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秦張儀

第一章 發端

後史氏曰：外交之關係於人國，顧不重哉！奥相梅特湼，能以其縱横捭闔之手段，操縱歐洲之列强，則當梅特湼時代，奥嘗爲諸侯雄，雖以拿坡崙一世之雄略，不能害也。及梅特湼卒，奥之聲威，遂陵夷不振，德、法二國，迭起而雄長中原，而奥幾夷於魯、衛矣。德相俾斯麥，既以其沈謀深計，伐法人而深創之，又出其伐謀伐交之策，離法人使孤立。故當俾斯麥之時，法人懷深怒積怨而不敢報。及俾斯麥退隱，德今皇威廉二世用事，奮其凌厲無前之氣，東開罪於俄，西招忌於英，而南見嫉於意。英、俄、法之交合，意人亦袖手旁觀。而此次歐洲開釁，德遂陷於孤立之地位矣。抑且無竢遠引，吾觀諸中國，近古以降之歷史，蓋一外交失敗之歷史也。夫中國以强盛之國見稱於四夷也，其運訖於唐；五胡雖異族，然久居内地或邊塞，乘八王之亂而崛起，其事實與内亂無殊。而其孱弱不振，常受侮於北狄也，則其事始於宋。自宋以後之歷史，則一外交失敗之歷史也。石敬瑭、李從珂以自相殘賊故，不恤割北邊形勝之地，以求援於契丹，其爲失策，無竢論矣。宋興，席削平海内之餘威，雖當太宗之時，曾再舉事而不得其當，然當是時，精兵宿將，猶有在者。苟能君臣上下，發憤爲雄，固未始不足與契丹敵也，而徒懾於敵人一戰而勝之威，遽思爲屈膝請和之舉。澶淵之役，雖以寇萊公之雄略，猶不免歲輸繒幣，爲城下之盟，而其他更無論矣。自是以後，宋之君臣上下，惟惴惴於敵人之敗盟，乃至以遼人信天故，不恤造爲天書之説以誑之。愚人而適以自愚，亦可謂無具甚矣。天書之説，以遼人信天，思以是愚之，使不敢敗盟。見《宋史·真宗紀論》。西夏，蕞爾小邦也，婚姻於遼，用以猾夏，宋人熟視之而無如何也。迨仁宗之世，遼夏失和，遼以興師來告，宋人猶坐視其機會之逸去而不能乘，其失策爲何如哉？夫燕雲十六州，中國之地也，中更多故，失陷於遼，爲中國人者，枕戈待旦而思復之，義也。顧其自始即思復之可也，亦既與敵國結盟好、申信誓矣，一旦背百年之舊盟，結敵人朝貢之小邦，爲棄好尋仇之舉，寧得曰義？故約金攻遼之舉，宋人實當全負其責任者也。亦既藉金力以得燕山諸州矣，則金，吾與國也，且燕山諸州之克，金主實躬擐甲胄冒矢石以取之，而宋人實無寸功之可紀，則金之於宋，亦可謂無負矣。乃復信佞臣之奸謀，貪疆埸之小利，以納敵之亡人。宋、金兵釁之啓，觀其迹，雖若金人之暴横無道，然語其實，則宋人亦有不能辭其咎者在矣。夫城下之盟，古今所恥，況堂堂中國乎？靖康乙巳之役，宋人之不能甘心，亦何待言。然卧薪嘗膽以圖復讎，可也。敵兵一退，遽弁髦載書，視成言若無物，不可也。乃京城之圍朝解，而命三鎮固守之詔夕出矣，种師道、姚古等且出師以踵金人之後矣。衡以國際條約，國家當負遵守之義務之義，宋人之咎，又安得辭？南渡以後，韓侂胄之圖伐金也。章宗與宋方睦，邊臣有以宋將敗盟告者，皆不之信。使宋之臣，還以宋人備兵告，且杖而流之遠方。俱見《金史·章宗紀》。其信宋人，可謂甚矣。而棄好尋仇之舉，遂不得免。謂其曲非在宋人，又不可得也。自是以降，宋之外交，益奇謬百出，不可究詰。乘金人之敗於蒙古以罷歲幣，則非夫也。宣宗南侵，在宋人誠不得不爲備禦之舉。然及哀宗即位，卑詞厚禮，以求修好，爲宋人者，亦宜念唇齒輔車之誼，鑒約金攻遼之失矣，而孟珙江海之師，又出自陳、蔡，何其與徽宗時之得七空城似也。此猶可説也。而收復三京之師，其冒昧開釁於元，又與其開釁於金者無以異。自有外交以來，豈有善忘若宋人者哉？不特宋也，即遼、金自割據中國以來，其於外交亦頗染宋人之習，而亦即因此以招失敗。