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①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②也，不可陷③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④之以礼，亦可以弗畔⑤矣夫！”
子见南子⑥，子路不说。夫子矢⑦之曰：“予所否⑧者，天厌之！天厌之！”
【注释】
①仁：指人，是“人”的借字。
②逝：往。这里指到井边去看并设法救之。
③陷：陷入。
④约：解释为约束。
⑤畔：同“叛”。
⑥南子：卫国灵公的夫人。
⑦矢：同“誓”，此处讲发誓。
⑧否：不对，不是，指做了不正当的事。
【解释】
宰我问道：“对于有仁德的人，别人告诉他井里掉下去一位仁人啦，他会跟着下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可以到井边去救，却不可以陷害他入井；君子可能被欺骗，但不可以被愚弄。”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致于离经叛道了。”
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如果我做什么不正当的事，让上天谴责我吧！让上天谴责我吧！”
【故事】
济世救人贤相萧何
萧何（前257年～前193年），生于西汉泗水郡丰邑县中阳里，即后来的江苏省丰县。汉朝初年丞相，政治家。谥号“文终侯”。他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为《九章律》。在法律思想上，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
他辅助汉高祖刘邦建立了汉政权，其后又根据秦律制定了汉律，即《九章律》，为东汉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不朽功勋。
与张良、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萧何位居其首。
萧何年轻时在秦时的沛县做县里的狱吏。他性格随和，很善于识人，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尤其是和其中的秦泗水亭长刘邦，感情更不一般。
刘邦做沛县亭长的时候，为县里押送一批农民去骊山修陵，结果途中大部分人都逃走了。刘邦自己度量，即使到了骊山也会按罪被杀。于是就躲了起来，藏到荒凉的芒砀山的深山老林中。
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起反秦的大旗，各地豪杰云集响应。此时做狱吏的萧何与曹参、樊哙等人时常聚会，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萧何设法让樊哙去芒砀山找回刘邦，打算共同起义。
刘邦从樊哙这里得知萧何意图后，立即率众奔沛县而来。来到沛县城下，刘邦在帛上写了一封告沛县父老书，用箭射入城内。
沛县百姓看了刘邦的信，就聚集起来攻入县衙，杀了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在萧何等人的力举下，刘邦做了沛县的县令。于是，他们便在县衙大堂举行了仪式，誓师起事，并按楚国旧制，称刘邦为“沛公”。
刘邦才深知萧何真心拥戴自己，内心十分感激。从此，萧何紧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了盖世的功勋。
前208年9月，项梁叔侄杀了会稽郡守殷通，举起义旗。不久，便召集了20余万兵马，并与刘邦所部会于薛城。
众将约定：项羽从北路向西攻秦，刘邦从南路西进向关中进发，两路人马在击败秦军后，谁先入秦都咸阳谁当关中王。
刘邦率军勇往直前，凭靠张良等人的谋划，避实就虚，剿抚并用，一路夺关斩将，直抵关中。萧何身为丞督，则坐镇地方，督办军队的后勤供应。
前206年10月，刘邦率大军兵临咸阳城。秦王子婴设计杀了奸相赵高，献出玉玺，向刘邦投降。于是，起义大军开进了咸阳城。
将士们见秦都宫殿巍峨，街市繁华，顿时忘乎所以，纷纷乘乱抢掠金银财物。
萧何进入咸阳后，一不贪恋金银财物，二不迷恋美女，而是急如星火地赶往秦丞相御史府，并派士兵迅速包围丞相御史府，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后，他让忠实可靠的人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起来，留待日后查用。
萧何做官多年，他知道，依据秦朝的典制，丞相辅佐天子，处理国家大事；御史大夫对外监督各郡御史，对内接受公卿奏事。除了军权外，丞相和御史大夫几乎总揽一切朝政。
萧何收藏的这些秦朝的律令图书档案，使刘邦对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了如指掌。
对萧何的做法，刘邦很是佩服，遂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5000户，并派兵卒500人为萧何贴身侍卫。
刘邦率先攻入咸阳后不久，项羽也率军入关，并自封为西楚霸王，占有梁楚东部9个郡，建都彭城，即现在的江苏徐州。并背弃原来的约定，改立刘邦为汉王，辖治荒远偏僻的巴、蜀、汉中之地，建都南郑。
为了阻止刘邦东进，项羽又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分封给了3个秦朝降将。
刘邦看出了项羽的险恶用心，憋了一肚子气，有心与项羽决一死战，怎奈势单力薄，实难取胜。只好采纳萧何、张良等人的建议，隐忍入蜀，休兵养士，广招人才，待机再与项羽争个高低。
刘邦按张良的计谋，偃旗息鼓，人不解甲，马不停蹄，急匆匆地向巴蜀进发。一路上，许多来自其他诸侯王军中的兵士自愿投到刘邦的旗下。
韩信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楚营中逃出，投奔刘邦的。韩信在楚汉战争中，率汉军渡陈仓，战荥阳，破魏平赵，收燕伐齐，连战连胜，在垓下设十面埋伏，一举将项羽全军歼灭，为刘邦平定了天下。
