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失意初中生 体会求学苦

1972年，我进入了少年时期，也就在这年年初，我考进了本镇最高学府——万庾中学（当时叫万庾五七中学）。我的童年是苦难的，我的少年同样充满了辛酸和眼泪、失意和彷徨。

求学是我人生中的乐事，现在我也难改初衷。能读上初中，我是求之不得的。如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收到入学通知书的一幕。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中午，我和父亲正在堂屋里捶稻草，准备织牛绳。大门开处，数学老师宋明菊手拿鲜红的通知书裹着雪花来到我家。父亲特别高兴，留宋老师吃了午饭，还特意杀了鸡。

正式入学是年关后的正月十五，队里已入初中的白云同学带我到初十班报了名。万庾中学紧靠万庾墟场南门，是个开口形平面建筑，东西北连在一起，唯有南面敞开，操场挺大，设有好几付篮球架。学校学生多，下课铃一响，整个操场都挤满了奔跑打闹的学生。

我的初一语文老师是郑瑞祥，数学老师是叶喜华，还有位音乐老师苏坚，不过没有教我们，教我们音乐的是孙贤统老师，这几位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郑老师长方脸，细高个，背稍弯，喜抽烟，善吹箫，半路出家，基础一般，但干劲挺足。郑老师当过我两年半的班主任，教过我两年半的语文。郑老师是个大龄青年，30多岁还是光杆司令。郑老师性格急，脾气大，有时会让一些同学难受，但他心地善良，对学生好。有次我打篮球被对方踩破了脚后跟，不能行走，是他背着我送我回家的，一口气走了四里多路，这事我终生难忘。

和郑老师相比，我的数学老师则是一位和蔼可亲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叶老师是长沙人，个儿不高，微胖的身体，圆圆的脸，一对单眼皮，两只小圆眼，整天笑眯眯。叶老师没有架子，不戴有色眼镜，对谁都一样，对谁都充满了爱。有次我因没带雨具淋湿了上衣，她还将她的一件褂子给我穿了一天，多年后我还将此事写成了散文《我穿过女老师的衣服》，在几家报刊发表过。

刚进入初中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好，好几次考核都拿过名次，甚得叶老师的喜欢，这大概也是我对叶老师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吧。可好景不长，一年后，叶老师就调回了长沙老家，再也没有谋面。

万庾中学离我家不远也不近，小路4里，大路5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每天来回只能靠双脚去丈量。开始挺难走，久了也就习惯了。那时中学学习抓得并不紧，可学工学农从未放松过，现在看来乃无聊之举，可当时谁敢这样说呀？

我校的学农基地官州大队，距校4里，原为农民丢弃的一块湖中荒地，常被水淹，后来老百姓不要了，镇里就把它赏给了我们学校。学校把它当宝一样来经营，先是发动全校师生开荒，继而要求我们每个学生每周挑一担农家肥洒在荒地里，好不容易种上了水稻，可春天一场大雨，一切都泡汤了。唉，真是劳民伤财啊，可在那个是非颠倒人人疯狂的年代，只能随波逐流了。

除学农外，我们还经常利用早中晚的时间为学校建房搬运红砖。也不知是谁的主意，为省几个小钱，却不顾学生的死活。大同学还可以，苦就苦了我们这些小同学，运砖的数量平均到人，大同学几下就干完了，我们只得少搬快跑，要不永远别想完成任务。这个活一干就是3个多月，直到几栋教室竖起才罢休。

为老师种菜也是我们的义务，当时学校有近10亩菜地，每个班分了半亩多。种菜很费事，种、肥都要从自家带来，而收获的果实却源源不断地搬到了学校食堂，原是说好了给点辛苦费的，可从来未落实过。

初中二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便下降了，期终考试只进入了前10名。究其原因主要是自己努力不够，另外与家里当时的环境也不无关系。1973年二哥分家立户，家里还有三姐和弟妹，6口人吃饭，只有父亲和三姐劳动，父亲身体又不好，还要供我上学，真是难上加难，那几年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在这样的境况中，我的心情多少受些影响，学习用功的程度也不如从前，现在想来十分不应该，但时光一去不复返，只有空留悔恨心。

进入初中后，我在生活、学习和经济上遇到的困难随之而来。首先是学费难以筹齐，我上中学时，学费都很便宜，几块钱就可搞定，可就这区区几块钱家里都没有。常常是开学了，同学们痛痛快快地交了钱，喜气洋洋领了书，而我则要等父母慢慢为我筹款。

