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湖广总领所到湖广会城：区域政治与文化中心的确立
（一）从湖广总领所到湖广会城
宋代以前，鄂州尽管地理位置重要，凡东南有事或意欲于东南有所作为时，朝廷或地方割据政权必然升重其行政和军事地位，但总的看来，鄂州的行政地位一般是州或郡中心，跨州、郡的行政层级设置屈指可数，而且都带有临时或过渡性质。
但是，这种状况至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开始改变，鄂州开始频繁成为领辖数州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如唐永泰年间朝廷在鄂州置鄂岳观察使，后又升格为武昌军节度使，领鄂、岳、蕲、黄、安、申等6州；北宋至道二年（996），改武清军节度使为武昌军节度使；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朝廷在湖北地区设荆湖北路，鄂州归其管辖；南宋绍兴元年（1131），设置荆湖东路，领鄂、岳、潭、衡、永、郴、道7州和桂阳军，治所就设在鄂州；第二年罢荆湖东西路，仍为荆湖南北路，其中北路治所为鄂州。如前文所述，南宋时期，荆湖北路治所屡屡于鄂州与荆州两地间迁移，显示出这一时期鄂州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已开始与荆州竞比高下，至少平分秋色。
南宋初年，宋金关系十分紧张，湖北地处南宋抗金斗争前线，朝廷在江淮地区设置专门机构——总领所，筹措管理诸军钱粮。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正式设置了淮东、淮西、湖广三处总领所，“置两淮、江东西、湖广京西三道总领军马钱粮官，仍掌报发御前军马文字”。[40]绍兴十五年（1145），又恢复四川总领所。各总领所辖地分工如下：“镇江诸军钱粮，淮东总领掌之；鄂州、荆南、江州诸军钱粮，湖广总领掌之；建康、池州诸军钱粮，淮西总领掌之。”[41]湖广总领所下设给纳场、分差粮料院、审计院、御前封桩甲仗库、大军仓库、赡军酒库等机构。湖广总领所有时亦被称为湖北总领所，如《宋史·高宗七》记载：“绍兴十八年（1148）闰八月甲子，命临安、平江二府，淮东、西、湖北三总领所，岁籴米百二十万石，以广储蓄。”[42]
南宋湖广总领所为元代湖广行省的设置拉开了帷幕。首先，湖广总领所管辖的范围为“鄂州、荆南、江州诸军钱粮”，大抵相当于今湖南、湖北、江西长江中游；其次，虽然湖广总领所主管业务是“诸军钱粮”，但因其主要负责人往往兼任多种地方职务，故已具有跨区域行政机构的某些职能。“《宋史》载有任过湖广总领者十人左右，多兼有两湖地方其他政事。如曹彦约‘寻提举湖北常平，权知鄂州兼湖广总领，改提点刑狱，迁湖南转运判官’。再如开禧二年（1206）十一月，‘以湖广总领陈谦为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宝祐六年（1258）二月，‘以马光祖为端明殿学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湖广总领财赋并屯田事’。开庆元年（1259）正月，‘贾似道以枢密使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知江陵府’，又如李曾伯：‘进徽猷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兼京湖屯田使，进龙图阁学士’。”[43]正因为鄂州在南宋已具有跨区域行政职能的这种先例，所以元至元十八年（1281）鄂州被定为湖广行省首府之所在。对元初湖广行省设置及治所变迁的历史过程，清代湖北学者陈诗述之较详：
湖广之名起于元至元十一年立荆湖行中书省于襄阳，寻以别将分省鄂州。十四年因广西二十四郡内移省治潭州，号曰湖广。十八年复徙治鄂州。统宣慰司三：曰湖南道，曰广西两江道，曰海北海南道（今湖北之地惟武昌一府及汉阳府之汉阳、汉川，宜昌府之归州、兴山、巴东隶之，其黄州、襄阳、郧阳三府则隶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德安、安陆、荆州三府、荆门一州及宜昌府之东湖、长阳隶河南行省之荆湖北道，施南府隶四川行省之夔州路）。明初另立广西行省，而湖广之名因而不改（今湖北之地始全隶之）。阎百诗《潜邱札记》所谓广字涉虚也。湖北之名本于荆湖北路……[44]
陈诗此文，除说湖广之名始于元有误外，其余都是事实。这就是说，湖广行中书省简称湖广行省于元至元十四年（1277）由至元十一年所设之荆湖行省（治所在鄂州）变更而来，但当时的治所在潭州（今长沙），至元十八年又将其治所迁回鄂州，至此鄂州长期作为湖广行省治所直至清末。元代湖广行省含32路、13州、2府、15安抚司、3军及其15属州等，辖地包括今湖北中部和南部，湖南、广西、海南全部区域，贵州北盘江流域以外的地区等。
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以鄂州首来归附，又世祖亲征之地，改武昌路”。[45]从此，武昌之名由鄂城西移至江夏，成为湖广会城和湖北省城名称并沿用至今。元代武昌路领一司七县，一司即录事司，管理武昌城事务；七县即江夏县、咸宁县、嘉鱼县、蒲圻县、崇阳县、通城县、武昌县。
