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太虚及其使命
太虚，原名吕沛林，出生于浙江东南一个贫苦家庭。太虚之父为砖瓦匠，在太虚一岁时就去世了。太虚之母将他拉扯大，而在家教育太虚者为其舅舅与外祖母。由于身体欠佳，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他无法做工。可能是意识到了自己会成为家庭的负累，他就在15岁时出家为僧。作为一名僧人，太虚不仅习禅入定并念诵佛经，也大量阅读了中外知识分子的各种著述。比如，他早年的阅读作品之中，就包括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与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著作。[12]在数年之中，太虚与那些寻求改良中国佛教僧伽制度，并提倡为僧侣提供现代教育的僧人相得甚欢。等到1912年清帝逊位之际，太虚前往南京这个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首都，此时他不过20岁出头，已然成为“革命僧”的领袖之一。
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鸦片战争中被西方殖民列强战胜之后，清政府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一片混乱。在同治（1862～1875）以及光绪（1875～1908）朝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1835～1908）决定退居北京的颐和园。当甲午战争战败于日本时，就表明在科技与教育发展方面，中国已经明显落后于其他政治体。光绪帝于1898年发动了所谓的百日维新。这些维新主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政治与工业方面的变革来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百日维新的代表中就有康有为，而太虚对其著作非常稔熟。慈禧太后反对康梁新党所主张的改革举措，在仅仅103天之后就重新返朝听政，并扼杀了百日维新。康梁一党要么逃离中国，要么被软禁在家。康有为最终逃到了英属印度的大吉岭（Darjeeling）。
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不久，中国就爆发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这一由清廷支持、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最终成为一场灾难，殖民者联合起来屠杀了义和拳民。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被迫逃离北京，并最终与外国列强签署了城下之盟。
这些斗争，无论是宫廷内部的，还是席卷全中国的，都严重地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去世，使得清廷走上了穷途末路。在孙逸仙（1866～1925）推翻清王朝，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际，中国在政治上还是四分五裂，在地方上则依然是军阀的天下。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更是让中华民族饱经磨难。事实上，甚至在太虚去世的1947年，中国的稳定与和平前景也依然是一片黯淡。
经历了所有这些阶段的动荡与惨伤，佛教团体与僧侣也同样面临他们自身的困境。与早前中国历史上的情况类似，晚清的不少法官也质疑佛教寺院的财富与产业。[13]此外，清廷也通过严格限制授戒来控制僧侣的数量。声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弟弟的洪秀全（1814～1864），其所领导的太平军起义也摧毁了不少佛教寺院。虽然太虚大师经常赞扬国民党政府保护佛教，但在民国时期，佛教的境遇其实并无多少改善。有若干国民党官员质疑佛教在现代社会之中的合法性，有的人则甚至直接侵占了佛教寺院，并将之变成了政府的办公场所。
佛教僧侣以及居士精英也开始关注僧人的道德标准，以及被他们视为愚夫愚妇的各种迷信活动。事实上，1925年，太虚就对僧俗的若干行为大加挞伐。他指出，在中国，
[佛教有以下弱点：]利济社会事业及教化社会事业，极不发达，仅无识之侣与群众所生荐亡、求福等斋会经忏关系，短一；诸僧寺虽标别禅、讲，相承有宗派源流之异，但其内容或毫无实际——若禅寺并不参禅等，或混合鲜专精之修学——若虽参禅学兼传戒作经忏等，短二；习称方外，对于世事视若风马牛之不相及，为治国者所轻忽，短三；缺乏科学知识，于代表现代之西洋思想，鲜能了解，呆板陈腐，说法不能应当世之机，短四。[考虑到这些弱点，他们就不能以能够吸引现代民众之方式来弘传教义][14]（译者按：此节英文乃译自1925年夏天太虚所作之《敬告亚洲佛教徒》一文，然而并非直译，且有添加。凡方括号中则为太虚原文中没有的）
在此后的22年中，太虚的精力就主要放在纠正这些缺点之上，并提倡那些中国僧团需要采取的步骤。他所强调的两个重点，就是中国的僧侣需要像样的教育，并且佛教也需要与当代社会保持接触。就前一点而言，太虚为僧人设置了严格的课程，并重组了僧团。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佛教需要深入社会的问题就成为重要的议题。太虚大师对于中国僧人不问国是的批评，就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切要了。学愚征引了若干例子，以证明太虚以及其他“革命僧”为何认为中国的僧侣需要参军抗战以保家卫国。[15]
太虚还认为佛教社群需要对中国的外交事业有所贡献。太虚的这一观点，以及他鼓动僧伽加入抗战的队伍，鼓励僧人爱国兴教的努力，以及事实上其在此前曾与外国僧侣、知识分子有过互动等诸种原因，使得国民政府挑选他来组建太虚国际访问团，前往缅甸、印度与锡兰（今斯里兰卡）。
太虚国际访问团去参访这三个“佛教国家”，以便让这些国家的领袖知悉中国抗击侵略战争的真相。其目标还包括孤立日本的佛教社群，后者并没有做到强烈反对日本的侵华罪行。就事实而言，日本佛教徒可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缅甸、印度与锡兰之行，为太虚大师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得以展示其爱国主义情操，同时得以将其所提倡的佛教应该积极干预社会与政治的主张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