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鲁迅

鲁迅（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鲁迅一生写有大量杂文，创作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对文学和历史也作研究。他揭示传统社会的“吃人”本质和现代社会的种种隐症。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巨大影响。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对中国现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做出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人生追求

1881年9月，鲁迅出生于绍兴周氏家族。周氏家族有绵延八百年的历史，曾是绍兴望族。

嘉道以后，由于“族中多效奢移[1]，遂失其产”。到了鲁迅出生的时候，周氏家族已经败落。

鲁迅小时候并不爱写字。除了书房里的“例行公事”外，既看不见他习字，也看不见他考究[2]字帖，家里字帖本来倒是有一些的。他幼时很爱画，放学的时候就去买画谱[3]。他把过年时所得的压岁钱，都拿去买画谱了。他向书坊要了目录来，看有什么可买的，如《海仙画谱》、《海上名人画谱》等等，买了许多，当然，并不是怎样好的版本，无非木刻或石印的。买来以后，大都用绢线钉过，因为书坊店里钉的不好，往往容易脱线。他还常常改换封面，封面照例用栗壳线。看画谱的时候常常在晚上。母亲房里有一顶四仙桌，晚饭后，他揩干净桌子，搬出画谱来，一张一张翻开来看。翻时很仔细，先看指上有无墨迹或是否脏。他最恨翻时用中指或食指在书页上刮过去，使左下角翘起来，再拿住它，翻过去。因为纸面上就留有一条指甲刮过的痕迹了。他总是用指头拿书页折缝上方印有一条阔墨线处去翻，因为不会弄脏。看了，又放到母亲床边的一只红色皮箱里去。这皮箱里并无衣服，藏的都是他的书。因为木板的书箱虫子容易进去，所以放在皮箱里，虫进不去。书当然放得很整齐，大空处放大书，小空处放小书，缝里插些小包樟脑，以防蠹（dù）虫[4]来蛀食。

不但爱看画谱，而且还喜欢画，有一时期是用荆川纸，因它薄而透明，映在画上描绘。他用尖细的小狼毫笔。描下许多小说上的绣像。

还有一件课外工作，即书房以外的活动，是抄书。他也很喜欢看讲草木虫鱼等的书。

鲁迅小的时候，玩的时候非常少，糊盔甲，种花等，可以说玩，但也可以说不是玩，是一种工作。关于玩，大概下雪的时候他也打鸟，也玩斗马，就是玩纸折的马，二人相对吹去，被撞到，后退的算输。

1898年5月，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南京求学。他报考水师学堂，是因为叔祖周庆蕃在学堂任汉文教习兼管学堂监督，叔父伯升也早就在学堂就读，因此有所依托[5]，祖父也容易同意。

鲁迅在水师学堂试学三个月后，由于二班无缺额，补入三班，分在机关科，即轮机班。江南水师学堂是洋务派创办的西式学堂，学科共分为汉文、洋文两部分，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及驾驶、管理各种专门知识。但鲁迅在这里只学了半年，十月中回家时，便已经退学了。退学的原因，是对教学方式及校风日益反感。

1902年，鲁迅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3月29日乘“神户丸”从上海启程，4月4日到达横滨。

鲁迅到东京后，先在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班补习。弘文学院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五治郎在1899年创办的，1902年1月刚刚改为弘文学院，院址设在东京郊外的巢鸭。

1902年4月，鲁迅由弘文学院毕业。同年9月，转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但1906年初，鲁迅就离开了仙台。他离开仙台时，未办理退学手续，也未告知任何人。

鲁迅后来在说明自己放弃学医、离开仙台的原因时，还提到过著名的“幻灯事件”。他在《〈呐喊〉自序》里说，每次细菌学课结束，如果还有时间，教师便放幻灯片给学生看。“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多，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看我那些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6]。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看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被绑着的是替俄国做军事侦探的，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lú）[7]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jiàn）[8]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据说看到这一场面时，周围的日本同学都呼喊起“万岁！”从这以后，他开始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zhuó）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因此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

