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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之末，喪亂弘多，疆場之役，一彼一此，乃競務移民以自利。《三國·魏志·張遼傳》：從攻袁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鍾繇傳》：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户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是太祖初基，實務移民以自益也。《張既傳》：張魯降，既説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户，以實長安及三輔。《和洽傳》：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杜襲傳》：隨太祖到漢中。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是當時之視得人，實重於得地。《張郃傳》云：别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而《蜀志·張飛傳》云：郃别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則郃意本僅欲得其民，非欲得二郡之地也。其後三國相争，視民亦不減於視地。《曹仁傳》：仁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之民於漢北。《王基傳》：襲步騭於夷陵，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陳留王紀》：咸熙元年，勸募蜀人能内移者，給廪二年，復除二十歲。《蜀志·後主傳》：建興六年，諸葛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户於廣都。延熙十七年，姜維出隴西，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於綿竹、繁縣皆是。吴人當初興時，地狹民寡，尤以虜掠爲急。孫策破皖城，得袁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皆徙詣吴。《本傳》注引《江表傳》。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攻屠其城，徙其部曲三萬餘人。《孫權傳》建安五年注引《江表傳》。建安十二年，西征黄祖，虜其人民而還。十三年，復征黄祖，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傳於建安二十五年，特書南陽陰、酇、築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赤烏六年，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恪傳言恪欲出軍，諸大臣同辭諫恪。恪乃著論以諭衆意，言“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吴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今所以能敵之者，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自本以來，務在産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惟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此時用兵形勢，與户口登耗關係之大，可以想見。無怪袁淮欲捐淮、漢以南，以避吴之鈔掠矣。見《魏志·齊王紀》正始七年注引《漢晉春秋》。

此時移民，頗多一切不顧利害之舉。《魏志·辛毗傳》：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户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大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觀毗諫争之切，可知當時移徙詒患之深。《盧毓傳》：文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磽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觀此，而文帝之愎諫可知矣。《張既傳》：爲雍州刺史。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三郡民相恐動，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楊阜傳》：轉武都太守。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蔣濟傳》：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吴。案事在建安十八年，見《吴志·孫權傳》。俱見移民之非易也。

《杜襲傳》：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横。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虚。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强備守。吏民嘆悦。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着，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陳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夷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畧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者如歸。此喪亂之際，民無所依，故易與之俱徙。《管寧傳》言：胡昭居陸渾山中，縣民孫狼等作亂，縣邑殘破，陸渾長張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同此理也。當時士民，率多流竄山谷，所謂山越，實多華人，予别有考。《鄭渾傳》：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畧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悦，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佈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令長亦欲徙而守險，無怪民之争保山澤矣。此亦亂世民之移徙者也。惜開闢山澤之法，尚未盡善，亂定旋復棄之耳。然山澤之因此而開闢者，亦當不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