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横刀立马·彭德怀
彭德怀（1898年—1974年），原名彭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2年考入湘南陆军讲武堂，1926年随部编入国民革命军系列，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团长。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是年12月率所部主力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从此与毛泽东长期共事。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中，是前线主要军事指挥者。长征途中，率红三军团夺关斩隘，屡建战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历任陕甘支队司令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第六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率部开赴华北前线，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组织指挥了百团大战，后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3年9月回延安，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成功地领导指挥了保卫陕北的战役，后又率部解放大西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1950年10月，毅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指挥部队进行五次战役，把侵朝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南。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7月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直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并给毛泽东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自此受到批判，并被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首领，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随后，又继续受到诬陷。
1965年经毛泽东决定到“三线”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残酷斗争，被公开点名批判。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随后出版了《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军事文选》等著作。
一、冲撞李德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敌人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此次“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一边前进，一边修碉堡，逐步朝中央苏区腹地进逼。而此时，在苏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毛泽东被排斥于领导岗位之外，实际领导权控制在博古、李德之手。李德负责军事指挥。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受苏联情报机关派遣来到中国，先到东北，后到上海，当上了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他本人唯一的军事实践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阵地战，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尽管如此，他对毛泽东等人制定的红军的战术嗤之以鼻，顽固地坚持阵地战，大谈其“短促突击”，就是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的情况下，红军仍针锋相对，大事修筑碉堡防御工事，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红军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显然，这与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是大相径庭的。
针对当时的情况，身为红三军团领导人的彭德怀和滕代远都提出了红军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彭德怀向中央提出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共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军团，迅速向苏浙闽赣边境进军，以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为依托，威胁南京国民党的老窝和财政经济中心上海、杭州，以迫使国民党从前方抽回部队，保卫他的政治经济中心不受威胁。”
彭德怀向中央提出这项具有战略性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彭德怀的这些重要的、正确的建议，均被执行“左”倾政策的领导人否定。红军主力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调来调去，在敌人主力和堡垒群中作战，疲惫不堪，死伤惨重，不仅没有“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使红军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境地。1934年4月彭德怀写信给中央军委，再次建议组织几个强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进行扰敌活动，破坏敌通信联络，捉杀地主土豪，筹集粮款，以打破敌之“围剿”。李德仍不采纳。
4月，蒋军以11个师的兵力沿宽约10华里的正面向中央根据地北部重镇广昌推进，李德急调主力9个师集结于广昌，要与敌人在此决一死战。广昌位于盱江西岸，周围几乎全是平地，无险可守，易攻难守。彭德怀再三说明广昌无法坚守，李德却置若罔闻。红军被迫在40华里的宽大地面上，与庞大的敌人正面激战10天。虽然红军英勇异常，使敌人4000人阵亡、万余人受伤，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还是被迫于4月28日撤出广昌。这一次战役红军所遭受的损失之惨重，在红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彭德怀作为当时红军的高级指挥员，目睹了这悲壮的一幕。
战斗刚停，彭德怀就接到博古打来的电话，要他去与李德谈话。彭德怀憋着一肚子火气急匆匆地赶往李德处。