在这期间，鲁迅已开始筹办[9]《新生》杂志。在放弃学医后，致力以文艺改造国民的精神，是鲁迅离开仙台时的设想。二十多年后，他在《〈呐喊〉自序》里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呢？”从鲁迅以后的经历看，这个最终让他离开仙台的理由，也的确成为他一生的转折。

1909年8月，他启程回国了。他来日本已经八年。初到日本时，他还坚信科学和实业可以救国；八年后，他不但认为科学和实业不能救国，而且文学救国的希望之路也充满艰辛。

1912年5月，鲁迅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推荐去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

随着军阀混战局势恶化，北京学界纷纷离京。1926年6月，经林语堂介绍，他接受厦门大学之聘，任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

后来又曾去广州任教，但最终是到了上海。

1930年之后，鲁迅开始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成为左翼文坛的领袖。

他在上海同共产党接近后，政治压力就接踵而至[10]。

1930年3月，他获知自己被浙江省党部通缉[11]，首次往内山书店避难。因此在这以后，他在上海的生活就转向“半秘密状态”。

不过，作为左翼文化的领导人，他不可以总是蛰伏[12]在租界里，过一种秘密生活。这不符合他反抗的性格，也不符合共产党方面对他的政治期待。在必要时，他也要参加各种公开的政治活动。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他溘然长逝[13]了。两个月前，他在《死》里曾预拟过一份遗（yí）嘱（zhǔ）：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liǎn），埋（mái）掉，拉倒。

三、不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只管自己生活——倘若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大了，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情，不要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利益，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毋（wú）和他接近。

在遗嘱的下面，他还写有这样一段：“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14]，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这也应该是他遗嘱的一部分。

生活与写作

鲁迅的日常生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朴素的战士的生活。他在北京时期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15]的生活。

鲁迅吃东西很朴素，每次吃饭，都不过两三样菜。燕窝、银耳甚至牛奶之类的东西，他是并不如一般人那样看重的。他爱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如清脆的黄瓜和一些带着泥土气味的农民食物。他不大喜欢吃鱼，认为它骨头很细很多，吃起来太麻烦、太费时间。在正常情况下如此，如果因为有事耽误[16]，他吃饭就更简单了。有时随便吃一点蛋炒饭，有时就买几个“蟹（xiè）壳黄”的烧饼来吃，非常简单。他吃菜喜欢用点辣子，这一点说起来也有一段很辛酸[17]的历史。鲁迅从家里出来到南京上学去的时候，母亲只给他筹到八块钱的路费。到南京以后，这些钱就用光了，伙食费虽然由学校供给，但是穿衣服的钱很不宽裕[18]。鲁迅在过冬的时候，因为没有棉衣，所以只好借吃辣子来发热保暖。结果，使他长期害了胃病。胃病发作起来的时候，非常厉害，如果来不及治疗（liáo），鲁迅就痛得把心口紧紧地顶在桌子上，神色非常不好。这一点，鲁迅没有对很多人讲过，所以知道的人大概也不太多。

他吃饭很随便，只是不很喜吃隔夜菜和干成品。除饮茶和吸烟外，并无嗜∙好[19]。茶用清茶，烟草用廉（lián）价品，每日大概需五十支。早上醒来便在卧帐内吸烟，所以住会馆时，他的纹帐被熏（xūn）成黄黑色。有一天，他从东京回仙台，付过了房饭钱和人力车钱，买好了火车票之后，口袋里只剩两角银币和两个铜板了。因为火车一夜就到，他的学费已经先由公使馆直寄学校留交了，他大胆地把这两角钱统统买了烟。自以为粮草已足，百事无忧，扬长登车去了。不料车到某站，众客拥挤而上，车内已无余座，鲁迅便起身把座位让给一位老妇人，她因此感激，谢了又谢，攀谈许久，馈（kuì）以一大包咸煎（jiān）饼。鲁迅大嚼（jiáo）之余，便觉口渴，到了一站，便唤住卖茶者，但立刻记得口袋中的情形，支吾一声不买了。但是老妇人已经听到他唤茶而不买，以为是时间来不及之故，到了次一站，她便代为唤住，鲁迅只好推托[20]说，我现在不渴了。于是她买了一壶送给他，他也不客气，一饮（yǐn）而尽。有谁知道他的口袋中只有两个铜板呢？他不敢多喝酒，因为他的父亲曾有酒脾气，所以他自己很有节制[21]，不敢豪饮。他爱吃辣椒。在南京读书时，因为穿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yù）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顶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得厉害呀！

