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中的穀價

上海米價超過四十元，大家喊着生活難了。確實，生活是艱難的。然而生活之難，並不自今日始。我們的歷史，雖只短短幾千年；社會上的情況，變化無方，不能用古事來作比方的，雖然很多；然目前情況，能搜得過去相類的事情，以資比較的，亦還不少。不過歷史是有進化性的，不可誤以爲古事全和現在的相同；更不可誤以爲現在的事情和其變遷的結果，一定會和古代的事情，走上同一路徑罷了。我的留意於物價，是從前清末年濫鑄銅圓的時候起的。那時候，社會上的工資、物價，還大部分用銅錢計算。銅元一濫發，價格跌落，物價就比例上升，做生意的人，以銀兩或銀圓買進，而以銅元賣出，因銅元價格的繼續跌落，往往至於虧本。尤其是靠工資生活的人，收入的是銅幣，而物價則因大商店的進本，多是銀兩或銀圓，按照成本，批給小商店；小商店再批給零賣商；各按成本，换成錢碼賣出，就較原價高出好幾成。轉瞬而加倍，不多時就三倍、四倍。繼續上升，更無限制。於是一班靠工資生活的人，就幾乎不能生活了。我看到這種現象，開始感到幣價的漲跌，影響人民生活極大，就想搜集材料，以研究歷代的幣價。貨幣是和一切貨物，處於相對的地位，要研究幣價的高低，非搜集一切物價的記録不可。這在歷史上，材料頗形缺乏。其中只有穀價，記載比較多些。我於是以穀價爲標準，衡量歷代的幣價。因此，對於歷代的穀價，也知道了一些。這種問題，關涉的方面很廣，計算的方法又多。個人搜集的力量有限，我又不是研究經濟學的人，自然所搜集的材料，去完備甚遠；研究的方法，更説不上精密。然以我歷年所搜輯的資料，倘使整理排比，畧附説明，已可寫成兩厚册。惜乎現在都在淪陷區的破屋中。書麓被人打開，抛棄滿地，經一個不甚識字的人，替我胡亂拾起來，胡亂裝在箱子裏，借一家人家兩間屋子堆着。我的書籍、稿本，總算起來，存留的，還有五分之二。然所存留的是什麽？所亡失的是什麽？全然不可知了。此項稿本，是在古書上搜輯而成的，倘使亡失，倒還不足深惜。倒是歷年來在報紙上搜輯所得的；以及聞諸故老，未曾見於記載的，或者不易再得，或竟無法再得，幾乎是無可恢復的損失了。現在要我談起穀價和幣價來，我只能據記憶所及，約畧翻檢書籍，説一個大概，是很不精密的。而手頭又只有一部四史。據此而談，其材料自然更形貧乏了。但是，這雖説不上知識，趣味或者還有一些。主編的先生屬我爲新年號作文，就把這寫出一節，以供大衆的消遣罷。

