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日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

1．中国文化的原生性

中国以汉族为主要民族，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在数千年的岁月中创造出了灿烂夺目的文化。中国人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经历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其基本形态并经由秦汉时代后最终成形，此后虽也有所变化但基本未跨出这个范畴。由于中国文化的产生相对独立，所以它天然地具备原生性的特点。

2．中国文化的单一性

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经历过多次的战乱以及民族战争和冲突，还吸收过众多其他国家文化诸如佛教等，但中国文明的核心和主体构成却未曾变化。中华文明在历次的历史事件中，都体现了强大的同化力。佛教最初流传于尼泊尔、印度一带，在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佛教经典经过翻译传入中国，教义哲学也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佛教传播到中国后，一部分变成中国式的佛教，一部分融入宋明的理学当中。

3．农业文化心态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农业占据了中国文化的物质基础并起到了支配性的作用。黄河、长江一带非常适宜农业耕种，使得中华民族的构成主体——汉族一直都主要以农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农民也一直是中国人的构成主体。因此，中国文化中的“安居乐业”“男耕女织”的古来思想体现出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体现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记载时间的历法，中国的农历即是以农业节气为本而演变来的。历朝历代农业、农民都是君王的固国之本，重农思想也成为统治者们长期以来治理国家的主要指导。

4．家族本位的宗法　集体主义文化

在中国，社会组织是在父子、君臣、长幼的宗法原则下建立起来的，是由氏族宗法制度与其意识形态的残余积淀而来，并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由于农耕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国家的构成模式为宗法制度的绵延提供了基础，一直以来以家庭为最小单位的农耕经济和宗族关系都得到了保存，宗法关系也一直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基础中。

5．“尊君”和“重民”

“尊君”和“重民”两种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两面，相辅相成。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农耕经济社会，需要依附集体的力量来从事生产和对抗自然灾害，也需要庞大的国家力量来抵御游牧民族的掠夺、保护自己的农业生产，而这些都要倚靠作为国家政治集权统治的代表——君主。君主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君主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确保能够征收到足够的税赋，让社稷稳固国家承平，也离不开让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尊君”和“重民”长期以来都是被统治阶层所提倡的，二者是一种统一的思想体系。

二、日本文化的基本特点

日本由于地处亚洲东部一隅，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到约公元前3世纪为止，日本持续了近8 000年的绳文文化，其时这个列岛上的居民还处于原始的依靠采集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活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当时中国已迎来了金属时代文化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在农耕等技术方面也有了先进而丰富的经验。之后，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才由中国大陆地区向日本传入，日本得以从原始采集文化进入农耕文化，这个时间段以弥生陶器和水稻种植的出现为标志，由旧石器时代步入了铁器和青铜器并用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弥生文化。韩立红在《日本文化概论》中指出，绳文文化与弥生文化的交融构成了日本文化。

1．日本文化的开放性

在吸收先进的大陆外来文明的过程中，日本文化具备了“开放性”的特征。在大化改新时期吸收了中国的隋唐文化，在明治维新时期吸收了西欧文化，在二战后又吸收了美国文化，这也成为日本外来文化吸收进程中的三大时期。此外日本对于朝鲜文化、印度文化、南蛮文化（以葡萄牙文化为主）、红毛文化（以荷兰文化为主）等各国文化也都加以积极吸收，为己所用。

2．日本文化的主体性

除去“开放性”，日本在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过程的同时还保有“主体性”。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基本都来自外来文化，但日本人作为文化的吸收者和加工者，还是对自己的独立性有所坚持，日本文化拥有其“主体性”。

阿满利麿在《日本人为何无宗教信仰》一书中指出：“明治维新以来到1945年战败为止的日本近代史中，无论是‘创唱宗教’还是‘自然宗教’，除去极少数例外情况宗教始终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神道教作为日本人的固有信仰历史悠久，但尚无法确定其起源，一般认为神道教源于古代日本人对于各种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等的原始崇拜。佛教传入日本，也促使日本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固有宗教信仰。受中国佛教和儒家等思想传入的影响，日本人对神道教崇拜的内涵加以梳理和扩充，对礼仪进行规范化，并最终将以天皇氏族神崇拜为中心的神道教加以定型。明治以后，日本政府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让日本国民认可天皇作为日本绝对统治者的正当性问题。为此，日本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教育运动，这些教育运动的核心思想就是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而其依据就是《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的神话故事。因此，作为神灵子孙的天皇自然才是统治日本的唯一合理人选。

