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农村教书匠 悠悠师生情

我们万庾中学同届两个高中毕业班一百多人，走出来的很少（大概只有10来人），可当老师的却很多。前些年我们有个初步统计，这届毕业生中有70%左右的同学当过民办老师，我就曾经当过近两年的民办老师。所谓民办老师，就是村办学校聘用的只拿工分、不拿工资的老师。

我当民办老师已是1978年9月的事了。那年夏天，有位下放的老师招工走了，余下的空缺便由我顶了上去。学校安排我教五年级毕业班（那时小学是五年制）的语文兼做班主任，另还负担几门副课。和我搭档的先是我的同学陈其新，后是校友吴年中，都合得来。我接手的这个班级，居全校中下游水平。班里重读者多，顽皮者多，成绩差者也多。

由农民跃为老师，着实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虽然只是个民办老师，在某些人眼里不屑一顾的职业，可对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能够离开土地，暂别农门，的确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其实，那时当个民办老师也非易事。民办老师的决定权在村领导手里，主要是在村支书手里。那时的村支书可是土皇帝，他说让谁干就让谁干，没有文化也可干。他说不让谁干，文化再高也没得干。

村里民办老师一般是村支书或村里头头的亲戚先安排，然后就是照顾下放女知青，最后才安排其他回乡知识青年。我属于最后者，当然我也还是有点小关系的，我大嫂在村里当妇女主任，否则我一辈子也当不上民办老师。

教师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首次出现在学生面前，面对50多双明亮的眼睛，你会不可抑制地心跳。老师在学生心中是神圣的，是学生效仿的榜样，台上的一举一动，无不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话还真不假。

说实话，我当老师也不怎么合格，主要是没有经过师范教育，不懂教学规律，不懂管理学生的办法，教学手段更是单一、简单、不科学，不过那时的民办老师都没上过师范。

当时我采取的教学手段比较原始，主要是“灌”字当头，死记硬背为主，启发式的教育很少甚至没有，拿现在时兴的观点来看，方法已经过时，不过我总认为小学生主要是解决字词句，所以不背点不记点，恐怕也不是个好办法，因为孩子们抽象思维差，自觉性不够，自我约束力也不强。

那时的学校还盛行搞点体罚，典型的做法就是打手板和留校。学校里有10多个老师，人人都有一条小木尺，用处有二：一是上课教书；二是体罚不听话的学生。我的小木尺也曾使不少顽皮的学生吃过苦头。

经常挨板子的自然是那些上课讲话、不老实、作业不完成、不听招呼的男生，对女生偶尔也杀鸡给猴看，但一般情况下是不动鞭子的。因为女生自尊心强，面子薄，又较男生听话。其实，学生对体罚惧怕的不多，胆小的稍有收敛，胆大的不放在眼里，照样我行我素。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生要挨板子了，手伸得老远，腰挺得笔直，俨然一个小刘胡兰，令你哭笑不得。

对不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我们一般采取强制留校的方式以示惩罚，至于此种方法效果如何，实践证明不是很好。因为留校的学生基本上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口里念着书，心儿早已飞出窗外，而且留校有时也要担风险。

一次，我发狠将一名顽皮鬼留到天黑，放学的时候该生不肯走，说是害怕。无奈，只好将其送回家，幸好家长还是个明理人，不但没有责怪，还热情地款待了我一顿，只是我返回经过一片坟地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经过一期的教学实践，我慢慢摸出了一些门道，工作起来顺手多了。同学们也考虑到升学在即，学习自觉性与日俱增。为加深学生们对语文的热爱，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同时，我还利用时间给同学们介绍一些文学名著，讲些有趣的故事，教授些语文基础知识，同学们都很乐意，也很上心。

在众多的学生中，有一个较受我的器重，其他同学都说是我的得意门生。这是一个瘦小而多病的学生，姓熊，人很有天赋，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接受能力、反应能力特别强，课堂上提问卡壳，常常需要他来解围。他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不懂的他专心听讲，全力以赴，懂了的他不再浪费时间，而是看些其他东西。不过该生缺点也不少，主要是怕劳动。后来该生顺利升上了高中，可惜没能毕业，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按他的成绩考个大学应该没问题，后来听说学泥瓦匠了，日子混得也还不错。

我当民办老师是拿工分的，一年约有300多分，可值200多元，这对我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当时我们吃住在学校，不过都很差。

