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转身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跟我提起过1Cr18Ni9Ti，3Cr2W8V，H13，D2，GCr15，W9……（它们是特种钢的代号）这些埋藏在钢铁料场深处的精灵，这些曾跟我鼻息相闻、有着隐秘默契的金属元素，我了解它们，跳荡韧性的镍、重的铬、脆的锰、硬的钨，蓝色光标的钒、绿色的钼……它们彻底地被后来的另一种生活抹掉了。我不是一个幸存者，1998年，我离开了那个露天的钢铁料场，放下了跟随我三年的激光分选仪——它被磨得掉了漆，锃亮锃亮的，有着浑然天成的立体质感，它像步枪一样优雅。怀念或者追忆，是一个人开始衰老的表征，喋喋不休、固执、多梦、易怒，就像我现在这样。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地怀念那段生活。我时常去试图触摸我的1998，但总是忍不住要发抖，一种既明亮又隐秘、既悲亢又忧伤的情绪一下子攫住我，原本就要抓住的感觉一下子就滑脱了去，而后的内心就空荡荡的。那国有企业固有的意识形态、那庞大的生产链及有形和无形的机器，全部的声音是一个声音，全部的形态是一个形态，它们变成了一种回响，在我头顶隆隆而过——不，它们是从我身上碾过。一些词只与时代有关，下岗、分流、算断，当那个时代过去，它们也就死了。我在一个下午脱下了蓝色的工装及红色的安全帽，空着手，一个人走出钢铁厂的铁门，它“砰”地关上了，它把一个人的命运就此切断。那个遥远的下午如此简单。对于一个非幸存者来说，她的怀念或者追忆是不能简单地以“怀念”或者“追忆”来命名的。

它像一个宝藏那样被我抖抖索索地打开，激动，被回溯到过去的青春岁月，一个热烈的时代尾声，钢铁，集体，国家，劳动的荣光。我奋亢起来，了不起的工人阶级，铁饭碗，城市户口、看病不要钱……绝对地骄傲。1994年，20岁，我进入了这家有着五万职工的大型钢铁公司。20岁，脸上长着淡淡的桃子毛，满眼盛着笑，给天空仰起一张鲜艳的脸，胸腔能飞出翅膀。它是抽象的，抽象到我无法准确地描摹它。它似乎可以与外面的世界隔绝，架构完全跟市级的一样。它有自己的学校、医院、银行、超市、电影院、报纸、电视，通讯……它甚至还有自己的文学、艺术、体育，啊，这些与钢铁无关的东西！这样的一艘巨轮，当它行驶到1998年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承载了过多的负累，它疲惫、破败、甚至千疮百孔。运送钢料的火车从窗外隆隆地开过，它发出嘶哑的鸣叫，巨大的喘息，笨重而迟缓。亏损，已不再是一个敏感的词。然而根深蒂固的钢铁帝国情绪致使鲜有人愿意离开它，这观念几乎是致密地覆盖式的，甚至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还拼命地往里面挤，他们依然相信这艘巨轮是命运的避风港。我这样说，并不是忽略了一种真正的情感——热爱。这是不能忽略的，不论在后来离开或者留下的人们，我依然相信有太多的人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热爱，对劳动的热爱、对钢铁的热爱、对自身技术的热爱，对国有企业的庄严气质的捍卫和膜拜，对钢铁公司百年来一种文化惯性的深深认同！当1998年，“下岗”一词席卷这艘百年巨轮，毫不例外地，诸如人性的险恶、卑劣、自私等特性暴露，绝不只是电影情节所描述的那样，现实永远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这些都是意料中的，它简单、浅显到让人没有叙说它的欲望，包括弱者的恬退、让位、舍身为人的英雄行为皆如此，它们都符合大事件中的种种细节，却并不具备特殊的意义。九年后，我在南方决定放弃对这个大事件的叙说。回望，过去的一切就再一次复活。一个人的断裂是缓慢的，像落日那样缓慢。而后来的那些痛苦像经文那样喃喃唱诵，一直唱到现在，这些个失眠的夜晚。