前206年8月，刘邦采纳张良、韩信所献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挥师东进，留下萧何负责征收巴蜀之税，供给军粮。
汉军将士人蜀后，思念家乡，东归之心甚切，一旦东归，个个如猛虎下山，奋勇争先，直杀得雍王章邯的兵马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汉军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便占据了三秦之地。
刘邦令萧何坐镇关中，安抚百姓，同时负责兵员和粮饷的筹措与补给，自己则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彭城进发。
由于几经战事，这时的关中已是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秦都咸阳被项羽放火烧了3个月，已成一片瓦砾。萧何留守关中后，马上安抚百姓，恢复生产，全力收拾关中的残破局面。
萧何一方面重新建立已经散乱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对百姓施以恩惠，以定民心。他不仅颁布实施新法，重新建立汉的统治秩序和统治机构，修建宫廷、县城等。另外又开放了原来秦朝的皇家苑囿园地，让百姓耕种，赐给百姓爵位，减免租税等。
他还让百姓自行推举年龄在50岁以上、有德行、能做表率的人，任命他们为“三老”，每乡一人；再选各乡里的三老为县三老，辅佐县令，教化民众，同时免去他们的徭役，并在每年的年末赐给他们酒肉。
由于萧何办事精明，施政有方，颁布利民法令，关中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建立了稳固的后方，保障了前线的需要。
前203年，项羽由于连年战争，陷入了兵尽粮绝的困境。而此时，萧何坐镇关中，征发兵卒，运送粮草，供应汉军，补足汉军缺额。刘邦也因此得以重新振作，多次转危为安，并逐渐形成了兵强粮多的好形势。后来，刘邦越战越强，终于逼得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消灭项羽、平定楚地后，诸侯联名上《劝进表》给刘邦，推举他为皇帝。刘邦论功行赏，最后定萧何为首功，封他的食邑也最多。
很多功臣因此愤愤不平，说他们都身经百战，而萧何只不过发发议论，做做文字工作而已，毫无战功，为什么他的食邑反而比我们多？
于是，刘邦问大臣们：“你们知道猎狗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用来指示行踪，放狗追兽的是人。如今诸位只是能猎获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他能放出猎狗，指示追逐目标，那相当于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带两三个家里人，而萧何却是全族好几十人跟随我，这些功劳怎么能抹杀呢？”
大家都无言可答。
行赏分封诸侯后，定都的问题又迫在眉睫。经过商议，最后决定定都咸阳。于是，刘邦暂居栎阳，命丞相萧何营建咸阳。
前199年，咸阳皇宫——未央宫竣工，萧何请御驾从栎阳到了咸阳。至此，西汉建都长安，历时200余年，萧何成为该城的最早规划和设计者。
前195年4月，汉高祖刘邦病逝于长乐宫，享年62岁。同年，太子刘盈即位，这就是汉惠帝。萧何继任丞相。
不过这时，萧何年事已高。这期间，萧何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社会情况的内容，制定了律法共9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繁、严酷，使法令更为明简。
前193年，年迈的相国萧何，由于常年为汉室操劳，终于卧病不起。病危之际，再一次向汉惠帝献计献策，举荐曹参为相。曹参继任丞相后，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
轻徭薄赋的霍光
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前119年，霍去病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出击匈奴，得胜还京时，将霍光带至京都长安，将其安置在了自己的帐下。
两年后，霍去病去世，霍光做了汉武帝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
公元前87年春，汉武帝去世，临终前立刘弗陵为太子。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的遗诏，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与御史大夫等人共同辅佐朝政。从此，霍光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
当年汉武帝时实施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但这一政策的实行，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的生活日趋贫困。
为了减轻徭役，减少赋税，霍光在汉昭帝即位之初，就围绕是否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展开了不懈的工作。
公元前86年12月，霍光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5人出行郡国，察举贤良，访问民间疾苦、冤案难以及失去职业的人，为召开盐铁会议做准备。
公元前81年2月，霍光将郡国所举的贤良人等接入京城，正式召开盐铁会议。会议围绕坚持还是罢废盐铁官营、酒榷均输问题展开的辩论，涉及各个方面，包括对待匈奴、国内的治理等重大问题，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的总评价，也是汉昭帝实施新的政策前的一次大讨论。
