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研究
太平天国上帝教中国化研究
华强[1]
摘要 洪秀全以《劝世良言》为蓝本创立上帝教，《劝世良言》的核心思想是宣传众生平等和世界一家。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对基督教既有吸纳又有舍弃，并做了许多改造，为上帝教的中国化不遗余力。上帝教是中西文化结合的畸形产物，金田团营部分兑现了上帝教平等的诺言。中国化的上帝教唤起了南中国农民的反抗意识，引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关键词 洪秀全 上帝教 劝世良言 基督教
160多年前，两万多贫苦农民云集金田，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是分散经营的个体，为了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洪秀全创立了上帝教。[2]上帝教凝聚了南中国的农民，掀起了巨大的风暴。可是，天父杀天兄的天京事变后，上帝教从神坛上跌落，加上西方国家对上帝教从认同到排斥，太平天国内外交困，建筑在神坛上的太平天国大厦最终坍塌。
一 洪秀全以《劝世良言》为蓝本创立上帝教
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9月，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25岁的马礼逊牧师到中国，这是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后不久移居澳门，开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马礼逊牧师等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当初远涉重洋浮槎来华所孜孜追求的传教事业，居然会在日后被嫁接出另一种‘果实’——一位广东乡村的落魄书生在不经意间接触到基督教，进而自立教门，并最终以上帝旗帜号召无数信徒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旧式农民起义的风暴。”[3]
洪秀全最早接触到的基督教书籍是1836年梁发（1789～1855）编写的《劝世良言》。梁发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中国籍传教士，他根据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撰写了《劝世良言》。梁发撰写《劝世良言》参照的《圣经》是新基督教的。基督教诞生以后，顺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吸收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思想，形成新基督教。恩格斯曾经分析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观念：“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调过。”[4]根据恩格斯的分析，基督教最初提倡的平等只是原罪的平等和选民的平等，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平等。
《劝世良言》约10万字，内容系摘抄西方基督教《圣经》原文，如神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人类的原罪；救世主耶稣代人类赎罪、受难与复活；人类灵魂不灭；世界末日肉身复活；接受神天上帝末日审判；善者进天堂，恶者入地狱；等等。
在《劝世良言》中，梁发称拜求偶像毫无用处，士子敬拜文昌、魁星二像，何故有人自少读书考试，至七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拜这两个神像吗？何故不保佑他高中？[5]梁发的责问，说到洪秀全的心坎里，引起洪秀全的共鸣。
梁发抨击中国儒、佛、道三教，对佛、道两教的抨击尤为激烈。在抨击的同时，梁发还宣传“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相符合”。[6]此外，梁发还以中国的人情风俗来阐述基督教基本教义。总的来说，《劝世良言》的核心思想是宣传基督教教义中的众生平等和世界一家观念。[7]
洪秀全认为《劝世良言》宣传的众生平等和世界一家的理念，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理念不谋而合。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类似众生平等和世界一家的理念有两个源头：一是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的大同思想；二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所追求的“均田免粮”理想。大同思想反映的是“世界一家”，均田免粮反映的是“众生平等”。
洪秀全接过了基督教“众生平等”和“世界一家”的旗帜，与冯云山一起创立了上帝教。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对基督教既有吸纳又有舍弃，并做了许多改造。
二 上帝教是中西文化结合的畸形产物
上帝教的源头是基督教，所以上帝教形式上近似基督教，但内涵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上帝教大量吸收儒学与传统文化，杂糅了儒家思想意识和民间宗教。从文化内涵来说，基督教并不是先进文化。但是，近代社会文明的标尺是平等、博爱、自由。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他们向往的大同、小康社会与平等、博爱、自由等社会文明标尺有相通之处。洪秀全迎合这种心理，宣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共享太平”。[8]洪秀全同时强调三纲五常：“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9]东王杨秀清与西王萧朝贵会衔颁发的起义檄文说：“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10]太平天国发布檄文说：“尔等肉身是尔凡肉父母所生，尔等灵魂是上帝所生。上帝是本军师亲爷，亦是尔等亲爷，又亦是天下万国人民亲爷。此所以古语云‘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也’。”[11]