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平定陈理，攻克武昌，随即依元朝旧制设置湖广行中书省。洪武九年，废除元代行中书省制度，改设承宣布政使司。其时共有13个承宣布政使司，湖广布政使司为其中之一。与元代湖广行中书省相比，明代湖广承宣布政使司辖地范围大大缩小，大致相当于今湖北、湖南两省，“领府十五，直隶州二，属州十七，宣慰司二，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二十一，蛮夷长官司五。北至均州，南至九疑（与广东、广西界），东至蕲州（与汝南、江西界），西至施州（与四川、贵州界）。按：在湖北境者，府八；在湖南境者，府七。湖北境属州八”。[46]湖广承宣布政使司治所在武昌，因管理湖北、湖南两地政务，故在湖广布政使司总的机构下面设左、右布政使二人，分治湖北、湖南事务。英宗正统三年（1438），设置湖广巡抚。正德五年（1510），分设南北巡按御史各一人。万历四十五年（1617），增设湖广学臣，湖南、湖北两学臣分设。明代中晚期，又设置湖广总督。
明太祖甲辰年（1364），朱元璋改武昌路为武昌府，“武昌路，太祖甲辰年为府，领州一，县九：江夏、武昌、嘉鱼、蒲圻、咸宁、崇阳、通城、兴国。州领县二：大冶、通山”。[47]江夏县为武昌府治所，明代武昌城集县、府、省、湖广总督府四级治所于一城，既有县衙、府衙，又有省级布政司、按察司、都司“三司”衙门，更有湖广总督署和巡抚衙门，可谓官衙错列，冠盖云集，被称为“湖广会城”。
清初承袭明代政制，仍设湖广行省。但不久就有重大改变：“初为湖广省，康熙三年（1664）分设为湖北、湖南二省。”湖北省领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8府，设湖北巡抚，综理省内政务。据《清史稿》：顺治元年置湖广总督。督地方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一人，驻武昌。康熙七年，更名川湖总督，移驻荆州。九年，川湖总督移重庆，复置湖广总督驻武昌。……终清世称湖广总督。”[48]
自元代建省成为省会城市后，武昌城市等级进入仅次于国都的第二层。在城市发展主要借重政治势力的郡县城市时代，武昌城市发展无论是在空间扩展、人口增长硬指标还是在知名度、辐射面和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都跃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二）两湖地区政治中心
首先，新城的修筑充分体现两湖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洪武四年（1371），政权甫定，朱元璋就诏令开国功臣、江夏侯周德兴监修新的武昌城。周德兴不负皇命，将鄂州旧城向蛇山南北大大拓展，东起双峰山、长春观，西至黄鹄矶头，南起鲇鱼套口，北迄塘角下新河岸，“周二十里有奇，计三千九十八丈。东南高二丈一尺，西北高三丈九尺。池周三千三百四十丈，深一丈九尺，阔二丈六尺。为门九个，称东曰大东、小东，西曰竹簰、汉阳、平湖，南曰新南、保安、望山，北曰草埠”。嘉靖十四年（1535），又对武昌城进行过重修，“门仍九，题大东曰宾阳，小东曰忠孝，竹簰曰文昌，新南曰中和，草埠曰武胜”。[49]清代基本沿袭明代武昌城旧制，并在其基础上数度修缮，“清顺治间总督祖泽远增修，康熙二十四年修，雍正六年重修，乾隆四十七年同知史湛等修，五十二年知县史均修，嘉庆六年知县王澍承修，同治四年知府黄昌辅修文昌、宾阳二门，其忠孝、平湖二门及楼堞吊桥于八年九年修竣，光绪中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中和、宾阳两门之间增一门曰‘通湘’”。[50]
周德兴在奉旨监修武昌城时，还修筑了楚王府。楚王府于洪武四年（1371）始建，历时八年，于洪武十二年建成。楚王府坐落在蛇山之南，坐北朝南，后倚蛇山，前临大朝街（今复兴路），左与阅马场相邻，右边是繁华喧闹的长街（今解放路）。按照“择中立宫”的传统礼制，占据武昌城最中心位置。楚王府为长方形，东西宽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长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设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城门上建有城楼。“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黛。四城正门，以丹漆、金涂铜钉。”楚王府内部布局为：“其制上，中曰承运殿十一间，后为圜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间。承运殿两庑为左右两殿，自存心、承运，周回两庑，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八间。殿后的前、中、后三宫，各九间。宫门两厢等室九十九间。王城之外，周垣、四门、堂库等室在其间，凡为宫殿宫屋八百间有奇。”[51]明末农民起义，张献忠打进武昌城，楚王府被付之一炬。偌大的王府只留下“王府口”“九龙井”“后宰门”等地名，告知后人昔日王府所在方位，让后人遥想当年王府恢宏气势和楚王曾经的不可一世。
作为湖广会城，明代武昌城的空间布局以蛇山为界，分为南北并以南部为主的两大部分。蛇山以南的部分以楚王府为中心，“楚宗藩奠厥中，镇抚总巡屏翰，诸司环布厥左右”。“在其左右环置各郡王府及三司衙门。例如按察使署、武昌道、提学道等在平湖门内楚王府西侧；都司署、总兵府、武昌卫等在楚王府南侧；一部分郡王府、长史司署在楚王府东侧。府署建筑外，城南还分布有城隍庙、铁佛寺、武当宫等宗教建筑。城北地区空间相对狭小，主要分布有布政使署、武昌府署及江夏县署。由于背倚蛇山，风景秀美，蛇山以南地区也成为城内贵族的聚居地。除此之外，在武昌城内，还汇聚了府学、县学、贡院、文庙、书院一类的文化机构，凸显其长江中游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地位。”[52]