经过这场讨论，由汉昭帝下令，在这年的7月，废除了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政策。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整了阶级关系，从而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霍光实施的新政，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为汉朝的巩固，为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汉昭帝去世时，汉朝的政局曾一度发生混乱，但由于它的政治基础比较稳固，政局在短暂的混乱之后很快就平静下来。
汉昭帝21岁时得病去世，他没有子嗣。霍光听了别人的意见，把汉武帝的一个孙子、昌邑王刘贺立为皇帝。
刘贺原是个浪荡子，跟随他的200多个亲信，天天陪着他吃喝玩乐，即位才27天，就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把皇宫闹得乌烟瘴气。
霍光和大臣们一商量，联名上书，请皇太后下诏，把刘贺废了，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就是汉宣帝。事实证明，霍光选择了汉宣帝，才使得汉朝保持了兴旺的局面。
汉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辅佐朝政。他更加注意自身的政治修养，注意以儒学经术约束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一定规矩，都要合于礼法。
他重视贤良的作用，从思想意识上来说，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
前68年，霍光去世了。汉宣帝及皇太后亲自到霍光的灵前祭奠。大夫任宣与侍御史等人奉命来为霍光护丧。朝中凡是俸禄在2000石以上的官员，也都奉命到霍光家中去祭拜。
朝廷又赐给霍光大批的金钱、锦缎、葬器，其中还包括规格甚高的玉衣、梓宫、便房和“黄肠题凑”等。汉宣帝以极为奢华的方式安葬了霍光，并追谥他为宣成侯。后来，又将他列入“麒麟阁十一功臣”，排名第一。
宋代理学之祖周敦颐
儒学在汉代被确立为正统地位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代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掺入，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北宋时期结束分裂割据，重建一统。这时的儒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建立起了理学唯心主义。而北宋时期理学开山鼻祖，就是当时的著名哲学家周敦颐。
周敦颐从小喜爱读书，在家乡道州营道地方颇有名气，人们都说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
周敦颐少年时，和母亲一同到京城，投奔舅父郑向，舅父是当时宋仁宗朝中的龙图阁大学士。这位舅父对周敦颐母子十分眷顾。当周敦颐24岁时，舅父向皇帝保奏，为他谋到一个职位，做了分宁县的主簿。
周敦颐到任后，发现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只审讯一次就立即弄清楚了。县里的人吃惊地说：“周公断案，连老狱吏也比不上啊！”
周敦颐以明察秋毫，坚持原则、不媚权贵、明断狱案而闻名朝野，初出仕途就显示了他的才能。
1044年，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第二年，南安有个囚犯，根据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而当时的转运使王逵却决定严加处理。众官虽觉不当，但他们慑于王逵的权势，不敢出面争辩。
这时，周敦颐站了出来，坚持应当依律决狱。王逵不听，周敦颐愤怒地扔下手中记事的笏板，准备弃官以示抗争，并且气愤地说：“难道可以这样做官吗？用杀不该处死的人的办法取悦上级的事情，不是我该做的。”
在周敦颐的据理力争下，王逵终于省悟，放弃了原来的意图，囚犯才幸免于死刑。
周敦颐调任南昌知县的时候，南昌人都说：“这就是那个能弄清分宁县那件疑案的人，我们有机会申诉了，他可是当代大清官啊！”
那些富豪大族，狡黠的衙门小吏和恶少都惶恐不安，不仅担忧被县令判为有罪，而且又以玷污清廉的政治为耻辱。
在南昌期间，有一次，周敦颐得了一场大病。他的朋友潘兴嗣去探望他，一进门便吃了一惊。原来周敦颐的家中空空如洗，日常生活用品全都盛在一个已经破旧得不像样的柜子里，所有的钱财加起来不足百。
潘兴嗣知道，周敦颐任知县已经几年，俸禄并不低，但他领到俸禄后，总是或以济贫，或分送同宗族的亲戚，或用来招待客人和朋友，只要别人向周敦颐说一声自己有什么困难，他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所以才会现在自己生病了，而自己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的窘况。
这时，周敦颐的妻子哭着对潘兴嗣说：“钱财散尽之后，全家便总是以粥度日，生活过得清贫而寒酸。”
后来，周敦颐的朋友们想出钱为他新建一所住宅。周敦颐知道后连忙婉言拒绝：“我节衣缩食，是为了给黎民百姓做表率，以防奢华浪费之风盛行。如果我们为官的都讲究穿漂亮衣服，骑良马，追求奢靡享乐。老百姓也就会仿效，其结果会导致品行不端，社会风气败坏。到那时再纠正就难了，所以我不能接受你们的恩惠。”
朋友听后都点头称是。
