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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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自然科学传入

明代万历年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同时带来西方科技、文化等。此时的西学文化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的洋务运动,更是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打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号,企图以学习西方的长技来抵制西方的侵略。虽说这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但仍没有改变清政府被侵略的命运。

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夫国者,人之所积也。人者,心之所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就是说国家要富强,必须在人心上下功夫;国家要建设,必须先把人心建设起来。这是《建国方略》中的第一篇“心理建设”的内容,可见孙中山先生已经意识到国家的根基是建立在国民思想之上的。

在这一时期,虽说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对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是没有起到多大推动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