清代武昌城除楚王府已不存在外，官署衙门的分布与前朝大同小异。据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介绍，“总督署，明时在望山门内……清康熙二十一年重修。咸丰四年署毁。后总督自荆州移回，就三道街盐法道署内办事。咸丰七年于原址重建。光绪十八年拓展，圈督标千总署入内，并购民房，地益增大。……巡抚署在忠孝门（小东门）内前所营……光绪二十九年，巡抚奏请裁缺，署址改建法改学堂。布政使司署，在汉阳门内、黄鹄山阴。明洪武间改中书省创建。按：正对长街、居南楼洞口之北，俗谓之藩司。按察使署在平湖门内黄鹄山南，光绪三十二年，划西边隙地建西路小学堂。提学使司署在水陆街，其西为学务公所。提督学院署在胭脂山南。巡警道署在百寿巷。督粮道署在粮道街。武昌府署在汉阳门内，明甲辰年建。……江夏县署在文昌门内正街……”[53]四级官署布局仍以蛇山为界，清初刘献廷游历武昌后在《广阳杂记》中对其有扼要描述：“蛇山界武昌城为南北二区，巡抚布政皆开府于山北，而总督公署则在山南藩司之前。凿山脉断之，建鼓楼于其上，为南北通衢。”[54]
明清时期的武昌城空间布局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郡县城市以官衙为中心、讲究等级、威临四方的专制政治色彩。其街道地名也大都以所在官署命名，如王府口、抚院街、司门口、都府堤、察院坡、巡道岭、粮道街、三道街、候补街等，“湖广会城”的政治功能通过这些地名得以充分形象地体现出来。
（三）两湖地区文化教育中心
武昌还是两湖地区文化教育中心之所在，清初湖北学政蒋永修曾对包括武昌在内的都城、省城在行使道德教化、读书育人、学术研究、荟萃文物乃至精神引领等方面的文化教育功能有较深体认：“尝观都会之地，教化之本也。畿甸无论以外，如长安、汴都、建业、武林及楚鄂州诸首郡，其士习文治必为属郡之邑所弗及。虽下邑弦颂多可裒采，亦间且中歇，必不如省会都人士，数百年不衰。盖节钺监司治化之亲近，贤士大夫舟车之往来，经史诸子书所聚会。而道德仁义之徒，挟铃铎，访遗逸者，必先至其地，以察风气之聚散，观文物之翕辟。故所见者大，所通者远，所聚者散。殊合上下四方之气象精神以成其学，此岂山陬海澨之国所能较彬雅、论明备哉？今独于武郡有伤焉！”[55]武昌贡院为两湖地区生员乡试科考之所在，武昌府学为湖北最高学府，上至湖广总督，下至武昌知府，省城各级官署和官员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清初省城文学之盛，推黄安张石虹学士希良为江夏校官时。时巡抚湖广者，乃铁岭张朝珍。建清风桥，西临湖以延纳名士。康熙辛酉，提学为宜兴蒋永修，武昌知府为定边杜毓秀，檄石虹为江夏教谕。毓秀令石虹课江夏诸生，以三百余金饩之。江夏知县刘朝英，又捐百金，每试以七艺课士，诸士闻风大会。于是有《雄楚首风》之刻。石虹又与朝珍、永修重修学宫，极力期成焉。”[56]湖广总督徐国相还与武昌知府裴天锡一起谋划武昌府学的修缮并撰《重修武昌府儒学记》以记其盛。[57]武昌书院云集，据统计多达12所，数量为湖广之最。江汉书院于雍正十一年（1733）被钦定为省城书院，“一时书院之兴，惟此为盛”，清代理学名臣熊赐履曾在此肄业，省内十郡之士，有跋涉二千余里前往求学者。晚清两湖书院更是湖广最高学府，“光绪十六年，总督张之洞调取湖南北两省高才生肄业，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分教六人，住院诸生湖北额一百名，湖南额一百名，均归湖南北学政调取，商籍四十名，由院甄别。住院诸生月给膏火银四两，朔望二课，均有奖赏”。[58]
明清时期的武昌，官衙遍设，学府巍峨，书院雅静，市廛栉比，其政治统御范围、经济辐射圈和文化影响力覆盖全省，旁及湖南。“武昌为三楚都会，輶轩、冠盖之所萃，声名、文物之所统，江、黄、汉、襄诸境之所观感而则效”，[59]区域政治中心地位最终确立，成为诸郡来朝、四方效法的两湖“首善之区”。
[1]涂文学，历史学博士，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史、区域史、社会文化史等。
[2]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第217页。
[3]章如愚编《山堂先生群书考索·续集》卷46《财用门·东南财赋》。
[4]《宋史·食货志》。
[5]马端临：《文献通考》，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第606页。
[6]〔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第35页。
[7]〔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285页。
[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第289页。
[9]陈国灿：《中国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第237页。
[10]（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第193页。
[11]〔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布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35—36页。
[12]章如愚编《山堂先生群书考索·续集》卷46《东南县邑民财》。
[13]《图书编》卷36《吴风俗》。
[14]《图书编》卷34《统论南北形势》。
[15]胡应麟：《经籍会通》。
[16]陆游：《渭南文集》卷3。
[17]（南宋）王炎：《双溪文集》卷11《上林鄂州书》。
[18]〔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107页。
