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房号（1）

在酒店

首都饭店吸引来的就只有有钱人。穿着制服的门童，跑腿的伙计，操着西班牙口音、穿着燕尾服的服务员都是为了他们而存在；四面装着玻璃的静音电梯是为了他们，每天被矮小的南斯拉夫女孩擦拭两次的、不能沾染上任何指纹的铜制门把手是为了他们，只有当他们电梯幽闭恐惧症发作的时候才会使用的铺满地毯的楼梯是为了他们，宽大的沙发、厚重结实的被褥、在床上享用的早餐、空调、比雪还白的手巾、香皂、芬芳的洗发水、橡木坐便器、最新的杂志是为了他们；上帝为他们创造了管理脏内衣的安吉洛和提供特殊服务的扎帕塔，在走廊里穿行的穿着粉白相间制服的客房服务员也是为了他们，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但可能关于“我”说得太多，当我正在走廊尽头的小隔间里换上格子围裙的时候，有关我的事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毕竟我脱下了自己的颜色、我的安全气味、我最喜欢的耳环、我夸张的妆容和高跟鞋。我也卸下了我的外地口音、我奇怪的名字、诙谐幽默、鱼尾纹、对这里极品菜肴的喜爱、对琐事的记忆——我光裸地站在粉白相间的制服里，就好像突然之间站在了海水的白沫里。而从这一刻开始——

整个二层都是我的

每个周末，我八点钟来，不需要赶时间，因为八点钟所有有钱人都在睡觉。酒店将他们纳入怀抱，安稳地摇晃，就好像自己是世界中央一枚巨大的贝壳，而他们则是珍贵的珍珠。远处某个地方汽车醒了过来，地铁则引得小草尖微微颤动。而冰冷的阴影仍旧覆盖着酒店的小花园。

我从花园一侧的门进来，一下子就闻到了那股奇怪的味道，它混合了清洁剂、洗过的内衣和因承受不住来来往往的人而流汗不止的墙壁散发出的气味。电梯——长宽都是半米——停在我面前做好了服务的准备。我按下了四楼的按钮，去我的上司朗小姐[2]那里听指令。当电梯升到二层和三层之间的时候，我脸上总会闪过类似恐慌的表情，我怕电梯停下，怕自己永远留在这里，就像细菌一样，被困在首都饭店的身体里。而酒店醒来以后，就开始慢条斯理地将我消化，撬开我的思想，将我身上还残留的东西一并吸收，在我无声地消失之前，将我变成它自己的养分。但是电梯仁慈地将我放了出来。

朗小姐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眼镜架在她的鼻尖上。所有客房服务员中的女王、八个楼层的女主席、上百个床单枕套的服务员、地毯和电梯的女管家，以及扫帚和吸尘器的女侍从官，就应该打扮成这样。她越过镜片看向我，然后拿出专属于我的卡片，上面的空格和空栏里是整个二层的检查结果，每个房间的情况。朗小姐从不注意酒店里的客人，可能他们对于更高级的工作人员来说更重要，尽管很难想象有谁能比朗小姐更加重要，更加尊贵。

于她而言，酒店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构，我们必须精心呵护的鲜活的存在，虽然它一动不动。当然，人们或匆匆，或缓缓地在酒店里流动，将它的床铺捂热，从它铜制的乳头吸水喝。但是他们只是过客，总会离开，而我们和酒店则留在原地。所以朗小姐向我描述房间的时候，总当它们是“被临幸的地方”[3]——永远都用被动语态：“被占用的”“被弄脏的”“被留下的”“暂时被解放几天的”。她一边说着，一边还会不满地看着我俗气的衣服和脸上残留的、匆忙化的妆。而我已经手拿写着朗小姐漂亮的，有点像维多利亚时期书法的笔迹的卡片顺着走廊走了，一边放松自己，一边还要思考策略。