见面时，李德不讲广昌战役失败的教训，仍滔滔不绝地谈他那老一套，什么战略上怎样分兵把守、战术上如何短促突击等等。
彭德怀听着，火上心头，大声质问：“没有子弹，怎么组织火力？你总是宣传什么短促突击，请问，在敌人密布堡垒的火力下，我们搞的那么多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一次没成功，还能这样搞吗？”
在红军中，李德的专横独断是人所共知的，众人不禁为彭德怀捏了一把汗。而彭德怀越说越气愤，嗓门也越来越大：“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比如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3个师15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的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者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
说到这里，广昌战役那令人心碎的悲壮场景浮现在彭德怀的眼前，他愤怒到了极点，不由得“腾”的一声站了起来，用手直指发愣的李德，吼道：“你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彭德怀接着又是一阵连珠炮似的斥责：“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5个年头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李德不懂汉语，只愣愣地看着彭德怀，翻译伍修权为避免冲突未将彭的话全部翻译出来，李德没有发火。彭德怀随即又请杨尚昆全部翻译一遍，李德的脸迅速变紫，立刻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你是因为被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
倔强的彭德怀回骂：“你无耻！我根本就没想那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毫不留情地回敬了李德，然后拂袖而去。
彭德怀回到驻地，收拾好自己的背包，整理好文件，将那仅有一套军装和几本书一卷，准备去瑞金，接受撤职、开除党籍，甚至受公审、被杀头的处罚，他一切都准备好了。
然而，不知是李德自知理屈，还是怕犯众怒，彭德怀没遭撤职，也没受处分，只是被加上了一顶右的帽子。
这件事，当时使彭德怀十分惊讶，30多年后，他仍感到“出乎意外”。
二、伉俪之缘一线牵
1938年，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同志，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按当时的情况，一般来说，到这个岁数的人，多半都有几个儿女了，但是彭德怀却是孑然一身。这时，他既是副总司令，又是军事委员会分会的常委，军事、政务都得操心，没有时间去考虑个人问题。为此，他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为他着急万分，纷纷暗中开始为他想着解决对象问题。
在这些老战友、老部下之中，要算足智多谋而又诙谐幽默的陈赓将军最热心。
他对人说：“总不能让彭总当一辈子和尚呀！”于是，他决定毛遂自荐当个“红娘”。
陈赓这个“红娘”当得很巧妙。他不直接在两者之间牵线，而是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场女子排球赛。
赛前，他兴冲冲地去找彭老总：“首长，今天下午咱们机关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女子排球赛，你是不是去看看！”
“我没有时间。”
“关心群众生活嘛，不去，人家会说你架子大。”
陈赓这一“激”，彭德怀果然同意了：“我有么子架子，看就看吧。”
晚饭过后，球场上人头攒动。大家听说是女子排球赛，又是破天荒头一回，而且彭老总还要亲自来看，几乎能来的都来观看了。
球赛中，陈赓顾不得看精彩的球艺，他的眼睛常常盯在彭老总身上，他是在作一种特殊的悉心观察。他发现，彭老总对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队员颇有兴趣，有时甚至为她打了个好球而喝彩。
比赛结束后，在陈赓的精心安排下，彭德怀接见了队员们，他对女队员们热情鼓励了一番，并亲自送大家出门。
“怎么样啊？”陈赓趁热打铁。
“什么怎么样？”
“你看哪个女同志好？”
“那个戴眼镜的细高个不错。”
“噢，她叫浦安修，北师大学生。读书期间就入了党，前年投奔延安的，在陕北公学教书，学问、人品，样样都好。”
“谁要你介绍这些。”
“我是个介绍人嘛。”
陈赓哈哈大笑，彭老总也笑了。
结果，经陈赓巧嘴利舌的说合，两人果然谈起了恋爱。
1938年年底，彭德怀和浦安修同志在一孔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窑洞是极为简朴的，洞里所有的东西也是极为简朴的：一张粗糙的桌子，几把木制的凳子，一副木板床，两床延安土布做的被子，全部结婚用品似乎就是这些了。
然而，在这简陋的窑洞里，在这大喜的时刻，却是出乎意外的热闹。彭老总的老战友、老部下，浦安修的同乡、同学和学生，能来的几乎都来了。
小小的窑洞里，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荡漾着一片庆贺的欢笑声……
彭德怀终于结婚成家了。
三、酷爱“孔夫子”
“别看我是个粗人，我要知道‘孔夫子’的用处。”这是彭德怀常说的一句话，他把“孔夫子”作为书的代名词。
早年的彭德怀曾上过私塾，也曾摇头晃脑而又是那么认真地背过“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旧书。后来由于家境每况愈下，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不久他便贫而辍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书本，相反，却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不论是炮火连天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时期，彭德怀与“孔夫子”的感情却是如胶似漆、密不可分。
井冈山斗争的时期，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尽管有许多事要做，但是，他只要能搜罗到军事和政治书籍，就要随身带上，挤时间精心阅读，甚至在战斗间隙，也拿出来翻翻。他曾对通信员张洪远说：“没有文化干什么都难，等于睁眼瞎。我们天天打仗，不懂的事问不到先生，只有想办法多读些书，不懂就问书本。”
彭德怀读书总是全神贯注，有时达到了入迷的程度。
一天，他在驻地后山坡的桂花树下看书。忽然，天色变暗，继而天空不停地洒下雨点。他背上背着个大斗笠，却用右手拿着书，左手和袖子遮住雨，仍然专心致志地看着书。
警卫员见状，怕淋湿了彭军长的衣服，半是提醒半不解地向彭德怀说道：“报告军长，天下雨了。”
“天要下雨，我又不能给老天爷下命令不许它下，下就下呗。”
彭军长头也没抬，半是无奈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戴斗笠？”
“噢，没有斗笠。哦，我命令你赶快跑回去给我拿一个来。”这时，彭德怀倒是立即果断地向警卫员下达了命令。
“你背上不是背着嘛？”警卫员更是迷惑地说。
经警卫员一提醒，彭德怀才回过神来：“嗨！看我这脑壳，真健忘。”
他一边说一边不好意思地把背上的斗笠挪到头上……
彭德怀对书充满兴趣，往往读书出神，因此闹出不少笑话。在读书过程中，一旦看到称心之作，他便将书本举在空中，迈着有弹力的步伐，口中不停地吟诵着书中的句子，悠然自得。然后，合上书本情不自禁地喊道：
