长式，担心他们反而对他们不利，但有时家长式作风又是对待有不良嗜好者的正确态度。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快速厘清其中界限在哪里：我们需要在过于轻信某人和怀疑那些具备了自主性与独立性的人之间做出权衡，因为这两种做法都会给人带来伤害。

讨论至此，无论是为了我们自己，还是为了那些可信任与不可信任的对象，似乎“信任值得信任的人，不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人”这一方针是我们应该努力遵循的。虽然有时我们可能会不知道如何执行这一方针，但它仍然是我们的目标。可我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复杂因素，即传达信任会让人们变得更值得信任，而传达不信任则会催生不值得信任。我们并不是在处理一个封闭的、反应迟钝的系统：我们对可信度的判断是一种干预，这种干预会产生有意义的后果。

在2002年的瑞斯演讲（Reith lectures）中，哲学家及公务员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辩称，怀疑的文化所引发的对问责的要求，反过来破坏了社会信任和专业责任，同时还消耗了相关方的时间和资源。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认为，雇主过于密切地监控员工的工作效率，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降低员工的工作效率，因为员工感到自己不被信任，也就不太倾向于展示自己的技能和承诺。如果给出一个适度的、善意的底线，信任可以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策略，同样，不信任也是如此。信任是一种赞美，不信任是一种侮辱，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更喜欢小小的奉承。

但以上这些是有限度的。有些人会利用信任者的善意来回应信任，有些人则会以一种努力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方式来回应不信任。然而，当我们在社会互动中把握机会时，必须权衡主观干预信任的后果。

我们是否承担得起在信任方面犯错误——并甘冒轻信的风险——取决于赌注是什么，我们能承受多大的损失以及涉及谁的利益。一个雇主雇用了一个罪犯，这种做法或许是值得敬佩的。但如果雇佣单位是一所学校，且罪犯曾被定罪为虐待儿童，这样的事就不能发生。通常情况下，我们做出的信任决定不仅会对被信任者产生影响，也会对那些依赖我们做出正确决定的人产生影响。毋庸置疑，我们不应当轻易地去代表他人的利益。社会上那些享有特权的人可能会更容易冒险去信任，这仅仅是因为风险和成本对他们而言相对较低。

我们能否通过变得更值得信任来回应信任和被利用的风险，也取决于赌注是什么，以及我们的经历教会了我们什么。一个失信之人似乎没有机会发展出其可信性，我们也不能指望他在获得信任时能够迅速地做出回应。这是由长期得不到信任而产生的恶果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这些可信的特征得不到觉察，那么发展出这些特征就没有多少意义。这反过来又使得那些习惯于猜疑的人群变得不再付出信任，造成恶性循环。

高信任、低信任与社会资本

信任会让受信者受益，而不信任则是一种伤害；反之，对于那些提供信任之人，如果较好地把握了值得信任（或不值得信任），就能得到许多实惠。当别人依赖我们时，我们关于信任的决定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考虑这些后果。这就是信任和值得信任在人际关系方面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原因。

但许多社会科学家也认为，生活在“高信任”或“低信任”的社会给每个人带来的影响，其后果已超出了我们私交的范围。在列出提高或降低社会运行效率的资源时，“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往往与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工具箱）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技能）并列。社会资本具备社交网络的一种特征——网络越强大，资本越大。它也反映在“普遍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这一点上，即我们愿意为他人做好事，也期望最终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间接地获得回报。

例如，我在帮助一位在街上向我问路的陌生人时，并不指望在我去他家乡时会再遇到他，并在我向他问路时，他会给我回报。然而，我确实有一种普遍的期望，即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同样慷慨地帮助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乐善好施、乐于助人的社会里，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包括那些从不帮助他人，但在需要的时候热衷于寻求帮助的“搭便车者”（freerider）。

一般来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理由期待遇到的人是诚实且愿意合作的，我们就可以正常工作，而不是不断地检查、锁定和担心——无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更有效率、更容易地完成它。合住学生公寓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冰箱里塞满了六个独立的牛奶盒本是件讨厌的事，更糟糕的是浴室里堆满了六卷独立的卫生纸。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分担这些基本用品的财务成本，并轮流做记录。如果室友们能够相互体贴、定期购买，这一问题就被非正式地化解了，那么他们就能集中注意力于学生生活中更有趣的方面。相反，如果必须建立一个正式的轮值表和资金库来防止秩序混乱，那么它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滋扰，特别是当它必须被强制执行的时候。

轮值表与资金库是由于室友之间缺乏信任而产生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信任是普遍互惠和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不是唯一的方面，因此信任引起了学者、决策者和商人的关注，他们对提升信任所带来的潜在的经济效益十分感兴趣。商学院的研究人员探索了信任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作用和价值。

信任、可信度和交易成本很难通过经验来衡量，所以我们没有一成不变的结论。但一项对日本和美国汽车业的比较研究关注了福特（Ford）和丰田（Toyota）等实力雄厚的大型公司与向它们提供零部件的规模较小的专业公司之间的关系。供应商认为在信任度高的地方，他们更愿意与买家分享信息，其交易成本也随之降低。无论是在交易前的谈判持续期还是在交易后合规性的监控方面，都是如此。与其他研究相比，研究人员注意到日本的总体信任度要高于美国。

该研究的负责人杰弗里·H.戴尔（Jeffrey H.Dyer）和朱宇振[音译，주우진（Wujin Chu）]将他们随后的报告命名为《值得信任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作用》（The Role of Trustworthiness in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为什么是“值得信任”，而不是“信任”？这就像在亲密关系中一样，信任和值得信任的重要性紧密相关。信任只有在那些值得信任的人或组织的合理管理下，才是一种福利。否则，信任就会变成轻信或天真，尤其当人们彼此依赖时，这就变得特别危险，正如我们的员工、学生、孩子或客户所需要面对的那样。

同样，在思考自己的生活时，我们不仅应该追求值得信任，也应该追求明智的信任——值得信任本身是一种美德，就本章所探讨的信任所带来的实际好处来说，它也是至关重要的。信任很重要，但值得信任也很重要——这会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积极循环，如同不信任和不值得信任会消极地相互强化一样。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我们处于积极的循环中，而不是消极的循环中呢？信任怎么才能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