“你最终还得服我管……”

“你从来就没法管住我……”

“……”

我转身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车间主任的对话。这个自以为在这个大事件中可以支配一个人命运的中年男人，他愚蠢的得意被我冰冷地撕成碎片，他的笑容僵住了。我深深地了解，跟这样的人没有对话的基础。那个遥远的下午，它所发生的一切是那样突然。我原本是有准备的，但这瞬间的决定还是让我惊讶——也许没有比这更加地合情合理的了。

从车间回班组，经过磅房、钳工班、材料室，再横过铁路，我看见着蓝色工装的工人三三两两地走过，钳工班的老师傅从钢铁料场干活归来，跟我打招呼，我向他挤了一个微笑，啊，所有这一切，将不再跟我有关系，我将是一个陌生人。班组里，班长、师父带着几个师兄妹去了料场看钢。我换上绝缘靴，戴上安全帽和棉线手套，再围上白色毛巾，无意识地，这一次做着这些，我的每一个动作显得那样深沉，我小心地压好帽檐，扎实脖上的毛巾，尽量不透露出关于告别的任何信息，含腰下去系鞋带，眼泪竟涌了出来。从工具柜里拿出我的激光分选仪，枪身锃亮锃亮的，我用手指慢慢地摸过枪身，一片冰凉，泪水就滴落在那上面。擦好铜电极，绕好线，把它扛在肩上。

很快就到了露天钢铁料场，钢料在料仓堆成小山，料仓延绵几百米。一股浓浓的铁腥味迎面扑来，我一阵兴奋，张开肺叶，做了一个深呼吸。料场依然是一派劳作的欢腾。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南方的写字楼里，我再也无法体会到关于汗液和力量的劳作，关于机械、设备、技术、力量、人的体能之间的较量的劳作。马达声声，火车隆隆，天车在装料，料仓里，烧切工人在用乙炔氧焊切割钢料。电工、钳工在维修设备，分选工，也就是我们，深入料场腹地，用手中的枪，把一块块不锈钢、滚珠钢、模具钢等一一分选出来，分类，做上标识。这样避免它们混进普钢，被倒进炼钢炉，造成浪费。要知道，它们都是特种钢，是钢铁中的贵族。我们分厂的职责就是为公司四大炼钢分厂提供钢铁料，我们分选、切割好的钢料直接进入炼钢炉。

面对料场，我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这样的情感让我战栗。料场是父性的，不仅是因为，我们要靠它吃饭。这就像农民面对他的土地，充满敬畏的感恩。它展现给我苍茫和遒劲的走向，像父性的背脊，裸露雄性的犁沟，有力的线条，延绵起伏。放下肩上的激光分选仪，深入它的腹地，我完成一次又一次内心的攀爬。我如此了解这一切，如此情愿永远深陷于它的腹地，它让一个女子温柔，让她归依内心的宁静。多年后，我对以文字谋生的方式依然缺乏安全感，“技术，掌握一门技术，你的一生就有了保障”。师父就是这样告诫我们这些当徒弟的。小师妹跟着我，她提着电源和黄色的小漆桶，一言不发地跟着我。我弯下身去看钢，随后，连珠炮般地，用我短促而有力的声音喊出：G20，H13、1Cr18Ni9Ti、Cr12、CrMo……小师妹快速地用毛笔蘸漆一一做好标识，不抬头地，我一口气看了一大片，像是跟谁赌气似地，我又不停地向上攀，向上攀，可怜的小师妹趔趔趄趄地跟着，她不爱说话，总像一个影子一样贴着我，我知道，她是极依恋我的。上到了一个小山顶，找了块大钢料，坐上去。风从江面上吹过来，汗湿的衣服被风吹得贴到后背，凉津津的。我看见，对面料仓的几个师兄，他们也上到了一个小山顶，坐在那里吹风呢，他们挥舞着白毛巾跟我打招呼。放眼料场，一切尽收眼底，如果是过去，我也会挥舞毛巾跟他们相呼应，然后享受征服的快意。但是现在，我把枪撂在旁边，我要慢慢地跟我的料场告别。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地想起过这次的告别。现在我写到了这次告别，人是如何把告别写出的？人们通常是怎么告别的？人是无法写出告别的。

