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牛娃到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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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固堤长江边 江洲当逃兵

这事发生在1976年的冬天,那年我刚好高中毕业,16岁。县里要修个桑蚕基地,地址就选在长江边的江洲乡。每个生产小队出2名民兵,开始吹得很好,说活不重,又好玩,还打枪,我一时心血来潮报了名。

开始兆头就不好,人到了县城,等了一天却未坐上去江洲的车。当天只好又返回家里,直到第三天,我们这些所谓的民兵,才坐上那摇摇晃晃的拖拉机,灰头灰脸地赶到江洲,人还没住下来,就挨了县里头头的一顿臭骂。骂我们为什么不按时赶到?骂我们为什么不走路非得要坐车(事后听同学战友艾明湘说,他就是从县城走路去江州的)?这领导真是狼心狗肺,三十多公里山路叫我们怎么走啊?

那次公社带队的是武装部长毛华文,大队为头的是民兵营长闵锡坤。年青的心总容易澎湃,我原是准备到江洲玩一玩,打打枪的,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就破灭了我的美梦。

这哪是什么民兵训练?是地地道道的担土固堤,也就是加固江洲一线长江大堤。由于长江夏天洪水凶猛,江堤都会受到冲击,特别是江堤拐弯处更是险象环生,我们县的江洲就是长江的一个拐弯处,每年冬天洪水过后都要集中人力物力进行加固,其实我们这次所谓的民兵训练就是加固这段江堤。那时经济落后,机械也不发达,加固江堤只能靠人力来完成。

这次加固江堤我们要从距江堤100多米远的江滩上取土,再一担担挑到江堤上。江滩取土很方便,因为江滩上全是含沙土,太阳一晒,龟裂一片,裂缝很深,用手抠就行,根本不需要用锄头去挖。但运土就要费力了,一个人担100多斤要走一百多米,而且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不是身强力壮的男劳动力是很难完成这个任务的。

另外,这次固堤劳动的生活环境也是苦不堪言。干活的地方距住宿的地方足有8里之遥,每天4点多起床,5点开饭,饭刚进肚,催工的头头们便火急火燎地来了。冬天江边的早晨,寒风带着细沙漫天飞舞,吹得你只能眯着眼侧步前行。厚厚的棉衣穿在身上,好像薄薄的一层棉絮。

人到了目的地,肚里的饭早凉了。那时责任制虽未出台,可担土是定任务的。来回一百多米的距离,一天要完成2方多土,这对年轻力壮的后生来讲可能算不了什么,可对我来说却比搬山还难,我只能拿生命做赌注,虽不能说一步一个血印,可一步一呻吟却是实话。每天归来,棉衣早已透湿一层,躺在地铺上总企望明天的太阳永远不要升起。

最令人难受的还是伙食的低劣,每餐就一个菜——海带煮汤或是光锅炒咸菜,饭是凉的,菜是冷的,菜里还藏着数不清、排不尽的长江细沙,吃在嘴里叽咕叽咕直想吐,又不能吐。睡的地方也是极差的,一个大队近20人租住在当地两户人家的堂屋里,白天要将自带的被子收起放好,睡觉前才能将被子铺在地上。江边冬日的夜晚,寒风阵阵,有时还夹着雨雪,地面透心地凉,有时睡到天亮,身上还没有一丝热气,有时睡着睡着就冻醒了,再也无法入眠。

这样的日子熬了6天,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可能会“永远”留在江边。怎么办?逃!我把这一想法悄悄告诉了邻床和我一般大小的高中同学白祖光,两人竟不谋而合。

