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文学史(3)

西汉末年，政治危机加剧，王莽改朝换代，国家权柄易人。作为统治思想的今文经学的神圣地位发生了动摇，古文学派代之而兴。学风的转变，影响到文章的复古。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是第一篇批评今文学派的文章。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扬雄早年模拟司马相如，颇好辞赋，其谏猎、郊祀、宫观等赋，大抵未出司马相如赋的表现模式。汉赋之走上模拟的道路，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扬雄后期因仕途不遇，从政意识淡化，不仅对辞赋持偏激的否定态度，而且冀望成为立德而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周易》而作《法言》、《太玄》，为文折衷儒道，不乏新颖的见解。汉末与魏晋文人之企慕玄远，所受扬雄影响明显。但因扬雄着意模仿圣人，对经学文风不免矫枉过正，文章失之于古奥，颇为后人所诟病。

西汉后期，乐府事业继续发展，哀帝时乐府人员增加到829人。丞相孔光、大司农何武审核的结果，认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因此哀帝就裁减了乐府半数以上的民间乐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乐府民间声乐的影响是深远的。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东汉经学极盛。官、私学都很发达，太学生到东汉末增加到3万人，不少私学门徒常达千人，“编牒不下万人”。今文经学西汉末已开始谶纬化。东汉谶纬大行，光武因谶记中的天命的预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

东汉的文学，在今文经学和谶纬的迷雾笼罩之下，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响，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表现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誉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文章和学术著作主要是和经学的区分愈来愈显著。“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经学家的对立和分化，又有经学家和文章家的对立和分化。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矛盾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随着文章家的出现，文章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用途更广泛了，文学形式的运用和变化也愈来愈复杂了。文学思想仍以王充的观点最为明确和进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经学著作的区别，强调“造论著说之文”（诸子或政论散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的创造性和政治性；认为文章应起“劝善惩恶”的批评教育作用，“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他从“疾虚妄”的思想出发，反对一切“华伪之文”。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则是它们的杰出的代表。它沿《史记》的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继承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实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为最著名。它们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有时代意义。但思想文采俱逊于西汉政论文。

儒重群体规范，道重个人自由。汉末文人之调和儒道，必然导致思想和行为偏离正统。反映于文学，使作家在注重外在事功的同时，又热衷于表现个人的生活与情志，抒情文学因得复苏。

《诗》、《骚》抒情精神的复苏，对辞赋的创作心态、创作方法与结构体制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汉末赋之走向抒情化和小品化的实质，乃在于赋家的诗人化和赋的诗艺化、诗境化。张衡、蔡邕、赵壹等人的辞赋，或自明心性，自伤身世，抒发愤悱；或师法庄老，皈依自然；或表现汉人罕言的性爱，大都情景交融，词句清丽。而一些揭露和批评时政的赋作，已不再有“劝百讽一”的敦厚面目，而颇具“诗人的愤怒”。

这时的文章，因时势使然，大都发愤而作，兼有“清议”性质。又因两汉辞赋陶冶了作家文学修辞能力，东汉的文章，句式渐尚俳偶，词藻渐趋华丽，到汉末更富于文采和气势。汉末文人思想行为的偏离正统，文学的抒情化与渐尚华丽，实已预示着建安时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觉醒的即将到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建安，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终于由隋统一。如从东汉末献帝永汉元年（189）算起，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隋文帝灭陈止，中间正好四百年。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充满争夺、篡乱不已的时代，政权更易频繁，多种政权并存，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并互相融合。

纵观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与两汉的大一统局面迥然不同。剧烈的社会动荡，长期的南北对峙，士族制度的确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极为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无疑会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魏和西晋；第二期是东晋和南北朝。

魏和西晋又可分为三段：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在文学史著作中习惯把建安文学当作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建安文学成就辉煌。

汉代自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独尊的统治地位。至东汉末年，汉灵帝不喜儒学，文人靠读经书作官的道路被堵塞；加之社会动乱，争夺兼并，儒家的忠孝节义也不再被世人重视，所以随着汉代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结束，儒家思想大一统的局面也随之消失。建安时期，为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需要，法家、兵家、刑名纵横之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曹操尚刑名，讲通脱，公开讲“不仁不孝”没关系，有才即可录用。