韩立红认为，日本文化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其“主导性”“选择性”“融合性”和“保守性”。

（1）主导性。

日本在公元6世纪到7世纪，学习移植了当时正处于世界文明中心的中国（隋唐时期）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而到了18、19世纪，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又成了最先进文明的代表，日本及时掉头转向欧洲，向欧洲学习近代科技和思想，并把各项制度移植到了日本。二战后美国成了世界文明的领头羊，自然也成为日本学习的榜样，日本开始导入美国的民主主义制度和管理科学，并在国民间普及美国的生活方式。

（2）选择性。

日本在吸收他国文化时，总是选择对本国有益且能够适应本国的文化。

（3）融合性。

日本总是将外来文化进行改造并将之日本化。

（4）保守性。

日本吸收外国文化的过程中，还体现出对固有传统文化的保守性。

日本文化中的开放性和主体性，也导致了日本文化的混杂性。对此加藤周一曾在《杂种文化》一书中指出，日本的事物与亚洲其他诸国的事物有所不同，必须认识到日本的西化已经到了很深的层次。绝非是要将注意力从传统的日本转移到西化的日本上来。日本文化的特征就在于传统的日本和西化的日本在深层次里脉络相连，难以分割。

3．农耕文化和集团主义

日本在距今约一万年前便进入绳文时代，但一直未发展出真正的农业，人们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而当时的中国经历夏商周三代，至秦汉时农业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日本经由朝鲜半岛接触到了大陆文明，农耕文化初次进入日本，同时日本也由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由此进入了以稻作为基础的农耕社会。农耕文化的产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稻作自西日本向东日本逐渐扩散，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刺激下，日本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日本从绳文时代步入了弥生时代。

农耕文化的产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同时也给日本人的文化和心理带来了甚为深远的影响。农业耕种对于田地、灌溉设备、收割工具等生产资料有较高的要求，在整个耕种、收获的生产过程当中都需要集中的劳动力进行紧密配合，整地、播种、育秧、移栽、灌溉、收获等生产步骤无一不需要大量的合作才能够完成，因此团结协作的集团主义精神不可缺少，也被提倡成为美德。在这样的一种农耕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背景下，不光是农耕相关的作业，生活当中的婚丧嫁娶等事宜也是与整个村落集体紧密联系的，一个家庭若是脱离了村落这个集体，基本也就意味着慢性死亡。“生育、成年、结婚、死亡、法事、火灾、水灾、疾病、远游、盖房”这十项事情是重要的人际交往活动，通常也需要远亲近邻的协助帮忙，但是如果哪家人做了破坏村内秩序的事情，那么除去“火灾”和“死亡”这两个极其重大的灾害和变故同村人会帮助之外，其余八项都不会有人过问更不会施以援手，这就是所谓的“村八分”。在从前的生活环境下，脱离了集体的帮助无疑就意味着生存将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是生活无以为继。因此，自觉遵守集体规范，以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作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严格遵循上下秩序的人际关系就得以形成。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企业和各种团体中也随处可见这种集团的行为样式。

4．以“家”为基础的“纵向”社会结构

日本的社会结构曾经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日本特有的“家”制度体现为“首领”和“手下”（日语为“親分”和“子分”）这样一种形式，并且使得职业和阶级之间失去了严格的区别。遵循这一原则，父母、师父和上司等作为“首领”会指挥或统制孩子、徒弟和下属，也有义务要照顾这些“手下”，而作为“手下”也要相应地对“首领”尽自己的义务。在这样的日本传统的封建社会“家”本位制度的基础上，就形成了日本的“纵向”社会结构。

日本著名的社会学者中根千枝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

有趣的是这个组织在日本的各个社会集团里都可以看到共同的结构，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叫作“纵向”组织。