周敦颐自己虽然生活过得十分清淡，可他自己则自得其乐，性情旷达，从来不把清苦放在心上。周敦颐在一首写给家乡族人的诗中表达出这种奉公行为、廉洁爱民的动机：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他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心为公，不图私利，爱护他人的精神，深得时人赞许，在后代学者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敦颐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对自己的下属也是严格要求，监督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有一次，周敦颐的一名手下把领到的俸禄米，拿到自己家里。这名手下的妻子顺手把米斗量了一下，发现多出了3石，手下和妻子都不做声。
后来，这事恰好被周敦颐听见了，于是问了自己的手下。手下红着脸说：“以前惯例给自己量米时，是不把冒尖的部分去平的，所以自然多了些。”
周敦颐又问：“那么照理多出来的米应该付多少钱呢？”
他的手下说：“这是不用给钱的。”
周敦颐听了以后，非常生气，硬是要手下把前几次多拿的米钱一并拿了出来。随后，周敦颐将管米的仓官问罪，并要求依规定办理。后来，当地其他官员知道周敦颐严办手下这件事后，都感到非常惭愧。
周敦颐担任合州通判的时候，狱门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经他的审定，下面的人都不敢做决定，即使交下去办，老百姓也不愿意。
在当时，周敦颐的上司赵抃被一些毁谤周敦颐的话所迷惑，对周敦颐的态度很严厉，但周敦颐却处之泰然。
周敦颐当了虔州通判时，赵抃做虔州知州。赵抃仔细观察了周敦颐的所作所为，才恍然大悟，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你这样的人才，从今以后算是了解你了。”
后来由于赵抃的推荐，周敦颐做了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周敦颐以昭雪蒙冤、泽及万民为己任。巡视所管辖的地区不怕劳苦，即使是有瘴气和险峻遥远之地，也不慌不忙地视察。
周敦颐做官为民，注重个人修养，对此，北宋时期政治家、著名学者黄庭坚评价周敦颐道：
人品很高，胸怀洒脱，像雨后日出时的风，万里晴空中的月，不贪图获取名声而锐意实现理想，淡于追求福禄而重视得到民心，自奉微薄而让孤寡获得安乐，不善于迎合世俗而重视与古人为友！
1056年，皇帝御笔钦点，任命周敦颐为合州通判。
有一次，他从合州乘舟而上，前往南部拜访推官蒲宗孟。在途中，周敦颐对慕名而来的求学者谈到莲花，他说：“我最爱莲花，你看它处于淤泥而不被污染，濯于清涟而不显妖媚。莲花端庄正直，清高不凡，具有君子风范，生活在世俗而不为世俗所污。”
说到周敦颐爱莲，不由让人记起千古名篇《爱莲说》里优美的词句来：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爱莲说》可贵之处与核心价值，是通过对“独爱”之莲的深情赞美，塑造了一位寄予了作者价值目标与人格理想、包含着儒释道丰厚意蕴、体现着民族传统美德与浩然正气的“君子”形象。
儒家视野中之“君子”，乃品德高尚者之谓也。它是人们对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圣贤的同义语。其核心要素是“内圣外王”或“修齐治平”。
所谓“内圣”，就是通过克己修身而实现人格的完善，达到包括仁、义、礼、智、信、廉等品德要素在内的圣贤境界。在周敦颐看来，这种圣贤境界还包括正心诚意，在精神层面上能够寻求到超越于人生物欲之上与生活境遇之外的“孔颜之乐”。
所谓“外王”，就是积极入世、关怀社会、心忧天下，为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而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周敦颐《爱莲说》对菊、莲、牡丹的定位，反映出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使人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君子”优秀品德元素中的丰富信息。
这些美德虽然从理论源流上出自儒家，但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性，因而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佛家视野中理想人格的核心要素是慈悲为怀和纯净不染。莲性是佛旨的象征。毫无疑问，《爱莲说》的创意和佛学有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出淤泥而不染”之句，是佛家所阐发的莲的象征意义与周敦颐毕生“以名节相砥砺”，清白做人、廉洁为官的高尚人品天然契合的产物，这是周敦颐对莲花情有独钟的真正原因。
与“出淤泥而不染”相呼应的是“濯清涟而不妖”，它进一步延伸和强化了莲花的优秀品质。无论环境好与坏，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应当保持做人的纯洁和正直。
周敦颐在从政期间，尽心竭力，深得民心。在生活中，也不忘加强个人修养，加上早年大量广泛的阅读，接触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思想。后来，终于写出了他的重要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等，提出了理学体系，成为一代开山祖师。
周敦颐将治国者的修养目标划分为几个不同层次，即“士希贤”、“贤希圣”和“圣希天”。
士希贤，即士的修养以贤为榜样。士，可以是任事之称，也可以是修立之名，可以是封建社会最底层的特称，也可以是读书人的泛指。周敦颐明确规定士以贤为修养目标，因此他所说的士是指学习道艺的士。
那什么是贤呢？贤是指修养成就已经很高的人。周敦颐列举了3类贤者：一类是以伊尹为代表的任事型贤人；一类是以颜渊为代表的洁身型贤人；一类是以子路为代表的改过型贤人。