为了增加说服力，洪秀全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儿子，极力宣扬1837年他生病期间的“异梦”。他说，他在天堂见上帝披着金发，说着中国话；上帝命剖开洪秀全身体，取出他的五脏而另以鲜红簇新者放入，洪秀全伤口即时复合，全无痂痕。洪秀全所述，与中国民间神怪小说如《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中的记述相类似。在洪秀全的描述中，会说中国话的上帝已经中国化了。
洪秀全将外来的和本土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精华的和糟粕的所有东西，杂乱地装在上帝教这个篮子里。洪秀全不自觉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融的使者。他创立的上帝教是中西文化结合的畸形产物。
宗教虽然是非科学的信仰，但对中国农民而言，一直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当传统的偶像崇拜不能抚慰他们的心灵时，他们自然需要一种新的偶像崇拜。长年生活在农村并且自己就是农民的洪秀全，深知农民的精神需求，他将中国古代传统的平等思想与西方基督教宣传的平等理念有机结合起来，对广大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上帝教初步创立后，洪秀全开始了他的宣传，他找到的第一个听众是与他一起读过《劝世良言》的李敬芳。梁发说，只有那些相信耶稣并接受洗礼的人才会获得永生，而那些排斥耶稣的人则将得到永祸。宣传以后，两人相互把水洒到对方头上，复对上帝祈祷许愿，从此不拜邪神，不行恶事。[12]洪秀全表示“惟从上帝力心田”，“及早回头归正果”，“去旧从新”。[13]洪秀全自行洗礼后，他的父母兄嫂和几个侄子也接受了洗礼。随后，洪秀全与冯云山“出游天下”，“传布真道”。
三 洪秀全为上帝教中国化不遗余力
客家人是太平天国的基本队伍。客家人为了经济上的成功，常常离家外出，甚至举家迁移。从上帝教传播的路线看，洪秀全、冯云山正是沿着客家人的迁移路线传教的。
1844年5月21日，洪秀全、冯云山抵达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赐谷村为汉、壮、瑶杂居之地，其中汉民大多是从广东迁移来的客家人。洪秀全在表兄王盛均家落脚，在赐谷村做了两件引起轰动的事：一是写诗斥六乌庙；二是营救王维正。洪秀全斥六乌庙后，六乌庙倒塌，人们以为这是洪秀全的神力所致。王维正是王盛均之子，被人诬告入狱。洪秀全朝晚祈求上帝搭救王维正，王维正不出半个月获释，似乎印证了上帝的权能无处不在。
洪秀全知道，要有效地传播上帝教并打动皈依者，需要有论述独一真神的小册子。“因此，在赐谷村周围活动期间，洪秀全开始写作他自己的《劝拜独一真神训》（Exhortations to Worship the One True God）。”“在几个月里他不停地写作，用的样式是七言诗，这种样式能使那些不识字的人易于记住。”[14]
在贵县赐谷村，洪秀全利用他的小书和七言诗向山民宣传：上帝是真神，本地人所祭祀的是邪魔；邪魔不会保佑我们，只有上帝才保佑我们；人人都是上帝儿女，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应该同拜上帝，拜了上帝，打倒妖魔，人人有衣有食，无灾无难。洪秀全在赐谷村住了5个月，宣扬“教人真心拜上帝有福享，迷信鬼神落地狱”。在非常闭塞的山区，山民思想单纯，十分认同洪秀全的说教。上帝教在广州等地只发展了50多名信徒，而在赐谷村竟然有100多人相信拜上帝，全心全意接受了洗礼，其中包括王盛均、王盛爵五兄弟及侄儿王维正等人。[15]
洪秀全为了取得基督教的真经，赴广州随美国牧师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义。在那里，洪秀全第一次读到了《圣经》的《旧约》《新约》的全文中译本，丰富了他原来相当贫乏的基督教知识。洪秀全虽然读了《圣经》中译本，但仍然执意将基督教的上帝和古代中国的上帝合而为一。如果说上帝教初创期的中国化是因为洪秀全基督教知识贫乏而不得不为之，那么在洪秀全接受了差不多七个月的基督教知识学习后仍然一以贯之，进一步将上帝教中国化，则明显有自己的意图和目的了。
洪秀全学习《圣经》后，在他创立的上帝教里增添了新的知识，如摩西十诫、上帝劝阻人们不要崇拜用木石和泥土塑成的偶像等。[16]但是，洪秀全显然只学到了基督教的皮毛，而没有学到基督教的核心精神。当他向罗孝全请求洗礼时，遭到罗孝全的拒绝。罗孝全拒绝为洪秀全施洗，一是因为罗孝全认为洪秀全对《圣经》的基础知识没有弄明白；二是因为洪秀全曾经自述他的异梦，让洪秀全误以为自己为上帝特派拯救中国的使者。罗孝全因此怀疑洪秀全受到邪教的诱惑。[17]洪秀全没有经受洗礼，遂愤然离去。如果罗孝全同意的话，中国是不是会多了一个与梁发一样的中国籍传教士而没有太平天国风暴呢？
洪秀全在广西之行和广州学道期间既坚定了信念，也悟出了道理：要使基督教中国化，就要沟通、折中中西文化宗教，使上帝教成为本土化的宗教。为使上帝教中国化，洪秀全不遗余力。他将东西方文化糅杂在一起，将金田起义后的政权命名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国号“太平”取自儒家公羊三世说，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世界；“天国”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取自《圣经》“天国迩来”。
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是中国化的基督教，洪秀全创立的太平天国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中国儒学与西方基督教相悖相克。上帝教与太平天国，对于儒学而言是异端，对于基督教而言是邪物。陈佳荣著《中国基督教史》称：“就根本方面而言，洪秀全所创立的上帝教确实是中国式的基督教无疑。”[18]
四 金田团营部分兑现了上帝教平等的诺言
1850年7月，洪秀全在花洲山人村向各地拜上帝信徒发布团营令，宣布团营吃饭不要钱、团营共享天福。团营令通过十分原始的方式，被传送到一村一户。洪秀全将团营的地点选择在金田村是十分明智的，除了因为韦正家族在金田村外，更因为金田地势险要，经济富裕，进可攻，退可守，尤其是处于桂平、贵县、平南、武宣等县交界的“四不管”地区。
金田团营的农民有两万余，其中韦正部1000余人、杨秀清部3000余人、石达开率领的贵县客家部4000余人、秦日纲率领的贵县龙山矿工部1000余人。此外，还有陆川赖九率领的拜上帝信徒1000余人、博白黄文金率领的拜上帝信徒2000余人、桂平苏十九率领的饥民1000余人、贵县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客家人3000余人，等等。
金田团营后，上帝教承诺的平等得到了部分兑现。韦正为团营毁家输财，以实现拜上帝信徒“吃饭不要钱”。生活在饥饿中的贫苦农民对“吃饭不要钱”一百个拥护。[19]洪秀全宣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实行“圣库”制度，“物物归上主”，所有物资，人人共享，平均分配。金田团营后实现了“吃饭官兵同张桌，睡觉官兵合个房”。
