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与世界的互动研究
承德历史的全球史解读[1]
李雪涛[2]
摘要
作为一个重要政治中心，承德在清代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作者认为，承德史的研究应当在充分利用汉、满、蒙、藏等语言史料的基础之上，同时运用近代以来世界语境下对承德历史、人文的记载和研究成就，用这些外在观察的记录来补充内部史料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呈现承德在清帝国中多面、立体、丰满的历史面貌。本文提出用一种中心—边缘的研究视角，在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考察参与清代历史建构的几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确定承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
承德/热河 全球史 清史
一
自晚明以降，中国历史的写作就不再局限于中文的范围之内了。语言是一种手段，唯有多语言的史料，才可能支持多种历史世界、多种秩序的存在。传统的清史研究，由于史料语言的单一性导致过分依赖汉语史料。完全使用汉语的史料来建构清朝的历史，所揭示的只是汉人眼中的清朝。在充分利用满蒙藏等语言史料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近代以来世界语境下对承德历史、人文的记载，通过这些外在观察的记录来补充内部史料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出承德在清帝国中多面、立体、丰满的历史面貌。多语言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是理解承德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政治中心的前提。
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六年后的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9-1524）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标志着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半世纪后的1644年清军入关，此时全球历史的帷幕已经拉开，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荷兰也逐渐开始称霸世界。清朝从一开始就与世界建立了联系：顺治皇帝一直尊称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为“玛法”。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也曾征求汤若望的意见，可见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3]康熙与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等国王数学家之间的关系更是密切，除了跟他们学习西学之外，也让王致诚（Jean Attiret，1702-1768）、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等到避暑山庄作画。清朝的皇帝从一开始就乐于与世界接触。
18世纪初康熙在热河修建热河行宫，标志着承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雍正元年（1723）设热河厅，十年后，雍正取“承受先祖德泽”之义，罢热河厅设承德直隶州，这是“承德”名称的来源。乾隆六年（1741），乾隆开始临幸避暑山庄，承德开始进入繁荣期。三百年来，承德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清代第二政治中心，特别是与边疆民族相关的很多事务都是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处理的。乾隆年间诸如安置达什达瓦部（1744，1759），平阿睦尔撒纳（1755），接见率领本部17万人东迁的渥巴锡（1771），会见率领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堪布喇嘛前来祝寿的六世班禅喇嘛（1780），接受朝鲜的贺寿使团的朝觐（1780），接见马戛尔尼使团（1793）等等盛大的事件都发生在避暑山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都是在避暑山庄获得咸丰皇帝的批准而签订的，咸丰后来也因企图重新扭转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而开启洋务运动。可惜的是，1861年31岁的咸丰皇帝病死在避暑山庄。晚清至民国，无数国外的探险家、外交人士、传教士到过承德和热河地区。1933年日本关东军占领承德，从而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部分。这一阶段涌现了大量的有关承德的记录，除了文字方面的描述外，很多建筑学家、艺术史家、摄影爱好者也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照片。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The Macartney Mission）在承德觐见乾隆，之后提出了开埠、占地、减税、驻使等要求，特别是要求准许英国商人像俄国商人一样在北京设立货栈。乾隆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4]按照西方的传统，《罗马法》根据“万民法”的原则规定贸易是开放的（Commercium iure gentium commune esse debet.，Dig. 1，1，5）。因此，马戛尔尼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谁可以垄断贸易，这也不是个别人的特权。实际上，按照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的观点，18世纪美洲白银的产量约为7.4万吨，其中的5.2万吨（占产量的70%）运往了欧洲，而这70%中的40%，约2万吨运往了亚洲。另外留在美洲本土的白银约有3000吨经马尼拉运抵中国。按照他的计算，如果加上日本和其他地区零星生产的白银，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5]也就是说，当时乾隆皇帝完全看不见的全球化经济之手，已经在推动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融合了。
二
多年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提出：如果说北外以往几十年的使命是将世界介绍给中国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北外的新使命是将中国介绍给世界。我们认为，这两者并非对立，而理应是同步进行的，所谓“全球化”，既包括“世界走向中国”，也包括“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应当不断地从世界文明中汲取养分，即便是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应当不断引进国外的最新研究成就。
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引进海外汉学的各种理论的现状，有学者不无担忧地提出：
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影响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6]