总之，那时人们说话比较随便，思想比较活跃，呈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但建安文人，都非常关心现实，积极入世，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同时又感于时局动荡，人民苦难，人生短暂，功业难成而带有一种消极悲凉的色彩。

建安时期成就最大的是诗歌。先秦两汉时期，诗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诗经》、《楚辞》、汉代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标志着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展示了诗歌发展的成就和水平，使之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建安诗歌基本上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楚辞》、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传统，同时接受汉末抒情小赋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崭新风貌。建安诗歌以魏国为主，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是其代表作家，并代表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家多有理想壮志，关心社会现实，又都亲身经历了汉末的社会动乱，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他们以进取、务实的姿态，在追求建功立业的同时，从事诗歌创作，用诗歌来抒情言志。他们的诗歌，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之多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时代的本质；另一方面，真实地表现了自己拯济天下的豪情壮志及在为事业而奋斗中的人生感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刘勰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掀起的第一次文人创作高潮，由于作家心胸和眼界都较为开阔，都能不受拘束地进行创作，独具个性，所以它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建安时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加之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用正始文学泛指魏末年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清议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并注老子，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更为风行。这对当时的士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是上述现实的产物。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看到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的创作也与建安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内容被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积极的进取精神被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作品中带有更多老庄思想的色彩。不过，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然其总体风貌已与建安诗歌大不相同。嵇康之清峻，阮籍之遥深，虽都有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但“诗杂仙心”，歌颂出世，表现出明显的老庄思想色彩，以及孤愤忧伤的基调、曲折隐晦的表现方式，都使正始诗歌别具面目。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作家在诗歌艺术方面的不断探求，文人五言诗已彻底摆脱了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丰富了五言诗的表现技巧，对文人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氏与曹魏争夺政权的斗争以司马氏的胜利而告结束。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不久，统一了全国。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西晋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钟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各有其成就。但总的看来，西晋文人既无建安诗人的慷慨进取，也无正始作者的忧愤交集，他们对西晋王室采取美化、润色的态度，于是文学的颂扬、应酬之风再起。西晋初年的傅玄、张华，已表现出内容贫乏、刻意求工的诗歌创作倾向。到了太康年间，以潘岳和陆机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祖尚浮虚，向往声色，以丽情密藻为美，以雕饰形似为工，大量制作拟古诗，表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刘勰所谓“晋民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正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虽有左思继承建安风骨，抨击现实，作不平之鸣，但终究孤掌难鸣，无力改变诗坛的主流。西晋末年，清谈玄理之风大盛，逐渐浸染到诗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产生了玄言诗。

玄言诗的产生和当时的现实紧密相联。晋室南渡，偏安江左，禅学与玄学的合流，更加强了玄学对文学的渗透，玄言诗逐渐统治了东晋诗坛。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派，空谈玄理，言不及义。这种理过于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统治诗坛竟达百年之久，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谢灵运出现，才给东晋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变化，陶渊明以其田园诗，谢灵运以其山水诗各为中国诗坛开出一片新土，显示了中国古代诗歌从题材到风格的重大突破，为诗歌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南朝文学中，南朝民歌特别值得珍视。它主要是产生于建业和荆州一带的《吴歌》、《西曲》。它们以短小的形式，清新活泼的风格，歌唱人们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南朝民歌独取情歌入乐，并表现出“都市之歌”的浓厚气息，这既反映了统治者的艺术情趣，也可看出长江流域商业发达对诗歌的影响。北朝民歌是北朝诗歌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分。它直承汉代乐府民歌的传统，既有牧歌、恋歌，亦有战歌，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的生活命运、精神气质，形成豪放刚健的风格。南北朝民歌内容有别，风格各异，但它们共同构成了《诗经》、汉乐府之后民歌创作的又一次高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朝的君主和诸侯王大半爱好文学，不少都以提倡文学、招揽文士著称，有的本身还是作家，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写诗的风气十分浓厚。据《诗品》说，那时的士子“才能胜衣”，便“甘心而驰骛”。因此，文学作品大量增加。但南朝文学在帝王和贵族的掌握与引导下，只能继续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发展。梁元帝说：“至于文者，惟须绮姅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形式主义要求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