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与耆那教的兴起

列国时代国家之间战争频繁，阶级矛盾尖锐复杂，思想活跃，斗争激烈。婆罗门教产生很早并在思想文化界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到公元前6世纪则出现了种种弊端，很多不合理的规定和不良陋俗产生，于是印度出现了反婆罗门教的强大思潮，代表新兴社会势力的宗教和思想流派纷纷产生，佛教和耆那教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1.佛教的出现

佛陀与佛教

伴随着列国的争战和婆罗门教的发展，以前简朴的吠陀信仰遭到削弱，宗教信仰复杂化，宗教仪式日益烦琐，种姓歧视进一步加重，从而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他们强烈要求改变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各种哲学思想、社会理论和宗教体系纷纷出现，于是佛教应运而生。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答摩·悉达多（约生于公元前563年，死于公元前483年），他属于释迦族，为刹帝利种姓，他诞生在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父亲净饭王是释迦族的酋长。他母亲摩耶在产他时死去，他的姨母，也是他的继母普罗阇帕蒂·乔达米将他抚养成人。悉达多16岁时与一位名叫耶输陀罗的女子结婚。他29岁时得有一子，起名叫罗侯罗。据记载，悉达多自幼生活在奢侈的生活环境中，后曾先后外出，看见一个躺在地上生命垂危的病人、一个手持拐杖的老翁、一具被抬去火化的尸体和一个平静的出家人，尤其看了前三者后，悉达多深感到人生的痛苦和不幸。而他看到出家人后，则很高兴，他被那清心寡欲的出家人的恬静无为生活所吸引，并决心出家为僧。

一天深夜，悉达多离妻别子，告别家庭，出去寻找摆脱人生痛苦的道路，当时他年已29岁。一段时期他在王舍城两位高僧的指导下研究哲理，后来又游历王舍城和加雅附近的苦行林以及许多地方，仿效苦修者实行最严厉的苦修。但大约6年之后，他获得解脱的愿望无望，于是他放弃苦修，来到尼连禅河附近加雅的一棵菩提树下参禅七天七夜，冥思苦想，坐着一动不动。最后，他终于悟道成佛（觉者），时年35岁。从此以后，他以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著称于世。“佛陀加雅”一城名的由来也与佛陀有关。

悉达多获“道”以后，开始了他的传道生活。他由加雅出发，先去贝拿勒斯附近的鹿野苑初转“法”轮，遇到5位苦行者，以前他们曾在吴鲁外拉见过面，当这5位苦行者从远处看见佛陀时，他们想：这不就是那位悉达多吗？苦行中断的那位，他失败了又来到这里，我们不欢迎他。但当佛陀走近时，看到他精神焕发，满面红光，这5位苦行者惊呆了，马上站起来向他行礼致敬。佛陀对他们进行了教诲，将在加雅菩提树下经过冥思苦想所获得的智慧和觉悟，先后告诉了这5位。他们成了佛陀的弟子。在佛教史上，鹿野苑的这个教诲很重要，因此，佛教界继佛陀加雅之后，鹿野苑则是另一重要圣地。佛陀在那里获得了5位弟子。在以后的45年中，他云游各处。他在奥德、比哈尔及其邻近地区宣传教义，广收弟子。他反对种姓歧视，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上至统治者，下至低级种姓。他不主张一味耽于逸乐，也不提倡过分自我克制，而应避免极端，主张走中间道路。因此，他受到各界人士，特别是低级种姓人们的欢迎。随着佛教信徒人数的日益增多，他组织了教团，定出了戒律。后来教团也吸收妇女参加。

佛陀后来又从鹿野苑来到吴鲁外拉，有上千的婆罗门住在那里，他们燃着圣火念咒祭祀，听了佛陀的教诲后也成了佛陀的追随者，迦希耶伯是他们几个人的领导，后来他成了佛陀的主要弟子之一。迦希耶伯加入之后，佛陀的声誉大振，他从吴鲁外拉与弟子们一道去王舍城，他们在城外一个小丛林中安营扎寨，当时正值摩羯陀国王比频萨尔在位，他及其同僚接见了佛陀，并亲耳听了佛陀的说教。在王舍城佛陀又接收了两名重要弟子，一位叫萨尔布德，另一位叫高戈兰，这两位都是有影响的婆罗门王子。一次当两位王子坐在路边谈论某一问题时，一位佛教教徒路过，这两位王子立刻把目光投到他的身上，他们见了此人的举止风度和面部表情之后对他很感兴趣，想了解有关他的事情。佛陀接待了他们，也收了他们为弟子，两人十分高兴。后来，这两人成了著名的人物，为宣传佛教做出了重大贡献。

