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在近现代中国，现代化的追求与民族复兴的梦想一直相伴而行。因此，二者时常被当成同一概念而联结在一起使用。不过，如果将其置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仔细考察，则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代代相传，一直未变；而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在模式与道路上则经历了多次转换，在内涵上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这种“不变”与“变”的差异，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矢志不渝追寻的目标，而现代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与手段。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所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是因为它是一代代志士仁人经历了种种尝试与努力之后，由历史和人民所选择的结果，反映着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们今后必须坚持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现代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态，曾经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马克思就此谈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而中国的科举制度、文官制度、儒家思想不仅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也直接催生了工业文明兴起以后的英国的文官制度，并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1840年开始，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古老中华文明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强有力挑战。随着国门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武力打击、经济掠夺、政治干预、领土瓜分，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绝续的生死考验。

在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前，中华民族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苏醒，现代化意识在中国逐步产生和增强。近代以来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经历了由思想到实践，由改良到革命，由星散个体发端到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的发展过程。最早的觉醒者是林则徐、魏源等少数有识之士，他们在与西方接触中开始睁眼看世界，在惨痛的失败中发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呐喊，成为向西方学习进而超越西方的思想先驱；最初的实践者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少数清朝官员，他们本着“中体西用”的原则发起洋务运动，力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力量开始走上现代化追求的历史舞台，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知识分子发起维新变法运动，力求以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救亡图存；与此同时，孙中山等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发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求通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以浩浩荡荡之势汇入追求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当前的中国，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如习近平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

如上历史发展进程表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必须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其中，“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3]显然，以救亡图存为前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其中，“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障碍。毛泽东在总结历史时深刻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4]而现代化的追求，归根结底服务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毛泽东就此曾明确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5]

二、百年追梦的道路选择

从现代化的视角审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可以看到，其目标虽然从未改变，但实现其目标的现代化道路却经历了“效法欧美”、“以俄为师”与“中国特色”的多次转换。

“效法欧美”是中国被动进行早期现代化追求时的自然反应。以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开端，经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到文化层面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不断深入，态度逐渐坚决，行动日趋彻底。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最早实践者，洋务派的态度是“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力求“国耻足兴”。[6]维新派更进一步，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严复认为，中国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学习西方，进行全面变革，否则中国将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7]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则力主彻底荡涤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向西方学习。李大钊认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必须“以彻底之觉悟”，将其“根本扫荡”。[8]

然而，“欧风美雨”的冲刷，并没有改变中国的面貌，中国学习西方之路在不断碰壁之后走入了死胡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精辟地总结道：“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9]

正当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中苦苦寻觅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陷于苦闷彷徨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界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想转化为实践、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可操作的“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是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的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0]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批真诚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由“效法欧美”阶段进入“以俄为师”阶段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曾经一再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幼稚病，使中国革命在黑暗中摸索，甚至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逐步认识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具体的实践，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特点的理论和路线，这样，它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变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新道路，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没有经验，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学习甚至照搬了许多苏联的做法。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鉴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种种弊端，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决心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走过了许多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走完的路程，建设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全面推进，迈开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第一步。

虽然这次探索出现了失误，遇到了挫折，但归根结底是在现代化追求中的一次尝试。正是在总结这次尝试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新格局，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如上历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改变屈辱命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断求索的历史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历经“效法欧美”“以俄为师”“中国特色”三个不断超越的递进阶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蕴含着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和人民在不断推陈比较中借鉴、汲取、继承、发展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产物。

三、站在面向未来的新起点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1]当前的中国，已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以历史为镜鉴，展望未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奋勇前进，是“中国梦”梦想成真的关键所在。

首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确立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的一贯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目标。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失败的历史考察，毛泽东明确指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12]邓小平也强调：“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13]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4]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社会主义方向，经过近百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拓展出一条“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5]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强调：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7]

其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百年追梦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新的伟大实践，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8]

历史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依据中国的国情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每一次发展，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中国底子薄、人口多、工业化基础薄弱的国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在工业化目标基本完成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经过20余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也培养了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积累了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最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必须面向世界，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携手发展、和谐发展、共同发展、共享繁荣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因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自身的沧桑巨变而间接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以及与世界各国愈发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也在实际上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产生着直接的影响。面向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肩负着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揭示中华文明复兴与共建和谐世界的内在联系，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使命。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一直抱持着与其他民族和谐共生、相互包容、互为一体的整体性思维和世界观而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从未中断的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是一个“因自豪而不屑去战争”的国家。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进而指出：“对文明道德和理想的关注一直是这个国家历史的主要动力。”[20]近代以来，作为曾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中华民族，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发出“振兴中华”的怒吼，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即便如此，中华民族也没有忘却自身对于世界的责任，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21]可以说，对人类做出贡献的思想意识，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懈奋斗，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等各种论调甚嚣尘上，对“中国梦”的误解与误读也不绝于耳。针对这种简单地将中国与亚洲、世界割裂开来的举动与声音，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再次向世界传递了实现文明复兴、建设和谐世界的中国理念。他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22]

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照搬西方列强靠殖民扩张与掠夺实现大国崛起的道路，而是以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人类社会为己任，在和平发展、和谐共生中开拓未来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一道路基于对文明内涵和外延的深刻理解，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的文化自觉、自强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