“菊。”我喊小师妹，同时我拿起枪，把它交到她手上。

“这把枪就给你了，你要拿好，你现在完全可以单独看钢。”我看着她的眼睛，鼓励着她，给她勇气。她眼里满是慌乱，她知道我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突然地，她失声痛哭起来：

“师姐，你不能走啊，你走了，谁也不会要我，我会被组合掉的……”

我心里涌起一阵阵悲伤。19岁的菊，瘦弱的肩膀，薄薄的身体，父亲因工伤躺在家里多年，母亲在外摆摊卖水果，听说还很不本分。有两个弟弟在念书。小小年纪，她就扛着家里的负担。分选钢铁的工作要两个人完成，一个人拿枪看，一个人做标记，显然看钢的人才是主角，它包含着这项工作的所有技术含量。通常是两个人轮流换着看。跟菊一批的新徒弟中，菊并不差。但她深深的自卑感以及过于内向的性格使她跟班组的人有距离，我不否认，即使是普通工人也都会有很重的势利心态。一个弱者，是不太可能有人缘和得到关注的。

我为她擦去眼泪，跟她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自救，你的技术是没问题的，下岗前，有一次技术比武，你要把握机会。”

“把头抬起来。”我跟她说，“你父亲是工伤，家里困难，厂里有规定，像你这样的，可以得到特殊照顾，你要利用好这个条件，相关资料，我已经替你写好了。”

她哭得泣不成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她说这些无用的话。我能为她做什么呢？菊的命运，只能听天由命。多年来，我在南方的城市，看到成千上万这样的弱者，他们薄薄的身体，清澈如水的表情，薄薄的，一览无余的命运。他们沉默，沉默汇集成巨大的暗流，这样的暗流让跟它对视的人心里不安。多年后，我在南方认识了诗人郑小琼，她说，面对这样的弱者，我觉得我耻辱地活着。我谢绝了菊请我吃饭的要求，我不能矫情地，再一次地在她面前流露出我对她命运的牵挂。那没有用。

班组十五个人。下岗指标是五个。原则上，技术好，人年轻，工作态度踏实的不会有问题。但是，我是谁呢？身份上，我跟班组的其他人还有些不一样。他们的标签是：全民所有制合同工。我的标签是：集体所有制合同工。我至今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两种性质的区别。下岗，首先要下的，就是集体所有制合同工的工人，但我通过自学成功地拿到了专升本，有本科文凭，公司是特保的，我似乎不用担心下岗。我曾参与公司宣传部报社的招聘记者的考试，成绩是全公司第二名，由于我的集体所有制合同工这一性质，我失去了进报社的机会，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沉默，一个弱者面对命运的沉默，多年后，流浪于南方，我像一个容器，吞咽生活所有的苦难，面对困境，我是一个哑者，用沉默消解，当我用文字聊以糊口度日，我再也没有找到拿着激光分选仪的那份踏实感。我落选的消息传到分厂，我的车间主任得意地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你最终还得服我管……有两个年近四旬的女师傅，不论从体力上，还是技术上肯定不如我们，而且干活偷懒是出了名的，她们过去享尽了国有企业体制的种种好处。从另一个侧面，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体制的重大悲哀在于，为企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不精、成天混工、思想陈旧的中青壮年。我听见她们时常嘀咕：都自学拿到本科文凭了，还在这里跟我们抢什么饭碗，真是的……这是在说我，我马上扭过头去。我从来没有过牺牲自己，把名额留给别人，自己去成就一个英雄的念头，我远远没有那么伟大。我应该永远属于这料场，我感受到料场需要我，当浓浓的铁腥味将我挟裹，我随之而来的兴奋就是对它的深深呼应。这铁腥味像油漆般簇新，新锐、有活力，向上，有一股蓬勃之气。我不止一次听到班组有师兄弟说起喜欢这铁腥味，它大片大片地开放，像一种毒，刺激着我们这些年轻的神经。成组成组的诗歌写给了这料场，完成我胸口那股抒情的欲望。是料场让我滋生抒情的欲望，写诗的欲望。它如此本能，我要表达，要喊，我选择了文字。这些诗发表在公司的报纸上，微薄的稿费寄到班组，我拿着它请师兄妹去附近的低档饭馆吃饭。一段时间没来，就会有人问起，仿佛有永不枯竭的稿费会源源不断地寄到班组似的。

