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評
内篇
六家第一
《六家》、《二體》兩篇，乃劉氏論正史之作也。史本無所謂正不正；然其所記之事，萬緒千端，不能無要與不要之分。要與不要，隨各時代學者之眼光而異，無一定標準。一時代之學者，認其所記之事爲要，則以爲正史；謂其所記之事非要，則以爲非正史而已矣。“六家”者，劉氏所認爲正史；“二體”，則劉氏認爲六家中之善者，可行於後世者也。《雜述篇》所謂十家，則劉氏以爲非正史者也。參看《外篇·古今正史篇評》。
六家：浦氏曰：“《尚書》記言家，《春秋》記事家，《左傳》編年家，《國語》國别家，《史記》通古紀傳家，《漢書》斷代紀傳家。”其推劉氏之意是也。然予謂劉氏以《尚書》、《春秋》、《左》、《國》並列爲四家，實於古代情事未合，何以言之？
古之史，蓋止記言、記事二家。《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曰：“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漢書·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説當有所本，左氏果爲《春秋》之傳與否，事極可疑。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近世推衍其説者，謂《太史公自序》但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其《報任安書》亦然。下文又云“左丘明無目”，則宋祁所見越本，王念孫所見宋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論語》有“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之語，崔適謂《集解》録孔安國注，則此章亦出《古論》。然則自今文家言之，實有左丘，而無左丘明；有《國語》而無《春秋左氏傳》也。而《國語》一書，則只可謂與《尚書》同體，而不可别列爲一家。何者？古代記事之史，體至簡嚴，今所傳之《春秋》是也。孔子之修《春秋》，雖借以明義，然其文體則仍魯史之舊。其記言之史，則體極恢廓。蓋其初意，原主於記嘉言之可爲法者。然既記嘉言，自亦可推廣之而及於懿行；言行本難截然劃分。既記嘉言懿行之可爲法者，自亦可記莠言亂行之足爲戒者也。故《國語》者，時代較後之《尚書》也。其所記雖殊，其體制則與《尚書》無以異也。
或曰：秦漢以後之史，第一部爲《史記》，而《史記》之體例，實源於《世本》。洪飴孫撰《史表》，以《世本》列諸史之首，核其體例，則有本紀，有世家，有傳，《史記》稱列傳，謂合多人之傳，以次序列耳。並爲《史記》所沿，桓譚謂：“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本書《表歷篇》引，案此語亦見《梁書·劉杳傳》。《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蓋即《周譜》之倫，則《史記》之世表、年表、月表，其例亦沿自《世本》。《世本》又有《居篇》、記帝王都邑。《作篇》，記占驗、飲食、禮樂、兵農、車服、圖書、器用、藝術之源。則八書所由昉也。百三十篇，本名《太史公書》，《漢書·藝文志》如此，《宣元六王傳》、班彪《略論》，王充《論衡》同。《楊惲傳》謂之《太史公記》。應劭《風俗通》稱爲《史公記》。史記二字，爲當時史籍通名，猶今言歷史也。史公發憤著書，功在網羅綜貫，不在創造，所整齊者，實爲舊史之文，非其自作，則紀、傳、世家、書、表，乃前此史家之通例，正不獨《世本》然矣。安得謂古之史止記言、記事二家歟？案本紀、世家、世表之源，蓋出於古之《帝系》、《世本》；八書之作，則出於古之《典志》。此二者，後世雖以爲史，而推源其朔，則古人初不以之爲史也。《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鄭司農云：“系、世，謂《帝系》、《世本》之屬。此《世本》僅記世系，與前所述之《世本》不同。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又瞽矇：“諷誦詩，世奠系。”杜子春云：“世奠系，謂《帝系》，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並誦《世系》，以戒勸人君也。故《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按小史所識者，先世之名諱、忌日及世次，今《大戴記》之《帝系姓》蓋其物。瞽矇所誦者，先王之行事，則《五帝德》之所本也。此本紀、世家、世表之所由來。凡一官署，必有記其職掌之書，今之《禮經》、《逸禮》等，蓋皆源出於此。此等無從知記者爲誰，大約屬於何官之守者，則何官之史所記耳。此即後世之典志、八書之所本也。今之八書，多空言闊論，乃後人所補，非史公原文也。古所謂史，專指珥筆記事者言之。小史、瞽史所識，《禮經》、《逸禮》之傳，後世雖珍爲舊聞，當時實非出有意，故追溯古史者，並不之及也。若夫年表、月表，則《春秋》之記事也。列傳則《國語》之記言，而其例實源於《尚書》者也。然則安得謂古史有出於記言記事之外者歟？劉氏以《左氏》、《國語》與《尚書》、《春秋》並列，不其繆歟？
