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两年当农民 劳作倍艰辛
当农民是辛苦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半途当农民，更是苦不堪言。1976年高中毕业后，我便成了一位实实在在的农民。虽然人已高中毕业，可才16岁，加上身体又瘦弱，百十斤的担子上肩，就要跳摇摆舞，手上的工夫也不行，又懒得去学习，所以我一直是位不称职的农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反思起来有二：一是读了点书，肚子里有了点墨水，自认为了不起，整天东想西想，巴不得奇迹突然出现跳出农门；二是怕苦，懒汉思想作怪。
我务农的两年，干得最多的、最辛苦、最害怕的就是“双抢”了。“双抢”在我们老家是个专用名词，指每年7月间的水稻“抢收抢种”。我家地处洞庭湖区，盛产水稻，一年要产两季，而晚季水稻必须赶在7月底前插完秧苗，那时家里有句口号叫作“坚决不插八月秧”，因为老家没有广东热，水稻生长的时间不长，过了8月，秧苗插下去就会减产，甚至无收。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搞的是大集体，抢收抢种都是生产小队统一安排的。虽然没有包产到户，但每天都有具体任务到人，而且任务不轻，不起早贪黑很难完成。为了激发村民“双抢”的积极性，村里给每亩田都定有工分，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给每位村民记工分，而工分与生产小队年底分红直接挂钩，工分多的口粮就多，分的钱也多，反之则少，甚至倒找。
有些村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年底不但分不到一分钱，还要家里拿钱出来倒找给生产队，那时有个时髦词叫“兑现”。若无钱还，有些地方要拆屋，不过我们生产小队还好，没有拆过屋。到了年底，一边是家里劳力多挣的工分多分的钱多，欢天喜地；一边是家里劳力少挣工分少的要兑现，哭爹喊娘。我们家多数时候属于后者，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
洞庭湖畔的夏天特别热，那是一种干热，空气里到处弥漫着热气，有时几天树叶一动不动，一丝风也没有，热得你喘不过气来。在这样酷热的天气下搞“双抢”，中午几个小时人是不能下田的，如果非要下田，多会走着出去，抬着回来。为了及时完成任务，村民们只好早出晚归。
先说收割稻子，每个正常劳力每天须完成近一亩的任务，既要收割，还要担回来，没有12个小时很难完成。收割时要用镰子（类似镰刀，有齿）一蔸一蔸割下，然后一把一把捆好，再一担一担地挑回生产小队的禾场，一亩田少说也有20多担，一担起码也有120斤以上。收割时有几个难题不好处理。如果太早，又没月亮，看不太清，往往会影响收割的速度，或者割破手指。如果下午太早去收割，田里的水像开水似的，烫得手上脚上到处起泡，几天后就烂得一塌糊涂，钻心地疼。一季“双抢”下来，参加“双抢”者都会烂得手脚掉皮。
最讨厌的还是田里的蚂蟥，这可是真正的吸血鬼。水田里的蚂蟥有三大特点：一是特敏感；二是吸力强；三是不易死。那些年老家蚂蟥特多，只要有水响，蚂蟥就会成群结队赶过来。有次我清晨去割稻子，不到十分钟就感觉腿上痒痒的，一看，吓我一大跳，两只腿上黑压压地爬满了几十条大大小小的蚂蟥，其实我平时不怎么怕蚂蟥的，可这次硬是让我吓出了冷汗，实在是太多了。没办法，我只好跑到田埂上去解决它们。蚂蟥有很好的吸盘，吸到人腿上一般很难取下。我们的办法不是用手扯，那会扯掉一块肉。我们用手使劲地拍打，蚂蟥怕痛，一会儿就自己滚下来了。
但要处死蚂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用刀砍，一条蚂蟥会变成几条蚂蟥，用砖头砸，看上去是死了，没几个小时又活了。我们的办法有二，一个是拿回家丢进灶口里烧；再一个是用一根竹签插着蚂蟥屁眼翻过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这样它就只有死路一条了。防止蚂蟥的办法也不多，一是穿长裤，扎紧裤脚；二是小腿上穿上厚厚的防蚂蟥袜子。不过防备再严，蚂蟥还是能钻进去。
