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激进派的批判

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对古典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从以其名义实施的政策对人类造成的破坏，到其声称的信奉启蒙运动合理性的理论缺陷。他们的激进反应受到工人及其他社会运动的支持和鼓舞。通过吸纳应工业革命而爆发的民主力量，这些运动扩展了知识界的批判。

空想社会主义批评家们参与了诸如英国平均主义者（Levellers）和法国大革命激进派之类争取民主、反对政府的社会运动，由此建立起自己的论点。戈德温（Godwin）和佩恩（Paine）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抨击协助激发了美国革命）记录了随着政府取消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防止穷人饿死的保护措施，剥削日益增长。此外，他们攻击古典理论没有能够运用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反对新经济学的基石：私有财产。如果一种学说体系维护将人民大众从他们自身血汗劳动的成果里排除出去的做法，还有哪种体系[或者用卡莱尔（Carlyle，1795—1881）的术语“沉闷科学”（dismal science）]会比这种体系更加不合理呢？这种强烈的道德呼吁和政治承诺驳斥了古典理论的回击：由于人口增长、土地缩减，饥饿和贫困不可避免。后来的几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欧文（Owen，1771—1858）、傅立叶（Fourier，1772—1837）和圣西门（St. Simon，1760—1825）都力图通过明确提倡有规划的、地方自治的社会来修正他们所谓的市场无政府状态。

马克思理论就建立在这种批判之上，一方面接受空想社会主义者将争论的要点转向平等和社群，另一方面又反对为了捍卫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人性观，以道德义愤代替持续的唯物主义分析，不管这种义愤何等有道理。他的分析能力本身吸引了众多批评家，但也赢得了他们勉强的和甚至不那么勉强的尊敬。⁽⁷⁾本纵览不可能也不打算充分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其巨大遗产的众多阐释。本纵览旨在描述从批判古典学派衍生出来的一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要脉络。

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在古典理论的诸多贡献之上。他接受了将劳动力作为价值主要来源的理论核心，但同时也系统改造了该理论，考虑了劳动力的使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由此可以发展一种剥削理论。这种理论识别出劳动力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异或者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由于增加工作时间[绝对剥削（absolute exploitation）]或者在工作时间增加工作过程强度[相对剥削（relative exploitation）]，结果导致剩余价值增值为资本。

马克思的反应来自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将这种理论——尤其是它的劳动力观——历史化的全面努力。古典学派对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很感兴趣，可是在审视资本主义本身的时候，除了关于资本主义是否蕴含固有的、天生的贫困化倾向这一问题的特定争论，倾向于限制运用其历史想象。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一种具备空前活力的体制，通过新技术和组织劳动过程的新形式，不断革新自身的生产过程。尽管资本主义不断面临冲突和斗争的大漩涡，在此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实践和形式，最终，没有任何习俗、仪式或者价值可以阻碍市场的发展、商品（包括劳动力）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增长。资本家不断革命的倾向，即熊彼特（Schumpeter，1942）后来恰当地称之为“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只能被资本主义本身能够释放的各种力量毁灭。这些力量包括劳动阶级，被定义为那些被迫出卖劳动力并放弃控制生产资料的人。

古典理论识别出驱动资本主义的各种力量，可是倾向于将其视为天经地义。⁽⁸⁾马克思寻求把资本主义放置在历史的辩证发展当中，但是采用唯物主义的视界，从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既定倾向中挣脱出来。这些倾向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著作当中，最看重观念、信仰和政府或者国家的历史。⁽⁹⁾实际上，除了大量继承黑格尔的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和实践哲学的目标（旨在融合理论与实践），马克思还接受了革新其理论的挑战。要实现这一目标，他的做法是展示即便处于不是自己创造的外部条件之下，人们如何创造历史和他们自身。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首先意味着人们如何通过劳动创造自身。

除了这种激进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发展出一种同样激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观。资本主义是一种物质体系，并非因为它看上去是一种物（机器、工厂、产品等）的体系，而是因为它包含了一整套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关系。自然主义的外表掩盖了大抵上按照社会阶级重组社会生活的实质。此外，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一种物质体系，并不是因为它从事商品生产——这一点很重要，可仍然只是商品的本质。即便如此，马克思还是大量阐释这种本质。试想，《资本论》（Capital，1976a）——可以说是他最成熟的著作——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是“商品”。可是正如前一句所表明的，尽管商品无处不在，却仍然只是一种表象的无处不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以商品巨额积聚的方式出现”（1976a：125）。剥去层层表象，我们就会发现一整套社会关系，尤其是“全部商品只不过是一定数量的凝结劳动时间（congealed labour-time）”（1976a：130）。

广言之，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体现为大量生产者，他们不拥有生产工具，而是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一个业主阶级，这些业主通过不同的公司组织起来，在各种商品、劳动、原材料和资本的市场上展开竞争。竞争驱动这些不同的公司为了增加资本积累，通过剥削劳动力最大化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文献充满了对劳资关系准确定义和后果的讨论。尽管如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于主张，建立在资本/工资—劳动力关系之上的体系导致劳动日益机械化、资本集中化和集权化，还有周期性危机——其中过度生产的倾向很可能最明显（Mandel，in Marx，1976a：82）。这一观点无疑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著作衍生而来，特别是李嘉图及其中间偏左的追随者。可是，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人敢如此透彻地分析资本主义，那些表面特征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个自然的、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世界，马克思却寻求剥除那些表面特征的威力，揭露出一整套具有社会活力、但本质上自相矛盾、因而不稳定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阶级关系。

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众多批判当中，有一点对于传播研究格外重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走得还不够远。这并不是指广为传播但基本错误的观点——马克思错过了今日管理资本主义和服务经济的兴起。对威廉斯（Williams，1977）、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81）和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1981）等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来说，与本质主义的狭隘劳动观所造成的后果相比，这些根本就无足轻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非常重视劳动的概念。在其早期著作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该书是早期马克思与《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之间的过渡）里，马克思将劳动想象为一种广义的范畴，包括人类构造自身和历史的社会活动。可是，即使在此处，重点也是在于劳动的工具性和生产性，而不是在于它的表现性和构造性。《资本论》将劳动看得更加具有生产性。根据马克思的辩护者，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将劳动简化为工具性—生产性的工资关系，将人简化为生产对象或者仅仅是生产要素。可是，将劳动视为根本的物质活动、但又将其缩小为工资体系的理论的一个后果，就是劳动者的其他物质实践被最小化。对于那些与传播息息相关的物质实践，诸如文化、语言和社会再生产，尤其如此。那些实践被当作非物质的，依赖于由劳动定义的物质基础，并在走极端的理论里成为物质基础的上层建筑反映。根据哈拉维（Haraway，1991：132）的观点，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劳动包括人类本身的生产，他们最为重视的还是存在手段的生产，由此对于自然性别/社会性别（sex/gender）的劳动分工以及其他一些理论，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传播政治经济学基于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批判对抗，一大主要任务就是展示传播与文化如何构成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互为本质、传播与信息如何构成同一社会活动——意义的社会建构——的辩证实例。将这些任务放置在理解权力（power）与抵制（resistance）的更大理论框架内，会将传播直接纳入生生不息、仍然与当前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Potts，2005；Saad-Filho，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