说到服装，在北京的时候，他常穿一身黑衣服，一件衣服破了也不更换，打几个补丁照样穿在身上，长发直竖，给人的印象是一团漆（qī）黑。在上海的时期，鲁迅比从前讲究了一些，头发也不那么长了，衣服也不打补丁了。但还是非常朴素，只穿布制衣服，不穿丝织品和其他较讲究的。这除了他对物质享受方面很不在意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感到穿布制的衣服，可以随便些，可以和一般人民生活水平更接近，更一致些。大家知道，鲁迅对书籍（jí）是非常爱护的，有时候，书籍被弄脏了，他看到就马上要赶紧擦拭，如果近旁找不到抹布时，也会用衣袖去擦书的。倘（tǎnɡ）若穿了比较好的衣服，他就要感到很不方便，因此养成穿着随便一些的习惯。到上海以后，也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因为穿着随便，当时还出过这样一些事情：有一次，他到一个医院给朋友当翻译（yì），医院里的人就当他是吃翻译饭的，于是就大敲病人的竹杠；又有一次他到一个外国公寓（yù）去拜访外国朋友，管电梯因为见他衣服穿得很破旧，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地走上九层楼；至于到印刷所接洽[22]印件，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被人家当作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的事情，更是不少的。但是鲁迅对这些也不恼怒，有时却把它当作谈笑的资料。

鲁迅对自己的饮食、服装都不太注意的最大原因，就是一心一意、时时刻刻地在从事艰苦的文学革命工作。在北京的时期，大概每天夜里总要到十——十二时左右，来的客人才陆续散去。客人走了以后，如果没有什么急待完成的工作。看看书，早晨两点左右才睡觉。但是有了工作，在夜里他就更不以睡眠（mián）为主，而以工作为主。太疲倦[23]了，他就倒在床上睡两三个小时，衣裳不脱，甚至连被都不盖。就这样，像战士伏在战壕（háo）里一样，打一个盹（dǔn），醒了以后，抽一支烟，起来泡一杯浓茶，有糖果点心，多少吃一些，就又开始工作了。我们现在读的《野草》，大部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在上海的时期，因为不教书，不作机关工作，他的时间由于习惯，大部分还在晚上，白天如果不跑书店或来客人，他就日夜不停地工作。

他时常被许多识与不识的人们邀（yāo）请写稿。如果被限定的时间已经很短，没有功夫多加思索，或者他自己预算内没有时间，一定要临时赶交文稿，那么，他宁可找些短篇来翻译，却绝不潦草从事[24]，许多的短篇译文，大约就是这样来的。然而在未动笔之前，选择材料之际，是要经过一翻苦心的，甚至为了没有适当的材料，连找几天，看了许多原作，也是常有的事。到这时候，他会感慨[25]地说：“唉，翻书也不容易。”为了减少这方面的苦恼，所以他时常留心买新书，遇到有可以为翻译做准备的材料时，他有时就先买妥放在那里。

至于创作，他更是加倍地当心的，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推开纸就动手。那张躺椅，是他构思的好所在，每当早晚饭前饭后的休息，就是他一语不发，在躺椅上先想大纲起腹（fù）稿的时候。每每文债愈多，腹稿愈忙，饭前饭后脑筋愈不得休息，更影响到他的胃部不佳，食欲不振，这都是互有关系的。这样也磨掉了他的生命。

他有一本短评《花边文学》，是因为有些文豪讥讽[26]他以短文而得到优厚的稿费，特别借编者的用花边围绕而作双关解释的。但是鲁迅自己知道他的短评产生也不容易，他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短，是绞（jiǎo）了许多脑汁（zhī），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ɡòu）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这几句话，就可以了解他一切执（zhí）笔行文的经过。

