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拓殖上看東北

中國民族，以移殖之强，同化力之大，聞於天下，國人亦頗有此自豪，然這兩者的强大，該有其限度的；而在限度以内的成功，亦該有其理由，籠統的誇贊與自負，殊不是一回事。

中國民族，最初孕育其文化，究在何處，現在尚難質言，及其爲較高度的發展，而形成其民族性，則在於黄河流域，似無可疑。自此以降，南向長江流域，更遠向粤江閩江流域，更南向中南半島及南洋；其北向者，正面向漠南北，右向今東北九省，左向今新疆省逐步發展，亦有翔實的史實可徵。以其成績較之，北進者似不如南進。春秋時楚地不到湖南，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有此論。湖南的開闢，該在吴起相楚悼王“南平百越”之時，雲貴的初通，則在莊蹻溯牂牁江而王滇之日；與燕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今遼寧、安東及遼北省南境。大畧同時，燕在東北，已能置郡，楚在湖南卻不能，則似東北之開闢，程度尚較西南爲有進。其後秦逐匈奴出河南，今河套。與其開桂林、南海、象郡，今廣東西及越南。及閩中郡，今福建。大畧同時。漢武帝再取河南，立朔方郡，開河西，今甘肅省西北境。通西域，今新疆。與其再平南越秦桂林、南海、象郡。及閩越，秦閩中郡。亦先後無幾，此爲西元前四世紀至二世紀之事，距今約二千至二千三百年。在自此以後的長時期中，南方雖亦係逐漸開拓，大體可云無所波折，北方則正面漠南之地，雖屢開建爲郡縣，亦屢遭破壞。中國勢力之確立者，仍以明以來之長城爲限，東北則迄未能越過遼河、松花江間的分水界，西北郡縣的設置，亦僅六十餘年，亡清光緒八年，西元一八八二年，置新疆省。而到如今，漢人在新疆還是少數民族，此外漢人移殖出去，而後來消失於無形的，還不知凡幾，如古代的朝鮮，普通都以爲和今韓國人同族，其實不然，據《方言》：朝鮮和北燕言語相同，而今韓國人初非和中國同語系，即其鐵證，箕子封於朝鮮，斷不會是現在半島之地，所以近來史家，大都承認其本區在内地，隨北燕之開拓而東北徙，然則古代的朝鮮人，至少是和中國人同語系的民族遷徙向東北的，而自東漢以後，即逐漸没入穢貉之中了，所以漢人的移殖，也是有成功有失敗的，有時候能同化人，有時候被人同化。人總是人，説有一個種族，能力特别優强，這只好任德國的社會黨，日本的軍閥去主張，無論科學與常識，都不能承認這句話。然則中國人移殖和同化的力量，究竟强弱大小如何？與其爲籠統的誇奬和自負，還不如從事實上作一番忠實檢討的好。

要檢討一個民族移殖力的强弱、同化力的大小，必須注意於其社會進化的程序，立乎今日而回溯既往，凡一民族文化的高度發展，必在其進入農耕之後，因爲必如此，其生活乃較富裕，人口乃可以有大量的增加；且和土地關係密切，其文化乃有固定性。中國爲東方文明之國，實以其進於農耕之早，而其移殖於外之能否成功，亦以其所移殖之地，農業能否確立爲斷，其向南移殖，最早最大的成功，實爲長江中下流之湖水區域，而西南的山嶽地帶，則其成功較晚而亦較小，其和南洋交通，怕亦已有二千餘年。因爲《吕覽》、《淮南王書》業經説及海外的情形了。而移殖的成功，則只可説自十五世紀以後，亦因前去者多是估客，此後乃漸有從事於農、漁、林、礦等業者之故。北方移殖的成績，亦可以此推之。遼河流域，在農業上自最適宜，故其成功最早而最大，漠南地方次之，天山南北路又次之。以區域的接近論，漠南自尤在遼河流域之上，然其水利較遜，又與好侵畧之遊牧人密邇，其建設的速度，不能和遊牧人受打擊後復盛的速度相競争，建設未至於大成，實力尚未充足，遊牧人的侵畧，倒又來了，此爲漠南郡縣，屢興屢廢的原因。天山南路，居國爲多，北路雖係牧地，居其地的牧人，並不如在蒙古地方的强大，故其受侵畧之患較少。然以交通論，則不徒非漠南之比，並非遼河流域之倫。自皋蘭越黄河，出玉門關，到達新疆省中，藉溝渠、雪水以資灌溉而可以耕作之地，實遠非昔時農民之力所能勝。所以其他雖多居國，而漢人從事於此者，不過如漢唐盛時之田卒，或者遭亂播遷的少數人民，不久即泯殁無聞了。松花江流域，並不較遼河流域爲瘠薄，然其農業的開發，卻延了二千餘年，亦因其間的分水界，非昔時農民所能逾越之故。然其土地之肥沃，水利之饒足，則遠非漠南及天山南北路所及，一旦此種限制打破，其進步倒又一日千里了。然則拓殖事業之成敗，乃其成功之大小遲速，全係其本身所有之力，及其所對抗之力相消而孰有餘之問題，籠統誇奬及自負，或則譏評與自餒，根本全不是這回事。