然后我便不自觉地从后勤区走到了为客人准备的地方。我是通过味道认出来的——我必须抬起头才能将其区分。有些时候我能区分：有的房间闻起来像男士阿玛尼或者拉格斐，又或者像浓郁典雅的宝诗龙。我是通过在“时尚”网站购买的便宜试用装认得这些气味的，我知道那些小分装瓶长什么样。还有粉饼、抗皱霜、丝绸、鳄鱼皮，洒了一床的金巴利，给温温柔柔的棕发女孩抽的“随想曲”牌香烟。这就是二层独有的气味，但还不是所有的味道——应该只是第二层独特气味的前调。在我赶去自己储物间的路上，我就会像认出老朋友一样认出它。而在储物间里总会发生——

转变

我穿着粉白相间的制服，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看走廊了。我不寻找气味，铜制的门把手上的倒影不再吸引人，我也不再聆听自己的脚步声。现在面对走廊的视角里，吸引我的是门上编了号的长方形牌子。这八个长方形牌子，每个后面都是一个房间——被滥用的四角空间，每隔几天就会给别人使用。其中四个房间的窗户面朝街道，街上总是站着一个留着络腮胡、穿着苏格兰裙的男人在弹班杜拉琴。我怀疑他不是苏格兰人。他太有激情了。在他旁边放着顶帽子，里面还有一枚吸引同类的硬币。

剩下的四个窗户面朝花园的房间采光就不是很好，总是浸没在阴影中。这八个房间已经全部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尽管我还没有见到它们。我的眼睛能看到的就只有门把手，其中有几个上面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我挺高兴，因为不管是打扰别人还是打扰他们的房间，对我来说都没有好处，我更希望他们不要来打搅我坐拥二层的美梦。有时牌子上会显示“请即打扫”，这个标志让我进入了准备状态。还有第三类信息：无信息。这让我像打了激素一样，有点不安，开启我沉睡到这个时候的客房服务员的智慧。有时，当这样的门后面过于安静，我就必须将耳朵贴上去，仔细听，甚至还会从钥匙孔往里面看。这样总好过拿着一手毛巾突然出现在房间里，撞上慌乱遮住裸体的客人，或者更糟，看见客人深陷难以挣脱的梦，就好像马上要消失一样。

所以我信任门上的小牌子。它们就是签证，进入迷你世界的许可，那是——

房号的世界

200号房间没人，床单皱巴巴的，还有一点垃圾和某人的匆忙、床上的辗转反侧、收拾行李时急急忙忙留下来的苦涩味道。这人肯定是一大早就离开了，一定是去赶飞机……也可能是去赶火车了。我的任务就是从床上、地毯上、衣柜里、小柜子里、卫生间里、墙纸上、烟灰缸里、空气里清除他的痕迹。这一点也不简单，日常的清扫并不够。前一位客人留在这里的属性残渣需要用我自己的无属性来洗刷，“转变”就是为此而存在。那张脸在镜子里残留的倒影，我必须用抹布来擦掉，但还得用我粉白相间的无脸特性来填充这面镜子。心不在焉、兵荒马乱地留下来的那个气味，我必须用我的无气味来抹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专门来打扫的人会在这里，而正因如此，我并不是什么具体的人。而我也这样做了。女人们待过的地方更难打扫。女人们会在身后留下更多痕迹，这意思不仅仅是说她们会落下零零碎碎的东西。她们下意识地会试着将酒店房间变成自己家的代替品。凡是可以扎根的地方，她们就会扎根，就像风里的种子。在酒店的衣柜里挂着某种深埋在心底的思念；卫生间里，她们不知羞耻地留下自己的欲望和狼藉。她们在玻璃杯和烟嘴上漫不经心地留下自己嘴的痕迹。浴缸里——头发。她们把爽身粉洒在地上，而爽身粉就像内奸一样，暴露了她们的脚印。她们之中有一些人睡觉的时候不卸妆，于是枕头——酒店里的维罗尼卡的手帕[4]——向我展示了她们的脸。但她们从不留小费。留小费需要的是男人们的自信心，因为对于男人来说，世界更像是一座市场而不是剧场。他们更愿意用钱买所有的东西，甚至买来备着。