佛陀的主要工作基地在摩羯陀，他多次带着许多弟子到过这里，进行传教活动。当他80岁时，他从王舍城开始长途跋涉到古欣那迦尔，旅途中他因身体不适，中间歇息了几天，体力有所恢复，但是体质有所下降，从外夏里到古欣那迦尔时他又病倒了。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他抵达古欣那迦尔，在黑朗优沃德河边搭棚住下，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当佛陀健康状况不佳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僧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探望他，表示非常担心和不安。佛陀见此情景，对他们说：“你们可能在想，你们的师父要同你们分别了，不要这样想。我告诉你们的那些理论和教诲，那就是你们的师父，将永远存在。但是我仍然告诉所有弟子，孩子们，你们听着，我对你们说：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死，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是佛陀的最后遗言，然后他就闭目与世长辞了，享年80岁。

佛教文献

佛陀死后不久，其主要弟子在王舍城举行过一次大结集，就佛陀的教义做了一次完整的编集，但佛教的经典文献在一二百年之后才最终形成。文献的总名为三藏。第一部分为律藏，记载佛教僧侣的戒律及佛寺的一般清规。第二部分为经藏，记载的是佛陀的说教。第三部分为论藏，包括佛教哲学原理的解说。

佛陀死后一百年左右，在吠舍离举行过第二次佛教教徒大结集，这次结集谴责了某些流行的异教，修订了佛教经文。第三次大结集由阿育王主持，在华氏城举行，会上又一次谴责了某些异教，并对佛经进行了最后定型。第四次大结集也是最后一次，是由迦腻色伽王主持召开的，在克什米尔或查兰达（东旁遮普）举行的，这次结集为佛教经典做了权威性的注释和评论。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以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

四圣谛，指出了众生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办法。所谓“四谛”，即苦、集、灭、道，意思是说，世界上充满着痛苦，如生、老、病、死等，这就是所谓的苦谛。产生“苦”的原因是贪求肉体和精神快乐的欲望，这就是“集谛”。消除世界上诸苦的方法，达到解脱或称“涅槃”的境界，这就是“灭谛”。为摆脱苦难，必须“正道”，这就是“道谛”。

佛教所说的正道有八条，即所谓“八正道”，这是佛教的核心，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中第一步是正见：这个世界充满了由人类失控的贪欲和自私产生的悲苦，消除这种欲望正是所有人达到涅槃境界的途径；八正道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第二步是正思维：不牺牲他人的利益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不沉湎于感官享受和追求奢侈；泛爱众生，造福他人。正思维又称为正志。第三步是正语：谎言、谤语、辱骂、闲聊及类似语言，误用会败坏社会组织，争吵由此发生，还有可能引起暴力和凶杀。所以，正确的语言必须是真诚的，能够增进友谊的，令人喜悦的，有节制的。第四步是正业：杀生、偷盗、私通及肉体的其他此类行为会导致社会的巨大灾难，所以，有必要戒杀、戒盗、戒奸淫；学会给他人造福的正事。第五步是正命：任何人都不应以诸如销售烈酒、买卖供人屠宰的动物等危害社会的手段谋生，应采用纯洁、诚实的方法。第六步为正精进：不让恶念进入心中，驱除心中已有恶念，让心中产生积极的善念，使心中已有的善念臻于圆满。第七步为正念：要永远意识到肉体系由不洁之物构成，要持续不断地检查肉体的苦乐之感，要扪心自问，要沉思源于肉体羁绊和心灵痴迷的邪恶，并要思考清除这些邪恶的方法。第八步为正定：此乃精心制定出来的禅定训练；简而言之，它对佛教的作用，犹如“体操”之于希腊人的肉体。

