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牵线搭桥：文化研究、公共选择及其超越

为发展一种完备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发展一种承认其不过是考察社会生活的方式之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检视其知识边界的各种方法并为它们牵线搭桥十分必要。政治经济学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野，但它也非探究世界的唯一有效路径。为说明这一点，本书最后一章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置于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对立面。

文化研究路径是基础宽阔的知识运动，它聚焦于文本中的意义的建构，而文本的概念广泛地包含社会传播的各种形式（McRobbie，2005）。文化研究现在也有许多的流派并提供了内部酵素的争议（Grossberg，2006）。不过，文化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助益。

第十章阐述了文化研究是如何对实证主义的广泛批评保持开放性的（实证主义即认为感官的观察是知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文化研究已经捍卫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哲学方法，它集中于主观性，或是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世界，集中于知识的社会创造。文化研究同样拓宽了文化分析的涵义，其大前提是，文化是一种普通的、由所有社会参与者创造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那些特权精英们创造的；同时，社会也是经过社会性别和民族的分化与认同而构成的，正如社会是由社会阶级所构成一样。

虽然政治经济学能从这些新的开端中获益，反过来，它同样有助于推进文化研究。甚至就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趋向接受了主体性，并体现出更广阔的包容性时，它还是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即坚持历史研究的价值，坚持从具体的社会整体来进行思考，坚持基础牢固的道德哲学，坚持要克服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间的差距。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过分夸张主观性的重要性（也就是主体的自恋）的倾向划清了界限，与文化研究拒绝以历史实践和社会整体作为思考的依据的倾向划清了界限。政治经济学也同采用专业化语言的文化研究趋向划清了界限，因为它有违文化研究应当为建造社会的普通人所享用的初衷。最后，政治经济学还同热衷于考察消费的社会“生产”而拒绝研究劳动者和劳动过程的趋向划清了界限，因为它造成的后果是否认劳动者在当代社会变革运动中有任何价值（Denning，1996，2004；James and Berg，1996；Maxwell，2001；Mosco，2004）。米汉（Meehan，1999）认为，如果更侧重文化研究批判性的一面而非欢快的一面，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更富有成效地相遇的可能性更大。关于文化研究批判性的内容不仅有助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时它对理解媒介假象、受众和习俗也是至关重要的。米汉的研究工作标志着过去十年在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意见交换所取得的进展（Deetz and Hegbloom，2007；Mclaughlin，1999；Peck，2006）。

第十章也论证了政治经济学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中获益。公共选择理论的政治右翼倾向于把分析重点放在国家上，而经济上则是旨在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推行所谓的新古典主义（Buchanan，1999；Posner，1992；Stigler，2003）。

政治经济学趋向于把政府看成过度依赖于、决定于特定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资本的配置，因此它将从严肃对待政府的积极角色的方法中获益。另外，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都对分析社会整体感兴趣，密切注意社会改革。然而，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多元政治分析趋向划清了界限，公共选择理论把国家视作广泛的社会力量的独立仲裁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组织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支配社会。与此相左，政治经济学则坚持认为，企业和商品化是社会分析的起点。更进一步说，政治经济学拒绝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整体分析与引导社会改革的价值观的分析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市场理性之上的趋向。相对于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坚持伊始于社会阶级和劳动的社会过程，也坚持把社区和公共生活与市场和合理化相对，从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市场化和理性化实际上复制了阶级权力（Lewis and Miller，2003）。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研究方法的区别时，为它们牵线搭桥才可能是真正富有成效的。

本书的结尾将会展望另外的两种牵线搭桥过程。一个是聚焦于科技研究的发展，另一个则是将以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其一部分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更为宽泛的研究和包括在当今社会占有几乎全部权威地位的包含物理、化学、生物的科学项目结合起来。早在五十年前，作者斯诺（C. P. Snow）“两种文化”的言论已把上述种种研究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富于争论性。解决这些分歧是一个巨大而又重要的挑战，所以本书将会提供一些有关怎样处理这些分歧的见解与想法来结束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