伊尹是商代初期大臣。他帮助攻灭夏桀，建立起商王朝。伊尹一生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帝王之师。
周敦颐将伊尹作为任事型贤人的代表，并提出“志伊尹之所志”，就是要弘扬伊尹的精神，能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敢于上以匡君，下以救民。
颜渊是孔子称赞的最有修养、最能吃苦、最善于学习的弟子，他终生贫困，但毫不在意，以读书学习为乐。由于颜渊的突出表现，他位居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人之首，后世称为“亚圣”。
周敦颐将颜渊推为洁身型贤人，并提出“学颜子之所学”，就是提倡对“圣人之道”要有坚定的信念，在各种环境与场合中，自觉坚持仁义忠信的原则。即使在箪食瓢饮、身居陋巷的极端贫困中，也能不改其乐，做到“心泰而无不足”。
子路是一个有修养、有缺点而又为孔子所器重的著名弟子。孔子对子路的开导也最多、最具体、最切中要害。他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周敦颐推崇子路这样的贤人，主要在于他能够闻过，喜人规过，勇于改过，是一位能闻过、改过的贤人。
周敦颐将伊尹、颜渊、子路作为士的修养目标，这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任事型贤人勇于担当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洁身型贤人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水平。而改过型贤人则更具普遍意义。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每个人不可能无过，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甚至错误。有过能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周敦颐提出的任事、洁身、改过3种类型，实际上是一种完整人格的3个方面。周敦颐认为，无论哪种类型的“士”，只要潜心修养，都可以成为贤人，甚至成为圣人。即使不能成为贤人和圣人，也对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有所裨益。
贤希圣，即贤人的修养以圣人为目标。周敦颐说的圣人必须具备3个条件，即诚、神、几。那么，何谓诚、神、几？
“诚”是修养的最高境界。“诚”在周敦颐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周敦颐认为，人的心境在平时保持一种与宇宙本体相一致的静虚状态，什么也不思索，什么也不存在。这样才能不被外物干扰，才能不存私念，才能保持心态的高度平衡。这种心态就“诚”。而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做到“寂然不动”。
“神”是周敦颐对人的思想反应异常敏锐的描写。周敦颐说“感而遂通”为神，极言反应迅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平时能够“寂然不动”。这样，一事当前，才能立即感知它，立即了解它，从而迅速做出反应。
“几”是人的深层次思维活动，是决定人的行为。周敦颐主张从对具体事物的态度上分善恶，认为任何人表现的善恶，都有一个最初心理活动的过程，一个思想酝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区分善恶的“几”，能正确把握自己思想活动过程的这个“闪念”之间。
周敦颐所说的“诚、神、几为圣人”，就是说一个人要由贤到圣，就必须在诚、神、几3个方面狠下工夫。
圣希天，是道德修养最高目标。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不断修养而成的。修养是一个不断完善自我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即使已经成为圣人，仍然需要进一步修养。与天地合其德，就是与天地同德。
对于治国理政之道，周敦颐提出了“政事法天”、“纯心用贤”、“端本善则”、“礼先乐后”、“天下在于势”等思想。周敦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
司马光阐述的齐家思想
周敦颐创立的北宋时期理学，是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而构建的。纲常即“三纲”和“五常”，是儒家伦理文化的主体，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古训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宋代涌现的一批实践儒家古训的志士仁人中，与周敦颐同时代的司马光，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史学家和文学家。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4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为了“齐家”，除了自己以身作则外，还将历史上记载的这方面的人和事写进《家范》4卷中，让家人以此为榜样共同治家。
“家范”，顾名思义就是家庭成员的规章和典范。《家范》以《序》、《治家》为开头，论述了治家的重要性和家庭各成员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家庭从《祖》开始，依次论述了《父》、《母》、《子》、《女》、《孙》、《伯叔父》、《侄》、《兄》、《弟》、《姨姐妹》、《夫》、《妻》、《舅》、《舅姑》、《妇》、《妾》、《乳母》18个家庭角色。
在这之中，司马光用大量篇幅讲述的是《治家》、《祖》、《父》、《母》、《子》、《女》、《兄》、《弟》、《夫》、《妻》这些家庭角色。
