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难忘兵之初 新兵故事多
接兵干部直接将我们带到了团部操场，这里早已聚集了来自湖南岳阳、河南三门峡、广东兴宁的新兵，应该有近千人。接着就是分兵，由团军务股随机抽点档案，我被分在学兵三连一排三班。连长贺达柳，指导员能立广，排长谢永和，班长郑学林。学兵三连是个教学单位，我们这些新兵都叫学兵。安顿完毕，我们便随班长到伙房就餐。当晚伙食很好，4个菜，三荤一素，有鱼有鸡有青菜，饭任吃，汤任喝。
第二天是整理环境和内务，战友之间互相交流认识，熟悉连队各哨位，晚上的岗就由我们站了。那晚我站的是第3班岗，转钟1—2点。第一次站岗很兴奋，很认真，肩挎手枪，身体笔直，一个小时没动，尽管当时天是那样的黑，伸手不见五指。
我所在的连队是专门为水陆坦克培训驾驶员的。人不多，条件很好，连长、排长都是湖南人，只有指导员和班长是两广人。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新兵阶段最难受，而前3个月的转型期更是“炼狱”期。白天8个小时的队列，有时中午还要加班，站得你手麻脚肿，汗流浃背。早晨天不亮就要起来，有时一跑就是几公里，还不时搞紧急集合，搞得你手忙脚乱，穿错鞋子的，拿错衣服的，找不到背包的比比皆是，洋相百出。
我也出过一次洋相，那天也是一早搞紧急集合，天还没亮，刚跑几步，一摸背包，坏了，全散了架。正着急时，队伍已经跑到黑暗处，于是心里一亮，顺势藏了起来，等人家跑完回来，我又趁黑溜了进去。多少年后战友再聚，很多人都说干过这事。
新兵连的课余活动都用来种菜了，几乎天天如此。种苗、浇水、积肥样样都干。晚上则一般用来学条令，周末开班务会、排务会、军人大会，9点半一到，管你睡不睡，先躺到床上再说。开始一个星期确实受不了，但日子一长就习惯了。3个月的新兵训练，我们除搞队列训练外，有近一半时间用来搞了劳动。
那年部队要修新射击场，须切掉一个山脚，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我们这些新兵肩上。任务一来，不干也得干，不过那时刚到部队，大家都想进步，再苦再累也在所不惜。我虽瘦弱，但也只好咬紧牙关称英雄，经常是一天下来，身子骨都软了，还不准躺床，班里的工作还要干。有什么办法呢？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是甜是苦都要走下去，总不能半途而废。这大概就是激励我当时走下去的信念吧。
新兵最大的希望和快乐就是得到首长的肯定和表扬。我第一次受到全连表扬是在我生日的那天——1980年正月初五。这之前，部队过年放假，我利用假日做了几件好事，连长贺达柳知道后很高兴，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号召其他同志向我学习，当时心里真是热乎乎的。
为了求得表扬，有些人也会搞些投机取巧的小动作。有位新兵立功心切，有晚竟用菜刀砍了自己一刀，说是与小偷搏斗时被对方刺伤，害得我们跑到部队后山抓了一个晚上的小偷，结果鬼都没见一个。后来领导一分析，觉得情况不对，一调查，很快弄清楚了假英雄的真面目，不久便打发其回了老家。
在新兵连队，我虽为新兵，但还算走得起。一是我教过书，脑子不笨，各方面都能应付一下；二是我为人正直，不喜吹吹拍拍，战友们都信任我，有话跟我说。那时我既是学兵营的文化教员，又是连队的歌唱指挥员，还是连队的报道骨干，算来也是小有名气。在班里我是受班长批评最少的一个，连、排的批评几乎没有。
我的班长郑学林，广东龙川人，是位能干的老兵，好胜心强，点子也多，对工作抓得紧而细，对我们管得也严，因而班里的工作总是走在全连前面。有次班代表全团参加军区组织的队列比赛，拿了第一。为此年底全班荣立集体三等功，班长个人也立了三等功。
找老乡玩是新兵课余活动的一大乐事。大概每个军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只是强弱不同罢了。那年我们县到训练团来了整整180人，整个岳阳地区有600多人，由于岳阳来的兵多，每个班至少有4—5人。因为老乡实在太多了，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认一个镇的老乡。部队最反对搞老乡观念，但我认为节假日找老乡扯一扯，聊一聊，叙叙乡情，交流交流思想，也没有什么坏处。