知此，乃可與論近數十年來中國人對於東北的拓殖，論者都説亡清以偏私之見，把東北封鎖，而中國人還能將它突破，即可見其移殖力之强，其實這話亦是要加以補充的。東北的大爲開闢，亦自近數十年以來，在亡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中東鐵路開始建造以前，移殖東北的人，並不能算甚多；且皆偏於遼寧，入吉、黑者甚少，鐵路開始建造，需用勞力驟增，入東北者乃驟盛，鐵路竣工，其人與其地既已相習，乃多留而營田，而吉、黑二省，乃日以開闢。而據日本滿鐵會社所作統計，則東北移者之大盛，乃自民國八年以來，自此至民國十三年，年達四十萬，然仍以春來冬返者爲多，十四年其數增至五十萬，十五年至六十萬，十六年滿百萬，十七年以後，又超過之，自“九一八”變起乃鋭減，而留居者之超過冬歸者，亦自十四年始。此蓋内地之災荒、争戰，有以驅之，然鐵路四通，打破交通上之困難，使移住之民，能達到其力所不能達之處，要爲最大之原因。此外如開礦、製鐵、伐木及諸種新式工業之興起；因運輸之容易，消費之增加，固有之農工業，亦受其刺激。官家固從事放墾，私人之多田者，如旗地、蒙旗牧地，乘官家放墾時，領得多數土地者。及以此企業者，亦競事招徠；榨油、釀酒、製造麵粉等業，相競增資，或且改用新法；貨物之運載船，起卸，都市交通沿綫之服務，亦需要多人，都是盛大的投資，使移住者有事業可做，自然民之趨之，若水之就下了。雖然如此，移殖者仍以從事於農耕爲最多。據滿鐵會社的統計，其數實達百分之八十五，世界上將來的情形不可知，截至今日爲止，則欲確實佔領土地者，仍必爲能久居其地之人，而能久居其地者，則必從事於農業。我國歷代盛時，疆域非不廣大，然多並非實際的佔領，如漢朝設西域都護，以維持天山南北兩條通路，只可稱爲綫的佔領。唐朝設西域都護府以管理漠南北，又於西域設四鎮，只可稱爲點的佔領。此等佔領，雖身在其地，並不能確立勢力，而要有别一種勢力，以爲其後盾而維持之，到維持之勢力亡，其本身即不得不撤退了。語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五十年來，國内的災荒和戰争，外國的掠奪和剥削，可謂極人世間的悲慘，卻因此而造成了我民族等於東北的確實佔領，這種犧牲，還不算得無代價罷？我國民亦可破涕爲笑了。

我將我民族所以能開發東北的原因，作一番忠實的檢討，這並不是説我民族移植和同化的力量不算强大，世界上任何豐功偉績，原總是在一定條件下成功的。我所欲告我國人者，則欲求一事之成功，必先造成其所以成功的條件。如欲移民墾邊，則便利其交通，使本欲移殖而不能前往者，可以前往，實爲第一要義；而廣大的地區内，擇定若干居民點，並供給一定之力，使移居者有所憑藉，以與自然搏鬥，開發資源。此即蘇聯所謂欲開發不毛之處，當先在其中作成若干據點，而更以綫聯絡之説。東北的已事，即其明證。西北情勢的緊急，實不下於東北，且或過之，所以救之者，實不可不如沃焦捧漏，而其當如何救法，觀於東北，就可以知其當務之急了。再者，某處地方，當歸某民族佔領，此乃自然形勢所造成，非可以人力强行改變。清朝以私意封鎖東北，其所得者爲何？則限民虚邊，造成帝俄和日本的侵佔而已。當日本勢盛時，蘇俄亦不得不退避三舍，將中東鐵路轉讓。然侵畧者終於無成。至今日，其所得者又爲何？違反自然情勢之事，遲早總要受到制裁，雖不知其禍之來自何方，至自何時，以何形式而出現，然其必至而不可免，實爲閲歷有得之言，天下本無一勞永逸之事，不徒侵畧，即爲防患起見，説造成某種形勢，而即可恃之以爲安，也是徒然的。同理，懦弱退讓者，其罪惡，亦與恃强侵佔者相等，因爲同時違反自然的情勢，而足以造成撓亂的根源呀！再者在昔時的情勢下，農耕已爲經濟最高的階段，今則不然。使他人從事工業，而我則從事農業，必處處受其剥削，事事爲所統制矣。當抗戰以前，日寇之所求於我，及其所已行於東北者，原不過如此，況且所謂工業化，原不過使用機械以代人力之義，並非專指製造，在今日，農業亦當使用機械，亦即在工業範圍之内，我此文雖推重農業，只是追溯既往，並非謂此後所當務者，仍與既往相同，此亦不可不知。

（原刊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