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军争篇(5)
春秋时期，晋侯率兵讨伐齐国。齐侯登上山顶观察晋军的情况。晋军派出兵力排除山道河泽的险情，并且所到之处，都要插上旗帜。命令士兵们都坐在战车的左边，右边用大旗伪装起，车尾拖上柴草迅速行进，大旗纷扬，尘土冲天。齐侯见晋军气势浩大，以为他们兵多将广，无心抵抗，就逃回去了。
春秋时期，越国讨伐吴国
春秋时期，越国讨伐吴国。吴国在笠泽防备越军袭击。双方在两岸摆开阵势。越军兵分两路，趁黑夜，一会儿从左路前进，鼓声震天，一会又从右路大声喧闹。吴军只好也分两队人马予以反击。可这时，越国部队又派主力从中偷偷渡过笠泽，擂鼓冲杀吴军，吴军混乱不堪，大败而去。
【原文】
志气和决心动摇法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简评】
将军是指挥部队的核心人物，他们思想状况对部队作战有直接影响，应该对他们进行攻心战法，动摇他们的决心，搅乱他们的思维程序。如“利而诱之，卑而骄之，怒而挠之”，以及《九变篇》的“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都是“夺心”的具体方法。为掌握“四治”的运用，要懂得自然之理，人情之常，用兵之道，战争之则。富有实战经验的拿破仑说，一支军队的实力，四分之三是由士气构成，这个比例是否科学，尚未听说过有谁进行过详细测算，但士气确实是构成战斗力精神的主要因素，古今中外无数战例都证明了这一点。
【战例】
战国出色外交家公孙衍
公元前322年，齐王约请燕、赵、楚的相国在卫地相会，商讨联合孤立魏国的事。魏王得讯后十分害怕，担心他们要合谋进攻魏国。他急忙请谋士公孙衍来商议对策。公孙衍说：“大王不用担心。只要您给我一百金，我就有办法破坏他们的联盟计划。”魏王对公孙衍的才能深信不疑，听他这么一说，心就定下来了，马上亲自给他套车，载上一百金。公孙衍探听到齐王到达卫地的日子，便带着五十辆马车的随从先行到达卫地，用一百金上下打点。得以赶在燕赵楚三国宰相的前面，单独拜见齐王。拜见的时候，公孙衍从容久坐，与齐王客客气气，漫无边际地聊了一通才告辞。三国宰相抵达后得知此事，怨恨不满之意露于言表，纷纷责备齐王：“大王与三国相约孤立魏国，魏国派公孙衍来游说，您居然与他长时间会谈，是不是想算计我们三国啊？”齐王急忙解释：“魏王听说寡人来，便派公孙衍到此致意问候，寡人并没有跟他说什么啊。”但三国宰相说什么也不相信齐王解释，最后不欢而散，结盟之事也就失败了。
公孙衍在战国纵横家诸子中可算是最出色的外交家，他在这个事件中所运用的“无中生有”的攻心战，体现了他高超的外交技巧。
他要拆散四国联盟，却并没有采用挑拨离间之类的低劣招数，也没有摆出割地赠室的卑屈姿态，而是堂堂正正、从从容容地向齐王做了一次表面看起来纯粹礼节性的拜访，“困，久坐，安，从容谈”。但他这次拜访却是选在四国会盟之处，于四国会盟之前，并与本应是敌人的齐王长时间和睦地交谈。这个外交事件不能不引起参与结盟各国的高度重视。因此，三国对齐的猜疑是必然的。
公孙衍此行未费一兵一卒，也没有损害魏国的利益，看似漫不经意，却又饱含深意。他通过一个简单的外交活动，就不动声色地破坏了对手的联盟，可见其思虑之细密，用心之良苦，不愧是外交界的高手。
孟明视反败为胜
头孟明视领军偷袭郑国不遂，回程途中反而被晋军在崤山设伏打了个全军覆没，连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名主副帅也被晋军俘虏了。后来晋襄公念着秦晋数代通婚友好，与秦穆公的关系又还未决裂，才把他们放回国去。
孟明视等三人回到秦国，不仅没有受到秦穆公的指责处罚，反而恩宠有加，继续重用为领军之帅，三人十分感激，更加尽力尽心训练士卒，厉兵秣马，以图一报殽山大败之仇。
不久，晋襄公又联合宋、陈、郑几国兵马，乘秦军元气大伤的机会，再度入侵秦国。秦国也果然没有任何抵挡，任由晋国占领了边境几处城邑。身为三军统帅的孟明视，没有主动请命防御入侵之敌，很为朝野上下所不理解，微言纷起，都说他被晋人打怕了，现在一听见晋军入侵，就害怕啦。孟明视还是没有辩解。倒是秦穆公对众大臣解释说：“孟元帅之所以没有率兵抗晋，是我们的力量还没有恢复，还不是跟晋军决战的时候。时机一到，他一定能打败晋军，一报崤山兵败之辱的，各位且请拭目以待。”
孟明视很为穆公能够理解自己而感动。经殽山一战，他慎重多了，再也不敢轻率从事，更不敢轻易言战。他感激穆公的知遇之恩，也更加刻苦地整治部队，训练将士。
一年之后，秦军恢复了元气，将士经严格训练，作战能力也大大提高。于是，他提出了征伐晋国的请求。他满怀信心地对穆公说：“这次如果再不能雪耻洗辱，我孟明视誓不生还秦国见主公！”
“好，我亲自为你督军出征！”秦穆公也意气奋发。“作为秦国之主，这几年来，我军对晋军屡战屡败，受够了晋军的欺侮，如果这次还不能打败晋国，我也没有面目回来见百姓了！”
