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法

一、爲什麽要研究歷史

歷史到底是怎樣一種學問？研究了它，有什麽用處？

提出這一個問題，我知道多數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歷史是前車之鑒。什麽叫做前車之鑒呢？那就是：從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認爲好的，我們可奉以爲法，照着他做；失敗的，大家認爲壞的，我們當引以爲戒，不照着他做。姑無論成功失敗，不盡由於做法的好壞；衆人所謂好壞，不足爲準；即置二者於弗論，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執着相同的方法，去應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敗之理？在社會變遷較緩慢之世，前後的事情，相類似的成分較多，執陳方以醫新病，貽誤尚淺，到社會情形變化劇烈時，就更難説了。近代世界大通，開出一個從古未有的新局面，我們所以應付之者，幾於着着失敗，其根源就在於此。所以憤激的人説道：歷史是足以誤事的。因爲不讀歷史，倒還面對着事實，一件新事情來，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應付的方針；一有了歷史知識，先入爲主，就會借重已往的經驗，來應付現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爲成見所蔽，而不能見其真相了。如咸豐十年，僧格林沁被英、法兵打敗了，薛福成的文集裏，有一篇文章記載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説：咸豐八年，業經把英、法兵打敗了，這一次如能再打一個勝仗，則他們相去數千里，遠隔重洋，不易再來第三次，時局就可望轉機了。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戰敗一次，即不易三來？當日清朝腐敗的情形，是否再戰勝一次，時局即可望轉機？我們在今日看起來，可謂洞若觀火，而在當日，號稱開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這也無怪其然。當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無歷史知識，倒也不會作英、法再敗即不易三來的推測。有了歷史知識，照歷史上的成例推測，相去數千里，遠隔重洋，而要興兵至於三次、四次，確是不容易的，無怪薛氏要作此推測了。據此看來，歷史知識足以誤事之言，並不能説它不對。然而没有歷史知識，亦未嘗不誤事。當袁世凱想做皇帝時，先由籌安會諸人列名發出通電，説要從學理上研究中國的國體問題，到底君主民主，孰爲適宜？當時大家看見這個通電，就説：袁世凱想做皇帝了。我却不以爲然。我説：這其中必然别有緣故，深曲隱蔽，不可輕於推測。爲什麽呢？我以爲生於現今世界，而還想做皇帝，還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識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於此，以此推測袁世凱和籌安會諸人，未免太淺薄了，所以我有此見解。然而後來，事情一層層披露出來，竟爾不過如此，這不是一件奇事麽？此無他，還是缺乏歷史知識而已。據這件事情看來，歷史知識是不會誤事的，所以誤事，還是苦於歷史知識的不足。這話怎樣講呢？須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全無歷史知識的人的。我們和人家談話，總聽得他説從前如何如何，這就是歷史知識。所謂歷史，原不過是積從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專門的史學家，其知識之相去，亦不過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凱和籌安會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時，亦何嘗没有他們的歷史知識？在中國歷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豈能説是没有？以當時的情形而論，反對的人，自然不會没有的，然而據歷史上的成例推測，豈不可期其軟化？即有少數人不肯軟化，又豈不可望其削平？這個，據着他們僅有的、一偏的歷史知識推測，自亦可以作此斷案，自不免於希冀僥幸。倘使他們再多讀一些近代的外國歷史；倘使他們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點，知道歷史上的事情前後不符的甚多，未可輕易地執着前事以推斷後事，他們自然不至於有此失着了。所以説：誤事的不是歷史知識，只是歷史知識的不足。

歷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認爲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據歷史上的成例，以推斷事情，又易陷於錯誤；而没有歷史知識，又要誤事，然則如何是好呢？須知道：應付事情，最緊要的，是要注意於學與術之别。學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術則是應付事物的方法。淺薄的人往往説：我能够應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它干麽？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應付的方法自然會生出來，只有淺薄的應付方法，則終必窮於應付而後已。淺近些説：我們要做一張桌子、一張椅子，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然而木料之類，有時而不凑手，怎樣辦呢？倘使你只會按照一定的樣子做，就要束手無策了。如你明於原理，那就可以隨時變化。桌面上是要安放東西的，所以要是個平面，只要是平面，其形狀是正方的、長方的、正圓的、橢圓的，甚而至於都不是的，却不是頂緊要的條件。普通的桌、椅，總是四隻脚，那是求其安放得牢，然則只要安放得牢，三隻脚也未嘗不可以；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能够撑定在中間，也未嘗不可以，又何必定要四隻脚呢？這是舉其兩端爲例，其餘可以類推。做桌、椅是最呆板的事，尚且如此，何況較活動的事？何況所應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然則事物的真相，如何能够知道呢？那史學家有一句名言道：“現在不能説明現在。”爲什麽現在不能説明現在呢？那是由於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會瞭解其然的性質的。我們要用一個人，爲什麽要打聽他的出身？爲什麽要打聽他的經歷？豈不以一個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經歷等等造成的。我們試再反躬自省：我爲什麽成爲這樣子的我，豈不和我所生長的家庭、我所肄業的學校、我所交往的朋友、我所從事的職業，都有很大的關係？倘使我生在别的家庭裏，在别的學校裏肄業；我所交往的朋友，换過一班人；我所從事的職業，也换成别一種，我豈能成爲現在的我？我們再放眼縱觀：我們所認得的人，爲什麽成爲他現在這個樣子？讀書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氣，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氣，生意人多少有些市儈氣，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氣，這是爲什麽？他們是生來如此的麽？然則中國的社會，爲什麽和歐洲不同？歐洲的社會，爲什麽和日本不同？甚而至於英國和美國不同；日本和朝鮮不同；就中國的社會，南北風氣亦不能盡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長思了。尋常人對於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覺得不成問題。其實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遠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無不可以追溯至於極遠之世的。固然，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總不能真正尋根究柢，然而多知道一些，畢竟要好一些，然則歷史怎好不研究呢？

有人説：你的話是對了。可是已往的事情多着呢，我們如何能盡記，亦且如何能盡知？這話不錯。一天的新聞紙所載，奚啻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的幾萬萬萬分之一；歷史的所載，又奚啻新聞紙的幾萬萬萬分之一，我們能知道什麽？歷史又何從談起呢？且慢，我們現在是怎樣的一個人？你在社會上，占如何一種位置？人家如何應付你？你没有不明白的。我們所以能够明白這些，豈不由於已往的記憶？然而我們已往的事，我們亦何嘗能盡記？然則我要明白我之所以爲我，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記牢，只要記得其“足以使我成爲現在的我的事情”就够了。在人如此，社會亦何獨不然？又何至於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記呢？然而問題就在這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