当晚月光如洗,估摸到了半夜,我俩急忙行动起来。我们怕人知晓,只悄悄收拾了被子,其他如脸盆之类的不值钱的东西都没要。虽然我们动作很轻,但还是发出了不少响声,睡在铺边的人应该会知道,如果有一个人叫起来,我们就完了。说来也怪,那天不知是他们白天太累,睡得太死,还是有意成全我们两个孩子,竟没有一个人醒过来,更没有一个人阻拦我们。现在想起来,他们有人肯定知道我们的勾当,只是不想为难我们罢了,看来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我们捆好铺盖,蹑手蹑脚地逃出租房,一路小跑,跑到了长江大堤上,回头看看,确实没人追来,才松了口气。于是我们一屁股坐在江堤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泪水不听使唤地流了出来。

不知是我们哭声太大,还是其他什么动静,突然惊飞了江边一头大鸟,吓得我们连忙禁住哭声,抱起被子就往20里开外、一个叫洪山头的小镇奔去。

那晚是我今生今世永远也忘却不了的一个夜晚。我们相依为命,我们并肩而行,我们头顶清冷的月光,脚踏杂草丛生的长江大堤,忍着饥饿,忍着严寒,顺着长江水流的方向,一步一步向洪山头走去。

严冬夜深的长江,留给我的只有凄楚的记忆:宽宽的江面,刺骨的江风,瑟瑟作响的芦苇,还有芦苇丛中不时发出的凄厉鸟鸣,实在令你想不起她的美丽来。好在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到处在抓阶级斗争,人员的流动还只是一个梦想,因而社会治安比现在要好,除了偶尔会抓到几个小偷外,基本没有拦路抢劫的现象,否则我今天还在不在世上都难说。

走到洪山头汽车站,天刚麻麻亮,正好有车,我们便爬了上去,就这样,我第一次当了逃兵。回到家里我未把情况讲完,母亲已是泪流满面,连忙央求生产队长找人顶了我。后来听说村里发现我们逃跑后,又气又急又怕,连忙向公社领导做了汇报。公社武装部毛部长很恼火,要把我们拉回去批斗。说归说,最后终归没有执行,可能是村里的“补充兵”很快就到了,也可能是16岁的青年还不到“判刑”的年龄吧!

第二年冬天,我又随围湖大军开到了月牙湖(洞庭湖边),参加了华容县最后一次围湖造田大会战。现在看来,所谓的围湖造田其实是得不偿失、只顾眼前利益的一种违反科学的人为行为。围湖造田减少了湿地面积,损坏了大湖调剂水资源的基本功能,严重影响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弊大于利。原来中国第一大湖洞庭湖就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围湖造田太多,不但因面积缩水把全国第一湖的头衔拱手让给了江西鄱阳湖,也是周边县市农作物易遭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围湖造田须在湖中筑起高高的防洪堤,这次所筑之堤长10多公里,底宽30多米,高近7米,取土距离100多米,工程浩大,且全靠农民的双肩来完成,谈何容易。可上面有指示,谁也不敢违抗,谁也违抗不了,尽管累死累活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那年二哥已当队长,我的日子比上年好过多了。这次我搞单干,自己挖自己担,也没什么任务,担多少算多少,无非是少拿点工分而已。在月牙湖我没干完,便提前回家参加高考去了。

一生中我参加过两次地方高考,均不得志。1977年下半年高考刚恢复,我便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起,随着滚滚的考学洪流,茫然地进了考场,结果只是惨败。次年又参加了中专考试,虽然考得还不错,但离录取线还差几分,又一次兵败而归。两次落第,始知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加上当时家里没有劳动力,无人挣工分,此前两次高考我都是一边劳动一边复习,其效果可想而知。到第三年高考,我连报名的热情都没有了。

说到民兵训练,我还真参加过两次由镇武装部组织的民兵军事集训。每次半月,由镇武装部统一组织,各大队民兵营统一实施。主要内容为队列、战术、刺杀、射击、投弹等步兵基本科目,教官为退伍军人。训练期间每人可打10发子弹,5发训练,5发考核,另还可投2枚手榴弹,一枚训练,一枚考核,集训结束时还要组织会操,搞刺杀表演,有时还要搞小阅兵,应该很实用,很有价值,效果也很明显。我至今保留得最早的一张照片就是1977年参加民兵训练时的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