洪仁玕曾经向韩山文介绍，参加团营者“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等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弃家集合”。参加金田团营的广大农民在这里亲身感受到了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宣传的中国古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金田团营后，洪秀全除实行经济平等，还部分实现了男女平等。洪秀全命将拜上帝信徒的家庭分设为男营、女营，登记造册。当时绝大多数农村妇女只有姓而没有自己的名字，出嫁后冠以夫姓。洪秀全命呼妇女皆为“妹”，如胡大妹、王二妹等。洪秀全将女性一律称为“妹”是一大创举。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妇女除参加作战外，也参与政权管理。太平天国破天荒地设立女官，如天王府女官有“掌门”“贵使”“女承诏”“女承宣”等。太平天国还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这些举措“应是洪秀全等提倡的男女平等，也是对传统妇女的人格尊重”。[20]也就是说，太平天国为了宣传的需要，曾经在早期实行过一定范围内的男女平等。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太平天国的这些平等举措是有限度的平等，是有时间限制的平等。
1851年1月11日，在上帝教这个宗教外衣的旗帜下太平天国建立。上帝教中国化是洪秀全、冯云山的创造，正是在中国化的上帝教的凝聚下，生活在闭塞且贫困山区的农民才能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恩格斯说：“群众的感情惟一是由宗教‘食粮’来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就必须使一些群众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21]在谈到德国农民战争时，恩格斯还指出：“事实上，只有猛烈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习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22]洪秀全正是以上帝教作为“宗教‘食粮’，来滋养”那些本来“毫无联系、散居四方”的中国农民，然后“猛烈振臂一呼”，于是爆发了“暴风雨般的运动”。
综上所述，中国化的上帝教对于太平天国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化的上帝教唤起了南中国农民的反抗意识，巨大的革命洪流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可是，1856年天京事变中两万多名太平军将士惨死在“小天堂”。石达开率领十数万将士出走，太平天国分崩离析。民间流传“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中国化的上帝教从神坛上跌落，太平军将士丧失信仰。洪秀全等虽然力挽狂澜于既倒，但是太平天国再也不可能像金田团营那样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太平天国大厦的倾覆只是时间问题。
[1]华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太平天国当年创立的宗教是“上帝会”“拜上帝会”还是“拜上帝教”“上帝教”，学界有不同看法。夏春涛在《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中提出，冯云山创建的宗教组织名为“上帝教”，而不是“拜上帝教”；“上帝教”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其名称是自称。太平天国宗教独尊上帝，称之为“上帝教”最为妥帖。
[3]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8页。
[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43页。
[5]梁发：《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总39号，第3～5页。
[6]梁发：《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总39号，第34页。
[7]梁发：《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总39号，第137页。
[8]洪秀全：《原道觉世训》，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91页。
[9]《福音敬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515页。
[10]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第104页。
[11]《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8～109页。
[12]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第99页。
[13]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646、847页。
[14]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第105页。
[15]盛巽昌：《实说太平天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第19页。
[16]盛巽昌：《实说太平天国》，第24页。
[17]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迹——太平天国一百问》，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第14～15页。
[18]陈佳荣：《中国宗教史》，香港：学津书店，1988，第447页。
[19]盛巽昌：《实说太平天国》，第75页。
[20]盛巽昌：《实说太平天国》，第77页。
[2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7，第4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