在理论上可以把这种维系人际关系的形式划分为“纵向”和“横向”关系。例如，前者是“亲子”关系，后者是“兄弟姐妹”关系。同样，和上下级关系相对的便是同事关系。在社会组织里，两者都是确定重要关系的因素。由于社会不同，有时一方具有更大的作用，有时两者具有同等的作用。

……如果前提是包含有不同资格者的社会集团，那么维系其成员的方法，从理论上说自然是“纵向”关系。也就是说所谓“纵向”关系是指连接不处于同列的A、B的关系。反之，横向关系是用性质相同的或处于同列的X、Y来确定的。按个人共同具有的一定资格（身份）构成集团时，由于其性质相同，“横向”关系便发挥作用。

这个“横向”关系，在理论上说可发展为种姓、阶级，而纵向关系的象征则是亲子关系和关联组织。

中根千枝认为日本的社会集团是由两个因素——“资格”和“场所”构成。“资格”指的是某种资格或者身份，例如“特定的职业集团、一定的父系血缘集团、一个种姓集团”等。“场所”指的是“一定的地区或所属机构”，这种情况下“不论资格如何，而由一定的范围、一定的个人组成集团”。日本人的归属意识很强，以自己所属“场所”为依据形成“纵向”的集团。日本人总是将自己的集团意识聚焦在“场所”上，而作为对比，中根列举印度的例子，认为印度正好与日本相反，他们更看重“资格（身份）”。中国和欧美国家则没有日本和印度这么极端，处于中间状态。日本传统的社会结构表现在这“纵向”的结构上，在日本上司与下属之间、父与子之间、兄与弟之间都是以纵向的关系来形成次序，而“横向”的组织却非常软弱。因此，日本的纵向社会结构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日本的“纵向”型上下关系建立在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序列秩序之上。现在的日本虽已不存在身份等级制度，但序列意识依旧非常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历史越长、稳定性和组织结构密度越高的企业，这种序列意识更加强烈。而且不光是在固定的集团内部，在松散的社会结构关系中，只要形成集团，日本人也会依据自己的序列位置例如社会地位、年龄等来排位就座，合理使用敬语等。二是日本的“纵向”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拥有“单一性”。在一个社会集团中通常只有上下两个端点发生关联，同等级当中的其他系统成员则不太发生关联。如图1-1所示。

该图中a表示集团中的领导，b、c、d、e、f、g是集团中的成员，集团中的a通过b和c与d、e、f、g之间产生关联，b与c之间没有直接关联只有通过a才能产生关联。而如果没有a，则b与c之间的关联就不成立；假设没有b的话，d、e和a之间的关联也将不复存在。

“家”这样一个概念，原本是日本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共同依靠的集团组织，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等社会现象，“家”制度的特征越来越体现在企业等各种团体组织当中。企业或者其他团体中的人们往往会把自己定位为集团中的一员，自己的行为都要符合集体的意志和利益。因此日本人关于自己的道德伦理约束更多的是关注集体的道德规范，而较少注意作为个人的道德规范。

5．对于天皇的崇拜

日本人有很强的祖灵崇拜，他们的这种原始信仰受到了儒家、佛教等思想的影响，但还有自己很鲜明的特征。日本人认为活着的人与死去的先祖有联系，死去的先祖会成为神，而且参与到人世间的生活中。人是神灵的子孙，神灵是人的祖先，这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延伸到对天皇的崇拜上，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自古以来万世一系统治着日本这个“神国”。经历了古代神话和各朝代对于“神国思想”的发展，形成了山崎暗斋的垂加神道、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的国学和复古神道、水户学的大义名分论、吉田松阴的尊王爱国论等等，并以上述学说为中心形成了近世的国体论，提倡“敬神尊王”“祭政一致”“皇道宣扬”等思想。及至明治维新时期，又以“王政复古”为口号推翻了幕府统治，天皇从幕府手中夺回政权，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后国粹主义占绝对支配地位，日本的国体乃万世一系天皇统治的国家也在法律解释上成为明文，自此君权神授的思想成为法律所承认的正统化思想，而国也成为“家”的延伸，天皇即日本民族的“首领（家长）”。天皇和政府的统治价值观念融入日本人的道德观念当中，个人的独立被压抑，人们沉浸在一片“忠君爱国”的氛围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