佛教认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在未获得解脱之前，都会受着某些因果关系的束缚而不停地轮回，这些因果关系就是十二因缘说。十二因缘说分析了造成痛苦的原因。佛教把人生化为彼此互为条件或互为因果联系的十二环节，这就是无明、行、识、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缘说认为：由于人的无知（无明），才引起人们的意志（行），由意志引起精神统一体的“识”，由识引起构成身体的精神（名）和肉体（色），有了精神和肉体，就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心）等六种感觉器官（六处），有了感觉器官也就引起了与外界事物的接触（触），由触引起感受（爱），由感受引起贪爱，有了贪爱就有了对外界事物的追求（取），由取引起了生存的环境（有），有了生存的环境就有了生，有了生就必然有老、死。佛教认为，人们要解脱人生的痛苦，首先应从去贪爱着手，在佛教看来，贪爱总是得不到满足的，而人却又总是无限地追求，这就必然要产生痛苦。

佛教提倡非暴力，主张泛爱众生，宣传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特权等行为都有进步意义。但是，鼓励人们看破红尘去出家，逃避社会上一切现实斗争，把希望寄于来世，到虚幻的彼岸世界去寻找人生的最后归宿，这并不科学。

佛教的社会影响

佛教的出现，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对印度乃至世界文化都有很大影响。这里只想谈谈它对印度的贡献。可以说，佛教对印度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重大影响。佛教在印度历史上一度作为国教而备受重视，尤其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等帝王也皈依了佛教，并把佛教当作国教加以宣传。佛教认为，政府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提高人民的福利，宗教应当成为国民生活的基础。尤其“道德”应受到重视，佛团应受到供养。阿育王是实现佛教这一理想的光辉典范，后来的统治者在不同程度上也进行了效法。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佛教的理论从政，终止恶政。佛教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它使印度的国王和王子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憎恶战争的情绪。阿育王受佛教的影响后，放弃了帝国的战争政策，决心削减军队，不再打仗。印度自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直到笈多王朝，基本上是统一的。因此，佛教的非暴力理论十分有用。佛教统治者“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以及有关“和平”的说教，在世界各地仍有影响。人们认为，佛教提倡的非暴力政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的福利事业。

佛教反对种姓歧视，主张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佛陀不承认世袭的种姓制度，他主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由其出身、血缘决定，而是由其价值、行为、性格决定的。他还建立了民主制度，对消除种姓差别起到积极作用。他主张的“宽容”“忍耐”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强调人们的行为纯洁、品行端正、尊老爱幼、自我克制、讲真话、不杀生等高尚思想，影响了社会和人们的道德。佛教认为，一个人现世的一切取决于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行善者成善，行恶者得恶”，至今在世界上仍有它积极影响的一面。尤其佛教的“不杀生”的说教，影响了婆罗门教，使婆罗门教开始怜悯所有禽兽，认为杀生致祭有罪，从而减少了杀生祭祀活动。

佛教鼓励信仰自由。婆罗门把吠陀看成唯一的真知，把吠陀说成是神谕，对它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反对，而且只有婆罗门才有资格解释吠陀。但是佛陀不赞成这种对宗教研究的限制。佛陀自己曾说过：“我的话和说教，若证明是对的，可以接受，否则，可不接受。”佛陀虽大力宣传自己的理论，但他并没有对任何宗教进行过谴责。相反，他在反对意见和敌对行为乃至个人安危面前，总是认真对待，镇定自若，面带平静而仁慈的微笑。在辩论中，虽不乏讽刺，但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总是成功地说服对手。总之，他是彻底的唯理论者，注重推理，强调实践。他鼓励人们独立思考、认真研究。因此，佛陀在破除不良传统陋俗方面也起到积极作用。

印度的偶像崇拜始于佛教。佛教教徒建立了大量的佛像和神像，进行崇拜。寺院、神庙等建筑也是从佛教开始的。佛教出现之前，吠陀教不讲偶像崇拜，雅利安人只是保存吠陀经典和祭祀场地。到了后来，婆罗门教教徒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塑造了男女神像，进行崇拜，而且也开始兴建庙宇。由于佛教的影响，偶像崇拜在印度广泛地传播开来。为了雕刻佛陀的说教文字，佛教教徒建造了不少佛柱；为了纪念佛陀和佛神，佛教教徒还用石头建造了佛塔；在一些石窟中，不仅有精美的塑像，还有美丽的壁画，这些都是很好的艺术品。这样，佛教大大促进了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的发展，桑奇庙群、鹿野苑石塔、阿旃陀石窟等都是佛教艺术的光辉典范。

