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迷茫的高中 惆怅的青春

我读高中是费了许多周折的，如今想起来心里还隐隐作痛。说实话，按照当时高中需要的名额和我的学业成绩，我升高中应该不成问题，可那时“左”倾狂热还很盛行，阶级斗争还在天天搞，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叫得当当响。

当时高中录取有两个硬条件：一是成分要好；二是关系要硬。二者必居其一。可恰恰这两点我都不行。论成分我是上中农，和富农差不了多少，最要命的是我的两个伯父一个当过国军的连长、一个当过国府的保长，都是挂枪的人，新中国成立后都是人民政府重点“照顾”的对象。

论关系朝中无人，没人说得上话。这样一来厄运便降临到我头上了，那年本村录取了4名高中生，我却名落孙山。无情的结果几乎使我丧失生活的勇气，要知道这并不是我的过错，而是不平的社会惹的祸。我因未考上高中，整天无精打采，家人也为我着急，尤其是母亲更是坐立不安，大哥则四处为我活动，先是想让我到镇建筑队学木工，我不干。大哥只好通过各种门路找关系。

幸好老天不负有心人，高中的大门终于被大哥撞开了。开学一个月后，我拿着补发的通知书，和另外4位同病相怜的同学一起，艰难地坐进了万庾中学高七班明亮的教室。高七班是由万庾和鲇鱼须两镇的学生组成，班长唐金球，是一位非常能干、富有善心、很有号召力的同学。

学习的机会虽来之不易，但我却珍惜不够，除第一学期外。现在究其原因可能是年纪小不懂事，另一个原因就是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太深，认为毕业后都是修补地球，知识再多也没用。由于上述思想作怪，我高中阶段的学习是不够用功的，特别是在数理化方面更是不求甚懂，不过在语文的学习上还可自慰。

我的首任高中语文老师是孙贤统，一位资深的老先生。孙先生是位治学严谨、国学深厚、知识渊博的学者，讲课颇有评书演播员的风韵。我至今忘不了他给我们讲授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最犯困的季节，可同学们像着了迷似的，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几十双眼睛随着孙老师转来转去。讲到伤心处，不少同学已是泪眼婆娑。孙老师曾就课文中的一段故事总结了两句话“松骨峰血战顽敌，众英雄壮烈献身”，因为工整对仗，颇具题意，至今未忘。上完此文，我们写了篇同题习作，我的这篇习作很受孙老师的推崇，不但要我在班上进行朗读，还要我介绍写作体会，遗憾的是孙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

接孙老师教鞭的是刘长庚老师。刘老师当年正值壮年，干劲十足，自学精神特强。他信守“不动笔不看书”的格言，其时所作读书笔记已有一百多本，一人多高。刘老师很俭朴，一年到头穿一套蓝布工装，洗得发白，很远就能看到袖口上的补丁。刘老师上课有个习惯，左手插上衣口袋，右手拿粉笔，讲起话来细声细气，幽默诙谐，耐人寻味。刘老师当了我们一年半的班主任，陪伴我们高中毕业。

教我们高中数学的是彭义老师。彭老师那时已年过半百，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不但染白了他的双鬓，而且还在他宽宽的额头上刻下了好几条岁月的沟痕。彭老师人很和蔼，是个老知识分子，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加上反“右”时又放了几炮，日子一直不好过，为人处事小心谨慎，但教学水平相当高，讲课一般不带讲义。

我读高中时，“文革”还在继续，贫下中农还在管理学校，学农学工则还是我们必修课。高一下学期，为显示我们学农的决心和干劲，我们高一两个班一百多人，带着行李粮食在校住了两个星期，专门从事学农学工事业。先是到一个叫鼎山的地方支援春插。人去了一大堆，饭吃掉几千斤，活却没干多少，老百姓是有苦难言，有怒难发。搞完支援，马上又整学校的农场，汗流了好几斤，最后换来的又是夏天一汪白白的湖水。后来还到湖北石首市的柴油机厂搞了几天的参观见学，算是学工了。不过这次学工，我也有收获，那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滚滚长江水。

1975年的春天，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第二次被打入冷宫。学校刚升起来的一点学习空气随即在一片批判声中窒息。学校已是名不符实，学生不用心学，老师不安心教，考试多为开卷，你抄我，我抄你，上考场就像课堂一样，既不紧张，也不惊慌，甚至比课堂讨论还要热烈。有时根本就不考试，我们高中毕业就是这样。现在看来可笑，可当时确实是这样。世上的事总是喜欢颠来倒去，现在是学生怕老师，那时则是老师怕学生，学生想干什么，老师只能干瞪眼。