“好呀！好呀！对极了，我拥护！”
每当读到不能苟同的地方，他便毫不客气地边读边嘟囔：
“不对！不对！乱扯瞎说！”
“歪曲！纯粹是歪曲！”
“简直是误人子弟！”
因此，“我拥护”、“歪曲！纯粹是歪曲！”常常成为人们谈笑彭德怀读书神态最生动的语言。
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彭德怀更加广为收集好书，他的书越来越多了。他的书有买来的，有借来的，还有的是向别人要来的。他的桌上、床上、柜子里、箱子里，到处都是书。凡到过他家的人，都称他的居室是个“图书馆”。
在长达几十年的读书生涯中，彭德怀博览群书，也渐渐“学富五车”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注重吸取书中的营养，并以此联系实际，深入调查，开动脑筋，研究现实问题，从而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导和借鉴。
因此，他常说：“学文化不是为了学几个字记豆腐账，而是为了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担责任，学出一个好脑袋，为人民想点问题。”
同时，彭德怀还常常教人去读书，对人说：“干工作光凭好心肠不成，得先学习、先调查”，“有的人只爱惜他的生命，却不爱惜时间，时间都白白地过去了，他那条命除了用来吃饭屙尿，还有什么用咧。”
彭德怀不仅自己惜书、爱书、读书，也积极鼓励别人去读、去爱书。“出去要带书报。我去办事，你就在汽车上学习。”彭总每次外出参加会议或者是巡视工作，临行前总是这样提醒工作人员，久而久之，“出去要带书报”就作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彭总身边工作的人员，一个一个传了下来。
1959年，彭德怀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言“大跃进”的错误，遭到不正确批判后，被罢了官。接着就是从具有权力象征的中南海移居京郊吴家园。
搬家时，他让工作人员将他的元帅礼服、常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画等统统上交。他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但书一本也不能丢！”结果，各种书籍整整装了20多箱。结果他是“夫子搬家——全是书”。
1965年11月，彭德怀又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被派往西南领导大三线建设。
一到成都，他就积极投入了新的工作之中，又是听汇报，又是亲临各地视察，忙得不亦乐乎。
谁知好景不长，1966年7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彭德怀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首当其冲，又一次受到了冲击。但是，他仍然坚持真理，勇敢抗争。12月，他被人从成都“揪”回北京。工作人员悄悄问彭总还有什么嘱咐时，这位惜书如命的元帅无不伤感地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就是惦记我那些书……”
此后，彭总身陷囹圄，在狱中，他一直坚持看书。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还常写信给侄女彭梅魁，让她代购书籍。
书籍，陪伴着彭老总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四、给小姑娘买书包
彭德怀与夫人浦安修婚后没有生育，膝下没有儿女。因此，有人曾认为，彭德怀是不喜欢小孩子的。
其实，彭德怀对后辈抱着极大的期望，对孩子们的成长非常关怀。
他曾多次对人讲：“为了培养和促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使他们的智力和体质大大超过前人，我们要努力为他们创造条件。”
彭德怀长期处于军队高级领导地位，日理万机、军务繁重。但工作之余，他总爱同身边的孩子逗乐。平时，彭德怀性情沉静，不苟言笑，但是，只要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他就笑声不断。他不仅爱逗孩子，也常抱着孩子揩鼻涕，有时还与孩子脸贴着脸亲热一番。
他爱孩子，与孩子们在一块逗乐是彭老总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在战争年代，每一次率领部队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彭德怀除了找当地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处理军务外，常常与孩子们交朋友。
见到孩子时，他会认真地询问每一个孩子的姓名、年龄，并将此牢记在心。
下一次碰上孩子们时，他就会兴致勃勃地教孩子们识字，手把手地教他们写各自的名字；甚至津津有味地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打了胜仗，他一定还会给孩子们讲一连串笑话，逗得孩子们捧腹大笑……
当部队要转移了，临走时，对前来告别的小朋友，彭德怀又免不了对孩子们说一些好好学习、好好劳动、讲卫生之类的悄悄话。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在西北独当一面，指挥一切，日夜操劳，辛苦备至。一次在转战陕北的途中，彭老总在驻地发现一位老乡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经常骂孩子，甚至打孩子。
为此，彭老总特意安排时间把孩子家长找来，与老乡一起谈心。然后，和蔼地给他指出，教育孩子就是要好好讲清楚道理，动不动就骂就打不是教育孩子的办法……
在彭老总多次规劝和疏导下，那位老乡渐渐学会了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那个常挨父亲打骂的小女孩知道彭老总为她讲情的事后，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在一次外出看地形时，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搂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蜷缩在山坡上的一堆谷草中“呜呜”直哭。
通过翻译，彭德怀司令员了解到，孩子们的爸爸参加了人民军，妈妈带着他们逃难，被敌军打死了。彭司令员把两个孩子紧紧搂在自己怀里，他厚厚的嘴唇颤抖着，眼眶含泪花，对这两个不幸的孩子，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此情此景，使在场的许多人为之感动。
在彭司令员的关怀下，这两个孩子被安顿在一位大娘家。以后每天黄昏时候，彭德怀总要带上罐头、饼干，赶到大娘家，来看看孩子们，鼓励孩子们好好生活快快长大，不要怕敌人，长大后要勇敢地同侵略者斗争。
1953年秋，彭德怀胜利完成抗美援朝指挥作战的任务，回到国内，担任分管党的军事工作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住进了中南海。这时，他的几个侄儿侄女，还有黄公略和左权的女儿都跟在他的身边。彭德怀把他们视同亲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
彭德怀虽然是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但是，关心照顾孩子，却细腻得很，完全是一位慈祥的父亲，甚至可以与任何一位母亲媲美。