那时经常在一起玩的有朱为民、胡朝辉、王永昌和张爱宇。每到周末，我们会在营区内信步漫游，一起畅谈家乡的变化，叙说部队的趣事，有时也会发发牢骚，高兴时还会哼哼小调。那年电影《泪痕》上演不久，里面的主题歌《心中的玫瑰》便是我们时时哼唱的曲子。星期天我们也会不辞劳苦，结伴步行到10里外的小镇去散散心、照照相。
最让人记忆犹新的还是大年三十我们几个老乡一起爬山的故事。坦训团后面有座山，叫独秀岭，离花都城不远，天晴就可看到。那天是到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部队放假。我们无事，上街无钱也不准假，于是几个老乡相邀一起去登独秀岭。为此，我们每人还准备了一瓶汽水，一包饼干，带上了一壶茶水，中午的肚子就可打发了。
独秀岭很高，也很陡，好在半山腰有个防化小分队，修了条简易公路，可直通半山腰。过了防化小分队，上山的路就更难走了，多数地方要手脚并用。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攀爬，我们终于在12点前爬上了独秀岭的顶峰。站在顶峰，不但整个花都城一览无遗，隐约还可看到大广州的身影，让我们兴奋了好一会。要知道，那时我们当兵二月有余，还没有去过广州呢！
真正去广州已是1980年夏天的事了，那时我们当兵都半年多了，一直没有机会去广州看看。家里人来信问得最多的就是广州是啥模样，真不好回答。接兵干部当时说我们这批兵是广州兵，可谁知我们营房离广州还有几十公里呢？所以遇到家里人问广州的情况我只好一律模糊回答，“广州很好，广州很热闹”。至于到底有多热闹，我也没见过。
那次去广州是在晚上，并非去玩，而是公差。当时我们部队养了很多猪，需要大量玉米，而玉米需在广州大沙头码头卸载装车，这活就由我们来承担。那次因为干活太累，加上又是晚上，并且坐在车上，对广州的热闹没有更深的印象，但广州灯火辉煌的夜景还是一直存贮在脑中了，至今未忘。
“新兵喜欢照相”，每个军人都有同感。我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在新兵连留下来的。为照张相，我们曾在半天里跑了十几里路程，心里还是喜洋洋的，不过那时照相便宜，大部分是黑白照，彩照还是有的，可袋里的钱有限，又不忍心向家里伸手，只好作罢。我的一张最满意的新兵照，就是那时和老乡步行到花都炭步“南方”照相馆照的。
新兵喜欢写信，也期望每天都能收到信，更有甚者，以每天收到信的多寡为荣耀。我班有个战友的最高纪录是一天收到14封来信，高兴得手舞足蹈，逢人必讲。我的最高纪录是4封。
我历来害羞，脸皮薄，怕别人批评。因而在工作上我也特别注意，哪怕是自己干多点、吃点亏也在所不惜。现在部队借故不工作、不站岗的大有人在。而我们那时则不同，再顽皮的，站起岗来一是一，二是二，连迟到的都很少，岗哨失控的事几乎没有。
我们学兵三连有两个外岗，一个警卫团首长的住宅，一个看护本连的猪圈。两天一个白岗，每天一个夜岗。部队白岗夜岗是分开的，白岗为2小时，夜岗为1小时。有时也有例外，若接岗者迟误，你只好倒霉，我就曾一次站过4小时，腿都发酸，下岗时全身几乎麻木。
那时站夜岗我们都喜欢站团长的警卫岗，而不愿到猪圈去。主要原因是猪圈远，又紧靠花县火葬场，大家怕。怕归怕，去还得要去，没有办法，最后只得一个一个轮。
我第一次到猪圈站岗是在一个冬夜，月色朦胧，到处似有无数黑黑的人影。放眼南望，一百多米处，火葬场高高的烟囱隐约可见，似乎还不时飘出几缕鬼火；仔细静听，猪圈四周泥蛙凄厉的叫声此起彼伏，令你毛骨悚然，那情景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当时唯一能壮胆的就是一支五四式手枪和5发子弹。不愿站猪圈的另一个原因是站团首长的岗，天天可以看到首长，天天可以享受到首长回礼的快感。当时坦训团的团长为倪金凯，政委为王选文，两位老首长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我们为了引起团首长路过时注意，故意在首长经过时将立正敬礼的动作搞得很响，这样团首长便会还礼。还有一个大家只能意会不能言明的原因，那就是团长有4朵金花都已怒放，站团长岗既可执勤，又可免费欣赏靓女。
我们班有10名新兵，分别是汪佑平、刘大革、贾旷军、陶飞雄、朱为民、胡汉朋、王永昌、彭正新、郑羽和我。就人的水平和综合素质看，湖南兵略占优势，而华容兵又更强点，这从以后的发展就可得到证明。我在新兵班的人缘还可以，战友们都愿和我来往，彼此很少发生矛盾。当时我的做人原则是公正、诚实、热心助人，有老乡但不搞老乡观念。因此，无论是老乡还是外省战友都乐于和我交往。