佛教繁荣了学术。梵文语法家波你尼的《波你尼经》，又称《八章书》，用“经”体写成，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佛僧阿莫尔辛哈编纂的《阿莫尔字典》是部著名的梵语字典。马鸣是公元一二世纪人，是杰出的佛教诗人和戏剧家、古典梵语文学的先驱者，写出了《佛所行赞》《美难陀传》长诗和《金利佛传》等长剧，开创了梵文长诗的先河。在此基础上，迦梨陀娑对长诗又有很大发展，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他的著作《云使》早被我国译成藏文，收在藏文佛典中。戏剧《沙恭达罗》被译成欧洲文字，在欧洲文学界备受推崇；我国的季羡林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将其译成中文，并上演。另外还有《时令之环》《鸠摩罗出世》等等，都很著名，而且影响巨大。戒日王写了梵文剧《龙喜记》，介绍了佛僧的生活和他们的高贵品质。印地语文学的开创，也归功于佛教学者。佛陀和佛教学者们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而一直使用大众的语言，以便群众理解和接受。小乘佛教发展到后来，其宗教首领们运用当时群众的方言俗语进行传教活动。后来，这种语言逐渐发展成印地语形式，斯尔哈巴·西特有“印地语最早诗人”之称。

佛陀用巴利文这种民间口语宣传宗教。他去世后，佛教传教士也运用巴利文进行传教活动。为了宣传宗教，出现了大量用巴利文写的佛教文学，受到群众的欢迎。佛教寺院成了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佛教传播了印度文化。印度文明与文化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国王、传教士、僧人都积极热情地在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宣传宗教，从事了大量的传教活动。一系列的传教活动使印度与这些地区的国家不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进行了文化交流，而且还有贸易往来。所有这些促进了印度与这些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并使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

2.耆那教的产生

大雄与耆那教

印度的耆那教历史悠久，它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耆那教的第二十四祖筏陀摩那（Vardhamana）被尊为该教真正的创建者。“耆那”（Jainia）是由“jin”变音而来，其意为胜利者，是他的称号之一，此教便由此而得名。其弟子们尊称他为摩诃毗罗，即伟大的英雄，简称大雄。

实际上，正统耆那教只是把大雄当作一系列创始人中的最后一个，在耆那教的创立过程中，有23人已先于他。大雄于公元前599年诞生在古印度距吠舍离（Vesali）45千米的贡得村，其父母属刹帝利种姓，父亲是贝那勒斯一个小王国的君主。他家庭富裕，生活奢华。大雄婚后生有一女，但他并不感到幸福。父亲死后，他在大约30岁时便立志出家苦行，寻找解脱不幸的宗教途径。第一年他先后游历了许多地方，如库马罗等地，第二年他来到那烂陀，途中艰难跋涉，衣服破烂不堪，从此裸体行乞。在那烂陀他偶然遇到了蒙克利·高夏勒，两人结伴同行。在与高夏勒共同生活的5年中，他们曾多次被当作密探、盗贼而受到诬陷，后因意见分歧，两人分道扬镳，大雄独自来到了罗啥。他每年除四个月的雨季时需要居住在一个地方外，其余时间都是到各地漫游。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苦行修炼，长达12年之久。当他苦行到第13个年头时，终于在吠耶婆达东北建皮耶村的一棵沙罗树下觉悟成道，时年42岁。大雄成道后，先后组织教团，宣传教义，进行宗教改革活动30多年。他于公元前527年死于巴瓦，终年72岁。他的主要活动地区是今天印度的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的西北部、北方邦的东部和奥里萨邦等地区。

