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洞庭农家子 苦乐童年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对许多人来说，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朵艳丽的花，是一支美妙的歌，是一眼幸福的泉。但也有人不忍回忆自己的童年，因为他们的童年有过太多的痛苦，有过太多的辛酸，有过太多的眼泪。我就属于后者。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个正月初五，刚过大年。老家在湖南省的华容县，属岳阳市管辖，这是个四面环水的地方，南跨洞庭，北枕长江，东西各有大河阻隔，听说三国时关羽曾在此放走过曹操。
华容县有个万庾镇，镇下有个苍台村，村里有个自然村叫吴家嘴，我就出生在这里。说到万庾的名由，还有些故事。庾，为古时量器，又解释为露天谷仓。万庾名由来一说是这个地方物产丰富，粮食充裕，有万吨粮仓；一说是爱国名将岳飞在洞庭湖围剿农民起义领袖杨幺时，在这里借了一万庾粮食。无论何种说法，都说明万庾这个地方产粮多，事实也确实如此。
我出生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时兴大锅饭。我们村也搞了个大食堂，几百人挤在一起。村干部为了革命彻底，把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掉了。开始还好，集体有点余粮，可时间一长问题就来了，陈谷吃完了，新谷又未下场，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可饿坏了这些善良而忠厚的农民兄弟。无奈之下，有些人只好悄悄找点锅子，挖点野菜，或从公家的仓库里偷点大米来充饥。
不过干这事须时刻小心，说不定饭刚煮熟还来不及张口，就被领导踢掉了锅子打破了肚子。那时也没有什么法不法的，村干部就是皇帝老子，他们就是政策，就是法律。这样的日子听说一直延续了近两年，后来还是咱们的彭德怀元帅和其他老革命在庐山不顾身家性命放了几炮，中央才废除了食堂制。可怜此时的人们早已是奄奄一息，元气大伤。
当时我家的情况还算幸运。据母亲讲，那时父亲刚好为食堂整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那里没有打米机，用一种较为原始的人们叫“擂子”的工具将稻谷脱壳成米，结构和原理类似石磨，只是全用硬木制成），因为这个原因，我家老幼终不至挨饿，有时还可以接济一些亲朋好友。家人虽有饭吃，我却无奶饮，天天哭着，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当时有邻居五婶也产一女，奶有余，我便分享了这人间最宝贵的食品，一直吃了很久。感谢这位乳妈哺育了我，使我不致中途夭折。
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了。我姊妹多，母亲生了13胎，最后还剩下4男4女，刚好一桌。这么多的子女，加上条件又不好，谁也贵气不起来。在我两岁时，头上长了许多火疮，经常是绿水横流，蚊虫缠绕。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可无能为力。况且当时医疗设备、医生都缺。大人看着无法，只好听信别人介绍的“良方”，天天用稀泥涂在我头上，有时母亲抽不开身，便要哥姐代劳，一直搞了好些日子。疮虽好了，却留下了不少记号。
小时候我很瘦弱，常常犯病，幸有外婆的精心照料才活下来。那时我奶奶早已过世，老人家是新中国成立前去世的，只有大姐看到过。听父辈们讲，祖母在时家境还是相当不错的，两个伯父和父亲都已成人，家里有不少田，还在镇上开了一间整米店，加上祖父特别勤劳，日子很是红火，妈妈和二伯母都是那时来我家的。
外婆的寿命则较高，直到1972年才去世，终年76岁。外婆很喜欢我们，最愿到我家玩，尽管当时我家条件不是很好。外婆一生勤劳，虽年事已高，但总也闲不住，每次来后不是帮母亲做饭，就是帮我们缝衣洗澡。外婆信佛，餐餐吃素，天天如此。外婆还很迷信，偶遇我们犯点小病，老人家总要祈祷一番。记得四弟那时眼里有层白膜，外婆看了看，眼一闭，手一掐，说是犯了煞，要二哥连忙把屋旁的一块石头移了移，当时全家也信，我自然也确信不疑，现在想来确实有点好笑。
生活上外婆更是百般照料我们。那时我对稀饭感兴趣，老家的稀饭不同于广东的稀饭，老家的稀饭是用米汤和着锅巴制成的，吃到嘴里香气四溢，是我的最爱，每顿不吃心里总是痒痒的。有次放学回来，稀饭没了，我不甘罢休，拉着外婆的衣襟耍赖，外婆笑笑，连忙又用开水在锅里给我做了一碗。
小孩的嘴总是馋的，小时的我也不例外。那时对我吸引力最大的要算南瓜了（当然对肉食我也很感兴趣，只是那时不敢有此奢望罢了），家人和一些长辈都叫我“南瓜客”。我有位本家，辈分比我晚两辈，可年龄却比我母亲还大。她家离我家不远，母亲常带我到她家串门，每次总忘不了给我做顿爽口的南瓜菜，回家时还要我背上一个大柿饼南瓜。
