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提干教导队 鲤鱼跃龙门
水陆团是军区司令部的直属单位，组建于1975年。水陆团存在历史不长，前后10年，1985年就和某军坦克团合并组建坦克旅了。虽然它的历史不长，可其战功却很显赫，它先后两次参加对越作战，一次是西沙保卫战，一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特别是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全团官兵在团长朱富均的带领下，敢打敢冲，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先后涌现了303英雄车和胡祺忠战斗英雄等一大批英模单位和个人，同时也有43名烈士为了祖国的安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多年后，我曾为水陆坦克团创作了一首团歌，以歌颂这支英雄的部队。
《水陆团之歌》：“铁流滚滚，浪花飞奔，我们是忠诚的水陆坦克兵，羊城练精兵，南疆保国门，无怨无悔献青春；炮声隆隆，尘土滚滚，我们是英勇的水陆坦克兵，西沙当奇兵，越战留英名，冲锋陷阵建功勋；军旗猎猎，军歌阵阵，我们是光荣的水陆坦克兵，铁心卫中华，永远爱人民，全心全意铸忠诚。”
当时水陆团的团长为谭敦柱，政委为陈敦林，都是湖南常德人。谭团长是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老同志，陈政委是军区直工部下来的，陈政委是个大才子，在部队前讲半天话不用稿子，还不重复。我分在水陆团三营八连一排一车任驾驶员。连长郑仕和，指导员陈庆丰，副连长潘康先，排长空缺，排里的工作由一位老同志负责，排里虽没干部，但大家都很自觉，工作起来争先恐后。那时部队刚打完仗，许多老同志都参过战，有的还立了功，负了伤，全没架子，可惜这些老同志文化低，提干制度改革后先后都离开了部队。
坦克三营单独驻扎在远离团部的清远大帽山脚下，营房周边除了零星几个小村庄外，可谓与世隔绝。营房附近全是两人合抱的马尾松，加上风多风大，一个人走进去总感到毛骨悚然。
连队没有自来水，但连队用水却是自来的。那时大帽山没有污染，山溪清澈见底，溪水甘甜可口。部队挖了一条小渠，将溪水从山上直接引到连队伙房的积水池里。要是放在现在人们肯定会说部队好浪漫，其实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时部队管理松，官兵很自由，想到哪里玩都可以，只要排长准假。不过大帽山那个地方确实没什么好玩的，唯一的乐子就是打球爬山，可没有经过开发的大帽山山高坡陡，实在是难爬。
有次连队组织我们上山砍铁锹把，整整爬了一天。山上基本都是原始状态，多数地方从未有人类的痕迹，脚下全是一米多厚的腐叶，行走困难，不时可见不知名的野生动物从眼前跑过。行进中，我们还发现了两只大野猪带着全家老少从我们眼前大摇大摆走过去，吓得我们不敢出声。因为那天我们都没带枪，没有真家伙，若惹火了这些野家伙就麻烦了。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天下山可难坏我们了。下山时我们找不到上山的路了，咋办？连长一挥手，顺着溪流下。道理是这个道理，因为水总是从高往低流的，顺着溪流肯定可以回到山下来，可问题是这些溪流有些地方落差竟然达到了三四十米，形成了吓人的瀑布。
好在我们连队老兵多，很多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其中就有几个老兵事先想到了这一点。腰上系的全是部队的背包带，有了背包带保障，过瀑布就安全多了。
我在八连当兵时，还经历过一次哨兵站岗枪走火事件，现在想起来心还在怦怦跳。那时我们三营没有坦克车库，30多辆坦克全停在离营区500米外的荒岭上，车身以篷布盖之，昼夜需人看守，尤以晚上最为紧张，听说以前我们这个车场有哨兵被人砍过头，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一代传一代，也许真有此事，也许是老兵吓唬新兵。
那晚到了下半夜，天下着小雨，我去接岗，同去的还有七连和九连的哨兵。我刚换岗完毕，正在整理手枪，突然不远处“砰”的一声，吓我一跳。有情况，我急忙拔出手枪，子弹上膛，端着手枪就朝枪响的地方跑去。
没跑几步，就听到另一个换岗战友大声叫“没事，没事，枪走火了”。原来，是另一个连队战友来换岗，怎么也找不到站岗的战友，后来发现这个战友躺在坦克篷布里睡觉，就推了他一把，谁知这位仁兄正迷糊呢，以为有人要抢枪，顺手就是一枪，差点要了战友的命。没过几分钟，听到枪声的全营官兵全副武装赶了过来，虚惊一场。后来这位走火的兄弟因此还受了处分。
我在八连待的时间较短，前后不到3月。在这段日子里，我大姐夫曾顺道看过我一次，住了一晚。
1981年3月，团里组织战士复习报考军区装甲兵教导队，是有提干指标的，我报了名。接着便是一个月拼死拼命地复习，复习集中安排在团教导队。教导队在一个山坳中的草房里，生活差，蚊子多，还漏雨，条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请了几个部队干部当老师，都是半瓶“水”的人，复习主要还是靠自己。
那次教导队招考科目为语文、数学、物理、政治和专业5门，我依据本身的情况重点抓了数学、物理和专业的复习。数学和物理只要看看书，大多都可回忆起来，可专业必须死记硬背。
专业教材有3本，每本200多页，为把这些东西装进脑子，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没看过一次电视，没睡过一次好觉。每天揣着一本书，拿着一个小马扎，躲到一个小山坳里，像和尚念经一样，有时连吃饭也忘了。大家都知道录取比例五比一，竞争残酷，不加油就会被淘汰。说来也怪，不知是脑子好用还是有奔头，总之背起书来还蛮顺的，一本200多页的教材，几天就啃了下来，而且基本做到一题不漏。