言爲《尚書》，事爲《春秋》，特以大略言之。古人之分别，不能如後世之精，且記言者，固不容略及其事，以備其言之本末也。劉氏以《書》有《堯典》、今之《舜典》，篇首二十字爲僞，餘則割《堯典》下半篇爲之。《禹貢》、《洪範》、《顧命》，譏其爲例不純，未免拘泥。要之，劉氏之蔽，在不知古書體例與後世不同，而純以己見繩古人也。
史所以記事而已，事之善惡，非所問也。若以表言行、昭法式，爲史之用，則史成爲訓誡之書矣。其繆誤不待言。然昔人多存此等見解。謂史當重褒貶、寓勸懲，亦此類也。
《尚書》爲記言之史，《春秋》爲記事之史，二者原相輔而行，非謂既有《尚書》，餘事遂可忽略也。此篇論《尚書》一節有奪文。其謂“雖有脱略，而觀者不以爲非”，不知其所持之理若何。章實齋則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文史通義·書教上》。皆謂專恃《尚書》，則於史事有闕。而不知記事記言之史，實相輔而行，斷不容存其一而廢其一也。於此可見《禮記》、《漢志》之言，必有所本。
書之本體，自以載言爲主，後世之詔令奏議，即其物也。編輯存之，原不爲過。即劉氏亦謂制册章表，當别爲一書，見《載言篇》。但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則誠理涉守株耳，即推廣之，至類《家語》、《世説》，亦不失《尚書》變爲《國語》之例。王劭之失，亦在强欲模擬《尚書》，而非其書不可作也。
《春秋》爲記事之史，在古代，蓋各國俱有之。參看《史官建置篇》。此篇引《汲冢》瑣語，謂夏殷及晉，皆有春秋，其書未必可信，即其證不可爲確。然所引《左氏》、《孟子》、《墨子》，則皆誠證。觀春秋二字之名，即知其書係依時以記事；其後晏子、虞卿諸書，所以並無年月，而亦號爲春秋者，乃其引伸之義。蓋其始專以春秋爲依時記事之史之名，後乃但取記事一義，以爲凡史之通名也。名詞涵義之變遷，固多如此。
春秋爲記事之史，譜牒則小史所掌，其事本截然殊科，然其後二者遂合爲一。此其事，蓋在晚周、秦、漢之際。譜牒之體似有二：其一但記世謚，而不詳其君之立年。在位年數。如《大戴記》之《帝系姓》是，《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所謂“譜牒獨記世謚”者也；其一則兼記其君之立年，《秦始皇本紀》後重叙秦之先君一段，係此體，此即《六國表》所謂“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者也。此體之出較後，故孔子序《尚書》，尚“略無年月”。至“諜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蓋後人以意爲之，故衆説乖異也。《三代世表序》。古代記事之史，蓋但記某君某年有某事，而不詳其君之立年及世系；此時亦未必年年有事可記。小史又但記世系，而不詳其君之立年，故年數無可稽考。其後《春秋》之記事加詳，逐年皆有事跡，則君主之立年及世系，因之可考；而系世之體亦漸密，於世謚之外，並詳其君之立年，而二者遂可合爲一。二家體例之變，蓋自共和以來，故年表之作，肇端於是也。年表非必史公作，試觀諸本紀、世家，在厲王以前者，多無年代可稽；偶或有之，則《三代世表》所謂“或頗有，然多闕”者也。而共和以後，則大抵皆有，則整齊故事者，合《春秋》、《世本》爲一家久矣。整齊故事如此，自作之史，體例亦因之。如《秦始皇》、《漢高祖本紀》等是也。至此，則本紀一似法《春秋》而作；而其出於《系世》之跡，不可見矣。故劉氏謂史公“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也。然試一讀五帝、夏、殷、西周之紀，則其出於《帝系》而不出於《春秋》，夫固顯然可見也。
史以記事，不必寓褒貶，亦不必别有宗旨，前已言之。然昔人之意，多不如此。史談之命其子曰：“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勿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史遷之作《史記》，實欲上繼《春秋》。故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其對壺遂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繆矣。”乃其謙辭也。其言曰：“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其非無意於褒貶，審矣。特其書之體例，與《春秋》不同耳！劉氏謂僅整齊故事，未免專輒。