孟明视挑选了五百乘战车和几千精兵，临出发时，又给参战的将士的家庭送去丰厚的财物和赠赐。这一举动，令全军上下大为感动，士气大振，都决心跟从孟元帅，一定要战胜晋军，一报崤山兵败之仇。
选定吉日，秦穆公亲自率领大军出发。不日，便过了黄河，进入秦晋边境。孟明视下令把渡船全部烧毁。秦穆公大为吃惊：“孟元帅，你为什么把渡船都烧毁啦？”
孟明视不无悲壮地说：‘兵以气胜。’我军屡被晋军所败，将士们一听说与晋军打仗，口里虽然说振奋向前，心里却免不了还要怯懦害怕，士气很低落。现在我们虽然烧毁了渡船，但如果胜利了，何愁无船可渡？一旦兵败，也无须再回去啦！这是为了给将士们一个鞭策：我们这次是有进无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这是兵法上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希望能够以此激励士气。
秦穆公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好。
随后，孟明视亲自为先锋，率军长驱直入晋境，一鼓作气连连攻破数座城池，真正是所向披靡。
晋襄公接到边境急报，忙与群臣商量抗敌之策。
丞相赵衰说：“秦军是我们婚姻友好之邻国，数度有恩于我国，却又被我们数次打败，他们全国上下对我们可谓恨之入骨了。这次穆公亲自领军来攻打我们，分明是誓不两立的意思。经孟明视整治训练了一年的秦军已今非昔比，战斗力肯定大胜从前。其气正怒，其势方锐，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必然勇不可当。我们不如稳守为主，避一避他们的锐气，任由他们一层威风，好让他们心中积聚多年的怨气得以宣泄。这样有可能解开两国这些年所结下的仇怨，重新修好，免除永无休止的纷争。请主公三思。”
先轸去世后，接任元帅的先且居也说：“丞相说得对。俗话说：困兽犹斗。何况秦军又是骁勇善战的大国军队呢！如与他们硬拼，吃亏的一定是我们。他们这次来既然是志在必胜的，干脆就让一让他们，任由他们在边境地方宣泄一阵，以满足他们求胜的欲望。只要我们坚守不战，他们略有所得，就会退兵回去的了。”
既然文武重臣都这么说，晋襄公即下令严守各处要塞重地，任由秦军在边野之地为所欲为，坚决不与之交战。
这样，秦军在边境一带掳掠一番，见晋军并不应战，都以为晋军怕了秦军，几次落败的怨气和仇恨得以宣泄，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也就转上殽山，收拾上次阵亡将士的尸骨后，回国去了。
孙武出仕吴国
孙武出仕吴国，以“客卿”身分参与军政大事之时，吴王阖庐征询他对伐楚的意见。孙武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状况后说：“兵乃凶事，不能妄动干戈。我认为，必须在交战前就有胜利的把握，绝不能靠打仗取胜。目前我们应该做的，一是加强我国的国势，训练好士卒；二是离间楚与其附庸国之间的关系，使楚之附庸归附于我，为我所用；三是想办法使楚国上层发生内乱，特别是对骄横的令尹囊瓦，应尽力纵其气焰，令其内乱。当然，为了显示我们的国威，以使周围小国有所忌惮，也可以打一点小仗，如可以发兵到吴楚边境的舒地，僚的两个儿子掩余、烛庸不是亡命在那里吗？这样既可以夺取舒地，又可以诛杀此二人，不是一举两得吗？”
阖庐采纳了孙武的建议，并命他领兵夺取舒城。孙武出发之前经过二番谋划，决定智取舒城。
原来，防守舒城的不仅有楚兵，还有相当数量由掩余、烛庸带去的吴兵。掩余、烛庸作为吴王僚的儿子，在吴王僚被阖庐用计杀死后，他们便投奔了楚国。楚王对他们并不是十分信任，派他们驻守楚吴边境上的舒城。孙武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加以利用的渲染的因素。因此，在出发前，孙武对部队作动员时说：“驻守在舒城的吴兵都是不得已，处境也相当可怜，只要他们肯出城返回吴国，我就饶恕他们，并送他们回归故里，如果他们能带着楚兵的首级出城，或者在吴兵破城时立功，我一定要重赏他们。”孙武说的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舒城，在城中引起了一些躁动。
孙武这是在施展因势利导，攻心夺人之计。部队出发后，孙武并不要求队伍快速行进，而是缓缓前行；到达舒地后，也不急于攻城，而是在城外数里处驻下以观城中动静。
两天以后，城中果然发生了激烈的内斗，军士们互相残杀，舒城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乘乱逃出来的吴兵不计其数。孙武见此情景，知道进攻的时刻到了。他率军杀奔舒城，城里吴兵开门迎接，孙武不伤一兵一卒夺取了舒城。孙武进城后，发现城中有许多被原吴兵杀死的楚兵尸体，连掩余和烛庸也在乱军中被反戈一击的吴兵杀死。孙武因势利导、攻心夺人克下舒城，为吴王阖庐伐楚的总体计划开了一个好头。