1976年我校曾发生过毕业班学生集体出走的事件，影响很大，我是参与者，整个过程还常在脑海里浮现。

那时毛泽东主席还健在，参观韶山很热门，不知是谁的主意，整个毕业班的学生都在暗暗准备，想到韶山一游，作为毕业班的一员，我也参加了各项准备工作。后来学校知道了此事，但未加阻止，并表示支持，还做了些准备。可到动身的前两天，学校变卦了，理由是上边不同意。校方的失言，激起了一百多名学生的强烈抗议。我们一气之下，决定踢开学校“闹革命”，并于次日秘密集结来到了位于长江边的一个小港口——湖北省石首市的调关镇。

谁知校长大人早已恭候在此，他是骑单车来的，不知是“叛徒”告密，还是其他原因，学校当晚便知道了我们的行动。校长的干涉，丝毫未动摇我们的决心。校长毫无办法，只好请求当地政府派民兵阻止我们上船。校长的行径更激怒了同学们，有人甚至喊出了“把校长丢到长江喂鱼”的口号，吓得校长六神无主，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无奈之下，只得电告镇教育组。教育组即派副组长前来处理。同来的还有二位班主任。经过一个下午的谈判，校方终于做出了让步。当天傍晚，在两位班主任的带领下，我们乘“东方红”号轮船离开了奋斗3天3夜的调关镇。

首次坐船航行在滔滔长江，心里无比激动和欢欣，尽管两晚没睡好觉，精神还特别好，站在船头看风景，总看不够，4个小时后轮船在夜色中安抵岳阳。

岳阳市是我们地区所在地，离我家不到100公里，只需两元多的车费，可此前我却从未光顾过，只是从范老先生的《岳阳楼记》中领略过一点它的风采。乡下的孩子进城，难免有点呆头呆脑，想看又怕丢，只好随二位老师缓缓而行。经过一座古塔（即慈氏塔），再前进五六百米，便到了岳阳车站。在岳阳待了半晚，次日清晨我们就坐进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长沙是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滔滔湘江穿城北流，美丽的橘子洲宛如一位优雅的少女横卧在江心。在长沙我们玩了3天，到了第一师范、爱晚亭、橘子洲、烈士公园，第一晚睡在省公安厅的招待所（当晚第一次看到了电视，是黑白的），以后便睡在长沙第六中学的教室里。首次见世面，感受不浅。对繁华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行人、高耸的楼房总觉得看不够，对许多新事物陡然之间还不能接受。有次到烈士公园游玩，见许多青年男女成双成对压在一起荡秋千，同学们都难为情。

到长沙后的第4天，我们到了韶山，玩了一整天。韶山那时很热闹，到处都是虔诚的人，毛主席的旧居在山水之间，前有水后有山，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房子建在龙脉上，因而才有了毛泽东的出现。山不高，翠竹青青；水不深，荷叶亭亭。

在毛主席的旧居里，我们看到了主席出生的床铺、主席父母的双照，还有主席小时劳动的情景。从主席家当时的情景来看，可算小康水平。在主席旧居前的小塘旁，我们高六、高七两个班的同学分别照了毕业相。从韶山归来的次日，我们踏上了归乡的旅途。回到家里却遭到了父亲的训斥，起因是我私自找二姐夫要了20多元路费，这一顿骂，使我人生的首次旅游转眼之间索然无味了。

高中时，学校还盛行搞文艺汇演。每个班免不了要搞几个节目对付对付。那时班里的台柱子是白小平同学，是我们的校花。另外还有几个骨干，其中有个叫佳华的同学也是骨干。佳华同学姓刘，是和我一起坐末班车进校的。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笑容甜美，诚实聪慧，学习刻苦，外语成绩特别好。

佳华同学命很苦，虽出生在县城，却随父母下放到农村，从小过着和我们一样的生活，甚至更惨。她家距学校有十多里路，由于条件不好，一直没有寄宿，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发，晚上8点多钟才能回到家里。生活的重压常使她沉默寡言，心灰意冷。毕业后，她和我们一样，加入了修补地球的行列，不知咋的，后来竟传来了她自寻短见的噩耗。当我接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佳华同学坟上已是荒草萋萋。我伤心了好久，为失去一位善良而真诚的同学而悲伤、而哭泣。

学校演节目大多水平不高，给我的印象不深，不过也有例外。初中部有个班表演的舞蹈《翠竹青青》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舞蹈根据电影《春苗》主题曲改编而成，参加表演的几个女同学，身穿花衣服，肩背红药箱，随着伴唱老师苏坚（原湖南省歌舞团演员）那甜美悦耳的歌声翩翩起舞，动作轻柔，舞姿优美，尤其是担任主角的陈洁同学，更是潇洒自如，恰到好处，把一位一心为民治病的赤脚医生表现得淋漓尽致，博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1976年7月上旬，我们开始做些与毕业相关的准备工作，由于到外面跑了一圈，毕业考试也免了，免了更好，更轻松，这是我们当时的想法。毕业时，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多半是失望、彷徨和恐惧。谁都不情愿回到农村去，但又不得不回到它的身旁。

是年7月5日，这是我中学生涯的最后一页。那天上午，我手拿毕业证，依依不舍又无可奈何地告别了学习生活了4年半的母校，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