在《治家》一章中，司马光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少数民族首领吐谷浑阿豺临死时，让20个儿子中的19人各折断一根箭，然后用绳子捆在一起，再让另一个去折这19支箭，结果折不断。
司马光用这件事告诫子孙：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会有力量，就会克服困难和战胜外侮。这说明治家不能只顾自己一人，如果那样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司马光还提出当家人要治好家，必须对家人无厚薄之分。为此，他用孔子的话作证：“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善为家者，尽其所有而均之，虽粝食不饱，敝衣不完，人无怨矣。夫怨之所生，生于自私，及有厚薄也。”
意思是说：家里的财产分配均匀，就没有人贫穷；家里的人能够和睦相处，大家就会团结在一起；家人相安无事，家庭就不会有祸害。善于治家的人，将所有财产都平均分配，即使是每天吃粗茶淡饭、穿破旧衣服，甚至吃不饱穿不暖，人们也不会有怨恨产生。怨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家长自私自利而且对待别人不公平。
在《祖》一章里，司马光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说，北宋时期一位名臣的祖先不教子孙礼仪和德操，只留下丰厚的财产，结果自己卧病在床，儿孙们偷去钥匙争抢财产；另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令尹孙叔敖，他教育儿子不与别人争封地，结果封地世袭10多代。
司马光用这两个故事告诫家人：做祖辈的应从长远考虑，做真正有利于子孙的事，这样才能弘扬正气，家族兴旺。
在《父》一章里，司马光用春秋战国时期卫国大夫石蜡谏卫庄公的话说明做父亲的应该如何教育子女和疼爱子女。石蜡的谏言是：“臣听说过疼爱孩子要用义德规行去教育他，使他在人生路上不走邪路。过分宠爱会使他产生骄傲、奢侈、淫荡、放纵，这4者会使他走上邪路。教育孩子应该从小抓起，不要认为孩子小、不懂事而放纵他。”
在这一章里，司马光还用曾子妻子哄孩子不哭时说过回来杀猪给孩子吃，后来曾子真的杀了猪的事，告诫做父亲的不能对孩子说假话。此外，司马光还用陈亢的事说明教育孩子一定要多读书、懂礼仪，这样才会使他们有出息。
在《母》一章里，司马光说：“做母亲的不用担心她不疼爱孩子，担心的是只知爱孩子而不知教育孩子的道理。”他认为做母亲的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司马光在这一章中讲述了很多故事：作为母亲应该像周文王的母亲那样，从怀孕起就进行胎教；像孟母那样择邻而居。
他还引用了唐代侍御史赵孟武不读书，去打猎，用猎物孝敬母亲，遭到母亲训斥，儿子听后发愤读书，考中进士，当上廉官。唐代天平节度使柳仲郢的母亲为了让孩子发愤读书，用苦参、黄连碾成粉末，与熊胆和在一起，每晚让孩子口含读书，免得打瞌睡。
他还讲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丞相田稷子用下属贿赂的金银送给母亲，母亲没有要，反而说：“这种事只有不孝顺的儿子才会干，你不是我儿子。”
田稷子感到羞愧不已，把金银退回给下属后又到齐王那里去请罪。齐宣王表扬了他母亲，看在他母亲的面上没有给他定罪，而且官复原职，另赐金银给他的母亲。
他还讲了汉代京兆尹隽不疑每天审判囚犯后回家，母亲必问：“今天有没有冤枉好人？”如果听到有人喊冤时，她就吃不下饭。所以隽不疑做官严明不残忍，无冤案。
司马光还引用东晋陶侃借管理鱼池之便，腌鱼送给母亲，均遭到母亲的训斥等。告诫天下做母亲的都要教育孩子走正路，当官就要当清官。
在《子》一章里，司马光用大量篇幅讲述了历代做儿子的如何孝敬父母的事例。
说的是父母活着的时候，尽其所有让父母吃好穿好，不生气；父母有病时，儿子应该千方百计，哪怕是变卖所有家产也要给父母治病，有的甚至亲自去尝粪便帮助医生用药；父母死后要安葬好并在逢年过节时祭奠。所举例子中有汉文帝、北齐孝昭帝、孔子、孟子及历代大臣显贵等孝敬父母的事例，也有因为尽孝而在民间被奉为楷模的普通百姓。
在《子》这一章的最后，用《礼记》中《内则》里的一段话告诫天下做儿子的要真正孝敬父母，必须在父母生前死后都要做好事，不做一件坏事，给父母带来好名声。如果做一件坏事，给父母带来恶名，那就是大不孝。如果能使父母荣耀显赫，那才是孝道的最终目标。
他认为，做儿子的要做到：处上位不骄傲；处下位不作乱；在众人面前不争高低。如果做不到这3点，即使每天给父母煮牛羊肉吃，也算不上是孝子。
在《女》一章里，司马光告诫做女儿的一定要做个贤女，嫁出去也要恪守孝道。做贤女必须读《论语》、《诗经》、《礼》等经典著作。
司马光说：“古代贤女没有不喜欢读书学习的。”并用汉代几个贤后妃的例子加以说明。特别强调独女和没有兄弟的女儿们，更应该恪尽孝道，赡养父母，让父母享受到儿女的孝心。
在《夫》一章里，司马光先用《易经》的话说明夫妇之道是天地间的大义，是风俗教化的本原，不可不重视。
司马光推崇汉代梁鸿娶妻不看外表容貌，注重女子的高尚志趣，结果夫妻两人一辈子相敬如宾，妻子始终与他举案齐眉；还有汉代鲍宣娶富户家闺女，退回女子陪送的丰厚嫁妆，让妻子跟他过贫贱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度日。
司马光对历史上庄周死妻击鼓而歌，汉代山阳太守薛勤死妻不哭，还庆幸何不早夭，对他们这种悖于礼仪的行为进行抨击。相反的，对汉代太尉妻死和儿子一起穿丧服哀悼表示赞扬。
司马光认为，大丈夫应志在四方，不能因为妻子拖后腿而丧志。更不能一味听从骄悍之妻的唆使。不能像晋惠帝、唐肃宗那样因皇后骄悍不能保全宗室杨太后、太子，更谈不上治理国家了。
在《妻》一章里，司马光用的篇幅较长。开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涂山女的功劳；而桀的被放逐是因为妺喜的不贤；殷商的兴起是因为有诚氏的贡献；而商纣的灭亡被杀是由于宠幸妲己；周朝的建立是由于姜嫄、大任的帮佐；而周幽王的被擒是宠信褒姒的结果。”用一正一反的几个例子说明做妻子的要贤德。