收拾东西，是一个伤感的过程。我的工具柜是钳工班的老师傅给我焊的，漆成墨绿色，很漂亮。我只放着书和一些换洗衣服，一面镜子，洗发水，香皂、木梳和搽脸的乳液，工具我不能带走，要亲手交给班长，让他签收。柜子里有一幅油画，我用玻璃压着。这是林为我画的，我把它拿出来，仔细地端详。

画的背景就是钢铁料场。它阴郁，沉闷，天车伸出长长的臂膀，把天空压得很低，料场延绵起伏，像古旧的城堡，远处，有烟囱在冒着烟。不远处，有一个人站在料仓的铁墩上，做着一个古怪的动作，他的身体变了形，像是一个趔趄，也像是要摔倒的样子，那样子明显有扭曲的痛苦，在料场面前，他如此渺小，似乎还在慢慢萎缩。画的主体是我，是我的一张仰向天空的脸。脸是橘红色的，像一枚多汁的浆果，这是他采用了马蒂斯的用色。因为微笑，嘴唇微微张开，但它似乎向外喷出气息，它如此饱满，散发浓郁的年轻身体的野兽气味。生鲜，有原生的活力。这是我认识林不久后，他为我画的，他说，我让整个料场黯淡。

林是公司的先锋派画家。那个时候公司的文学、艺术门类非常活跃，跟外界的交往频繁。这些作家、艺术家们都是工人。林刚好跟我在一个分厂。他是一个天车工，在我头顶工作，年长我八岁，已婚，对我而言，他是个思想上的异端分子，洞悉世俗的一切，但同时又屈从于世俗的一切。他嘲笑我是个处女，嘲笑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嘲笑我认定的那些美好以及我口中的那些大师，那些经典，那些被人们反复传颂的种种美德。当然，这些嘲笑是善意的，调侃的，是有趣的，是充满快乐的。应该说，它多少动摇了我内心的信念。往大处说，是世界观。

我最初跟他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我一直认为我首先是一个工人，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我属于料场。他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而非画家），他属于整个人类。是世界的。这个观点我后来逐渐认同，作为艺术的一面，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但是，我最终无法接受他骨子里瞧不起工人的心态，我最后跟他说，你瞧不起工人，你无法属于整个人类。这也是我跟他永远的区别。他送给我的那幅画，我一直不太喜欢，料场在我眼里是父性的，它开阔明亮，为我展现劳动的欢腾，让我充满敬畏，我被料场苍莽的气质吸引，它绝不是阴暗、落后、卑微、压抑人性的城堡，不论是物的，还是非物的，料场被扭曲成这样，我心里很不舒服，这幅画，虽然他是在赞美我，但我一直把它压在工具柜的木板上，几乎没有示人。

