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跨文化的“席明纳”
我在这里的叙述，目的不在为上述一系列“考题”提供应试的答卷，我相信问题的提出与思考、理论的反思，本身就具有自身的价值，而我今天的讲述及近来的几篇讲稿，都可以归入我所说的反思性质的文章中去，也就是回过头来，多读几遍自己过去发表的文章，把自己新的体会写下来。这类文章我是从1993年在苏州召开的两岸三地社会人类学座谈会上开始的，当时我在会上宣读了《个人·群体·社会》一文，是我重读《生育制度》一书时的新体会。这几年又写了好几篇这类文章，已收集在《学术自述与反思》（1996）这本新近出版的文集里。
学术反思并不是我发明的，拿我个人来说就是从Mali-nowski老师那里学来的，是从他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讲课时所采用的“席明纳”方式中推衍出来的。“席明纳”是seminar的音译，其实就是学者之间的对话。最近我们在北大又开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着重导师和学员之间的对话，使学术讨论超越了单向信息传播的模式。我正在试写的学术反思文章其实就是自我讨论或称自我对话，针对我自己过去的学术成果，通过自己的重新思考，实行自我反思。对话增多了，大家放言无忌，可以开创一种学术新风。
学术对话如此，文化之间的对话亦当如此。我在这里讲述我的思考时，世界离21世纪不到三年了，在跨入21世纪之前，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到应当清楚一下自己的过去，认清自己的真实面貌，明确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这也正是我这一段时间里所想到的“文化自觉”的含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这种表现，正表示他们已经感觉到当前文化的危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苦恼，并且有人已开始为其寻找新的出路。一些人类学家认为，由于对“异文化”（实质上即非西方或东方文化）的研究不可能达到完全客观，因此人类学者就应该主动地把它当成“自我文化评论”的工具，利用对非西方社会的了解，来揭示西方文明的弱点。(10)在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讨论中，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系统论者采取了进一步的看法，他们指出，“东方”社会的低度发展，并不是因为这些社会没有足够的“工业化”和“西方化”，而是因为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扩张造成了“东方世界的依赖性和从属性”。这种看法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映，无论怎样都表明对当前世界文化走向的思考。
看来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有志于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对当前人类的困惑自然也会特别敏感，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所以我到了耄耋之年，还要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文化。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7年前在我80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曾瞻望人类学的前途，说了下面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1)这句话我想也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这是不同人群接触中要求合和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总而言之这一文化价值的动态观念就是力图创造出一个跨越文化界限的“席明纳”，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
人类的历史是分散、孤立的人群逐步由分而合的过程。我曾经用“战国时期”来形容20世纪。(12)20世纪里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列强争雄了100年。第二次大战后殖民地民族纷纷独立，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多元局面。但由于交通和信息的发达，已出现向一体发展的势头。当前这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与古代中国的“战国”有类似之处，是一个由分到合的过程，所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可以说已经预示了“世界一体”（one world）格局的生成。(13)当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等等之间的相互接触越来越频繁，使原来分立的人文世界逐步向一个“地球村”转变。社会学者把这个世界一体化的现象称为“globalization”（全球化），我也认为全球一体化是历史的前景。
与此同时，尽管在全球的交往过程中，人类满怀着一个良好的愿望，希冀我们之间逐步能够通过沟通、宽容、互补，获得对利益和价值的共识，但以权力格局为背景的社会文化界限却尚未消除，民族-国家的现实使我所说的统一的“文化场”目前还是一种理想。
全球一体化固然可以认为是历史的前景，但是如果不解决如何一体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不解决一系列的矛盾，这一体化的结果是不容易出现的。现在看来在多种文化接触中，最难以多元取得一体的是文化的价值观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特别提出“美美与共”的问题，这是一个人文价值怎样取得共识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次研讨会上着重提出人文价值的再思考的题目。
