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西方马克思主义
浅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思想
在西方哲学史上，总体性思想亘古绵长。然而直到卢卡奇把“总体性”作为检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之后，它才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题焕发出新的光彩。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创始人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等人都曾指出，黑格尔的整体性十分重要；萨特则提出了用总体化范畴来弥补总体性的不足；阿尔都塞提出了结构主义，他认为，这是对总体性最好的哲学表征。毫无疑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围绕总体性展开论述是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现实背景的。
一 总体性思想的理论渊源
毋庸置疑，“总体性”思想在整个西方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早在古希腊哲学时期，智者们就提出了万物乃“水”“火”“气”等的观点，这是关于总体性最早的哲学表达。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一个完整的总体，其中细节是如此紧密地互相联系着，以致任何一部分的移动或取消都会肢解和破坏了总体”。[1]经院哲学时期对上帝理念的理解和阐述，启蒙运动时期对理性的表征，再到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同一哲学”本质上都属于总体的哲学。可以说，总体性一直是哲学家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与范畴。然而，总体性思想真正受到应有的重视并成为核心概念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现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研究的主题是如此清晰和自觉地围绕总体性。正如马丁·杰伊在《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总体论者而不是个体论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所在，把握总体性是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钥匙，就如怀特海所说的它是“主词”（God Word）。[2]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对其总体性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当属黑格尔和马克思。
黑格尔是最早明确提出总体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缜密而完整，由三个部分组成：①逻辑学，研究理念的自在自为的科学；②自然科学，研究理念的异在和外化的科学；③精神科学，研究理念由其异在而返回自身的科学。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写道：“哲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哲学总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每一部分里只表达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或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予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的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这里每一个圆圈便是一个必然的环节，这些特殊因素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别环节之中”，[3]这是对总体性思想的纯思辨表述。他将“绝对精神”上升为现象世界的本原，从而使外部世界成为主体可以把握的客体和对象，主体产生和构成了外部世界。“绝对精神”是充满历史感和自我反思的整体，它在这个过程开始时是主观总体性的，到结束时却成了客观总体性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真正的整体”出现在他哲学的所有部分中：认识论、本体论、政治学、伦理学。“绝对精神”在自身之中逻辑的演化万物，并最终返回自身，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
黑格尔的体系是从绝对精神出发，又回到绝对精神的一个完整的庞大体系。因此，他的哲学是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然而，黑格尔的总体性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是纯粹的范畴演义，忽视了个体的能动性和积极作用。直到马克思的总体性，借助实践，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
马克思的总体性是对黑格尔总体性思想的根本改造，他把总体性看作辩证联系方法论，它揭示事物内部的辩证关系，之后上升到具体的整体的方法。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与他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密切相关。“如何把总体性与人的解放结合在一起”这是马克思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人是二元的、主客体分离的，如何能够实现主客体的统一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提出实践观念，第一次在现实基础上完成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也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等的统一。“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4]人的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需要不断从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把握世界，具体说就是依据总体性来把握世界。整体大于局部，不能部分的把握事物，那是不科学的。只有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认识才是正确的。尤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把社会环节中的各个局部都放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加以考察。他认为：“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5]总之，马克思的总体性既强调了自然的客观性，又突出了人的能动精神。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总体性的阐述并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而是零散地分落在一些章节中。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总体性观念的理解和分析在西方哲学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雅斯贝斯也曾经说过：“不管我把时代看作一个精神原则，还是看作一种特定的生活感觉，或一种社会结构，或特殊的经济秩序，或特定的政治制度——不管取哪一种看法，那被我所把握的，都不是总体的最终根源，而仅仅是可以达到的诸考察面之一。”[6]总之，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总体性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推动着思维的进步，使人们在一种合理的语境中展开思考与实践。以此为据，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总体性进行了最为全面的论述。
二 总体性思想的现实依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紧密地围绕总体性展开论述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性的，他们的哲学思考从关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并在社会批判中形成总体性的思想意识。