应该说，林改变了我，但最终我又跟他如此不同。我时常去他的班组玩，他的情人是料场烧切的女工，一个在分厂浪得出了名的女人，很滥，传说她有很多男人。我在林的多幅油画中见识过她过于饱满的臀部和乳房，我素来看不起淫荡、放浪、没有自尊的女人，她们太贱了，应该羞愧而死。中午，我们在饭堂打了饭，就聚在林的班组去吃。这个时光，几乎全被我们用来谈论所谓的艺术。我被林灌了很多东西，诸如：从绘画的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到神秘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从波普、偶发、行为、大地艺术到反艺术、非艺术的达达主义；为了能跟他同步，我私下在书店买了很多关于艺术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了解凡·高、高更、马蒂斯、莫迪尼阿尼、毕加索、达利、杜尚等人的作品，把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著作，弗洛伊德的学说拼命往脑子里灌。小说的阅读我从勃朗特姐妹、红楼梦、托尔斯泰以及法国文学著作，转向了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詹姆斯乔伊斯以及当时刚刚流行的米兰昆德拉。林不停地嘲笑我，说我应该更早读到这些，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最起码应该了解到的，这只是基础部分，更重要的是创作力，创作力，懂吗？这样的谈论持续了三年，从我这方面来看，我的角色是没有性别的。林当然不同，如果我是个男的，他不会有这样的热情。他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听众，在公司小有名气，年轻，可能还貌美。他需要我崇拜他，像他的情人崇拜他那样。那个女人总是用敬畏的眼光看着我，恭顺、温柔。在过道上，要是跟我碰着了，她总是闪在边上，低下头去，让我先过，她是年长于我的。每每吃完饭，她会默默地收拾狼藉的桌面，然后拿到外面的水龙头去洗干净。她为林洗衣服，把它们晾干，然后拿熨斗小心地熨得平平整整，悄悄地往他的西装里塞折得很漂亮的棉手帕。她轻声款语地跟林说，叫他不要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每一句话，充满着对林的爱。这样的爱带着母性，包容，深沉，这分明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有淫荡、轻佻的举动。出于偏见，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她一直冷漠着，我对这种冷漠感到内疚不已，我竟然漠视一个善良、怀着深沉的爱情的女人，她是多么纯粹，爱得那样义无反顾！就算是一个荡妇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初冬，她怯怯把我叫进她的更衣室，拿出一件绿色的毛衣来，说，这是最新的花样，我打完半个月了，怕你嫌弃，一直不敢送给你……从那以后，我就叫她“姐”，公开地叫，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我居然跟一个荡妇亲密地走在了一起。

想起她，我总会把她跟菊联系在一起。两个弱弱的女子，挨在一起便会散发苦难的味道，她们沉默着，让人们不忍注视。听林说，她是个离了婚的女子，所谓的“淫荡”，是她被两个花言巧语的恶棍给骗了，两个下作的男人四处散布说他们睡了她，她在床上如何如何……人们似乎更容易相信一个人的恶。我也是其中之一，让人痛心啊。我总在寻思，是什么让她越过流言的障碍，让她如此明目张胆地跟林在一起，从而把这个荡妇坐实了？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爱情。至于林，他似乎更迷恋她的肉体，似乎得意于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绝对占有的虚荣中，拥有情人，似乎更符合林作为艺术家的体面。他当然没有感受到她的美好，她那远远超越了他的所谓艺术内涵的纯良品性。他不明白爱情才是世界性的，甚至是超越艺术的。