耆那教的兴起几乎与佛教处于同一时代。耆那教否定当地婆罗门教主张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针锋相对地提出吠陀并非真知，祭祀杀生只会增加罪恶，婆罗门是不学无术的祭司，宣传种姓平等，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神灵崇拜，崇信耆那教经典，以对抗吠陀经典，强调苦行和戒杀，以对抗祭祀万能，主张灵魂解脱、业报轮回和非暴力等，并且认为，一切生物都有灵魂，都是神圣的，人的灵魂在未解脱前为业所束缚并无限轮回，人们只能通过修炼，使灵魂摆脱业的桎梏，才能获得最后解脱。其主张五戒：戒杀生、戒妄言、戒偷盗、戒奸淫、戒私财。耆那教认为，只有严格实行戒律，经过苦行修炼，才能清除旧业的束缚，并可以达到“寂静”，灭其情欲，获得“解脱”。

这些思想反映了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印度下层人民的要求，对打破婆罗门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到积极作用，从而吸引了广大群众。但耆那教固守灵魂转世、因果报应和轮回解脱，认为“业”可决定人的过去和未来，将禁欲和苦行视为解脱的最佳途径。

耆那教最初的活动中心是恒河流域，公元前3世纪，由于摩羯陀地区12年来连续发生灾难，于是耆那教开始由北向南移，转移到南印度德干高原和西印度地区。公元1世纪左右，它分裂为天衣派和白衣派，后来两派又相继分裂。白衣派主张男女一样能获得拯救，各种姓一律平等，否认裸体的必要性，主张僧侣穿白袍，允许出家人拥有一定的生活必需品，允许男女结婚生育，等等。这一派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等地。天衣派较为保守，注重苦行，歧视妇女，禁止妇女进入寺庙和庙宇，对白衣派的主张均持反对态度，要求僧侣基本上裸体，只有最伟大的圣人才能全裸。这一派主要活动在南印度的卡纳塔克邦以及北方邦。

从公元8世纪以后，耆那教在印度部分地区由于受到当地统治者的重视与支持而得到发展，如在卡纳塔克、古吉拉特等地分别修建了不少耆那教寺庙，使非暴力思想广泛传播。到12世纪后，随着当时阿富汗军事力量的入侵和伊斯兰教的传入，大批耆那教教徒被杀，不少寺庙被焚，致使耆那教遭到很大破坏。13世纪时，耆那教处于衰微状态，但在南印度的泰米尔纳杜和卡纳塔克等地的耆那教仍有些秘密活动。从15世纪中叶至18世纪，耆那教出现了多次改革运动。最初由古吉拉特的白衣派所发动，其领导人为郎迦·辛哈（LonkaSingh），故称郎迦派运动。此运动以反对偶像崇拜和烦琐的祭祀仪式为宗旨，起了一定作用。后来于1652年又出现了以罗瓦吉（Lavaji）为领导的斯特纳格瓦西派运动（Sthanakavasi），继续从事宗教改革。与此同时，耆那教的裸体派也出现了改革运动，如北印度的裸体派分支毗娑盘提派（Bisapanthi），提出建筑富丽堂皇的寺庙和供奉更多神明的主张。其主张遭到以特罗般提派（Terapanthi）的强烈反对，明确地反对偶像崇拜和烦琐的祭祀活动，这对耆那教的巩固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耆那教教徒一般不从事以屠杀为生的职业，诸如当兵、屠夫、皮匠等，甚至也不从事农业。在他们看来，农夫犁地也会伤害虫类等生物，所以耆那教教徒从事商业、贸易或工业的较多。由于讲究诚实和道德，他们成了印度优秀的商人或建立了著名财团。著名的瓦尔昌德、达尔米亚和贾恩三个财团的家族都是耆那教教徒。

耆那教虽然不讲究信神，但重视崇拜二十四祖。因此，在印度有关二十四祖的寺庙有4万多个。耆那教教徒除了在庙宇中崇拜这些祖先外，在家中也进行许多崇拜仪式，诸如念诵耆那、给偶像沐浴和献花、诵唱耆那的赞美诗、教徒进行沉思和受戒等。每年每月都有例行斋月和节日活动，如大雄诞生纪念日、赎罪节等。

耆那教与印度教很接近，因此，在印度信耆那教的人，也可以被算作印度教的第三种姓，他们与印度教信徒可以彼此通婚。

虽然耆那教与佛教几乎于同时代产生，但两者后来的发展状况大不相同，佛教的发展大起大落，今天在印度信佛教的人已寥寥无几，而耆那教却不断稳步发展。到了近代，耆那教不断向外传播，今天耆那教在斯里兰卡、阿富汗、阿拉伯等地均有一定影响。