第一，在对第二国际的批判中产生了总体性的观念。1920年前后，中欧、西欧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意大利、德国相继效仿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举行了无产阶级起义，有的还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但最终都失败了，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陷入了低谷。于是一些参加革命的理论家，例如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开始思考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庸俗经济决定论导致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了伯恩斯坦最公开、最完整的“修正”，并在第二国际中占据统治地位。这种错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深刻的社会、历史、理论根源。19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由自由经济向垄断竞争过渡。于是，资产阶级收买了一些工人领袖，培养了一群工人贵族，且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也有所缓和；同时，巴黎公社后期的“相对和平”状态，也使工人阶级放松了警惕。于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大行其道。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大的特质就是抛弃辩证法，用自然科学方法来阉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主义的“纯科学”。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把革命看成自然发生的社会进化，只讲物不讲人，只讲规律不讲主观因素，只讲经济不讲哲学。同时，他们割裂了历史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片面地强调经济必然性。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却对它作了自然主义的解读，把它理解为一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一种“经济主义”。在实践上，奉行客观主义直线型的自发演进过程，否定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这就使他们面对革命问题时，消极应付，不积极主动组织和领导革命，从而导致欧洲革命的失败。
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指出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唯科学主义的理论解释模式，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看作由“经济必然性”所决定的自然过程，忽视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培养和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如何才能抵制这种片面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只有通过总体性的方法才能实现。总体意识取决于主客体的同一，取决于主体成为“包摄”所有客体的总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总体，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要把握“总体性”范畴。
第二，在对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批判中彰显总体性。“物化”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导致了主体、客体的分离和总体的破裂与个体的原子化。在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物为中介发生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商品形式表现出来的，即人与人关系转化为商品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转化成物物关系，形成了商品拜物教的物化意识，使人丧失了其主体地位和革命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把那些特定科学的抽象概念当作社会现存的各种关系的规范，当作源泉性的东西，这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物化”的重要原因。“物化”就是无产阶级已经不具备或丧失了阶级意识的状况，并丧失了其独特的革命性。
卢卡奇以商品结构为起点、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为前提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他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看待“物化”的形式。从客观方面看，人们可以逐步认识到物质世界的规律，却无法将这种认识通过自己的行为运用于对现实生活的改造。从主观方面看，“物化”使人的活动成为商品，成为与人本身相对立的、不依赖于人的存在。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产生和再生产，生产过程逐步走向机器大工业，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从而使生产过程变成了“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总之，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刻地、致命性地、决定性地浸入人的意识，导致劳动者丧失了自己的意志，主体的一切能力和属性都被归结为自动运转着的抽象机器属性。于是，在生产过程中，工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主动性，从而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物化”意识渗透到工人的劳动和心灵之中，弱化着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革命性。不仅如此，物化和物化意识还渗透到“科学、法学、经济学、艺术、新闻界”以及哲学等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将随之不断丧失，这会导致无产阶级无法自觉达到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直接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这就迫切地需要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恢复总体性。
第三，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发展了总体性的观念。实证主义是近代西方哲学陷入危机之时，伴随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而形成的。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法国，40年代兴盛于英国。其主要哲学观点是：摒弃盛极一时的德国古典哲学建立体系的传统，即神学和思辨形而上学所研究的绝对的、终极的，却无法证明的抽象本质，而认为哲学应以实证自然为根据，以可观察、可试验的行为及知识为内容。正如实证主义之父孔德所言：“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我把这个词列入一种新哲学之首。”[7]总之，实证主义试图摒弃传统形而上学的神秘及思辨属性，建立了一种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充满精确、经验方法、肯定性的新哲学。这一哲学体系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尤其与传统哲学对自然科学的阻碍密不可分。因此，哲学家们的任务则是在此基础上重建哲学以适应各种新变化。
但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实证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对经验事实过分关注，对事物的研究停留在经验层面，局限在想象范围内。实证主义笼统地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把科学和哲学研究局限在现象范围内，把自然规律以及一切客观规律归结为现象间外部的先后相续或彼此相似关系，这必然会走向一种不可知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这种哲学态度十分不满。虽然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以“技术理性”为本质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模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在几百年间创造了以往全部历史都远不可及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随着理性主义的盛行，它逐渐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由人的工具变成了奴役人的手段，技术理性逐渐脱离了价值理性的约束，导致了启蒙理性走向了自我毁灭，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异化现象。人对物的崇拜已经达到了极端，人们通过实践疯狂地发现、开采、占有、消费物质财富；人不再是劳动的主人，而成为机器的奴隶。