他对写作的修养是很注意的，闲空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看书上，更多的是看外国书。除了社会科学的书是细细地阅读之外，普通杂志，他只是选几篇或一部分看看就完了。国内出版的杂志，不过翻翻就算了，。如果没有什么好作品，是不肯浪费许多光阴[27]的。有时寄来了，拆开之后，看看目录就算了。对报纸，也不过花费十来分钟略略过目一下就完了。

别人批评他的文章，他或看或不看，却是不赞成依照批评而改变自己意志的。骂他的文章，就是寄到手头，他却未必就看，总把它堆在一旁，等到用作材料的时候才去翻它，这时是比较客观的研究了，人家以为他暴跳十丈高，其实更多的是炉火纯青[28]的时候。

战斗精神

鲁迅的身材并不算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目光炯炯[29]而带着忧郁[30]，一望而知为悲悯（mǐn）善感的人。两臂矫健[31]，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肢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rén）爱和刚强。这些特质，充满在他的生命中，也洋溢[32]在他的作品上，从而成为伟大的作家，勇敢的斗士——中华民族的魂（hún）。

鲁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话说，便是战斗精神，这是为大众而战，是有计划的韧（rèn）战，是一口咬住不放的，这种精神洋溢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创作可分为二类：一是小说，即《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历史小说》、《野草》（散文诗）、《朝花夕拾》（回忆文）等；二是短评及杂文，即《坟》（一部分）、《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共三集）、《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一部分）等。

鲁迅的小说，以抨击[33]旧礼教、暴露社会的黑暗、鞭策[34]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为特点。例如《阿Q正传》（《呐喊》）是一篇讽刺小说，鲁迅提炼了中国民族一切传统的结晶，创造出这个阿Q典型，阿Q的劣（liè）性，仿佛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足以使人反省[35]，他对于阿Q的劣性像“精神胜利法”等等，当然寄以增（zēnɡ）恶，施以攻击，然而憎恶攻击之中，还含着同情。因为阿Q本身是一个无知愚昧[36]的人，承受了数千年来封建制度的遗产，一直被士大夫赵太爷之流残害压榨（zhà）以至于赤（chì）贫如洗，不复人形。鲁迅对于那些赵太爷之流，更加满怀敌意，毫不宽恕。他利用了阿Q诅咒[37]旧社会，利用了阿Q衬托士大夫中的阿Q以及人性的冷酷（kù），而对于阿Q的偶露天真，反觉有点可爱了。又如《祝福》（《彷徨》），描写一个旧社会中的女性牺牲者，极其深刻，使人们知道人世的惨（cǎn）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攻击的力量是何等威猛！又如《故事新编》中的《铸（zhù）剑》，取材于《列异传》（《古小说钩沉》），是一篇最富于复仇精神和战斗精神的小说，表现得虎掷（zhì）龙拿，有声有色，可以使人们看了奋然而起，此外，如《理水》《非攻》在描写大禹、墨子的伟大精神中，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至于《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zhé）学。其中，《死火》乃其冷藏情热的象征；《复仇》乃其誓（shì）尝惨苦的典范；《过客》和《这样的战士》，更显然是长期抗战的预告呢！

鲁迅的短评及杂文，以锋利、深刻、明快之笔，明镜似地反映社会政治的日常事变，攻击一切黑暗的势力，指示着光明社会的道路——这特殊的战斗文体，是鲁迅所发明的，贡献[38]于中国新文学至为宝贵。其分量之多，占其创作的大部分。任举一例，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坟》），运用了妇孺皆知[39]的传说白蛇娘娘和法海和尚的故事，指出压迫制度必不会长久，而压迫者法海和尚躲入蟹（xiè）壳不能出头倒是永远的，这样巧妙的艺术，使读者仿佛受到催（cuī）眠，不能不俯（fǔ）于真理之前。

鲁迅的创作，国际间多有译本，前苏联翻译尤盛，在日本战前已经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共七大册。

蔡元培先生序《鲁迅全集》，有云：“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40]，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地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