歷史上穀價可考的，起於戰國之世。《史記·貨殖列傳》述計然的話，計然，據説是越王勾踐時人，還是范蠡的老師，則其時可算在春秋之末。但這種説法，大抵是戰國時人所托，未必真是計然講的，説穀價每石二十個銅錢，則穀的生産者農民受害。九十個銅錢，則農民以外的消費者受害。貴不過八十，賤不過三十，則生産者和消費者，都得其利。《漢書·食貨志》載李悝的話，説農民一家五口，種一百畝田，每畝收粟一石半，共得一百五十石。除去什一之税十五石，還剩一百三十五石。吃，一個人一月一石半，五人全年，合計九十石。還剩四十五石，每石賣錢三十，共得錢一千三百五十文。古人最重祭祀，地方上的公共祭典，如社祭等，再加上家裏的祭祀，共計費錢三百文。還剩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每年通扯三百文，五個人就要一千五百，已經不够四百五十文了。而疾病、死亡以及田税以外的賦税，還不在内。李悝説：這是農民所以困苦而不樂意種田的原因。李悝説穀價，以每石三十文計算，也和計然相合。當時已有糧食商人。看《管子·輕重》諸篇可知。大概起碼的米價，爲農民所得，自此以上，則都是販賣囤塌的人的利益了。每石賣錢八十，已經超過最低的價格一倍又三分之二，而計然還認爲正常，至少還是可以容忍的價格。可見當時的糧食商，對於生産者和消費者的剥削，已經很深了。一個月吃一石半，就是一天吃五升，照現在的量算起來，無論何人，都没有這般大的肚子。所以要知道古代穀的消費量，先要知道古代的權量。古代的權量，也是一個考據問題，現在不暇細講，我只用楊寬先生考證的結果，則秦漢時的量，當近代的量的五分之一。在秦漢時，斛是量法，不是權法。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一百二十斤爲石。石的多少，恰好和斛相等，所以十斗之數，也有稱爲斛的，也有稱爲石的。一天吃五升，就是現在的一升。而把穀打成糙米，又要打個六折，見《後漢書·伏湛傳》注引《九章算術》。然則古代食米五升，等於現在一升。若食穀一升，則僅得現代的六合。在壯年勞力的人，並不能飽。李悝計算農家的食糧，以每人每日五升爲率，大約因五口之家，是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爲標準的。父母是老年人，子是小孩，妻是女人，其食量，都比壯年男子要少些，所以勉强够吃，全换了壯年男子，便不行了。《漢書·趙充國傳》：充國計畫屯田以禦西羌，請留兵一萬零二百八十一人，每月要穀二萬七千三百六十斛，則一個人一天，要吃八升八合多。《三國志·管寧傳》注引《魏畧》，當時有兩個窮人，一個唤做焦先，一個唤做扈累，都由官給口糧養活，每人每天五升。焦先因不够吃，有時只好替人做工。又引《魏氏春秋》：有一個人，綽號唤做寒貧的，也由官給一天五升的口糧養活，則因不能做工，而有時要向人討飯。《莊子·天下篇》也説，五升之飯，先生吃不飽，弟子也是要餓肚子的。這是莊子述宋鈃、尹文的話。宋鈃、尹文都是墨家。墨家的自奉，是極薄的，所以他們自述所需，一天只要五升米的飯。都是五升穀吃不很飽的證據。然則李悝計算農家的食糧，以每天每人五升爲率，雖有老弱婦女和壯年男子通扯，也是一個很低的生活標準了。官發口糧，以每人每日五升爲率，大概就是依據通行的最低生活標準而定的。照此計算：則《史記》、《漢書》上的一石穀，等於現在的二斗。其價爲三十文，則現在的一石穀，在當時值錢一百五十文。把穀舂成糙米，打一個六折，則穀一石，等於糙米六斗，糙米一斗之價，當得二十五文，一石之價，等於二百五十文了。計然、李悝認爲每石三十文爲穀的低價。《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十；又《劉虞傳》載虞爲幽州牧時，穀石三十；都認爲豐登的現象。則自戰國至漢末，穀價的標準，迄未大變。

穀價的昂貴，見於記載的，最早爲漢高祖二年。《漢書》本紀説“米斛萬錢”，《食貨志》説“米至石萬錢”，《貨殖列傳》説“米石至萬”，三説符合。然《食貨志》又説“漢興米石五千”，則僅得萬錢的一半。這是由於古人對於數字的觀念不甚確，所以好舉成數，超過五千，就説一萬。然漢初的米價，曾貴至五千以上，則無疑了。此後見於《食貨志》的有元帝初元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又《馮章世傳》：元帝永光二年，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又説：王莽末年，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王莽傳》載田況的話相同。《後漢書·范升傳》，載升在王莽時，對王莽手下的大司空説：當時穀賈，斛至數千。《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説王莽末，“黄金一斤，易粟一斛”。《第五倫傳》注引《東觀記》，則説“米石萬錢”。漢時黄金一斤，值銅錢一萬，二説相合。則王莽的末年，穀價和漢高祖初年相仿了。《張暉傳》説章帝建初年間，南陽大餓，米石千餘。《安帝紀》永初二年《注》引《古今注》，説當時州郡大飢，米石二千。《龐參傳》説，永初四年，因羌亂更甚，且連年年景不好，穀石萬餘。《西羌傳》亦説永初年間，湟中諸縣，漢時的湟水，就是現在青海的大通河。湟中，就是大通河流域。粟石萬錢。《虞詡傳》注引《續漢書》説：他做武都現在甘肅的成縣。太守，初到任時，穀石千錢。三年之後，每石僅八十錢。《循吏第五倫傳》説，他做張掖現在甘肅的張掖縣。太守的時候，歲飢，穀石數千。《西南夷傳》説，景毅做益州現在雲南的晉寧縣。太守，初到任時，米斛萬錢，不多幾年，就每斛數十文了。見於前後《漢書》的穀價如此。大約在漢末董卓擾亂以前，穀價最高不過每石萬錢。《後漢書·董卓傳》上，才説董卓擾亂時，穀石數萬，《三國志·董卓傳》，則説穀一斛至數十萬。案《後漢書》又説李傕郭氾專政時，穀一斛五十萬。《獻帝紀》興平元年，亦有此語。興平元年，爲董卓死的後年，正是李傕、郭氾霸據京城之時，則穀斛數十萬，自係董卓死後的事。《三國志》把董卓擾亂，和李傕、郭氾的擾亂，看做一件事，在這一時期中，就穀價最貴時立説，就不免“舞不别白”，不如《後漢書》的完全了。讀書所以要取各種書籍，互相校對呀！《三國志·魏武帝紀》説：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餘萬錢。這是指當時兖州之地，即現在山東的西南部而言，和長安情形，恰相仿佛。超過漢初和莽末，又有好幾十倍。可見後漢末年兵禍的慘酷。