实际上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即便你不知道，这些研究和理论依然存在。面对天主教和西洋历可能会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造成的巨大影响，杨光先（1597-1669）在涉及儒家名教方面的问题时，决不妥协，其言辞之激烈，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按照杨光先的逻辑，作为技术层面的中国历法如果失去地位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道”层面的天崩地裂。从杨光先所处历史时代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地体会到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传统可能瓦解时痛苦而复杂的心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教士所传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就不存在，天圆地方的理论可以在中国一直传下去。
在德语中“宗教批判”（Religionskritik）是康德的弟子蒂夫特伦克（Johann Heinrich Tieftrunk，1760-1837）在康德思想的影响下，于1790年在《试论对宗教及所有宗教教义的批判》中提出的概念。[7]蒂夫特伦克主张通过“宗教批判”来建立一个“符合理性的宗教”，反对宗教的“错误与狂热”。对于宗教而言，宗教批判是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在宗教史中一再被证明。任何一种宗教一旦成为唯我独尊者，就标志着其式微的开始。大部分有关宗教的重要理论建构都是面对攻击时的回应。明末的际明禅师在论述当时天主教对佛教的冲击时写道：
若谓彼攻佛教，佛教实非彼所能破。且今时释子，有名无义者多，藉此外难以警悚之，未必非佛法之幸也。刀不磨不利，钟不击不鸣，三武灭僧而佛法益盛，山衲且拭目俟之矣！（《复钟振之居士书》）
际明是在收到钟始声（字振之，1599-1665）的《天学初征》一书后，在回信中提出自己的观点的。钟始声后来从憨山德清的弟子雪岭剃度，法号智旭，时人称之为“蕅益智旭”，编有批判天主教的《辟邪集》（1643）。现代比较宗教学研究指出：任何一种宗教都不是真理大全本身，只有各宗教间相互论战、批判，才能使宗教自身得以不断完善。实际上，此类的批判绝不仅限于宗教。一个缺乏正常的批判的社会，也不可能健康地发展。
尽管海外人士对承德的记载和研究的对象与中国学者相同，但透过他们的视角和方法，使得不论是作为传统资源的中国园林建筑，还是作为多民族帝国的史实，都得到了新的理论化阐释，从而产生了新观念、新思想。
对于有关中国的著作的译介，我们既要关注他者的视角、他者的理论，更要关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以及由这种互动所产生的新成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自我身份的确定，一定是通过了解他者对自我的解读，才能得以实现。以《怀柔远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1995）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对于所谓的“局内”和“局外”的划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生在某一国并说那一国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当地之过去有着特许的（先天）接近能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要理解当地之过去“仍需转译和诠释，而两者都要求心通意会（empathy）与想象力”。[8]也就是说，所谓局内人与传统的天然联系，以及局外人与传统的“断裂”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以往的想象而已。实际上，就文化的范围来看，他者是一种理想视角，因为只有在他者文化的眼中，异域文化才能更全面和彻底地予以展现，并且在他者与自我的对话基础之上更好地理解他者和自身。
海外承德研究使我们能够真正摆脱所谓的华夷之辨，超越汉族中心视角，即认为“先进”的汉文化同化了其他满蒙藏等“落后”族群的观点，从而用一种中心-边缘的比较视角，在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考察参与清代历史建构的几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清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历史特殊性的一面。
三
据不完全统计，有关热河（承德）的记述和研究著作，仅日文的就有百余种，文章更是数不胜数。在西方世界，随着新清史的一些观点不断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以承德为中心的清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不断涌现。早期的传教士、外交人士、探险家、记者纷纷来到承德，他们回去之后写了大量的东西，到目前为止翻译成中文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些记载固然有一定的时代性、局限性，但无论如何这些有关承德不同时期的描述都是特别珍贵的历史文献。如果说清朝与之前的朝代有什么最大不同的话，可以说，清朝自始至终都与世界保持着联系。而承德在当时的中外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的大背景，就很难解释清楚很多清代的问题，当然就更不会明白发生在承德的一些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了。
本套译丛选择了以往没有翻译的八部重要外文著作。
承德，在清代作为北京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从异域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又是怎样的？作为译丛的第一部，我们选编了《海外承德历史读本》，以期以他者的视角对承德历史有一个概览。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的《热河纪述》[9]（《对直隶省热河地区的描述》）是一部研究承德历史的著作，也描述了作者1890年的热河之行以及1896年他对整个东蒙古地区的实地考察。德国建筑师鲍希曼（Ersnt Boerschmann，1873-1949）可以说是最早且最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建筑的西方学者。在1907年5月至6月的三周时间里，鲍希曼对承德地区的建筑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考察，拍摄图片图像近240张，绘制了一些建筑测绘图，并且制作、搜集了大量寺庙的碑石拓片。正是由于其在自己有关中国建筑的著作中所使用的照片、测绘图的专业性，使西方世界的读者渐渐以科学的方式来认知中国建筑。《图像与历史：鲍希曼与承德建筑的考察和研究》以鲍希曼的照片和测绘图为主，对照当时一些其他的照片，对鲍希曼的承德建筑研究做了总结。