司马光用古代贤内助的例子提出，当官的妻子一定要让丈夫清正廉洁。
他举例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乐羊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来交给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者不喝名叫盗泉的水，廉洁的人不接受施舍的食物，你在路上捡金子回来，这不是有污品行吗？”
乐羊子非常羞愧，将金子放回原地等待失主。后来出去求学，一年后又回来了，妻子问他为什么回来，乐羊子说想妻子了。妻子听后剪断织布机上的丝线教育丈夫，半途而废就像剪断的丝一样一事无成。乐羊子第二天又去求学，7年后功成名就。
在其他章节里，司马光主要是用历史名人的例子，提倡应该树立互相帮助，尊老爱幼的家庭成员的典范。
司马光的《家范》是他家教的一部重要著作，被后世称为“四范”之一。不仅丰富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也对北宋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倡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二程”奠基的理学
继周敦颐开启北宋时期理学先河之后，同为北宋时期哲学家和教育家的程颢、程颐两兄弟，努力求知、积累知识，积极入世、阅历丰富，为最终创建洛学奠定了基础。
洛学的形成是北宋时期理学的奠基性成就，是北宋时期理学发展的里程碑。
程颢、程颐兄弟两人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去世后封少卿。
“二程”的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则为吏部尚书。父亲程又以世家的荫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朝廷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至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程颢、程颐年龄相差只有一岁。程颢生于1032年，程颐生于1033年。
程颢小时候，读书很用功，把《诗经》、《尚书》、《中庸》、《大学》、《论语》等都背得烂熟，还研究天文、地理、世俗、人情。他一进学馆，读上好书，便着了迷，几天不出学馆门。
他的弟弟程颐，却和他相反，总认为读书没啥意思，经常逃学，到山上、河边玩耍，对读书之事不甚了了。
有一天，程颐又溜跑出门了，他爬上了一棵树去摸鸟蛋。树上有两只羽毛艳丽的大鸟，受惊而飞，叫声如犬吠。
程颐看到鸟窝里有几个四四方方的鸟蛋儿，就抓了几个下树跑回学馆，要难难他的哥哥。他一见程颢就拿出鸟蛋儿问：“哥，你看这是啥东西？”
程颢知道他又跑出去玩了，早就想教育他，就反问道：“你说这叫什么？”
程颐说：“不知道。”
程颢说：“这就叫丁郎蛋。”
弟弟眨了眨眼问：“你怎么知道？”
程颢说：“丁郎，丁郎，下蛋四方，叫声如狗咬，窝是灵芝草，栖在檀香树上。其实它的窝是宝，树也是宝，你只抓了几个蛋回来，这有什么用处？”
弟弟听了瞪大眼睛，惊疑地问：“哥，你整天坐在屋里读书，咋知道得那么清楚？”
程颢说：“古人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关于这丁郎蛋，书里写得清清楚楚，你不读书，成天只知道玩，所以你就不懂。”
程颐听了哥哥的话，羞得满面通红，低下了头，惭愧地说：“哥，从今后我和你一起读书，再也不贪玩了。”
传说有一天，西京洛阳的一个名士请“二程”赴家宴，席间请歌妓为名士陪酒，不免有打情骂俏之举。程颐心中很是不高兴，很快他就起身离席。而程颢却一直安坐于席，尽欢而回。
第二天，程颐到老大程颢的书房中，谈起昨日情形时指责程颢不应该同流合污。程颢说：“昨日歌妓伴酒，我心中却没有歌妓的影子，今天我书房中并无歌妓，而你心中却老想着歌妓的形象。这只能说明你在心性定力方面还有差距。”
程颐听后自叹：看来还是比不上哥哥啊！从此以后，程颐发愤读书，最后，终于成名。程颢不但自幼聪颖，并能刻苦学习，20余岁即考中进士，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小官。
传说程颢在某县任官时，县境内有两条河，即广济河和蔡河，沿河的不法之徒，专靠威胁索取来往船民的钱物来生活。若有不从，则聚众焚烧船只以显示淫威，这样每年都有几十艘船被他们焚毁。
程颢上任以后，立即派人将这伙人的首领捕获归案。经过审理，又抓获50余人。程颢看他们是为生活所迫，就既往不咎，让他们在河沿分散居住，以当纤夫为业，而且令他们维护沿河的治安秩序。自此以后，程颢治理的境域内，再也没有发生过勒索焚舟的事件。
程颢还善于处理民事纠纷。有一次，一个人借居在他哥哥的宅院中。那个人在挖地窖时，挖到了很多埋葬在地下的钱，并把这些钱据为己有。
借居者的侄子前来索取，他却说是自己近年所存。于是他的侄子到程颢处告状说：“叔叔近日在地下所挖的钱，都是我父亲早年所埋藏的。”
程颢问：“你父亲埋葬这笔钱财有多长时间？”
回答说：“已经40年了。”
程颢问：“你叔叔借居在这所宅院多长时间了？”
回答说：“已经20年了。”
程颢随即派官员去取来一些在地下挖出的铜钱，查看以后，传唤借居人前来官府。
程颢对他说：“现在朝廷所铸铜钱，不到5年就流通全国各地，但你挖出的这些钱都是你借居宅院之前几十年所铸，这是什么原因呢？”
借居的人只好承认，这些钱并非自己所藏。程颢随即判令他将这些钱退还侄子，并按律法将他责打。
由于程颢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绩，神宗即位之初，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当时，宋神宗鉴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为，有时也召见程颢，但听了他的进言之后，以为不切实用，不感兴趣。