在与林的交往中，他确实向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后来带着我去认识了一帮画家，有的搞架上画，有的搞行为艺术、也有的搞装置艺术，我的收获是了解到本地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些艺术家当着我们的面，隔着画布跟模特乱搞，林说，我需要这样的启蒙，但我只是笑笑。骨子里我认为，这些画家不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启蒙我，性的张扬、全盘否定传统、反传统就是先锋、把性作为艺术对象就是先锋等等，在我看来，他们的手法都没有超过早期的达达主义。依然性啊，生殖器啊，身体器官啊这些陈词滥调。林曾向我强调，评判一个作品要忠于内心，而不要去相信这个作者的名气以及那些关于界定作品好坏的种种标准，这个看法我至今依然保持着。它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迷信那些名气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公司举办的一次大型的艺术作品展览活动的闭幕式中，他激烈地批评公司一位颇负盛名的老画家的作品：水平太差了，仅雕虫小技，完全谈不上创意，根本不配参展云云。我虽然知道林有作秀的成分，但还是第一个站出来为他鼓掌。我不想掩盖我对他在这方面的激赏。在他与他的情人之中，我看到人性的美好与悲凉，它修整了我先前的某些偏狭，同时我更加清楚地看到，我总是那么容易为人性中的美而感动，哪怕是卑微的，我都会没有任何偏见地，对这样的美表示由衷地赞美和敬畏，并对平凡的人生和苦难的命运满怀着热爱和祝福，所有这些，我认为不是你如何先锋、叛逆、有多少学问、读了多少书、获了多少荣誉就能做到的。1998年，我24岁，当时我已意识到，我可以做到离开料场，可以一个人去任何地方而不会有恐慌和畏惧，我不会无端听从一个人，听从某件事，我摆脱了精神的某种障碍，我越来越开阔和没有偏见。我似乎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出判断和选择。我对车间主任说的那句：你从来就没法管住我……严格来说，它还不完全算是意气用事，虽然它有点突然，但是它的前提是，我应该完成了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意识。林从来都看不起身边的工人，憎恶听起来不太体面的露天钢铁料场，形容它是地狱，但他带着他的艺术、他的世界性在那个“地狱”待了一辈子。

我没料到在我决定离开的时候会那样难过，我从来不知道我对料场怀有这么深的情感。虽然离开的想法由来已久。1998年，当那个大事件将要来临之时，我相信有太多人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转身。它一定给人们内心带来了颠覆性的震撼。不论是选择离开或者留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做过强烈的挣扎，大事件让人们在瞬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对钢厂的感情，对自身技术以及对劳动本身的深厚感情。而我，四年中慢慢成熟起来，我的身体像一枚熟透的桃子，裸露出甜的秘密。他是一名电工。有着细长的身材和羞怯的面容，澄澈的单眼皮眼睛，隐藏着他内心已定的主张。看见我面色会微微地潮红，我知道他喜欢我，我精于这样的判断，并为此兴奋不已，满足于这样的虚荣中，享受浑然不知情的乐趣，他确实被我耍了几次。他傻傻的样子让人疼到骨子里，而太多的沉默让我们没来得及交流，不，我们没来得及相爱。多少时候，我在料场期待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当我望向他那里，他一定是准时地望向我这边。

没有表达的爱情是最美的爱情。他属于料场，属于他的设备。我时常把他与料场看成一个整体，在决定离开的那一刻，我发现我是多么爱他，离开料场，就等于离开了他。我身体的秘密被我珍藏已久，观念上，我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在跟林的交往中，我对他的嘲笑不屑一顾。我是一个老练的处女，可怜的年轻人，他一定不知道，我向他发起腥味的攻击。接到我晚上约会的电话后，我感觉到他心跳得厉害。

料场东面有一块草坪，是工人们歇息的好处所。我把约会地点选在这里，这是多么暧昧的一个地点啊，是那样不怀好意。我的年轻人来了，我温柔地抱住他，他的心跳得多有力呀，我把脸贴在他胸口上，可怜的年轻人失去了自制力，他紧紧地贴着我，我们沉向料场的深处。那个动作如此简单，简单到残酷。但它发生了，于我，很大程度上象征一个符号。之后，我开口说话，我听见我胸腔的轰鸣，它混浊，厚重，仿佛混沌之后的重开天日，也仿佛我在瞬间脱胎换骨，我感觉我内心有一种东西在慢慢上升，它是那样彻底，那样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