小时候我对鸡蛋也很偏爱，几岁时常常爬到鸡窝里掏热蛋吃。方法简单而可笑：抓到蛋后在身上擦几下，再用东西敲两个对称的小孔，放到嘴上便吸起来，清香可口。后来大了，这种行当自然也就停止了。吃荷包蛋是我小时的拿手好戏。我家有位吴姓邻居，我叫他吴爷爷。他没有孙子，特别喜欢我，常常拿本老皇历哼哼呀呀的，也不知读些什么。他常带我走亲访友，我从中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一次，老爷子带我到他内弟家玩，中午主人用荷包蛋招待我们，每人4个，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筷子便干，一口气就消灭了，吴爷爷看我余勇可贾，又拔了两个给我，我二话没说又干掉了，乐得两位老人哈哈大笑。
贪玩是孩子的通性。小时候我也爱玩。玩的内容比较土气，主要是些“中国打美国”的把戏，称为打仗。那时打仗一般分为两波人马，我常带领一波小弟兄，拿着木或纸做的手枪，与对方开战，一玩就是半夜，不到父亲叫喊是不回去的。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县以下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现已改镇）、生产大队（现已改村）、生产小队（现已改组）”建制。我居住的自然村为苍台大队第三小队，我们小队有几个大草堆，是耕牛过冬的草料，五六米高，那就是我们激战的战场。战斗胜负以最终占领草堆顶部为止。战斗号角发起后，作战双方从草堆两侧同时向草堆顶部发起冲击，经常是爬上去，被对方打下来，再爬上去再被对方打下来，幸好那草堆脚下也放着许多乱草，滚下来也没事。一个草堆须反复争夺，直到一方举手投降为止。
有时玩得更是惊险刺激，常常几个小孩一起藏到人家的厕所、猪圈，忍着冲鼻的臭气搞“潜伏”。要么便是大家一起在宽广的队禾场进行空战，所谓空战，就是一个小孩十指交叉握拳往前平伸，由另一个伙伴用同样方法将他载起来，对方也是如此。开战时，手撞手，谁被撞翻谁就俯首称臣。
小时我也常和二哥一起出去玩，二哥他们也玩打仗，只是他们的战争比我们更激烈，武器更先进，他们使用的是弹弓，常常是一个自然村和另一个自然村对垒，像我们这些小兄弟只是助助阵，在旁边吆喝几下，热闹热闹。
童年时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讲阶级斗争，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什么“造反有理”、什么“破四旧，立四新”之类的。
那时我们还小，但也干过一些坏事。有次，村里红卫兵去抄地主家的菩萨，我也跟了过去。其实那家人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家里供奉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菩萨，早晚都会烧香朝拜，为人也挺好。可就因为她是地主婆婆，红卫兵把她家的菩萨全部拿走了，因为实在太多，红卫兵拿不下，我还帮忙拿了个小菩萨，最后竟在红卫兵的统一指挥下，将其丢进了火堆。唉，现在想起来真是作孽啊。
穷人的孩子早干活，这是穷人世界的真实写照。我是5岁开始干活的，先是清扫房子，每天早晨起来，要清扫4间屋子。我混“洋工”，拿着扫把在4间屋子画几个圈，有时垃圾也不运走，先扫到门后，几天后一起运出去。扫地没干多久，父亲又给我增加了拾粪的任务。农村拾粪不是什么好差事，又脏又累。那时一个早晨要拾一筐粪，还非得是猪狗粪才行。到哪里去找？没办法只好玩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小动作，猪狗粪下面多放些牛大便，反正都是肥料。当然这样的事不能常搞，否则被大人发现了那可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
帮家里砍柴也是我小时常干的活之一。我家地处湖区，习惯用稻草做饭，烧煤很少，也买不起。那时我家住茅屋，稻草都用来盖了房子。烧柴只能自己去田坡边砍，砍柴是个苦差事，先是我协助三姐外出砍柴，后来便是独自一人干了。冬天冰天雪地，无柴可打，打柴的黄金季节要算“双抢”（抢收抢种）前后。
砍柴特别热，长草的地方都是田角坡底，一担柴砍下来，不流几斤汗是很难想象的。砍柴也是个危险活，常常砍着砍着，忽地钻出一条蛇，吓得你丢盔弃甲往后跑；有时砍着砍着，忽然惹着了黄蜂窝，成群的野蜂扑面而来，你稍不小心就会成为它们的靶子。我曾几次被黄蜂蜇过，一会儿就起了疙瘩，慢慢长大，又痛又痒，更可恶的是有时肿得你眼睛像包子，不过几天后它就会自动消肿。有时大人也会用人奶涂在上面，也蛮有效的。除扫地、拾粪和砍柴外，我小时候干得最多、最辛苦、最长和最令人不能忘怀的还是我的7年放牛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