蓋嘗論之，金之初起，非必有意於滅遼也。金部落至寡弱，而遼則泱泱大風也。爲金人者，背百年之宗主，而悍然以與遼開釁，亦既所謂不德而貪，以遇大敵矣。謂其自始即有滅遼之心，吾敢決其斷然無是奢望。金兵之强，遠過於遼，而與元初起時彷彿，觀《宋史·吴璘傳》璘所稱述可知。其所以終不克成大業者，其原因全由於部落之寡弱。女真初起時，兵不滿萬，即其後宗翰、宗弼等侵宋之軍，亦恒不過三四萬耳。《金史·兵志》咨嗟太息於金之征伐不能常用其本部族之人，由於人數之寡少，蓋實録矣。夫國之强，必由於土廣民衆。淺演之國，土地觀念甚薄，則民數之衆，尤爲昌盛之惟一原因。以部落寡弱如是之女真，而謂其初起即有滅遼而代之之意，天下斷無是理。遼之亡，全由天祚之失政，而國内因之土崩瓦解耳。蓋遼之所以組織其國家之原素有三：奚、契丹，一也；所屬其他游牧部落，二也；得於中國之燕雲十六州，及招致漢民所立之漢城等，三也。累敗於金，聲威大挫，屬國盡叛，而遼人組織國家之原素去其一矣。耶律淳以漢地自擅，則去其二矣。并其本部族之奚、契丹人，亦起而擁戴梁王稚里，則天祚所有者，且不及三分之一矣，此則安足以自立？使無秦晉梁王之變，以遼之全力禦金，金雖强，豈足畏哉？故遼之亡，非金亡之，實一大遼帝國自分裂破壞耳。然此等内情，金人未必盡知之。故既取黄龍府後，尚沾沾於和議。迨耶律余睹降，盡洩遼内情於金，然後金人起僥幸之心，發偏師以襲天祚，天祚竟毫無抵抗之力，束手就俘，而遼亡矣。故耶律余睹之降，實遼亡之最近原因，而亦其一重大之原因也。金之初叛，蓋復苦遼政之苛暴，爲救死之計，勝敗尚未敢預必。迨累戰皆捷，意乃大輕遼人。然余睹未降以前，苟以稍優越之條件議和，在金人必無不足也。又金初與宋交涉時，亦無利宋土地之念。故攻下遼地，多以歸宋。迨欽宗時第一次啓釁，所求者尚止於河北三鎮。及汴京破，徽、欽爲虜，乃欲得河東、河北，然河南、陝西尚非所欲。故始則以封張邦昌，繼則以封劉豫，終乃欲以歸宋。適會撻懶誅，兀朮執政權，兀朮爲金大臣中極端取侵略主義者。秦檜與撻懶所定和議，遂至不成。然兀朮所求者，亦止於河南、陝西耳。至南方，則一次渡江侵略後，遂宣言不必復取矣。夫金人對於宋、遼，其欲所以如是之儉者，固由其土地觀念之薄弱。其大原因則實由於部落寡弱，得廣土而不能守也。《宋史》最蕪穢，失實語亦最多，宋、遼、金、元四朝交涉之事，知其真相者蓋罕。偶一縱論，不自覺其詞之費也。遼人苟能以和議餌之，而徐圖自强，未必遂無挽回國勢之策也。乃信使往來，徒争東懷大金等無謂之條件，及册書之形式，致和議亘五載而不成，敵益得以窺我虚實，爲成師之備。迨耶律余睹降金，内情盡洩，而遼之禍遂不可逭矣。元之初起也，亦未必遽有意於滅金，觀其既滅金後，猶欲墟中原之地以爲牧場，則其始全無土地觀念可知。當成吉思汗西征，僅留木華黎經略中原，而木華黎則暮氣不振時，苟能乘此機會，亟定和議，則休養生息，亦未嘗不可徐圖。而亦使命往還，一無成議。至哀宗時，國已岌岌待亡，猶縱飛虎衛卒，殺元使三十餘人以速禍。此與宋之賈似道言和於外而朝廷不知，其後乃多拘元之使臣，授以興師之口實者，又何異哉？要而言之，務虚名，喪實利，始則不審敵情，妄自尊大，終則稱臣割地，惟所欲爲，則可謂之宋以後之外交也已矣。明之於清，清之於今日東西洋諸國，固亦襲是迹以致敗者也。然則吾國其遂無外交可言乎？曰：惡，是何言！中古以前，吾國之外交固亦兔起鶻落，變化不可方物，一如今日之歐洲矣。謂予不信，請觀蘇秦、張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