[19]〔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108页。
[20]《湖广方舆纪要序》，（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21]《湖广方舆纪要序》，（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22]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第318页。
[23]《宋史·地理志》。
[24]《湖广方舆纪要序》，（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25]〔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第24页。
[26]〔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108页。
[27]〔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第113页。
[28]《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
[29]〔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第115页。
[30]《宋史·章谊传》。
[31]《文献通考·国用三·漕运》卷25。
[32]陆游：《入蜀记》卷4。
[33]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再续汉口丛谈》卷1，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1页。
[34]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35]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再续汉口丛谈》卷1，第149页。
[36]《江夏县志·风俗·商贾》。
[37]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再续汉口丛谈》卷1，第13页。
[38]（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第200—201页。
[39]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再续汉口丛谈》卷1，第197页。
[40]《宋史》卷29《高宗六》。
[41]《宋史》卷167《职官七》。
[42]参见张建民《明清长江中游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第16—17页。
[43]张建民：《明清长江中游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第17页。
[44]（清）陈诗编纂，皮明庥等校勘《湖北旧闻录》第1册，武汉出版社，1989，“绪言”，第17页。
[45]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第755页。
[46]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第768页。
[47]《明史·地理志》。
[48]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第816页。
[49]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1《建置志》。
[50]民国《湖北通志》卷25《建置志一·城池》，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第831页。
[51]《明史·仪卫志·亲王府制》。
[52]吴薇：《近代武昌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第47页。
[53]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第819页。
[54]（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第196页。
[55]蒋永修：《重修武昌府儒学碑记》，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编《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校注》下册，武汉出版社，2011，第950页。
[56]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再续汉口丛谈》卷2，第266页。
[57]徐国相：《重修武昌府儒学记》，《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校注》下册，第863页。
[58]民国《湖北通志》卷59《学校志五》第5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第1556页。
[59]湖广巡抚石琳：《武昌府志序》，《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校注》上册，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