学校有食堂，但伙食很差，蔬菜还可保障，因为那是学生在学校地里种的。荤菜就难了，一个星期能看到几片肥肉就要谢天谢地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是饭菜的难吃和食堂卫生的脏乱。

那时食堂做饭的也都是村领导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有位年近花甲的老爷爷，他们都是有后台的，因而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做饭不认真，炒菜不专心，卫生懒得整，得过且过，可这样一来却苦了我们这些老师，不但吃不好，还不敢多言。

吃得不好，住得也差，虽然每人一间，但都是土房，下雨就漏。好在当时大家都年轻，也没觉得什么。

那时学校还没有电视，课余饭后只能以聊天打发时日，有时聊着聊着，就聊出了故事。

学校老师宿舍很简陋，宿舍和教室连在一起，两间教室中夹两间宿舍，最要命的是这两间宿舍中间相隔的竟是一堵没有封顶的墙，脚下垫张凳子就可翻过去。

故事就在这堵墙上发生了。

有位中年男老师，聊上了一位下放女知青，正好他们住在对开的宿舍里。女知青虽然说不上貌美如花，可毕竟是城里人，又年轻，很有些风韵，比那男老师在农村的黄脸婆肯定强多了，于是这男老师便不安分起来。

先是打糖衣炮弹，也就是隔墙扔纸条，丢了好一阵，女知青没反应。男老师也不气馁，只是悄悄改变了战术，改一路进攻为两路进攻。晚上还是坚持扔纸条，白天则开始大胆献殷勤。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打击下，这女知青终于顶不住了，先是小心地回应男老师的糖衣炮弹，后来就眉来眼去，不过始终还是没有打开那扇门，尽管夜深人静时男老师经常站在女知青门前表忠心，那门就是不开。

不过这可难不倒牛高马大的男老师，在一个雷雨加交的夏夜，喝了点高度白酒的男老师决定强攻。只见他搬来一张小凳，乘着酒兴，跳上小凳，顺势翻过矮墙，在女知青的惊愕中完成了攻击任务。从此，这堵墙就成了他们私会的通道，好长一段时间都没人知道。

天下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怎么搞的，这事竟让另一位女老师知道了，一下子就传开了，最后传到了村里头头耳朵里，头头大怒，专门派人调查处理，最后的结果是男老师捆铺盖走人重新修地球，女知青灰溜溜回了城。

当老师虽然没有干体力活那样苦累，但也有忧虑得咽不下饭的时候，我就经历过这样一件事。

事情是这样的，1979年6月，五年级升考已毕，分数却迟迟未下。正着急时，忽传我班无一人被中学录取，真是晴天霹雳，脑子一下懵了，晚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有生以来第一次彻夜失眠，次日更是茶饭不思，无精打采，几位细心的女同学看出了我的心事，关切地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只能苦笑作答。

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天，我将此事报告校长，校长不相信这是真的，踩着单车载着我到公社教育组去打听。教育组的同志很意外，说：“考卷还没看呢！”校长还想细问，我拉开校长往街上走，这六个字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说来也怪，那两天我粒米未进却无饿感，可听到这六个字后肚子一下子咕咕叫开了。于是我请校长到街上最好的面馆吃了一顿，校长只干了一碗，我却连干了4碗，吃得校长笑个不停。不久，录取名额下来了，我们班在整个公社还算中等水平。

1979年9月，我接任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该班比我教的上个班级好了许多，绝大多数同学学习刻苦，成绩稳定。我大侄女刘萍也在这个班读书。我在这个班待的时间很短，仅有3个来月，学生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但我对他们的感情却很真，我到部队后曾用我每月7元津贴省下的钱给这个班的学生寄去糖果，倾诉一个年轻老师对学生的无限思念。

我刚当老师时我的大侄子刘志华还没上学，这小子长得虎头虎脑，人见人爱，在家时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混，我当老师后也常常把他带在身边，和我同吃同住，晚上有时也会让他做点作业，完不成任务或者不认真，还会叮当敲脑壳（这是他40年后的原话）。

我的教书生涯前后不到两年，这在人的一生中是短暂的，可这短暂的人生经历却给我带来了许多美好而难忘的回忆，也给我人生的道路增添了不少色彩，因为我毕竟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队伍里战斗过，我也常常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尤其当有人叫我刘老师的时候，这种感情总会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