耆那教文献

耆那教最主要的经典是十二支，即安伽（Anga）。3世纪初，在华氏城举行了一次耆那教结集，教徒们把大雄的教义整理成十二部分，但第十二部分后来散失。其余十一部分于5世纪时在伐拉彼举行的第二次耆那教结集上又加以整理，编辑成册。其内容是以故事、比喻和寓言的形式宣讲耆那教的教义、戒律，并记录了大雄的生平事迹。白衣派和天衣派对它有不同的态度，白衣派认为，现存的十一支是大雄及其祖师的遗教，是重要的宗教文献。而天衣派却认为，古代确实曾有过十二支，但早已散失，现存的十一支均属后人的伪造，因此不承认其正确性。但两派各有自己所信奉的耆那教学者撰写的经典。白衣派的宗教经典除上述经典外，还有《仪轨经》、师子贤的《六派哲学概述》、金月的《史诗》等。而天衣派则信奉3世纪由库达（Kunda）指定的经典，其内容由四部分组成，即关于大雄的传说、宇宙结构论、戒律和仪式以及著名学者的哲学著作。白衣派和天衣派也有共同信奉的经典，如耆那教著名学者乌玛斯瓦底（Umasvati）著的《入谛义经》及其注释，都是研究耆那教思想的重要著作。

耆那教的文化贡献

耆那教在古代未传播到印度之外，但它在几个世纪中曾经是南印度和西印度最盛行的宗教之一。耆那教的传播范围虽然有限，但它在印度的影响也相当可观。耆那教在印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崇拜偶像、兴建寺庙、给穷人分发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不杀生等，都是耆那教的显著特征，在印度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为印度其他宗教团体所效法。尤其耆那教的“不杀生”思想影响更大，耆那教教徒在生活中为了体现对万物的友善，以身示范，还云游各地，赢得了非耆那教农民和王公对“不杀生说”的赞同。作为一个教团的成员，耆那教教徒都是严格的素食者，他们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给周围的社会以影响。虽然其他宗教也偶尔宣传不杀生，但是除了耆那教，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如此系统地制定出这一贯穿整个道德法规的基本信念。在文学方面，耆那教贡献更大。耆那教教徒写了大量非经典文学，一部分用俗语写成，一部分用梵语。在耆那教作家中，最著名的有婆陀罗拜呼、西达森那、狄瓦卡拉、阿利波多罗、西达和金月等。他们也创作了值得注意的史诗、小说、戏剧和圣歌。耆那教文学作品包括神话、民间故事、童话、模范行为规范以及道德告诫等，所有这些文学作品都一致谴责对生物的虐待，阻止一切杀生祭祀活动。耆那教作家甚至不赞成用糨糊糊成的牲畜，或用其他牲畜模型做祭品，因为这种做法含有杀生的意图。他们对哲学也有很大贡献，耆那教教徒在反对佛教教徒的“空论”的教义中使“可能论”的教义更加完善。与此同时，印度的哲学、逻辑学、文法学、辞书编纂学、诗学、算学、天文学、占星学和政治科学都由于耆那教教徒的贡献而大大丰富起来。耆那教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民间语言进行了大量创作，大多数耆那文学是用印度古代俗语写的，因此，发展了印度的古代俗语。在拉吉普特时期，不少耆那教学者用印度古代俗语和印度中古的俗语著书立说，在南印度的耆那教学者也有用坚那勒语等从事写作的，因此，一些地方语得到发展，例如泰米尔语、泰鲁古语、坚那勒语、古吉拉特语和印地语等。在艺术方面，它丰富和发展了印度艺术。耆那教虽不敬神，但崇拜二十四祖，为了崇拜这些偶像，他们在印度建了4万多个寺庙。这些寺庙大多以它们的美丽而著称于世。在拉贾斯坦邦的阿布山上建的耆那教庙则是印度的艺术典范之一。另外，在手写耆那教经典中，有很精美的图画，也被认为是耆那教的精品。总之，耆那教在印度社会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