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穿上绿军装 梦想初起航
当兵打仗是我儿时的梦想。刚懂事的时候，我就缠着我哥给我做了一把木手枪，整天拿着它到处“耀武扬威”。小朋友玩游戏，我总要当解放军，从不当坏蛋。小时看电影，非打仗的不看。稍大一点，看到人家的哥哥穿个军装回来，神气得不得了，我心里就痒痒的，并埋怨我的两个哥哥怎么不去当兵，去一个也好啊？每当这时，哥哥们的脸上总会露出难以言状的痛楚。
后来，我慢慢长大了，渐渐读懂了哥哥脸上的痛楚，那是无奈和泪水的写照。因为那时正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讲究的是“根正苗红”，“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当兵入伍只能是贫下中农子女的专利。而我家却不在此列，我家是上中农，旧社会有田有地，更麻烦的是我的两个伯父都为国民党当过差，一个是国军的连长，一个是国府的保长，这样的家庭肯定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这样家庭出身的子女肯定与当兵无缘。
1979年，就在我感到当兵梦想即将破灭的时候，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用他那巨人般的双手，拔迷雾，正方向，砍倒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扬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风帆，中国从此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这年冬天，在中越炮火还在纷飞的时候，我终于圆梦来到了祖国的南疆，当了一名威武的坦克兵。从此以后，我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部队，不断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铸造着人生的辉煌，自己也从一名小兵成长为一名上校军官，这一切都要感谢小平同志。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我的今天。2004年，在我转业的那年，我曾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没有小平，我当不了兵》，刊登在当年的《南方都市报》，就是为了感恩小平同志。
新兵体检是在华容县中医院进行的。我们大队参加体检的共有5人，除我以外，其余4人看上去都很壮实，唯我精瘦，村里人自然没看好我，有的甚至当面吹冷风，说我只是陪客而已。可我却不这样认为，心中始终充满着自信，因为我坚信我的身体是健康的。
一经检查果真如此，那几个兄弟体检时老是亮红灯，有两个还没过关，而我从头到尾基本没卡过壳，只是在外科祼检时，有个年轻男医生看到我右小腿有静脉曲张的现象，不敢做主，请示一位年纪大的女医生。女医生看了一眼，挥手说道：“没事，没事。现在农村孩子家里条件不好，冬天没棉裤穿，冻的”。现在想起来，我真要好好感谢这位好心的老医生，如果她说不行，我也就完了，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验完普通兵，公社又要我验特种兵，那时有个规定，特种兵未验上者，普通兵也去不成，事情很是玄乎。不过上帝保佑，我又一次顺利过关。更为可喜的是我大姐的小孩、我的外甥胡炼群也和我一样验上了特种兵。
后来听公社武装部毛华文部长讲，原来验特种兵是没有我的份的，公社一位领导的弟弟占了特种兵指标，谁知这兄弟验了几次硬是过不了关。眼看特种兵指标难以完成，毛部长急得团团转，忙问武装干事普通兵里谁的身体指标好，干事说我不错，部长当及拍板，就是我了。这样，我就成了特种兵。
我去当兵有些亲人是不同意的，怕我去了回不来，最强烈的是我的小姑。这也难怪，因为1979年3月，中越自卫反击战刚结束不久，小战还没断。中越之战我军虽然打赢了，但也牺牲了许多官兵，我们县就牺牲了不少战士，其中有一位就是小姑女儿婆家隔壁的儿子。因此，小姑坚决反对我当兵。
小姑对我们家最好。因为我家人多，日子过得差，小姑很是同情我们，也很疼爱我们的父亲、她的弟弟。那年小姑正患癌症在床，前一年刚失去了大儿子，心情一直不佳，听说我又要当兵，便极力反对。但这次我没听小姑的话，尽管这是慈爱而善意的劝阻。我不能老死乡里，我要闯一闯。欣喜的是我父母的态度坚决而明朗。
那段时间，我很担心母亲不会同意我去当兵。一则家里劳动力少，再则母亲正好生病住院。当我跑到医院征求母亲的意见时，谁知平时谨小慎微的母亲竟同意了。她说，男孩子到外面闯一闯好，既可为国家出力，也可找条出路。母亲的话更坚定了我从军的决心，使我最终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转眼到了12月1日，离新兵集结还有几天，我换上了肥大的军服，到处告别。先是串亲戚，最后到任课学校看望班里的同学，学生年纪虽小，可恋师之情还是通过一双双含泪的眼睛表露出来。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我真有些不忍离去，可我还是走了，远远地走了。到部队不久，我还托其他老师给这个班的同学赠过糖果，听说同学们都激动得哭了。
开拔的那天，我是从家里骑单车到公社武装部报到的，公社的领导例行接见了我们，照了相，艾明湘（我的一个战友、也是我高中同班同学）的大哥艾湘涛还给我们兄弟3人照了合影。这次公社验上的特种兵共有12人，其中还有朱芳清、艾明湘、季树林、张爱宇、胡兆辉、王永昌、朱为民、刘行忠、陈道平、张善华、竺传华战友。
临行前，编了一个班，竺传华当班长，我捡了个班副。这次送兵由公社武装部毛华文部长（即1976年在江洲要把我们抓走批斗的那个毛部长。当然这时我们的关系已经很好了，我换装后毛部长、县武装部的领导和部队接兵干部曾到过我家进行家访，部长还和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说我若提干，一定要送双军用皮鞋给他，不料这事两年后竟成现实）带队的。
到县城后，抽空到县印刷厂的大姐家告别，此时外甥也准备停当，大姐送了一本相册给我作纪念。这天下午，父亲、大哥、二哥、大嫂、二嫂及侄女小平都来到了县城，为我和外甥送行。晚饭前，我们在华容粮仓的操场上搞完了交兵仪式。全县180名新兵，编为一个连4个排，连长姓温，人很黑，胖乎乎的，口令叫得山响，颇有军人气质。晚饭由县招待，生活不错，当晚我们就住在粮仓里。
正式起运是次日的凌晨5点，天未亮，一阵哨音将我们吹醒。然后是与亲人告别，在县城的亲人都来了，大家相视而立，默默无语，一股离愁油然而生。父亲叮嘱我要好好干，说着说着几滴老泪从老人多皱的眼角滚落出来。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颤，眼眶也湿了。
登车的哨音响了，我从亲人期盼的目光中走回属于我的世界。5点30分，汽车准时从我们居住的粮库开出，送行的人们随车而动，鞭炮声、锣鼓声夹着女人们的哭泣声，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行队伍，望着渐渐远去的亲人，我的眼睛也慢慢开始模糊起来。汽车加速了，亲人已从视线中消失，唯有那些多情的少女们，还在一个劲地追赶着、挥舞着、哭喊着，似乎要把一颗火热的心摘下送给远行的人儿。
车到岳阳天刚亮，吃完早饭，我们便登上了早已等待着的火车。还好，这次我们乘坐的是绿皮车，而有些地方的新兵坐的是闷罐车。一问连长，他昂头甩出一句：“我们是特种兵，怎么能坐闷罐呢？”说得我们脸上阳光灿烂。
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12月5日晚6点，列车将我们带到广州市花县（现已改为花都区）新街车站。刚下火车，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这是广州给我的第一印象：冬天都热。部队没有车接，只好开动“11”号机器，走了10多里，终于在两个小时后赶到了某坦克乘员训练团，我新兵训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