每到夏天，他无论多忙，也忘不了亲自领孩子们去游泳。而为了使孩子们从小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他又坚持要求孩子们泳后必须跟自己一样用冷水冲洗，但同时又怕水温太低孩子们受不了，他便不厌其烦地亲自拿来一大撂小水盆，并将一个又一个的小水盆接满冷水放在太阳下晒起来。等这一切准备工作完毕之后，才下水与孩子们一同畅游，享受天伦之乐。
在他住过的吴家花园，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彭德怀发现附近居民的一个小姑娘一直用块布包着书上学。
出身贫寒的他推测这一定是孩子家里生活困难，没钱给她买书包。经了解，情况果然如他所料。彭德怀心里很难过。
为了能使孩子安心学习，彭德怀想给她一些帮助，但又怕孩子不接受，伤了孩子的自尊心。于是，他便有意多接触这个孩子。
他常在路边和小姑娘谈学习谈理想，引导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姑娘因此也十分喜欢这位关心自己的慈祥老伯。相处时间长了，他与小姑娘建立起了友谊。
这时，他才高兴地领着孩子上商店，给她买书包钢笔。
五、赢棋的“高招”
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期间，住在中南海。在工作之余，他经常与朱德、陈毅等老总一块散步、聊天。老帅们在一起，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无所不及。他们既互相尊重，关心，又彼此打趣揶揄，气氛轻松愉快。
这也往往使得沉默寡言的彭德怀活跃起来，兴致犹浓。
下象棋是彭德怀最为喜好的娱乐活动。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喜欢下棋，而且瘾很大。但是，他赢棋的“高招”——却是多回悔棋。悔棋，曾经帮助彭老总“打败”过不少对手，“赢”了不少棋。
他的这个嗜好，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彭德怀就常常与警卫班副班长赵贵堂对弈。这位赵贵堂下棋，有几个“高招”，什么“卧槽马”，“海底捞月”，搞不好还有“打闷棍”呢！彭德怀与他对弈，常常打个平手，有时也赢，可那往往是“起死回生”，用警卫战士的话讲：彭老总是悔棋悔赢的。彭德怀听了哈哈大笑，但是死不承认。
可是，有一次，在西北野战军发起清涧战役前夕，彭德怀与小赵下棋，他好像前两天在作战室憋着不出来是在琢磨棋术似的，学了好几“招”，他的马活蹦乱跳，他的炮跟着马屁股打，他的车也横冲直闯的，一下子走了好几步“妙棋”。下到中盘时，又冷不防打了小赵一个“闷棍”。“咳！瞧我把廖昂这龟儿子逮住了！”彭老总双手拍着大腿，猛地站立起来。
小赵和围观的战士都愣住了，不晓得首长今天怎么突然冒出个“龟儿子廖昂”来。
几日后，西北野战军进行了清涧战役，全歼敌整编第76师。原来，敌76师师长就是廖昂。
彭德怀住在杨家岭时，与任弼时是邻居，有时午后休息时，他也常常向任弼时“挑战”。
“你敢耍上门来，岂能容你！”
任弼时也毫不怯阵，奋力“应战”。一阵棋盘厮杀，双方都是聚精会神，严肃认真地思考每一步棋路，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盘算对方。有时，为了一兵一卒的得失，或因一着不慎走错棋子，双方竟抢来夺去，争执很久。
老帅之间，彭德怀与朱德的友谊是大家有口皆碑的。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两位老帅结下了诚挚而深厚的情谊。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保存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它生动地记录了我军正副司令朱德与彭德怀在棋盘上厮杀的情景。
那是1953年秋的一天，风和日丽，气候宜人。朱德邀上邓小平等几位四川老乡一同去十三陵郊游。在这一大群四川人中间，却混有一位湖南佬——刚从朝鲜战场凯旋不久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原来，彭老总是被朱老总特意请来的贵宾。
一路上，只见他俩走在后边，亲密异常形影不离。怎么也岔不开，走不散。
“还干啥子嘛？”突然，朱德立住了脚，意味深长地望着彭德怀道。
“摆么。”彭德怀立即答道，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也站着不走了。
这会儿，旁人都弄不懂这两位老帅在说什么，更不清楚他俩停下来将要干什么。然而，长期在两位首长身边工作的卫士们则懂得他们的暗语，于是，行军床支起来了，象棋摆在上面，床的两边也各安放好了一个马扎。
原来，两位老帅要在棋盘上搏斗一番。
“砰”的一声响，执红帅的朱德走了当头炮，棋子竟随着行军床的弹簧跳了三跳。虽是老棋路，可是，锐气逼人。
接下来，彭德怀稍加思索，也走了当头炮，摆出了对着干的架势……
正在远处的邓小平看到这俩老帅竟“拼杀”到十三陵来了，便饶有兴趣地踱着步来到跟前，背着手站在一旁。看得仔细，但却不言不语。
后来，随行的林默涵同志将这幅情趣盎然的情景拍摄下来，照片题为：“朱德彭德怀相持不下，小平同志观战不语。”
彭德怀居住中南海，节假日里常与朱德在棋盘上一见高低。
一天傍晚，两位老帅分坐棋盘两边“拼杀”起来。一开局，彭总便是“当头炮”、“把马跳”、“平出车”、“斜支士”，攻势凌厉；这边朱德以守为攻，运筹自如。双方棋子都是落地有声，两人势均力敌，棋逢对手，胜负难定。
然而，不一会儿，正当彭老总全力组织进攻时，朱老总却乘隙偷偷吃掉了他的一支“车”，彭德怀这时后悔至极，心疼无比，大声呼叫：“明车暗马偷吃象，没有听说有偷吃车的！”边吼边伸手去夺。
“君子举手无悔！”朱德攥着子不放，一副决不相让的样子。
“好，不悔就不悔，好汉不赢头一盘，先输给你一局！”彭德怀见实在难以悔棋，便只好这么说。
“哪个要你让！有本事你赢回去嘛！”朱德也毫不示弱。
一阵唇枪舌战后，两位老帅又重新开战……
六、会有900多斤的产量吗？
1958年12月16日，彭德怀同志回到故乡湖南省湘潭县乌石寨。他问公社书记：“今年的粮食产量情况到底怎么样？”
公社书记回答说：“今年是大丰收。亩产能达到900多斤的生产队就有不少。”
彭总听后又问：“上900斤的生产队，附近有没有？”
干部们说：“吴公塘生产队就是的。”
彭德怀马上请来了这个生产队的队长询问，队长支支吾吾地答道：“恐怕会有900斤！”
彭德怀笑了，说他是一队之长，产量数字到现在心里还没有底，不太好。
当晚，彭德怀带领大家来到还没有收割的水稻田边。彭德怀看到禾已枯烂，痛心地掐了几根稻穗，捻了又捻，说：“太可惜了！”
他在另一处田边，扯出禾蔸对干部们说：“你们看，禾蔸这么小，又这么浅，可见禾是不大好的，会有900多斤的产量吗？”
干部们也都承认，今年的产量还没有出来，数字是喊出来的。
彭德怀笑着对大家说：“说大话，讲假话，没有一点好处。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标准来衡量，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1958年，报刊、电台一度宣传粮食亩产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彭德怀不相信。庐山会议以后，他从中南海搬到北京郊外吴家花园居住。
在那里，他开了许多块荒地，选择水塘旁边土质最好的一分地，准备种小麦。这块地进行了深翻，整得很平整，每个土疙瘩都敲得粉碎，又用手捏过。他说：人家说深翻我就深翻，说多下肥我就多下肥。说密植，说水浇，我都照着做，我把力气都用在这块地里，我看一亩地到底产多少斤。麦子确实长得不错，密密蓬蓬的麦穗挺粗壮，颗粒也饱满，沉甸甸的弯着腰儿，谁看了都翘起拇指说：“长得好，长得好！”
快收获时，彭总成天在地边守护着，不让麻雀儿去偷嘴。最后真正做到了颗粒归“筐”。一过秤，900来斤。彭总说：“一亩地，八九百斤。算我们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2000斤，顶天了。”
