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言

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一版于1996年问世后，出现了两个中译本，一个是冯建三翻译的台湾版（1998），一个是胡正荣翻译的大陆版（2001）。如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莫斯可于2009年修订出版的第二版的中译本。

该书是多门类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图谱，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激动人心的名字，一次次激越地回响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天空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笛卡儿，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卢卡奇，涂尔干，霍加特，威廉姆斯，汤普森，霍尔，杰弗逊，威利斯，吉登斯……他们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文化批判等视角去理解社会变迁，尤其是理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正是在这样广阔而厚实的知识基础上，莫斯可开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开拓之旅。那些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奠基先锋人物以及当代领军人物对当代最新和最有争议的问题提出的真知灼见，使莫斯可洞烛幽微：斯迈思，赫伯特·席勒，哈洛伦，古拜克，瓦斯科，戈尔丁，默多克，加纳姆，奥斯卡·甘地，米汉，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丹·席勒……他们以及莫斯可本人都试图理解，在信息化时代权力是如何在所有媒介中运作的：从报纸到Facebook，媒介权力如何与全球化、社会阶级、种族、社会性别和监管交织在一起，以及信息劳工的阶层分化及其在权力运作中的地位，并致力于整合批判理论中的诸多关键对话，以便对信息时代的社会与权力变迁做出更全面的分析。

在传播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视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奠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紧随其后的几年直到1980年，奠基于北美，但如今，研究力量和研究领域扩散到全球。正如莫斯可指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当代有五个发展潮流：该领域的全球化，对历史新形式的日益增长的关注，对抵制立场的日益强调（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聚焦新媒介产生的突出社会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的控制，电子监管以及网络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媒介变革和民主（比如，与政治经济传统相关联的社会行动的增长）。这些主题使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朝气蓬勃。

所有政治经济学派别还共享有四个奠基理念：社会变革和历史、社会整体、道德哲学和实践。它们关注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个新型社会（比如说，是资本主义或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或可被叫做信息资本主义？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是否太具革新性而导致其根本上的重构，而这种重构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根本质变乃至分崩离析？同时，它们也热心探究社会的整体体系（或者说社会关系的总体），比如，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领域；它们还关注有助于产生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和关注那些应该引导社会改变的努力的道德原则；它们强调社会实践性，也就是说，它们反对传统学院派这样的立场：将研究领域和参与社会分离，将研究者和社会行动者分离。

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出发点的三个进程。首先，要分析人们的传播行为是怎样变成能够带来利润的产品，以及人们是如何抵制这个过程的；其次，要分析资本是怎样利用大众媒介和传播技术来克服地理空间所造成的障碍，并由此产生了二律背反：全球化使跨国企业权力延伸的同时，也产生了其宿敌——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比如，本·拉登为基地组织所做的，不过是推行或者直接复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工业世界中大部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所采取的有效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最后，要分析围绕社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社会关系是如何得以组织的。因此，该书的结论是：重返阶级权力，因为阶级权力一直以来都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核心位置。

对于观察信息社会的社会组织及其变迁，莫斯可既不满意正统经济学科或新古典主义的方式，也不满意文化研究或公共选择理论。因为经济学倾向于对历史动力和社会变迁弃之不顾，倾向于忽视权力同财富的关系，由此忽视制度控制市场的权力，只对社会提供一般的、静态的解释；新古典主义则将大部分“政治”从“政治经济”里排除，政府和大公司的政策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全都是该学科最聪明、最机敏的从业者；而公共选择理论有两种偏向——或过分强调政治方面，或过分强调经济方面；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分水岭在于“劳动分析”还是“文化分析”，是“结构的”还是“互动论”的方法。因此，莫斯可以为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之间的对话而架设新桥为该书作了结语。基于此，莫斯可对知识领域的团结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良好期待：不管政治经济学和它的相邻学科有什么分歧，我们的研究过程应当使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走到一起，而不是相互疏离。对于如何运用传播来实现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创建民主传播系统的运动，我们应该建立共同的理解，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争取使所有人都获得更大福利。

莫斯可的研究逼迫我们必须直面当下两个切时的话题。

一是，面对当代中国激烈的社会变迁和媒介变革的此情此景，我们如何做传播研究？“仅仅是经济（比如，金钱是推动媒介的唯一力量）或仅仅是文化（比如，人民的价值观塑造了媒介）都无法像魔钥似地开启我们对传播的理解”（第七章第二段）。媒介事业难道不是一度被人们等同为经营或者技术吗？莫斯可提醒人们，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它通过提供加强资本主义的信息、建议和政策，为权力服务。这样，将经济学视为一种权力体系至少同样重要。要想理解那种体系并建议改革它的方式，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经济学。

二是，巧合的是，莫斯可在2009年新版中提到，30年前的197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三厘岛核事故发生的那个周末，由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政治经济学部召开的“工作例会”云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先锋人物，此举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今天，当日本的核泄漏乃至扩散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和话题时，改变世界、改变媒介体系难道不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吗？

现在，就是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经济学。

该书的原版序言、中文版序言，第四、五、六章为胡春阳翻译，校译和统稿也由胡春阳进行；第一章由吴冬妮、胡春阳翻译；第二、三、七章为黄红宇博士翻译；第八、九、十章为姚建华博士翻译。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叠床架屋之晦涩，指鹿为马之疏漏，在所难免。但我们都是抱着极为严肃勤恳之态度，无惧尺方之枯燥，任韶华以飘零，勇猛精进。

胡春阳

2011年3月

于香港海滨花园海宁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