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本章通过将政治经济学描述为一种包涵广泛、变化多端的社会分析理论，为详细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设定了舞台。首先通过一系列定义，本章表明了政治经济学如何从家政和社区管理的实践问题中发展出来。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以一种争论为显著特征，一方认为本学科应该包涵全部范围的社会活动；另一方接受一种更加狭义的、科学的控制范围，即使将研究局限于运用数学话语、以可被证伪的命题方式表述的经济现象也在所不惜。本章着重论述了在传播研究中被用到的两种定义。一种集中关注支配资源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另一种关注控制与存在的广泛问题。
在介绍和评价定义以后，本章开始论述交互构成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这些包括社会交换和历史、社会整体、道德哲学和实践。政治经济学发源于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此时它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些概念。它们的意义随着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秩序的检验和反正统的知识界潮流的挑战而不断变更。
(1) 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新的经济科学缺乏一种政治理论。明确将“政治的”一词排除反映了一种关于权力和政府的重要观点，它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之间、还有这种理论的捍卫者和批判者之间展开的争论中不断推进。本质上，它表明经济学不仅比政治学更加重要，作为一门客观的科学，经济学可以并且应该与政治学划清界限。
(2) 很难对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置之不论：一门两千年来都是围绕着家政管理组织的学科，现在却仍然必须依靠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敦促才会把家务劳动的价值纳入考虑（Bezanson and Luxton，2006）。
(3) 历史几乎全部发生在西方、以电报的发明为开端的观点在传播研究领域贻害深远。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可以理解但是有局限性的倾向：将该领域视为一系列随着技术形式（印刷、广播、计算机通讯）的发展而逐步进化的产业（广播、电信、出版）。
(4) 我感谢达拉斯·斯迈思向我建议英格拉姆的《政治经济学史》。斯迈思（1991）写道，他1932年念博士生的时候读到这本书，该书对他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尽管埃利和英格拉姆都写到了历史思想的胜利，本学科正在开始偏离对历史的强调。虽说如此，对于一位年轻的经济学研究生来说，这本书会在全部课程当中占据核心地位。埃里克·罗尔（Eric Roll）1942年的《经济思想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看来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核心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今天，麦克洛斯基（McCloskey，2002）写道，在一个更加关注构建关于当下的严密数理模式的领域内，经济学史是一个边缘化的次学科。关于经济学如何对待（和虐待）历史，帕克（Parker，1986）近来提供了较好的批判。
(5) 并不是只有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历史关怀。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在“导言”中写道，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噪音》（Noise）——一种有趣的、不落陈套的音乐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了“在‘历史主义’受到一致声讨（阿尔都塞）、历史和历史解释通常被打上‘历时性’（索绪尔）或者纯粹是神话叙述（列维–斯特劳斯）的烙印的一段时期以后，人们对于历史编纂学重新焕发了兴趣”（Attali，1985：p.vii）。
(6) 同样有意思的是，埃利仅仅将经济学视为社会学的一部分：“严格地说，实际上只有一种伟大的社会学科学，经济学构成了其中的一章，必须与其他各章保持紧密关联。”（Ingram，1923：4）最近的学科地位排名将经济学置于社会学之前，对那些将此奉为权威论断的人，这番话发人深省。
(7) 实证经济学家那种近乎救世主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这不仅仅是建立一门学科，用布伦南和诺贝尔获奖者布坎南的话来说（1985：150），这是创造一种“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它会“部分回归18世纪有关政治和政府的怀疑论”。他们有意“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约束政府的规则上，而不是为政治对公民生活日益扩大的入侵辩护的革新上面。我们作为社会哲学家的标准任务就是型塑这种公民宗教，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无疑都是一个十足的挑战”。
(8) 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译者
(9) 艾哈迈德（1992：121）为他所谓的“整体性”所作的辩护出自一段更长的论证，抨击那些基于分析“在宗主国的语言里可以读到的少数文本”，论述“第三世界文学”独特倾向（比如国家主义）的理论家对该词的误用。
(10) 在哲学上，rationality本来指对reason的运用。可是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里，rationality具有行为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倾向性含义。——译者
(11) 拉宾纳齐（Rabinach，1990）认为，将人与机器等同——生产主义的精神特质——是现代主义的定义性特征之一。
(12) 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概念与实行的二元分立视为异化过程的一个主要阶段。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开创性的研究运用了这种二元分立。在皮尔士（Peirce，1839–1914）、詹姆斯（James，1842–1910）和杜威（Dewey，1859–1952）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里，它尤其在实质上——如果不是在名义上——占据显著地位。在其传播研究史里，哈特（Hardt，1992）建议，实践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之间搭建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