对此，彭德怀后来说：“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最提倡敢讲真话，这一点是我们的长处。假如你叫我去讲假话，昧着良心、不顾事实地瞎说一气，我不干，就是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干，我没长那样的骨头。”
彭德怀天生就具有这种重事实、讲真话的精神，这以后也就成为了他个人悲剧的根源。
七、为民鼓与呼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最初计划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主要是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
彭德怀上山之前，曾到自己的家乡乌石和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做过实地考察，他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所刺痛。在1959年3月的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根据自己在一些省市的考察慰问向中央做了反映。当时，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敢于骂嘉靖皇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勇气。彭德怀因此而受到鼓舞，之后他认真学习了《明史·海瑞传》。这次上庐山，他决定畅所欲言。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讲话把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12个字，这使彭德怀充满希望，他以极大热情参加到会议中。
会议初始，气氛轻松，与会代表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领导同志间相互走访的也不少。
彭德怀的情绪也很轻松，他每天都去参加小组会，从7月3日至10日的8天中，他先后在他所在的西北小组做了7次发言和插话，以其特有的直率风格，开门见山，毫不矫饰，有些话直涉毛泽东。
“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说得意忘形可能重了点，总之是脑子热了点。”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那个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前不久，主席也去过那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样？他说我没有跟他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的！何必隐瞒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彭德怀的话是肺腑之言，今天的人们更能体会出它们的价值。当然，由于彭德怀历来不拘小节，性格直爽，发言中夹有一些带刺的话，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
他的发言似乎没产生什么效果。7月10日，毛泽东在各组长联席会议上讲了话，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淡化了问题。7月1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将于15日如期结束。难道兴师动众到庐山开会半个月时间，没解决任何问题就结束了吗？彭德怀在当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经过一夜的思索，他决定亲自找毛泽东主席面谈。
次日上午，他走向毛泽东住的“美庐”。然而，警卫员客气地挡住了彭德怀，告知他主席昨夜彻夜工作，今晨刚睡下。战争年代有紧要事情时，彭德怀曾排开警卫员的阻挡，掀过毛泽东的被窝。那时，毛泽东都是急忙披衣而起，还笑着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然而，现在情况已不同了。彭德怀只好怅然而退。当天晚上，彭德怀仍不能入睡，他考虑了许多许多。
经过苦苦思索，彭德怀决定给毛泽东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希望引起主席的重视，从而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
这封信先由彭德怀拟好提纲，然后由他的随从参谋王承光口授，让王起草初稿，然后由他做了修改，于7月14日直接送交毛泽东的秘书。
他在信的开头写道：“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全信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其中列举了好些方面。第二部分讲“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着重提到：“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紧张。”“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普遍地滋长起来……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在信的最后，他还诚恳地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
彭德怀怀着诚挚之心写完这封信，满以为毛泽东会同以往那样，看完信后会找他谈谈。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写给毛泽东主席做私人参考的信，竟成了一份写给党的“意见书”，成为他反党的“罪状”。
7月16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指示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延期，重新划分小组，并通知黄克诚、彭真、林彪等人上庐山参加会议。
从17日开始，各小组对彭德怀的信进行讨论，连续讨论了6天。多数人基本上赞同，但对其中个别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在小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予以有力支持。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做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仓促写成的，在文字、逻辑上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也不够准确、严密。他再三申明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并建议会后把信收回存档。
7月23日，一直保持沉默的毛泽东终于发话了。他的发言是漫谈式的，声音不大，但引起的震颤不亚于晴空霹雳：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毛泽东一开口，立即气氛非常。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下去。”