只有当他们付钱的时候，他们才是自由的。

接下来是——

224号房间，

里面住着一对日本夫妇

他们住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而他们的房间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他们起得早，肯定是为了不停地参观博物馆、画廊，逛商店，用数不清的照片来记录城市，悄无声息又颇有礼貌地穿过街道，还在地铁里让座。

他们住的房间是一个精致的双人间，但这房间看起来就像没有被任何人住过一样。这里没有不小心留在镜子下的洗漱台上的东西。他们不看电视也不听广播，有旋钮的铜面没有任何指纹。浴缸里也没有水，镜子上也没有水滴，地毯上也没有碎屑。枕头也没有被压出他们脑袋的形状。我的制服也没有粘上他们掉落的黑发。而且，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房间里没有他们的味道，只有首都饭店的味道。

床边，我看到两双干净又整洁，摆放整齐，暂时不用为脚服务的凉鞋。一双比较大，另一双小一些。衣柜上面放着旅游指南——每位旅行者的《圣经》。而卫生间里摆放着洗漱用品——实用而且低调。于是我只铺了一下床，然后我制造的狼藉就赶上了他们一个月的量。

每当打扫这间房，我都会感动，因为我震惊于竟然能有这样的存在方式，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我倚坐在床边，吸收着他们的不在场。还有一点让我感动，就是日本人总会留下不多的小费——整齐地摆放在枕头上，是我必须得拿走的硬币。这是一封书信，一种信息。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联络：他们给我小费，就好像在对他们自己占用我时间不够多而感到抱歉，这仿佛是对没有一点噪音的补偿，补偿他们没能融入这周围的喧嚣。他们担心这有可能会让我失望，让我生气。这一点小费是他们谢意的表达，感谢我允许他们以一种方式存在，就以这样的方式存在——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我尽可能地珍重他们与我见面的方式——我带着爱意为他们铺床。我抚平枕头的褶皱，铺平床单，这床单他们总也弄不皱，就好像他们小小的身体比其他人更加“不物质”。

我做这些事的时候，缓慢而庄严，我感觉我在给予。我在给予中徜徉，在自我中迷失。我拂过他们的房间，温柔地抚摸所有东西。而他们这时正在陌生的城市里坐地铁赶去下一座博物馆、下一场展览，肯定能感觉到。他们眼前闪过酒店房间的画面，脑海中生出不明的思念情绪、启程回家的突然想法，但没有我的一点点痕迹。我的爱，对此，他们肯定认为是共情，没有面孔，没有穿着粉白制服的身体。所以他们不是给我留小费，而是给房间，给它在世界的空间里默默的停留，给它在解释不清的变动中的永恒不变而留。两枚放在枕头上的硬币将一种错觉维持到了晚上，就好像没有人在看的时候，这样的房间也存在。两枚硬币只是吹散了真实的恐惧——世界仅仅存在于望向世界的视线之内，别处，再也没有了。

我就这样坐着，呼吸这个房间的冰冷和空虚，内心充满了对这对日本夫妇的尊敬，而我仅仅是通过被脱下的凉鞋里非物质的脚印认识了他们。

但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小小的圣坛了。我静悄悄地离开，像吸气那样悄无声息，然后下到中间层，因为到了——

喝茶的时间

其他楼层的粉白公主已经在楼梯上坐着了，咬着涂满黄油的吐司，就着咖啡咽下。玛丽亚在我身边坐下，她有着印第安女人的魅力，再旁边是掌管脏内衣的安吉洛，还有佩德罗——可能他管的是干净的内衣，因为他看起来如此庄严。他有着斑白的胡子和浓密的黑发，看起来像一位传教士，一位在自己领悟之旅的途中在楼梯上坐了一会儿的圣言会信徒。而且他还看《蝇王》，有些单词他用铅笔重点标记，而有些单词他就着咖啡喝了下去。

