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正在处于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之中。与古典的城市化不同，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一方面是城市的扩张和崛起，另一方面是城市的转型与更新。对后一个过程的讨论和研究，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也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关注的热点。从工业城市转向文化城市，这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人类一直在追求城市生活。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人类自然地应该是趋向于城市生活的动物。”（《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0页）在古代，“条条航线通雅典”“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现代，“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维尔哈伦《城市》）。但无论有多少航线与道路，都不是所有人都能到城里去，所以在城市不断扩大的同时如何化解城乡差异和矛盾，就成为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在贯穿西方现代历史的“乌托邦”（Utopia）传统中，一直包含着城乡平等的主题。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城乡的所有人都要轮流劳动；在傅立叶的“法郎吉”中，所有成员同时参加工农业生产；在欧文的“共产村”中，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所有的差异与不平等都在“公社”中得到解决。乌托邦确是空想，但乌托邦也陪伴着、也激活了人类缩小城乡差异的实践。这有两个过程：一方面是得到城市工业反哺的农村日益富裕，在物质供应与社会服务方面逐步向城市靠拢，人们不一定到城市也能过上好日子；另一方面，工业化之后的城市，人口剧增，生活贫困，环境恶化，混乱无序，城市既光芒璀璨也罪恶昭彰。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1841）中，工业中心伯明翰仿佛但丁笔下的地狱，而在另一部小说《艰难时世》（1854）中，即使工业小镇焦煤镇也不比地狱好多少：“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的蛇似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怎么也直不起身来。镇上有一条黑色的水渠，还有一条河，这里面的水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汽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像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头。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音，他们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对于他们，今天跟昨天和明天毫无区别，今年跟去年和明年也是一样。”（《艰难时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不是每个城市都像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伯明翰、焦媒镇也没有停留在工业化初期，今天的伯明翰早已不复当年狄更斯所见。农村进化与城市转型的结果，就是城乡差异的缩小乃至消失，就是传统的城乡观的解构。

比如，根据其对城市贫民的深切了解和同情，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98年出版的名著《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明确指出城市和乡村并不是唯一的两个选择，真正值得追求的是全新的城乡一体性结构，是把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所有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的“田园城市”。为此，霍华德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办法。1902年，他又将此书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发行第二版，以此来响应并推动了世纪之交英国的“新城运动”（New Town Movement）。1919年，在霍华德的参与下，“田园城市与城市规划协会”对田园城市作了如下定义：田园城市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镇；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被乡村带包围；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或者托人为社区代管。此后，田园城市运动发展成世界性的运动，不但英国有，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波兰、俄国、西班牙和美国都建设了“田园城市”或类似名称的示范性城市，而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则以人文生态学的系统理论回应、深化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人类发展当然是以城市而非以乡村为主导，但理想的城市一定是乡村友好型的，是能够部分地蕴含乡村风味的城市，是城乡不分的城市。

所以，我们今天再也不能简单地重复亚里士多德的话了，再也不会天真地相信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更美好了。说“不能简单地重复”，是因为在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城市化运动正方兴未艾。在人口最多的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还不到60%，距离发达国家80%的标准，我们还需要约20年的努力。因此，无论我们多么抱怨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级特大是多么拥挤、多么紧张，但在走向城市的路上，还是人满为患。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英文是“Better City，Better Life”，其中文却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表明，城市化进程相对落后的中国，对城市抱有更高的期待。然而，中国的城市化是新型的城市化，“新”之为新，在于它必须重新认识并处理它与农村的关系，重新结构城市经济并重点发展文化服务业、体验经济等。一句话，由工业城市转为文化城市，将是“新型城市化”的必然方向。这里无法详论什么是文化城市的问题，但以持续建构城市文化空间的方式来改变城市空间结构进而重塑城市生活，肯定是一个重要内容。事实上，当代中国城市化的重大成绩，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就是新的城市文化空间的生成。到目前为止，几乎每一个中等以上规模的城市，都新建了许多新的文化空间，它们在不同程度地重构着城市空间景观，有的已经成为城市品牌，有的已经成为文化中心。不用说，城市文化空间在扩张的同时也面临多重挑战，一系列重要变化召唤我们对城市文化空间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

2014年，张雯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文化产业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学位，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城市文化的兴趣并最终选定“城市文化空间”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通过四年的学习研究，她对“空间如何影响文化”的问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她认为所谓“城市文化空间”，包括文化展示空间、文化演艺空间、文化游乐空间和文化创意园区，其形成过程也是文化的经济化、生活化和仪式感。据此，她把文化空间置于经济转型和文化扩张的城市更新背景中，同时分析文化空间如何成为城市更新的动力，城市更新的目标又如何规制文化空间自由发展这两大过程。张雯认为，城市文化空间是一种正在进行、处于动态变迁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过程。具体地说，城市文化空间是文化产业与城市更新的结合点，是城市更新的主要动力所在。文化空间重构城市文化主要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文化实践和城市文化效益三方面，文化空间以其创造财富的潜力和人性化的关怀，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诉求。作为一本文化研究论著，张雯的立足点还是文化而非经济，她在本书中明确指出，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中，文化面临资本和权力的挤压，文化内涵相对稀薄；长远来看，城市文化需要更加自由、包容、可持续的空间集合。在理想的意义上，城市文化空间的发展在是尊重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追求诸多效益动态平衡。

中国城市化的伟大实践，必须有城市文化的极大繁荣，必须有文化空间持续构建。本书只是张雯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总结，不可避免地有其幼稚之处和可供讨论之点，有赖于专家和读者的批评。以此为开端，我相信，张雯一定会以自己的勤奋成为一个成熟的城市文化研究者，一个优秀的高校城市文化课程教师。

单世联

于广州猎德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