“不论什么应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
“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好事，腰杆子硬。”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并不那么多。”
至此，与会人员全都明白毛泽东的矛头是对准彭德怀的。毛泽东继续讲话：
“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不到30公里，相当危险。”
毛泽东不断使用“动摇”、“立场”、“路线”、“右派”、“资产阶级”等严厉的政治术语，令在座的人心情紧张。他不指名地对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等，逐一做了批驳，并将讲话推向了顶峰，十分激动地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与会人员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提到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简直惊呆了。彭德怀更是蒙了。他尽量抑制着激动的心情，避免与毛泽东当面争吵。
回到住处，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纷乱、烦躁、委屈和忿忿不平的情绪折磨着他。
毛泽东讲话后，庐山会议进入集中批判彭德怀的阶段。由于当时多数人对1958年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缺乏认识，由于毛泽东个人威望的增长，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再加上个别人的推波助澜，结果，毛泽东讲话以后，对彭德怀的评价，由原来的多数人基本赞同变成了向毛泽东的一边倒。
彭德怀在矛盾中煎熬着，但是，他没有屈服。
一天黄昏散步，彭德怀迎面碰上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关切地问：“老彭，主席的讲话对你的那封信已经提到原则的高度，你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聂荣臻劝说道：“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
聂荣臻真诚的话语使彭颇受启发。在此期间，还有其他同志到彭德怀处，劝他“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
7月26日小组会议上，出于维护全局利益的考虑，彭德怀做了检讨。后来，他在笔记中写道：“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组会，对我7月14日信内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做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对革命群众热情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
7月31日，在毛泽东住所“美庐”二楼客厅，召开了一次中央常委扩大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在座。毛泽东讲话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并指出彭德怀在与自己31年的关系中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
刚上山不久的林彪也趁机火上浇油，给彭德怀戴上“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等几顶大帽子。
如此严厉的用词，使彭德怀终于明白过来：毛泽东要发动一场运动，彻底肃清他在全党全军中的影响。
他在矛盾中煎熬，他不愿忍耐和屈服，但是彭德怀还是在8月13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做了一次“系统的”检讨。在8月16日散会那天，他又违心地表态，同意全会对他的“错误”所做决议。并且还向毛泽东做了三条保证：
第一，永远不当反革命；
第二，绝不自杀；
第三，要自食其力。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走下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他被免去了国防部长之职，过着谪隐的生活。
八、“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65年9月，在北京西北郊吴家花园过了6年谪隐生活的彭德怀盼来了一缕阳光。
9月23日，毛泽东在这位战友兼老乡谪居6年后拨通了彭德怀的电话：“老彭吗？你现在来吧，我要找你谈谈。”
彭德怀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这正是6年来他所日夜期盼的事情，但这毕竟来得太突然。他怀着既激动又忐忑不安的心情乘车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发现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
彭德怀心中一热，急忙迎上去：
“主席，您还好吗？”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主席，看得出您还是老习惯——善打夜战。”
毛泽东笑了，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毛泽东所说的信是指几天前，彭真代表中央和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要他去成都担任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彭德怀有所顾虑，故而写信向毛泽东推辞。
毛泽东将彭德怀让进小院内，两人坐了下来。毛泽东点上一支烟，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平时总不来，好长时间也不写信。不写则已，一写就是八万言。”
彭德怀想起庐山会议及会后很长时间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不由得苦笑道：“主席，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毛泽东一摆手，说：“不要这么说，我这里你随时都可以来。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也来参加。恩来去接西哈努克，所以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彭德怀回答：“好！”然后详细解释了他不愿去三线，而愿去农村的原因，主要是自己对工业方面不在行。
毛泽东说服解释道：“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合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两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结论吧！你也不要发牢骚，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也可香起来么！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记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彭德怀百感交集。