1933年日本侵占承德后，承德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部分。之后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著名建筑史学者关野贞（1868-1935）率考察团队进入该地区，在关东军、驻“满”使领馆和满铁的支持下，对热河行宫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共拍摄了2000余幅照片。关野贞当时具体负责摄影和资料的搜集，他的助手竹岛卓一（1901-1992）和荒木清三（1884-1933）负责测绘，荒木曾经设计过北京的日本大使馆正门。之后出版了署名为关野贞和竹岛卓一的四卷本《热河》图集。[10]由于作者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的著名学者，这部四卷本的图集对20世纪30年代的承德建筑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学术梳理。有些当时还存在的建筑，如清音阁、碧峰寺、珠源寺、罗汉堂等今已无存，因此这些照片弥足珍贵。自1936年开始，五十岚牧太（1898-？）用了四年的时间在热河调查古建筑，同时也特别关注藏传佛教艺术，他于1942年出版了《热河古迹与西藏艺术》一书。[11]这本书收录照片279幅，测绘图18幅。本书中的大部分照片由毕业于米泽工业专科学校的高橋正拍摄。
日本有关承德的文献非常丰富，我们委托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刘建辉教授和宋琦女士为我们编译了包括关野贞、五十岚牧太著作在内的五种图书，从建筑史、艺术史、历史地理、旅行以及图像五个方面全面展示日本对承德的记载和研究。其中既包括日本学者有关承德的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一般性的介绍承德名胜古迹的图书和观光导游书，还有从政治角度宣传日军侵占承德的战争宣传品。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一种批判的眼光予以对待。翻译这些著作并非目的，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有关承德与清史研究的蓬勃开展。即便是日占时期有关承德一般性的介绍文字，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了解当时的时代状况，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文献。
以往有关海外承德历史著作的翻译，都是分散式进行的，或者是单本的图书，或者收录在其他的丛书之中。此次，我们尝试编辑“热河/承德历史文集译丛”，希望以此作为契机系统译介迄今依然不为国内学术界所知的海外有关热河/承德的重要历史文献。第一辑我们将陆续推出。虽然我们在挑选书稿时力求做到统筹兼顾，但受制于视野和学识的局限，难免会有疏漏之处，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附：“热河/承德历史文集译丛”第一辑出版书目
1.李雪涛编《海外承德历史读本》
2.福兰阁著，罗颖男译《热河纪述》
3.赵娟编《图像与历史：鲍希曼与承德建筑的考察和研究》
4.刘建辉、宋琦编《热河遗迹的建筑史意义——日本对承德建筑史的考察》
5.刘建辉、宋琦编《热河古迹与西藏艺术——日本对承德艺术的查考》
6.刘建辉、宋琦编《日本对热河事件的报道》
7.刘建辉、宋琦编《热河之旅——日本对承德的旅游开发》
8.刘建辉、宋琦编《日本图像中热河》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engde/Jeh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
Li Xuetao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center，Chengde/Jehol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study of Chengde's history should not only make full use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recorded in Chinese，Manchu，Mongolian，Tibetan languages，but it should also exploit the accounts and research findings of Chengde'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global contex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time.The latter resources，as reports of outer observations，can in certain aspects make up for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inner records.Only in this way can a diversified，solid and full image of Chengde in the map of Qing Empire become possible.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arative center-periphery perspective，in which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of the relevant pow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are explored in a wide correlative context，so that the role of Chengde can be more precisely located.
Keywords
Chengde/Jehol Global history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1]本文系作者为“热河/承德历史文集译丛”撰写的“总序”，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改。该丛书中的部分图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于2019年出版。
[2]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3]〔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第174、177-178页。
[4]见魏源《海国图志》（光绪平庆泾固道署重刊）卷七十七“乾隆五十八年敕谕后一道”。另见，另见《上谕档》，转译自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紫禁城出版社，1998，第148页。
[5]〔德〕贡德·弗兰克：《北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6页。
[6]刘东：《阅读中国序》，见〔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页。
[7]Johann Heinrich Tieftrunk，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Religion und aller religiösen Dogmatik ，1790.
[8]罗志田：《译序》，见〔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2页。
[9]1933年王光祈在翻译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的文章中就介绍过这部专著：“对于地理一学，工作尚嫌太少……迄至今日止，计有两种模范工作，可以称述：一为佛郎克所著之《热河纪述》……”见海尼士著，王光祈译《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载李雪涛编《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第28页。
[10]《熱河》図版4冊本，文未刊，座右宝刊行会，1934（昭和九年）。
[11]《熱河古蹟と西藏藝術》，洪洋社，1942（昭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