考试是当年4月上旬在训练团的一排矮房里进行的。5门课整整考了两天。回到连队没几天，指导员便要我任连队文书，文书只干了一个星期，教导队的录取通知书就到了，喜得我彻夜难眠。是年4月28日，我和本团10名幸运者（其中有本县老乡孙江华和陈道平）跨进了装甲兵教导队的大门，跨进了军官的大门。
装甲兵教导队不算正规院校，它建于1975年，原是专门培训干部的。提干制度改革后，军校一时生产不出足够的军官，总政下令各教导队可代培少量军官，我正好赶上这趟车。我们是第二期战士学员，为第二中队，共招2个区队，一个是学坦克指挥专业的，一个是学坦克修理的，我属于前者。中队共53人，来自整个广州军区5个坦克团（即军区独立坦克团、41军坦克团、42军坦克团、55军坦克团和海南军区坦克团），另加坦克训练团。
装甲兵教导队虽不是正规学校，可抓得相当紧，尤其是作风纪律、内务卫生和队列动作更为突出。相反在学习上要轻松些，至少我个人有此体会。我们开设的课程有10多门，主课是战术及三大专业（即坦克兵中的射击、驾驶、通信）。教员大多未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实践还行，理论一般。
1981年全军都在搞正规化建设，装甲兵教导队更是走在前面。我们的住房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援建的，始驻炮兵，1975年才让给装甲兵。房子陈旧破烂，尤以我们中队最差，我们的宿舍原是炮兵马厩，其状不言而喻。一个区队挤在一起，30多个人，不到100平方米，床连床，铺接铺，整理内务屁股顶屁股。
中国人的思维往往容易偏激。部队正规化本身是个范围很广的课题，可当时领导只偏重抓营区环境建设，其他则很少问津。一年之中几乎天天迎接检查，中队的、大队的、兵部的、军区的，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有时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迎检正值盛夏，前后近3个月的时间，没有睡过一次午觉，没有休过一个星期天，你还不能有半点牢骚。迎检的标准也高得出奇，检查人员要戴白手套爬到门顶上去摸，不能见灰，这大概只有中国军队才做得到。
伙食之差是装甲兵教导队的又一特点。在我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还没有发现如此差的伙食单位。坦克兵的伙食标准是陆军中最高的，那时已达一元有余，按理是可以的。况且我们每个班还开有菜地，多少也能补一些。可实际情况却令人十分沮丧：每桌10个人3个菜，一个荤菜，一个素菜，一个半荤半素的菜，很少看到肉的影子，油也少见，会餐更是天方夜谭的事。
我们曾乐观地做过计算，从入学到毕业近一年的时间里，会餐不到4次。自己的钱吃不到肚子里，有气还不能出，别提有多难受，更难受的还是炊事班几位小兵的卑劣行径，他们故意和学员过不去，学员为长远计只好忍着，这些小兵则以为学员可欺，更是放肆。多年后，听同学们讲，毕业当晚，这些小兵还不老实，最后吃了不少苦头。
装甲兵教导队学的东西虽然可怜，可考试起来却令你大费脑筋，尤其是后半年更是如此。大概在这年10月，队里放出风来，53名学员只能毕业50名，因为军区只给了50个提干指标。消息一出，一片哗然，纷纷提出质问“为何50个指标招了53人？哪3个是走后门进来的”？中队领导见我们群情激奋，只好如实向上反映。不久军区干部部就有了最新指示，取消原规定，但又强调考试不及格者一律不予毕业。如此一来，我们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但还是不敢马虎。
我们考试复习范围很小，以致全队每次平均得分都在90分以上。看卷子的人也很怪，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因为不这样人人都会打百分。
教导队没有多少娱乐活动，看中国足球比赛是当时唯一的享受。当年中国足球队正在冲击第十二届世界杯，虽然最后功败垂成（被沙特卖了），但那届国足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国足之一，其中优秀球员至今耳熟能详。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吧：李富胜、容志行、迟尚斌、陈熙荣、古广明、林乐丰、杨玉敏、左树声、陈金刚、沈祥福、黄向东。
教导队的生活是紧张的，也是难忘的。因为这里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我们每天都进行着量变，每天都在向着人民军官的行列靠近，而这一天终于到来时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
1982年3月20日，我们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我们毕业了，这天我们走进了军官的行列。遗憾的是全队53个同学，只有50个毕了业，二区队有3个同学没有考及格。第二天，队里举行了毕业典礼，军区副参谋长光临祝贺，同学们脸上一个个挂满了幸福的微笑。当我们从首长手中接过鲜红的毕业证时，心儿久久不能平静。是啊，一年的艰辛终于换来了理想的实现，人生的道路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此时此刻，谁能不激动万分、感慨万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