大家开始转入正题。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仍有疑虑，表示：“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纷纷劝说。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继续说：“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彭德怀深受感动，他感到主席的谈话是诚恳的，态度是坚定的。他后来写道：“主席的谆谆教导使我终生难忘，去西南工作亦不便再拒绝了。”
九、遭遇狂风恶浪
1967年2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影响深远的大事。围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一方，与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短兵相接，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和交锋。老帅们义正词严斥责了康生、陈伯达等人搞乱党和国家的行径。康、陈等人连忙跑到毛泽东那里告了老帅们的状，并夸大其词，恣意诽谤，结果惹恼了毛泽东。盛怒之下，毛泽东甚至夸张地表示：他准备与林彪一道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
这之后，林彪、江青等人手握尚方宝剑，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把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领袖人物揪上大批斗台，进行肆意凌辱。《人民日报》也号召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痛打落水狗”，掀起了一阵阵批斗老帅和老革命家的狂潮。
彭德怀首当其冲。7月中旬，江青、康生下达了揪斗彭德怀的动员令。7月19日，一辆吉普车将彭德怀带到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大教室内。
几十个红卫兵摩拳擦掌。
“彭德怀，交代你的罪行！”
“我不明白有什么罪行。几十年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人民出力。”彭德怀坦然而答。“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
“嘿，不对的。毛主席发来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
问者一时语塞。号称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连忙将话题转移到庐山会议。
“你为什么在庐山给毛主席写信？”
“我有话就讲，憋不住！况且，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我从来没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庐山会议以来他百思不得其解，在无可奈何中想到的理由，此时脱口而出。
全场哗然，有人振臂高喊：“打倒彭德怀！”
“叫彭德怀认罪！”呼应声震得玻璃沙沙发响。
彭德怀怒目而视。
韩爱晶一步跳到彭德怀面前，“打你这个老顽固！”一拳打在彭德怀胸部。狂热的红卫兵们失去了正常人所应有的理智和文明，蜂拥而上。一个穿皮鞋的小将飞起一脚，正中彭德怀前胸，彭德怀闷哼一声，向后倒下……
这位功勋卓著、威震中外的元帅，不曾被艰难困苦打倒过，不曾被敌人的枪弹打倒过，也不曾被误解和屈辱打倒过，今天却被他创建的新中国养育出的新一代打倒！
多么具有讽刺性的一幕啊！
彭德怀被红卫兵们打成重伤，次日经267医院检查，病志上称：“胸部正位像X线所见：（1）左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左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左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左肺下叶部分不张。”《北京卫戍区监护期间的动态》记载彭德怀在被批斗后的情况：“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量大大减少……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20日说，‘今天胸部疼痛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
26日，重伤中的彭德怀又被拉去参加一个10万人的批斗大会。这一次，张闻天、黄克诚、谭政、张爱萍、王尚荣等也被拉出“陪斗”。批斗者按抵彭德怀的头，反提他的胳膊，做“喷气式”，他的脖子上被挂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大牌子，“彭德怀”三个字上打上了一个红红的大“×”。
8月11日，彭德怀又被带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万人批斗大会。这次参加陪斗的除张闻天、李培之（王若飞夫人）等人之外，还有彭德怀的夫人、在北师大工作的浦安修。当晚7点半，浦安修和彭德怀被推上台，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婆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了。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头部，做成“喷气式”，推到同样姿势的彭德怀身旁。自从1965年彭德怀去三线后，夫妻俩已有两年未见面了，谁也没想到此时此刻在此种场合相逢。浦安修再也经受不住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惨叫一声，昏倒在地。彭德怀见状，肝胆俱裂，发疯似地喊：“你们放了她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
然而，任凭他喊破嗓子，狂热病患者们无动于衷。一阵铺天盖地的口号淹没了他的喊声。紧接着，背后一人蹬踹他的腿弯，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挣扎着坚决不跪，高昂起头，挺直腰杆，额上青筋暴涨，嘴唇咬出了血，血顺着下腭往下流，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最后，江青直接控制的专案组经过10个月的审讯，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制造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编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告中说：
“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编者注）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十、最后的吼声
