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对1996年版作了充分的修改和补充。由于这个领域在过去十年得到充分发展，于是我决定写新版书。新版本将有机会阐述这些新发展且一并评述第一版。除了论述新研究成果，我的目标还将是深化理解那些给予该领域多年发展活力的持续主题，论述那些使这个领域复兴的新成果。为此，将以一种通俗易懂但又体现语言的精确性的方式来进行。以下就是一些重要的具体的变化。

有人认为对政治经济学路径作一个简洁概述是必要的，而概述也可以识别该领域的关键读本和文章。于是，本书开头一章就是概览。我也认为这样做可以把大的章节分为小的章节，使书更加平易近人。因此，我用了较长篇幅阐述政治经济学一般领域，把它分为两章。第二章定义政治经济学路径，并论述其主要特征。第三章阐述主要思想流派，我用了一个长篇幅来图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及其当下状态。第四章开头部分是传播的意义，传播意义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的考察更为具体（而第一版没有这么做），这一章继续阐述影响这个领域的社会和知识要素。第五章检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历史。

第六章包含一个全新的章节，阐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当下的五个潮流。这些潮流包括该领域的全球化，对历史新形式的日益增长的关注，对抵制立场的日益强调（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聚焦新媒介（尤其是因特网），以及媒介变革和民主。这些主题使整本书朝气蓬勃。但我又认为把它们整合为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的一章会有用些。

第七章到第十章继承第一版的一般模式，但是有一些关键变化。例如，第七章开头是一个新的部分，是关于建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这一章后面继续检视商品化过程及对它的抵制。第八章是关于空间化的，重点强调了全球化概念及其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关系。第九章浓墨重彩于劳动以及在社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研究中的差异。最后，在第十章除了强调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较为紧密关系，还为政治经济学厘清了两个新的主要挑战：与科学和技术研究合流（包括参与者网络理论），使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的争议加剧。

在此感谢所有帮助我写作该书的人似乎不太可能。这些观念伴随我已经六十年了，我在知识上浸润于它们已经四十年。我再次谢谢那些在第一版鸣谢中提到的所有的人，这些人中，我尤其要提到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詹姆斯·哈洛伦（James Halloran），托马斯·古拜克（Thomas Guback），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他们使我在第一版时正式采访他们如愿以偿。遗憾的是，前三者已经不再与我们同在，但他们的研究以及他们对批评研究的担当风范将长存于世。

2009年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宾夕法尼亚的三厘岛核事故发生的三十周年。当我在事故发生的周末飞到该州时，我想知道是否我的生活将发生彻底改变。我很快认识到：会的！但并不是因为核工厂接近垮台。航班把我从华盛顿带到伊利诺伊，在华盛顿我在乔治敦大学教社会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其时正在召开由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政治经济学部的“工作例会”。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斯迈思，托马斯·古拜克，珍妮特·瓦斯科，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艾琳·米汉（Eileen Meehan）以及彭达库。如本书所阐述的，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富有意义的贡献。那个周末，我还遇到弗雷德·菲杰斯（Fred Fejes），珍妮弗·斯莱克（Jennifer Slack），萨里·托马斯（Sari Thomas），卡罗琳·马文（Carolyn Marvin），蒂莫西·海伊（Timothy Haight）等人，他们的研究在这些年丰富了批判的传播研究。因为这个周末为我提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故乡，的确可以说改变了我的生活。因此，我向那些三十年前和我分享了那个充满难忘的知识兴奋以及环境灾难的周末的人们致敬。还有你们中大多数在那以后丰富了我的生活的人们。

自从第一版问世，我享受了在诸多地方讲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机遇。我愿意特别提到几个我在大陆和台湾遇到的人给予特别感谢，他们一直是那些最渴望学习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人。本书第一版有两个中文版，一个是台湾版，一个是大陆版。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已访问过这两个地方好几次并就这个主题作过演讲。感谢这些机构的学生和教员对我的慷慨欢迎和对该话题做的激烈讨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台湾），上海大学，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大学。我也对有机会就传播政治经济学发表演讲心怀感谢，尤其是在2007年关于媒介民主的北京论坛上的演讲。我将永远珍藏在人民大会堂做演讲时的记忆。确实，无论何时当我完成新版本的动机减弱时，我的思绪就立即回到演讲厅、餐厅、车子里和街道上那些激烈的讨论，我就总会重振精神回到工作状态。

我也感谢如下机构的支持：加拿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加拿大研究讲座项目以及加拿大皇后大学。

我愿意在结束序言之际感谢那些在我准备第二版时为我尤其助力的人。首先，我向丹·席勒（Dan Schiller）感谢致意，我在“三厘岛”事件后与他相遇，后来我和他在费城、圣地亚哥、渥太华、金斯顿、温哥华、纽约、华盛顿、厄巴纳、伊利诺伊、博尔德、科罗拉多、安卡拉、北京、巴黎以及其他地方有了近三十年的对话。无论在哪个城市，我们的聚会都是从评论最新的著作到争论政治经济学，包括历史与理论，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对权力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弹性和压力，改良与革命等的价值。这些相遇经常导致我们彼此采取对方的立场，我们论战的结局多半是同意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孩子。无论我们那天对问题的立场如何，我能够肯定我要感谢丹的太多，因为他丰富了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我也想谢谢两个对我这个计划提供了宝贵帮助的学生。当我来到那时的研究助手而现在正在约克大学读博士的戴维·拉文（David Lavin）面前，并请求他找到第一版自1996年起关于每一个主题的每项内容时，他没有胆怯畏难，相反，他拿回了注释过的参考文献以及该书每个章节的几箱材料。谢谢你，戴维，谢谢你最初的援手，我知道这些帮助将是你自己毕生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贡献。我也想谢谢安德鲁·史蒂文斯（Andrew Stevens）——我现在在皇后大学的博士生，他把1996年版的原稿做成表格，以便我开展新版本写作。安德鲁也对新版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并帮我穿越参考文献的丛林。谢谢你，安德鲁，我知道你将来也会大有作为。

最后，我想谢谢凯瑟琳·麦克切（Catherine McKerche）——我的超过三十年的生活伴侣以及过去六年我研究的伴侣。由于你克服了生活中的最大挑战，你和我共同完成了关于传播工业中的劳工的三本书，你和我穿越欧洲、中国、美国和加拿大，行走得精疲力竭，就传播政治经济学做过激烈讨论。为所有的这一切，我要谢谢你。

文森特·莫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