其实，社会人类学既以研究人文世界为对象，人文价值自应是它研究的主要对象。上面提到的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其实就是在多元的人文价值的状态下怎样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问题上提出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中，如我在上文的分析，有些是想采用由一种优势文化来取代各种不同于这种文化价值观的文化，取代方法可以是强制的或是自愿的。隐藏在“现代化”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要以欧美的价值观念来取代其他文化的不同观点。这种看法我认为是不符合我上面所说的达到“美美与共”的路子。为了探索这一条全球一体化的路子，我们以研究人类学为天职的人，应当认真地展开讨论并通过对话来取得共识。如果能对人文价值实事求是进行再思考，不仅可以推动社会人类学前进一步，而且还可以为人类的发展前途做出贡献。
从英国功能主义的社会人类学和美国历史主义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说，我体会到它们都承认各民族文化是各具合理性的，所以首先要承认各人群的“各美其美”，然后要使具有不同价值观点的人群去互相理解别人的价值观点，首先要以容忍的态度来尊重别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在共同合作和思想交流中逐步地认同于相同的价值观点。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有一个时期使不同的价值观点在相互的容忍中共同存在，不相排斥。我相信在有利于各方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合作中，不同的观点是可以相互接近和融合的。
我进入人类学领地，正是因为受到这种跨文化的人文价值观的激励。正如Edmund Leach教授指出的，我的人类学的确是从理解中国本土文化开始的。但是，我关注本土文化并非为了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本土文化的界限之内，而是为了在了解自己的前提下，寻求不同人文类型和平共处的途径，因而我的不同时期的作品，既体现出一种对本土观念和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尊重，又力图展示文化之间互译和沟通的可能性。强调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在同一时间里并存的格局对实现“天下大同”也许是必要的。
现在想起来，这确是一种异文化与本文化兼容并包的探索。Edmund认为，社会人类学应该研究“异文化”，因为只有在别的社会中人类学者的观察才能充分地客观化，避免由于社会制约造成的偏见。(14)针对中国本土人类学者，Edmund认为，除了功能论色彩有可取之处外，其他均未能超脱本土人类学者本身从小习得的司空见惯的文化，因而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人类学解释。对此，我愿意加以两点反驳：第一，无论人类学者如何能够旁观他人的社会，最终他们还首先是自己社会的一员，受他们从小习得的本文化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的写作活动中，他们更需要在家乡文化的体验下叙述他们对异文化的认识，因此他们的“旁观”与本土人类学一样不可能达到完全客观；第二，本土人类学者的工作实际上不只是在一个单一的参考系下面展开的，在像我所做的那一类研究中，有两种“异文化”作为我的参考体系，这两种“异文化”便是在国内外其他民族中我自己亲身的阅历以及从社会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习中获得的关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知识。
Edmund的看法现在看来在西方也只是一种保守的观点。实际上，70年代以来，西方也出现了大量本土人类学作品，它们指出了西方的“非西方研究”所存在的问题。由于人类学者过于信仰西方人的分析能力，因此他们在探讨“非西方”文化时就可能把产生于本文化的观念强加在异文化之上。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人类学者对本土社会及其人类学意义不够关注，而且也在于人类学者与“他人社会”的文化距离。具体地说，人类学者本身所处的社会场域以及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可能导致他们对其他文化的误解。通过本土社会与文化的关照以及通过缩短文化距离，本土人类学有着消除文化误解的潜能，因为本土人类学者生活在本土社会之中，他们对当地的社会与文化有着切身的感受。
在人类学中，与“异文化”相提并论的常是“参与观察”一语。传统人类学主张，人类学者不仅要研究异文化，以便避开自己社会的偏见，而且还要参与到别的社会中去深入理解他人的生活。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异文化容易使人类学者能“出得来”，而参与观察则是要求人类学者能“进得去”。主张以异文化研究为己任的人类学者认为，人类学者在本文化中容易犯“出不来”的毛病，因而认为本土人类学者往往无法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偏见中超脱出来做出“客观的观察和判断”。不过，“异文化”的研究往往也存在“进不去”的缺点，也就是说，研究他人社会的人类学者通常可能因为本身的文化偏见而无法真正进行参与观察。对于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外国人类学者来说，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Freedman、Skinner等西方优秀的汉学人类学者可以说是一群被西方承认的“中国通”的人，但是他们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在西方也常被认为代表“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对于致力于中国本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来说，问题可能是与此相反。中国本土人类学者面临的是“出得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研究本土社会的人类学者，重要的是要从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司空见惯的观念中超脱出来，以便对本土社会加以客观的理解。本土人类学的要务在于使自身与社会形成一定的距离，而形成这种距离的可行途径是对一般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海外汉学人类学研究的深入了解。通过这种了解，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社会和文化“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不过，我对参与观察的反思不只是考虑如何“出得来”的问题。Edmund等西方人类学者认为，参与到异文化中去的目的在于让人类学者获得一种个人的涵养，使之有能力从自己的社会中分化出来，客观地认识人的生活。我的人类学研究，则强调田野工作和理论对社会产生应用的作用，同时强调使之回到本土社会去推进文化发展的必要性。