日本政府的“大东亚圣战”梦想
为实现称霸东亚和世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7年7月和1941年12月分别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一直山雨欲来的亚太地区终于燃起了炽烈的战火。在这场被称之为所谓“大东亚圣战”的侵略战争中，日本军政当局除了以铁蹄和马刀横扫亚洲大陆之外，还大规模地进行了“洗心换脑”式的心理战。
战争初期，日本政府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政策，把心理战列入战时内阁的议事日程。根据分工，日本教育部和隶属内阁办公厅的情报处主管对居民的思想灌输，帝国大本营的情报局和内阁办公厅情报处则负责领导日本军队的思想灌输和心理作战。由于这两场战争都是在民众没有多少热情的情况下发动的，日本政府和军方对这种情况十分担忧。为此，日本政府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国民精神动员”运动。这场运动从1937年9月开始到1940年9月结束，历时三年，几乎席卷了日本的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程度之深，在日本历史上实属罕见。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鼓吹为天皇而战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全体人民都被要求参加各种支持战争的活动，妇女上街请求行人为出征军人效力，百姓被迫穿上统一的制服，学校成为宣传、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场所，群众被迫为支持战争而储蓄……这场运动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日本战时心理战的重要基础和前奏。
仿照纳粹德国“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手法，日本在每次发动战争之前，总要精心组织一系列心理欺骗，以和平假象麻痹对方，使其丧失应有的警觉；1931年日军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前，曾多次派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与东北驻军首领张学良谈判，一直谈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日方告收场。与此同时，驻华公使重光葵也与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进行谈判，声称要解决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并约定9月20日一道前往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与驻军负责人会见，他假惺惺地表示：“这些天来，我们两国军队一直相处得很好，万一发生事故，希望不要扩大事态。”“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为掩盖其侵华野心，又不断放出“和平”空气，进一步欺骗国民党政府。1935年1月，日本外务相广田弘毅发表了关于“中日亲善”的演说；次年3月，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八郎与国民党外交部就“广田三原则”开始谈判；同年8月，他还主动与宋哲元商谈“开发华北”问题。1937年初，日本加紧拉拢蒋介石，诡称要改变过去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协助中国的“统一”和“复兴”，并组织一个“经济考察团”来华，声称要帮助中国“完成现代国家之组织”。日本军国主义者这些维妙维肖的欺骗表演，使蒋介石觉得“日本具有诚意”，于是下令取缔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甚至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还“希望以和平的外交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结果当日本大举侵华时，未作准备的中国军队一溃千里，落得个丧师辱国的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