以上都是説穀貴的情形。至於穀價的賤，則無過於前漢宣帝時，《食貨志》説穀石五錢，《本紀》記其事於元康四年，只得李悝所説的下價六分之一。現在的一石穀，在當時僅值二十五個銅錢。無怪農民要叫苦了。我國歷代都有常平倉，當秋收穀價低廉時，由官收買其一部分，以提高其價格，到明年青黄不接時，則照平價出賣，以壓低穀價，使商人不能操縱市場而牟大利，而生産者和消費者都受到保護。常平倉就是創立於此時的。在公家一方面，則因出賣時的價格，仍較收買時畧昂，本身仍畧有餘利，只要開辦時投下一筆資本，以後即無須續籌經費維持。論其立法之意，實可稱法良意美。但在古代，穀物的市場還小，公家的資本相形之下，覺得雄厚，則可收控制之效。到後世，穀物的賣買愈盛，則公家的資本，相形之下，愈覺微薄。收買一些，發賣一些，市場之中，全不覺得有這麽一回事。就不過充平糶之用，聊以救濟貧民，全不能盡控制市價的責任了。

宣帝時穀石五錢，可謂極賤。然《趙充國傳》説張掖以東，粟石百餘，亦在宣帝時候。這可見交通不便，各地方的米穀，受不能互相流通之害，可見交通便利是使各地方的物價，趨於平均的一個有力的因素。又可見歷史上所説穀貴，穀賤，都是指一隅之地而言之，並非全國普遍的現象了。

講穀價既畢，即可因此而推論到漢人的財産。歷史上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所謂漢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産。事情是這樣的：《漢書·文帝紀》説，有一天，文帝想要造一個臺，召匠人估計，説是“值百金”。文帝説：“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就此不要造了。然則漢時，一個中人之家的産業，其估價爲十金。漢朝的黄金，是以斤計算的，黄金一斤，等於銅錢一萬。則中人之産的估價，等於銅錢十萬，以穀石三十計，等於穀三千三百三十三石有餘。以當時的穀一石，等於現在的兩斗計算，則等於現在的穀六百六十六石有餘了。漢朝本有訾選之法。“訾”就是現在家資的“資”字。訾選，是計算一個人的家産，滿到若干，才能够用他做公務員。其意，是以爲有家産的人要廉潔些。《漢書·景帝紀》後元二年的詔書，述當時所行之法，是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景帝把他改做訾算四。《注》引服虔之説，説十算就是十萬。《哀帝紀》綏和二年，受水災的地方，百姓訾産不滿十萬的，都免除其租賦。《平帝紀》元始二年同。《揚雄傳》載他自序的話，説“家産不過十金”。《後漢書·梁統傳》説：統的曾祖父橋以家訾十萬徙茂陵。漢武帝的墳，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初置邑，後來設茂陵縣。漢朝盆帝的陵，都要設置一個邑，移徙有家訾的人，住居其中的。都可見漢代計算財産，以錢十萬爲一個標準。出使匈奴，抗節不屈的蘇武，回國時，還有跟隨他出去的六個人，一同回來；漢朝賞賜每人銅錢十萬，就是賞賜他一個中人的家産。蘇武則賜錢百萬，等於中人家産的十倍，要算一個富翁了。漢朝的賞賜，要算厚的，但在通常情形之下，超過黄金百斤，或銅錢百萬的時候也很少。至於當時的富豪，則其家産盡有十倍百倍於平民的，做《白頭吟》的卓文君，她的父親，分給她的錢，就有一百萬。那她父親的家訾，一定有幾百萬了。王莽時，現在山東的日照縣地方，有位吕老太太，家資有好幾百萬。她的兒子在縣裏當公務員，給縣長枉殺了。吕老太太就散財交結了一班勇士，共入海島中爲海盜，攻破縣城，把縣長殺掉。此事見於《後漢書·劉盆子傳》。又《樊宏傳》説他的父親名字唤説重，借給人家的錢，就有幾百萬。則他的家資，一定要在千萬以上。《史記》的《魏其武安侯列傳》，説魏其侯的好朋友灌嬰，家資有幾千萬。灌嬰是漢時著名的豪傑。漢時所謂豪傑，實在就是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老頭子”之流，其家産之多，至於如此。亦可見土豪、劣紳、江湖上人的勢力了。後漢時專權的外戚梁冀，管通報的門公，就因人家要送他門包，而積産千金。梁冀得罪後，抄没其家産，把他發賣，共合錢三十多萬了。這更可見得貪官汙吏的可怕了。漢朝有個文學家，唤做枚乘。枚乘的兒子枚皋，也是一個文學家。枚乘是淮陰人，枚皋是他客遊商丘時娶了妾所生的兒子。枚乘東歸時，枚皋的生母，不肯隨他同行。枚乘發怒，分給枚皋幾千個銅錢，讓他跟隨着他的生母過活。這是家産不滿十金的。在當時，要算够不上中人之家的資格了。