我反复强调“参与”，目的不在于要“推广”一种自我文化封闭的研究类型。当前西方和中国的人类学思考不少是在批评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的前提下展开的。对于第三世界的人类学者来说，批判西方文化的支配作用固然重要，但是，从一种文化偏见落入另一种偏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学者应当如何克服自己社会身份和权力格局导致的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同文化加以交叉比较和反思，对学术价值观加以定位将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在超越西方文化支配性制约的同时，也要超越自身社会对我们的局限。我曾强调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联系起来，人类学者不仅要了解“别人”还要了解“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个长期位居中国“大传统”的人，会如此执著地在“小传统”民间社会中追求理解的缘故。
人总是生活在希望里，对未来的瞩望和期待决定他当前的行为与忧乐。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它无非要求与会者把自己置身于“现代化”过程当中去思考我们的理论，看看我们自己的希望何在。现代化理论的创始人之一Max Weber把文化的转型当成是现代化的前提，他所讲的符合现代化的思想意识是欧洲的“新教伦理”。我不能不承认Weber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不缺乏文化比较的功夫，事实上他的现代化理论恰好就是在宗教文化的比较观察中提出来的，他的研究方法与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跨文化”研究没有多大差异。令我惊讶的是，这位值得尊敬的德国学者在隐喻的层面上否定了其他人文类型在现代世界的生存权利，没能在跨文化的关怀中获得人文价值的自我反思和宽容，所以难免会在步入老年时逐渐变成一个厌世的悲观论者。
如果大家能同意现代化是当代世界中人际关系的新发展，那么也当可以认为现代化应当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即人类（包括学术人）从相互交往中获得对自己和“异己”的认识，创造文化上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局面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化，为的是在跨入21世纪之前，对20世纪世界“战国争雄”局面应有一个透彻的反思；为的是避免在未来的日子里“现代化”的口号继续成为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族与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争夺的借口；为的是让我们自身拥有一个理智的情怀，来拥抱人类创造的各种人文类型的价值，克服文化隔阂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社会科学可以有不同的“应用价值”，在跨入下个世纪之前，我看到的是另一种价值的需要，那就是在社会科学中出现一次人文价值的重新思考，这种思考如果可以被称为“文化自觉”的话，那它的“用处”就远胜于以往我们从事的明显可见的“应用社会科学”了。我也寄希望大家在听完我这篇发言之后能够看到人文价值再思考的重要，看到这是人类美好前景所依托的基础。
1997年3月20日于北京北太平庄
(1) 本文为作者参加第五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开幕式的发言，后刊发于《读书》1997年第9、10期。——编者
(2) 参见《人的研究在中国》，《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3) 参见《人的研究在中国》，《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4) 参见《人的研究在中国》，《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5) 见本书中的《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
(6) Malinowski: “Preface”, to Peasant Life in China, by Fei Hsiao-Tu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39.
(7) 转引自王铭铭：《文化想象的力量：读萨伊德著〈东方学〉》，《中国书评》（香港），第6卷。
(8) Anthony Wallace：“Revitalization movement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6年，第58期。
(9) Max Weber: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Capitalist Spirit, New York, 1958.
(10) George Marcus and Michael 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Chicago, 1986.
(11) 见《人的研究在中国》，《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12) 见《社会学在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 见《人的研究在中国》。
(14) Edmund Leach：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1983，第122—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