有时开学几天还拿不出钱来，低头坐在那里，不时引来老师和同学们的白眼，那种羞愧的滋味真是难受。为了我能上学，大姐、大哥、二姐、二哥、三姐都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也耗掉了他们不少心血，有不少学费是他们拿来的，所以我对我的哥姐还是颇有感情的，没有他们的无私支持，我肯定不会有今天。

在中学几年，午饭问题很不好解决。学校离家远，回家吃是不可能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有时是在学校食堂报餐，这样的时候很少，因为没钱。再就是到镇上我二伯家去吃，但常去又不好意思，不过二伯还是很乐意我去的，我也常常因天下雨夜宿二伯家，二伯从不厌烦。后来大哥从五谷油厂调到万庾油厂当厂长，我的中饭总算有了一定的保障，虽然如此，中午空肚子的时候还是相当多的，冬天尤其如此。

我现在有个习惯，上街办事，从不乱花钱，哪怕是一粒糖、一根冰棍也很少沾边，这种习惯便是在中学阶段逼出来的。那时一年到头口袋空空，连个硬币也没有，每天有两次从街心走过，我总是来去匆匆，目不斜视，从不敢在街上和其他同学为伴。纵是姐们回来给点零钱，也视为黄金，深深地藏着，待到非用不可时才依依不舍地拿出来。小时的穷困使我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作风，所谓因祸得福吧。

从读书起，我一直对语文有所偏爱，语文水平也要强于其他学科，而且热衷阅读文学作品。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为《野火春风斗古城》，那是我刚入初中不久的事。这书是二哥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无头无尾，拿到手一口气便翻完了。从此以后，我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越看越多，一发不可收，对学业很有影响。后来，父亲对我加以控制，我自己也尽量克制，这样才没有过多地荒废学业。

我居住的村庄文化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几人上过初中，当时我这个初中生算是村上的秀才了，村里人写信，往往会请我执笔。那时我已读过许多课外书籍，常常在炎热的夏天摆龙门。那几年夏天热得出奇，家里又没电扇，不到转钟休想睡觉。人们睡不着，便跑到生产队晒谷场去乘凉，我们也一样，只是不带凳子，光着背躺在扳桶（脱谷的一种工具）上。每当此时，一些小孩甚至大人便会围到我身边，央求我讲几段故事，报酬是轮流为我煽风，我求之不得，《三国》《水浒》便从我的口中流了出来。

不辞辛劳地看电影是我少年时代不多的乐事之一。那几年看电影可谓走火入魔，只要听说哪里有电影，十里八里的都会摸黑赶去。有次放《侦察兵》，我跟踪电影队跑了5个村，看了5遍还不过瘾，现在回想起来真有意思。那时的劲头不知从何而来，现在要我去恐怕抬都抬不去了。适当看些历史片、艺术片对求学中的孩子是有益的，但看多了会误事，此所谓物极必反矣。

我的放牛生涯是在我进入中学后被迫中止的，因为去早回晚，无法再担起这个重担。虽然放牛的担子已经卸下了，但一些零碎的农活却从未间断过，尤其是在每年的假期里。进入初中后，我便开始学些农活，如插秧、割谷什么的，但不专心，可能是受了读书做官论的影响吧。

在两年半的初中阶段，我一直是位热心的体育迷，无论篮球、排球、乒乓球我都很着迷，但没有一样出息。

我的音乐细胞不多，却鬼使神差地参加过一次流产的演出。1974年前后学校还时兴搞文艺汇演，各班都要出几个节目，我班有位女同学，叫白小平，是镇上的，长得靓，身材好，嗓子甜，是公认的校花。那年她排了个《毕业歌》的舞蹈，于是我便成了她的演员。怎奈我是个老土的，不会跳舞。排练了十几天，演出的前晚我却借故溜走了，搞得我这个同学哭笑不得，班主任更是大为光火，批得我够呛。

1974年正是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之时，全国教育战线抓得很紧，教学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我们本该上年年底初中毕业的，却不知为何加了半年。这最后的半年，没有新教本，学的是老内容，算是总复习吧，因而时间过得非常快，不知不觉就到了7月中旬，我们参加完毕业考试，就各奔东西了，那年我14岁，对与同学分别的感触还不深，只遗憾当时全班没有留下合影，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以上于1986年写于石家庄装甲兵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