割稻子很热，口渴得不行，一天要喝上几壶茶水，一般人都带不了这么多，讲究点的就中途回家取，或者让家里的老人小孩送来田头。不过这样费时费力，老人小孩在田埂上行走还怕掉到水里出问题。一般人的办法是就近取材，俯下身子喝几口清澈的稻田水。说来也怪，虽然很多村民在“双抢”期间常喝稻田水，可却很少见到有人拉稀或者生病，这大概与当时稻田水尚未被污染有关吧。
再说插秧。夏天插秧最痛苦的事情有两个，一个是太阳晒。插秧不能摸黑干，那样插不直，也插不好，影响收成。插秧只能白天干，必须弯腰，这样一来整条背就暴露给了炎炎烈日，而且没有任何遮阳方法可施，只能干晒。以至“双抢”过后，再美的“白西施”也会变成“黑张飞”。还有一个就是腰痛。这真是人间酷刑，没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插秧背朝天，口朝地，一块田的任务分给你，你得一蔸蔸插完它，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那时生产队为了插下去的秧苗笔直规范，插秧前，还安排专人在田里拉架子，打格子，秧苗只能插到小十字架上，否则生产队就要扣工分，这就更增加了插秧的难度，增加了腰痛的程度。插秧腰痛是个无解之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晚上回家后，让人捶几下，稍微缓解一下难忍的疼痛。
我很小的时候就参加过生产小队的“双抢”，那时只是当当帮手，真正参加“双抢”是我高中毕业后务农的两年。不过，我是个不合格的“双抢”者，完成任务少，挣的工分少，受队干部批得多，为家里做贡献少，现在想起来还感觉脸上辣辣的。
当农民时还有件农活也是终身生难忘的，那就是人拉犁。人拉犁我们很多人在电影里看过，可那多是北方的旱田，穿着鞋，活不重。若是在江南的水田里，尤其是早春的日子里让人去拉犁，那情况就不同了。我干过这活，那味道真不好受。拉犁时，拉犁者须站成一排，每人一绳，相互将手搭在同事的肩上，一起用力。早春拉犁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冷，洞庭湖的早春乍暖还寒，遇到倒春寒更是冷得上牙磕下牙，脚踩在水田里红红的、木木的，半天暖不过来。再有就怕遇到出工不出力的猪伙伴，如果你遇到了这样惜力的人，自认倒霉吧。
我务农的两年是家里最困难的两年。1976年10月，我家的主劳力、我的三姐出嫁离开了家，加上这年母亲住院好几个月，本来就贫穷，经这一折腾，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次年的春天，离新收还有段日子，可家里已是空空如也。母亲住院，父亲在外，家中只有3个不大的孩子，万般无奈，只好割点红花子充饥。
红花子又名草籽，学名紫云英，是洞庭湖一带用来肥田的草本植物，偶尔吃上一两顿还可以，吃多了则消化不良，肚子饱得要命，浑身无力，眼睛无光。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人到无处时谁敢不低头。这样的日子一直坚持了个把星期，虽然节约了一些大米，可却拖垮了我们兄妹的身体。那几年正是我长身体的黄金时节，可养料始终供应不足，导致身体基础不好，发育不良，成了“三等残废”。后来在部队还因身高不满一米七，失去了两次快速升迁的好机会。
由于负重过度，生活艰苦，当时心境异常地坏，心灰意冷，看不到希望也见不到光明，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经常发脾气，无论是和他人还是家人。由于自己不谙农活，又不积极，队里头头们很是不满，经常受批，我无名之火正无处可泄，每次都会毫不客气地顶回去。如此一来，我的“光辉形象”自然暗淡无光，头头们还对我判了“死刑”，说我今后要讨饭的，幸好未被言中，要不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