“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此十二字，實《左氏》不傳《春秋》之明證：傳以解經，傳無經有，可諉爲闕；經闕傳存，果何爲乎？不與經麗而亦稱爲傳，復何書不可稱傳乎？豈獨今之《左氏》哉？近儒謂《左氏》實劉歆取《國語》依《春秋》編年爲之，信不誣也。然劉歆之作此書，就經學言，雖有作僞之罪；就史學言，却爲史書創一佳體。何則？記言之史，降而彌繁，固宜有編年之作，以示後人；自劉歆於無意中創此體，後人遂羣相沿襲，蓋亦運會之自然也。不特此也，其與《春秋》並行，又開《綱目》之例，自《資治通鑒》以前，編年者皆但法《左氏》。朱子之修《綱目》，則法《左氏》之與《春秋》並行也。《綱目》事實，自不如《通鑒》之核；其講書法，自今日觀之，亦爲無謂；然其體例，則確有勝於《通鑒》之處，不可誣也；蓋《通鑒》有目而無綱，則無以挈其要領，檢閲殊爲不便；温公因此，乃有《目録》之作，又有《舉要》之作。《目録》不與本書相附麗；《舉要》則朱子答潘正叔書議其“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閲”，實仍無以解其不便。自有《綱目》，而此弊免矣。夫亦可謂奇矣。
《國語》、《國策》，名相似而實不同——《國語》爲時代較後之《尚書》，具如前説；《國策》則縱横家言，其記事寓言十九，實不可作史讀也。
國别之史，可行於古代，而不可行於後世。古代各國分立，彼此之關係較淺。時愈古，則此等情形愈甚。分國編纂，眉目較清，合居一簡，轉滋眩惑。後世則海内一統，已無國别之存；即或割據分争，亦係暫時之局。依其疆域而編纂，即於國史爲不全，此孔衍、司馬彪之書，所以不行於世；亦三國、東晉之史，所以不容不合爲一編也。
《史記》之體，實與《漢書》以下諸史不同。《漢書》以下，君臣皆一時之人，紀傳所載，即皆一時之事；而必以人爲主，使其寸寸割裂，則披覽殊覺不便矣。《史記》則紀、傳、世家所記，並非一時之人，即或同時，非彼此關係甚疏，即其所據之材料，各有所本，而不容强合爲一。劉氏譏史公事罕異聞，語饒重出，實誤。彼所據材料如此，既不容以此廢彼，又不容强合爲一，則惟有各如其本來而並存之矣。不然，世豈有牴牾復沓、罅漏百出如《史記》，而猶可稱爲良史者哉！各自爲篇，固其所也。《漢書》以下，情事既異，而猶强襲其體，則效顰無謂矣。然此不足爲班氏咎，以《史記》記漢初君臣，業已如此也。亦不當爲史公咎，以史公亦皆承用舊文，非自作也。然則紀、傳、書、表、世家之體，乃整齊古代記言、記事、系世、典志者之所爲，而後世之作史者，遂沿而用之，以叙當世之事耳。此體以之整齊古史則善，以之作後世之史則非。然人類之見解，恆不免於守舊，欲其隨時通變，悉協其宜，固不易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正不必訾議古人耳。
紀、傳、表、志之體，誠非盡善，然自漢以後，卒相沿而不能改，蓋亦有其故焉。此體有紀、傳以詳理亂興衰，有志以詳典章經制。向者史家所認爲重要之事，頗足以攬其全。《文獻通考·序》曰：“《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書、表以述典章經制。”斯言乃向者史家之公言，而非馬氏一人之私言也。蓋向者之史，偏重政治，此兩端，實其所認爲最重要者也。若棄此體而用編年，則於典章經制爲有闕矣。此編年史所以緣起較紀、傳、表、志之史爲早；兩漢以後，亦嘗與紀、傳、表、志之史並行；而其後卒不得與於正史之列也。參看《外篇·古今正史篇》。
史事後先一貫，强分朝代，本如抽刀斷流；況夫斷代爲書，彼此銜接之間，必不免於復緟矛盾；章實齋《釋通》一篇，言之詳矣。然梁武《通史》、元暉《科録》，並皆湮滅，亦有其由。考古必據本書，本書與新録並行，讀者斷不肯謀新而舍舊，一也；二書今皆不傳，劉氏譏其蕪累，則其撰次蓋未盡善，二也。後者作史者之咎，前者則作史者初不任咎，蓋亦理勢之自然也。然以體例論，自以通史爲便，劉氏因二書之殘缺，遂並通史之例而排之，則過矣。
《南》、《北史》劉氏齒諸通史之列。然秦漢而下，久以分裂爲變，一統爲常；況分裂者，特乘時擾亂之奸雄，論國民之真意，則初未嘗欲其如此，作此時之史，斷不容依其分裂，各自爲篇，前已言之矣。推斯義也，則《南》、《北史》實仍當以爲斷代史，而不容齒諸通史之列也。
斷代爲史，亦有數便，前朝後代，雖不能凡事截然劃爲鴻溝，然由衰亂以至承平，事勢自亦爲一大變，據此分劃，不可謂全然無理，一也；紀述當朝，勢不能無所隱諱，並有不敢形諸筆墨者，革易以後，諱忌全除，而前朝是非之真，亦惟此時知之最審，過此則又或湮晦矣，史料之搜輯亦然，二也。此外尚有多端，而此兩端，則其犖犖大者。此所以易姓受命之時，天下粗定，即以修前朝之史爲事，儼若成爲常例也。
章實齋最稱通史，而劉氏之意與之相反，此時代爲之，不足相非也。蓋劉氏之時，史書尚少，披覽易周，故其所求在精詳，不在扼要；欲求精詳，自以斷代爲易。章氏之世，史籍之委積既多，史體之繁蕪尤甚，編覽已云不易；況乎提要鈎元，删繁就簡，實不容已，此其持論之所以不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