有个临湘籍的战友，叫汪佑平，个头不高，结结实实，力大无比，坦克车开得好，遗憾的是文化弱点。这位战友住我下铺，和我关系一直不错，我们经常互相帮助。他写信不利索，常由我代笔。我搞劳动没劲，他常帮我出力。他这个人很讲义气，乐于为朋友两肋插刀。
听说这位战友如今混得不错，先是当上了临湘县武术学校的教官，后又正式加入了警队，还在一个所里当过领导。其事迹曾被《人民公安报》“一百名民警的故事”专栏中以“一双铁拳的汪佑平”为题做过报道。
当新兵时，还有很多逸事，想起来也蛮有意思。
新兵营房紧靠老107国道，没有围墙，中间只隔了一个篮球场和一片几米宽的竹林。竹林里生长着水杯粗的楠竹，上面写满了前辈们留下的豪言壮语。刚到营区不久，班长就给我们规定了活动范围，竹林就是禁区之一。大凡当过兵的都知道，班长的话就是圣旨，我们当然不敢越雷池一步。
几个月后，我们已不再是新兵蛋子了，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竹林的秘密就像一块魔石吸引着我和老汪，解开这个秘密成了我和老汪的重大工作内容。
机会终于来了。有天中午，等班长睡下后，我和老汪装着出去小便，悄悄绕到了竹林旁。怕人看见，我们藏在一面断墙后，四个小眼睛死死地在竹林里搜索，只见远处竹林浓密处，几个老兵坐在马扎上，一边闲聊，一边望着竹林外的107国道。
突然，老兵们停止了闲聊，几束目光不约而同聚焦在公路左侧，像遥控雷达一样，慢慢向右扫过来。我们急忙将目光跟了上去，两个踩单车的姑娘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我和老汪相视而笑，秘密终于被我们发现了。
后来，我们将这个秘密告诉其他新兵，他们笑得合不拢嘴，骂我们笨，骂我们不机灵，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这个秘密了，而且还亲自见过班长也在那里“蹲过点”。
北方兵到南方，最不习惯的就是天热。天热大腿根部容易长癣，南方人喜欢冲澡，一天要冲几次，长癣的不多。可北方人没这个习惯，加上部队当时也没这个条件，所以长癣的特别多，一个连没有几人能够幸免。
长了癣，只好到卫生队去拿药，因为人多，卫生队准备的癣药几天就没了。要买新药，又没有那么多钱，卫生队只好自力更生造土药。这种土药效果不错，就是有三个毛病，一是特臭；二是特猛；再是特痛。
开始涂癣药都是单兵作战，大家不熟，有点害羞，只好躲在军用蚊帐里作业。但土癣药太厉害了，涂到腿上，立即会烧出一层白膜来，痛得人跳起来，一不小心就会顶到床顶上。为了止痛，大家只好拿着小扇子拼命地扇，以减轻土药带来的疼痛。
后来，班长发现了这个秘密，专门在班务会上就涂药问题做了“重要”指示。他说，涂药又不是坏事，躲到蚊帐里干什么，大家都有的东西，有什么害羞的，今后涂药要统一行动，全部在熄灯前10分钟搞定。
班长的话就是圣旨，从此以后，每当熄灯预备号一响，班长一声“关灯”号令，大家立即开始行动，站在各自床前，一手端药瓶，一手拿扇子，开始了一天的“最后一课”。
那时的部队远没有现在这样文明，老兵欺负新兵的事经常出现。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是我当兵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周末的晚上，因白天干活湿了衣未及时更换导致感冒，晚上想洗个热水澡（新兵时全是用井水洗脸洗澡的，冬天也一样），于是到了炊事班，正好遇到连队猪倌在洗澡。
我恳求猪倌说：“班长（其实那位猪倌根本就不是什么班长，只是我们恭维他），我想打点热水洗个澡。”谁知这位猪倌脸一横，从嘴里蹦出了一句让我至今心寒的话，“去去去，新兵蛋子，还想洗热水。”“感冒了，想洗个热水澡。”我再次恳求他。“什么玩意儿，还装病！”听到他这句话，我扭头就走了，再也没有多看他一眼。两年后，我当了军官，他还在连队养猪。有次回老连队玩，还遇到了这位猪倌，他感觉不好意思，我还主动和他打了招呼。
这事对我感触很深，也对我教育很深。后来我当了军官、当了领导后，我对我的部下都很和蔼，也很关心，以至我离开部队多年后，弟兄们还能在背后说我一个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