对工具理性的过分强调，对认识论作用的凸显，必然忽视哲学作为本体论和世界观的重要作用。单纯重视哲学作为认识论的功能，于是，主体与客体处于鲜明对立状态；同时，为了实现主客体交融，又把主体排除出去。实证主义只会简单地关注客体对象，把对客体对象的精确认识作为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主体消解为物的依附品，其结果只能成为支离破碎的主体。于是，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使人成为“非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批判实证主义，其目的就是解救被资本主义制度及当时科学技术所肢解的人，从而重新确立起人至高无上的主体地位，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诉求也就变成了对人的总体性的诉求。
总之，在对第二国际错误理论、资本主义物化意识、实证主义的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必然走向对人的本真追问，从而形成总体性的思想意识，体现时代的意蕴和价值。
三 总体性思想的时代特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选择总体性作为其理论阐释的核心，但是并没有把对总体性的思考局限于理论的范围内，而是在现实中、在实践中，彰显了总体性的时代意蕴。
整个漫长的中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黑暗的时期，人被神权束缚着。于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发现人，高扬理性，把人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便成为时代的主题。一方面，被解放的人并不是真实的个人，而是作为类存在的认识能力，即理性。笛卡尔决定“我在”的“我思”归根结底是人的理性。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导致了主客体的分离。尽管近代哲学的两大类别（经验论与唯理论）在处理认识是如何把握客体时的形式不同，却不约而同地强调主客体的分离。另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学已不满足古代科学对自然进行一般的、抽象的概括，而试图对自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自然事物的分析和研究并不全面。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势必影响到哲学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在对事物进行研究时，为了更为准确和细致的认识对象，他们倾向于分离主客体，却因认识的不足，或者说形而上学的思辨性阻碍了他们正确处理主客体、身心等之间的关系，无法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联系，仅是简单的割裂了二者，导致二元论的盛行。
一个时代特征是二元论只会把认识活动变成直线式的主体对待客体的一元论思维模式。因而，科学和知识在这个层面上仍属于形而上学，但倡导的科学和人文精神却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了反面。于是，主客体、身心的分裂使人要么沦落为一台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人被抽象化为一个简单的名称。人的主体性，人的创造性、人的能动性被淹没在形而上学的体系中。
另一个时代特征是过分强调工具理性的哲学倾向。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一书中，重点批判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阐述了科学技术的滥用对整个社会的危害。这一命题的重点含义是使人追求一种可以支配和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当培根高呼“知识就是力量”之时，人类文明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哲学也开始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型。在他们两人看来，知识就是人们支配和控制自然的一种权利，因此，这个命题可以修改为：知识就是权力。同样，他们进一步指出“知识的本质就是技术”，因为知识本身并不满足于仅仅向人们展示真理，重要的是运用真理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改造。于是“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命题便转述为“技术就是权力”。毫不夸张地讲，这个命题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现代社会是随着三次工业大革命的进步发展起来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的。科技尤其是技术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然而，它的负面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人在运用理性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个体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所处的环境的不同，教育背景的迥异而造成所掌握技术的程度不同。“技术就是权力”这一命题不仅揭示了人对自然的征服、统治；同样，也揭露了人对人的控制。人在现代化的生活中，不仅成为工具的奴隶，也成为人本身的奴隶，造成了人的异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却使劳动者受制于机器，受制于劳动活动本身，受制于人这个类存在。整个人类社会不再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而成为片面追求高科技、高物质化的分裂社会。
透视当代西方社会，尼采有一句话可以精彩概括：“真的，我的朋友，我在人群里走着，像在人类之断片与肢体里一样！……我的眼睛由现在逃回过去里：而我发现的并无不同：断片、肢体与可怕的机缘——而没有人！”[8]人完全沉浸在物的得失之中，忘记了优美的感伤，心灵的默契和充满怜惜的温柔。忘却了人本真的追求，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所在：总体的人。任何存在，如果是以肢解、破碎为其形式，那么最终结果肯定是一种暂时的存在。作为完整存在的人是神秘的，他的幻想、希望、感觉、情绪等主观体验均是科学无力剖析与涉及的。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所有的一切都被放在天平上称量。人们通过量化来认识世界，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人的感情、价值、尊严也被量化，一切成为可以计算、可以交易、可以买卖的商品，人也消失了，只剩下可以被称量的物品，于是时代呼唤一种总体的人，而不是被异化、被计算的人。这个人首先必须是完整的，他不仅包含创造万物的能力；同时，他还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他有感情，有欲求，他有一切非理性的气质，他不再是一个冷冰的机器。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最根本的生命力价值。只有这样，整个西方社会才能真正意义上走出被理性强权支配的时期，走向真正的自由、文明、和谐。因此，总体性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认识到了二元对立的传统哲学的危害，在沿袭马克思的具体的人、现实的人的基础上，把总体性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体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具有了丰富的表现力和深刻内涵；同时，总体性也具有普遍方法论的意义，并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
通过对总体性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现实背景及时代价值的分析，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总体性对于解决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密切地关注总体性的根本原因。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第52页。
[2] Martin Jay，Marxism and Total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24.
[3]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5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519～52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3页。
[6]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24～25页。
[7] Comte A.，Bridges J.H.（tr.），A General View of Positivism（Trubner and Co.，1865.），p.8.
[8]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