有家産的人，自然不能動用本錢，要靠利息過活。然則秦漢時的利率是如何的呢？據《史記·貨殖列傳》一切事業，利率都以什二計算。什二是十分之二，就是現在的週年二分利。那麽，家資十萬，利息每年可得兩萬個銅錢。農民五口之家，種田一百畝，收穀一百五十石，一石估計值三十個錢，共計四千五百個銅錢，不及他四分之一。所謂中人之家，其資産，就等於有田四百餘畝了。漢時所謂封君，對於他的人民，平均每户可收税錢二百。千户的封君，一年可收錢二十萬。和存本錢千貫，用週年利息二分放出的人一樣。在當時就算做富豪。一貫是一千，千貫就是一百萬，所以當時的富豪，家産是中人之家的十倍。

當時的工資，現無可考。漢朝的人民，都有當兵的義務。據《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注》引如淳説，漢朝的法律，人民從本鄉調到縣城裏去當兵的，本來以一個月爲期。但是事實上，有人不願去，也有窮人，回到本鄉，無事可做，願意住在縣裏當兵的。於是挨次當兵的人，就自己不去，而出錢雇他，留在縣中，代自己當兵。其雇資爲每月二千個銅錢，還有：全國個個人都有戍邊三日的義務。事實上不能人人到邊上去三日，已去的人，亦不能三天便回來。於是該去的人，每人出錢三百交給官，由官發給戍邊的人。已去的人，就在邊上留住一年。照前一説，受雇的人，年可得錢二萬四千，比農夫一家五口，種田百畝的，加出五倍有餘。照後一説，一年可得錢三萬六千，恰恰是八倍。如其工資都是如此，大家倒都願意做工，而不願意種田了。須知這種生活，是要離開本鄉的。姑勿論旅居跋涉之苦，即單就經濟而論，除去道途之費，及一身在外的開支，也一定不會比種田多的。所以還只有窮人肯去啊！依此推論起來，貧民在本地受雇的工資，也一定不會比自耕農的收入多。漢朝錢價貴，計算資産，古人雖然多用銅錢的數目字表示，實際上的收入，並不都用錢。所以前文所説的焦先，官給他一天五升口糧，就要叫他去掩埋死人，這就是出了口糧，雇他當差。而焦先因五升口糧不够吃，還時時替人做工。《魏畧》上説他替人做工，“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可見民間雇工，喫飯而外，還有工資的。假如照自耕農的收入計算：一年一百五十石，就是一個月十二石半，共得一千二百五十升，一天該得四斗多。除吃掉五升外，還得給他三斗多穀。如只照一家五口，天天喫飯的標準計算，則一個人每天吃五升，除做工的人，業經在雇主家喫飽外，還得給他兩斗穀。工資的升降，大約不出此兩數之間了。漢朝有一個嚴君平，歷史上稱爲高士。他在成都賣卜，每天賣到一百個錢，就不再賣了。事見《漢書·王貢兩龔鮑傳》。作史的人，是以他這種行爲爲清高，所以把他記下來的。讀史的人，亦都稱其清高。然他的所得，已經八倍於自耕農了。不花什麽氣力，而還得清高之名，到底是江湖遊士好做啊！

（原刊《知識與趣味》第二卷第一期，一九四〇年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