“佩德罗，你的母语是什么？”我问道。

他从书中抬起头来，咳了一声，仿佛刚醒来。能看见他在脑袋里将我的问题翻译成他自己的语言，从他短暂的心不在焉就能看出来。他需要时间来进入自我深处，四处张望，为自己内心的这个节奏命名，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翻译单词，最后再说出来。

“卡斯蒂利亚语。”

我突然间不敢再问。

“那这个卡斯蒂利亚在哪里？”安娜问道，她是意大利人。

“卡斯蒂利亚——巴士底狱[5]。”维斯娜，漂亮的南斯拉夫女孩，高深地说了这么一句。

佩德罗用铅笔画了一个轮廓，艰难地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一直追溯到远古时期，那时人们因为某些原因远征我们今天称为欧洲和亚洲的大片土地。出征的路途中他们混合在一起定居，然后继续踏上征途，带着各自的语言，就像带着旗帜。他们组建了一个大家庭，虽然彼此并不认识，而其中只有词语成了唯一延续下来的东西。

当佩德罗画表格证明相似性，并从词语中像给樱桃去果核似的寻找词根的时候，我们在抽烟。那些能听明白这个讲座的人渐渐明白了：坐在楼梯上，喝着咖啡，吃着吐司的所有人，曾经都说着同一种语言——当然也可能不是所有人。我没有勇气询问我自己的语言，还有来自尼日利亚的梅拉也在装糊涂。而当佩德罗在我们上方铺陈开远古历史错综复杂的乌云时，我们所有人都想挤到它下面。

“就好像一个通天塔。”安吉洛总结道。

“可以这么理解。”卡斯蒂利亚人佩德罗悲伤地点点头。

这边，玛尔嘉莱特来了。她像平时那样匆忙赶来。她总是时间不够，总是赶不过来。玛尔嘉莱特是我的同胞，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所以她那明亮的、因为用力而通红的脸让我欣喜地觉得亲切。我给她倒茶，给她的吐司抹黄油。

“早。”她发出类似“沙沙”的响声，而这也成了谈话崩裂为各种可能的语言的标志。

这之后，所有穿粉白制服的姑娘都自顾自地嗡鸣；词语就像乐高积木一样，顺着楼梯向着厨房、洗衣房、内衣储物间蹦个没完。能听出来，首都饭店的地基如何因为它们而震颤。

可惜休息时间就要结束，得回自己的楼层，毕竟那里还有等待着的——

剩下的房间

我们分开的时候还在喋喋不休，但长长的走廊立马让我们沉默下来。之后我们就一直沉默着。沉默——世界上所有酒店里的客房服务员的优秀品质。

226号房间看起来正好有人住着。行李还没有打开，报纸没被动过。这个男人（因为卫生间里放着男士护肤品）肯定是个阿拉伯人（行李箱上是阿拉伯语的标志，书是阿拉伯语的书）。但我马上就想到：下一位酒店的客人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与我又有什么关系？与我接触的是他的东西。人仅仅是这所有的物品出现在这里的理由，只是将物品在时间和空间中移位的身影。说实话，我们所有人都只是物品的过客，小到衣服，大到首都饭店。不管是那个阿拉伯人、那两个日本人，还是我，甚至还有朗小姐。从佩德罗说过的那个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变。那时酒店和行李不长这样，但旅行本身一直都没变。

房间里要收拾的并不多。客人肯定半夜才来，甚至都没能躺下来睡会儿觉。现在肯定出去谈生意了，等到他回来才会打开行李，或者接着走遍世界，让自己的物品的旅行牵着鼻子走。在卫生间里我满意地发现他没洗漱，而且就连厕纸他都用餐巾纸来代替。

他当时肯定在焦虑，要么就是没注意，但结果都一样。当半夜出租车载着他从机场赶到这里的时候，他肯定觉得不自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冷不丁地想做爱。没有比性更好的适应世界的方式。他肯定溜出去寻找女人的身体，或者男人的身体。那些羸弱的小船，惬意地划过每一份不安，每一份恐惧。