长期的单调枯燥的囚室生活，脱离大自然，脱离人群，没有阳光，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给彭德怀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尤其是经受长期疯狂野蛮的批斗，惨无人道的审讯，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加之囚室恶劣的条件，严重摧残着彭德怀的身体。长期的精神抑郁和痛苦，长期的慢性便秘，人体必需的含于蔬菜、水果中的纤维素的严重缺乏，彭德怀患上了直肠癌。
随着时间的推移，彭德怀已不见往日生机勃勃的神情，曾经黑红的脸，变得苍白而憔悴，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如今又黑又深，黯然无光，步履也有些蹒跚了。
1972年新年过后，彭德怀突然沉默了，不说不喊，也不骂人。他脸色青黄，每日大便四五次。但看管人员不仅不相信他真的有重病，而且还认为他装病，企图逃避审讯。因此，没有人关心他迅速恶化的身体。这时只有他自己明白自己在世上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1973年春，他开始觉得腹部不适，有火辣辣的异样感觉，便血的事也时有发生。有时，在十分痛苦的情况下，他情不自禁地吐露了心声：“你们看着好了，我快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知道人一死，一了百了。……那些人说我反党，可惜哟，他们不了解我彭德怀，叫他们去问问毛主席吧，毛主席不会同意的，毛主席让我到西南三线工作，毛主席了解我彭德怀。我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不反党。”
本来，直肠癌如能早期诊断及手术，是可以基本治愈的。然而这一切与彭德怀根本无缘。
4月10日，彭德怀便血多次，有一次竟达800～1000毫升。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不得不将他送往301医院检查，会诊结果是：直肠癌晚期。
周恩来总理得悉彭德怀患直肠癌的消息，立即批示保外就医。301医院医生决定给他做手术，彭德怀知道后断然拒绝，他对专案组的人说：“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明天手术，我今天去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医生们纷纷劝他，他将手一摆：“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医院的领导也来劝他，彭德怀郑重指出：“（1）推迟手术，我有一个材料要写，关于三线建设与战略防御方针问题。趁手术前头脑清醒写出来。（2）今天晚上你们打电话联系，让主席、总理接见我。”
专案组见彭德怀坚持不做手术，便请来他的侄女彭梅魁来301医院劝说。彭梅魁已有7年没见过伯伯了，此刻见到重病的伯伯躺在病床上，她心碎了，不禁哭出声来。彭德怀在近8年的时间里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人，不禁阵阵伤感，他伸出颤抖的手，紧握住侄女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彭梅魁擦干眼泪，劝说伯伯：“您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您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等养好病，以后会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的，您的问题就可弄清楚。您的病不能再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在侄女诚心诚意地劝说下，彭德怀同意了做手术。
26日，医院给他做了直肠切除手术，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彭德怀应“保外就医”，但实际上，专案组又把病室变成了囚室。专案组说彭德怀“常常放毒”，不让他的侄女正常探视，病室外还有哨兵看守。为实行严格的隔离，病室的窗户被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彭德怀要求见阳光，把报纸撕掉，医生说得经过警卫同意，警卫又推说需要专案组允许，专案组又说这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指示。气得彭德怀拍桌怒吼：“我都住院了，你们还不放心！我不住这个月婆子住的地方，我回去住监狱！”
经过数月的争取和斗争，专案组才勉强同意彭德怀到阳台晒太阳，但规定：须到指定阳台，不得随意走动，不得与外人接触。
尽管如此严格设防，住在301医院的几位老将军还是发现了他。有人在他去阳台晒太阳时偷偷从楼下张望；曾跟随他参加平江起义的解放军上将李聚奎装作走错了地方，闯进他的病房，看了他一眼。
1974年，癌细胞不断扩张，转移到肺和骨内，彭德怀已半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专案组在这种情况下才允许他的侄儿女在周日去探视。当彭梅魁、彭康白和彭钢到病房看望他时，他用尽全身力气想坐起来，然而没能成功。他躺在病床上悲怆地喊：“这是怎么了？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
彭德怀自知不久于人世，乃给侄儿女们留下遗言：
“我死后，将我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做肥料。”
从7月1日起，彭德怀病情加重，他浑身疼痛、头昏、眼睛发黑看不见。痛不欲生时，他对护士说：“你给我扎上两针，一针扎死我算了，免得我这样受罪。”他又对医生说：“我的病是癌症，这病不好治，至今世界医学界也没研究出来，如果我的病症转化了，就把我处死，马上进行解剖研究，看它是什么原因。”
7月5日，他发了临终前的最后一次火。这天早上，他的疼痛稍微减轻，他硬撑着抓起前一天的《人民日报》，看到了一篇题为《批孔与路线斗争》的文章，上面称：“一九五九年，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赤膊上阵，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彭德怀气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双手捧着报纸，颤抖不已，口里喘着粗气。半晌，他终于用生命中的最后一丝力气发出愤怒的吼声，并将桌上的饭碗狠砸在地上。他断断续续地嚷道：
“批判孔老二，批海瑞罢官，为什么把我彭德怀挂进去。还批什么周公，中国最大的儒，你们到底要将国家引向何处，还嫌国家不乱吗！……”
这篇署名“靳志柏”的“刽子手”文章，无疑是给病入膏肓的彭德怀又刺进一刀。
9月，彭德怀病危。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派人看望他。彭德怀躺在病床上，舌头僵硬，讲话已很困难，但他仍挣扎着，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向来人说：
“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
此后，彭德怀持续高烧，进入昏迷状态。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彭德怀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被冤屈、疾病折磨得没有人形的他静静地躺在14病室4号病床上，再也不会表达愤怒和发出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