这样，程颢知趣地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遂为京西路提典刑狱，做了一个和知县职位相等的司法官。
程颢、程颐在政治上同司马光等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实行变法的宋神宗时，没有得到信任与重用，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要求退居闲职。
程颐在18岁时写的《颜子所好何学论》，曾经得到当时掌管太学的大儒胡瑗的赏识，立即传他相见，又任以学职，年轻的程颐从此一举出名，与他同在太学读书的吕希哲等人竟来拜他为师。
如此“名声在外”的程颐，26岁时竟然未能考中进士，这个挫折对他打击不小，于是从此绝意仕途，长期以处士的身份潜心于孔孟之道，从事讲学活动。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等人掌握了政权，程颐被推举做了皇帝的老师。但没有过多长时间，由于他在皇帝面前“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纷向他拜师问学；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要求把他“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在这种形势之下，程颐主动辞职回乡。自1088年起，他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这些活动，被称为“洛学”。
虽然“二程”一生不得志，但其对儒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却是历史尘埃所难以掩盖的。在学风上，“二程”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墨守成规的治学方法，不失为一大进步。
尤其是“二程”所开创的洛学，被其后不久的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比较严密逻辑体系的学说。从此，“程朱理学”便在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作为儒家道统继承人，“二程”始终以“修齐治平”为人生大修养。
程颢说：
欲治国治天下，须先从修身齐家来。
天下之治，正家为先。天下之家正，则天下治矣。
这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推演。程颢认为治理国家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这是依据《大学》“修齐治平”的严格顺序而言的，代表了“二程”的一致观点。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内圣学的基础，那么典制便无法落实，最终也不可能实现让天下安居乐业的目的。
《大学》原为西汉时期戴德、戴圣《礼记》中的一篇，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
《大学》由于它论述了儒家为学治世的基本原理、原则、方针、步骤和方法等，在儒学发展史上书写了“大学之道”这一重要篇章。《大学》一书作为洛学的核心，它所包含的心理学思想极为丰富，被后世称之为“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
“二程”重新编订的《大学》阐释了一种修己治人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他们把“修身”视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并且成为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其中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道德修养原则，即“三纲领”说和“八条目”说。而“修身”正是《大学》“三纲八目”说的核心。“三纲八目”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实践证明，《大学》一书在具体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道德实践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对调整人们的心态、稳定社会关系、保持思想上的连贯性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南京宰相家的六尺巷
清朝康熙年间，安徽桐城才子张英做了宰相。虽然当了大官，但做事依然谦恭有礼，并常常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没有一点官架子。
有一年，张英的妻子见房子很旧了，就想把房子翻新一下。可她家的院墙和邻居的院墙紧挨着。张夫人就找邻居商量，请邻居向旁边让出三尺地盘。邻居听了以后很气愤，以为张夫人是因为丈夫做了大官，就仗势欺人，所以坚决不肯让出三尺地盘。
张夫人见邻居这样，也误以为邻居在故意跟她作对，于是生气地给在京城的丈夫写信，叫丈夫回来解决这件事。
不久张夫人收到丈夫的信，信中只有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夫人见信后，十分羞愧，主动拆了自己家的院墙，反而给邻居让出了三尺。邻居见了非常感动，也反省了自己的言行，也把自己家的院墙向后倒退了三尺。
从此，两家又成了好邻居，而这让出来的两个三尺巷子，后来就成了南京最著名的“六尺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