227号房间和226号房间一样。一样的单人间，只不过这间房里客人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如果不是同样的烟味、酒味和混乱散发出的味道，我也不会记得。这简直就是战场，让我感到害怕。随处可见剩着一口酒的玻璃杯，烟灰，洒出来的果汁，装满伏特加、奎宁水和干邑白兰地空瓶的垃圾桶。一股圈子封闭又绝望的味道。我开窗，打开空调，但这更加重了局面没有出路的氛围，因为我展示了新鲜与健康的东西同发霉与病态的东西之间的反差。这名男子（衣柜门上挂了一排几十条领带）同其他客人不太一样，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喝酒、将东西乱堆乱放，更是因为他心不在焉。他不关心通过自己的东西进行自我展示和表达的界限。他不在乎表面。他将自己内在所有的混乱倾泻，交给某个像我这样的人。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像是护士，甚至还挺喜欢这样。我为因夜晚无法安眠而受伤的床包扎，我将桌面上果汁造成的伤口擦干净，我从房间的身体里将酒瓶像拔刺一样拔出来，甚至连除尘都是在清洗伤口。我在沙发上整齐地摆放好新奇的昂贵的玩具，肯定是昨天买的——痛苦的罪恶感的毛茸茸的病症。这名男子肯定在镜子前站了许久，整理自己的领带，甚至可能不停地换西服，但是每一次换衣服本身都让他厌恶。然后他去了卫生间——洗手池里躺着一瓶没喝完的酒。他笨拙又无助，把香槟洒到了枕头上，然后试着用白色的手巾去擦。我不跟他计较这些。我将他犯的这些小错误统统擦掉。我规整他的化妆品。我知道他害怕老去，这里有除皱霜、粉底、顶级品牌的芳香水，还有腮红和眼线笔。每天早晨，对自己陌生的脸感到恐慌的男人必须站在镜子前，用颤抖的手恢复它原来的模样。他站不稳，看不清，一边用手抹镜子一边靠近。他不小心洒了香槟，咒骂着，想把它都倒干净，然后用英语、法语，抑或是德语说：“见鬼去吧。”他已经在想爱怎样怎样，但当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他投降了，回去把妆化完。粉底液遮住他嘴边失望的皱纹和下眼圈深色的阴影，遮住他整夜不睡的痕迹和下巴上的深色斑痕，那是他吃药的证据。眼线笔画的眼线掩护着红血丝。最后他终于出门，而当他回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卫生间里已经不见自己失败的痕迹。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原谅他。某一时刻我甚至想过给他留一张纸条，上面只写：“我原谅你！”而他会接受这句话，以为这是天意，然后会回到那个孩子等待着毛绒玩具的地方，那个领带在衣柜里都有自己位置的地方，那个即使喝完酒、脸肿着、手里拿着酒瓶也可以去阳台，朝着世界大声喊“你给我见鬼去吧！”的地方。

但现实就是天意，如果事情既已如此，那它肯定有着自己的深层意义。我将收拾好的房间留下来迎接它永远的临时房客。

在走廊里我与拿着几袋子脏内衣的安吉洛擦肩而过。我们互相微笑。我打开223号房间的门，一眼望去我就觉得，这个房间里住着——

几个年轻的美国人

我们谁都不喜欢打扫美国年轻人住过的房间。这并不是什么偏见。我们对美国没什么意见，我们甚至欣赏它，而且想念它，尽管我们之中有许多人都没有亲眼见过美国。但是在首都饭店歇脚的年轻人会制造无脑又愚蠢的混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真正含义的混乱。这是不道德的混乱，因为打扫它并不能带来任何满足感。应该说它没办法被打扫：即使将一切依次整理完，把泥巴的斑点痕迹洗净，将床单被罩和枕头上面的褶皱抚平，使盘旋的气味散尽，这些混乱也只会消失一会儿，应该说是躲在某个地方下面，等待主人的回归。钥匙插进孔里的声音就能惊醒它，然后它就窜向房间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