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安插地方实力派的中央机构

在整合地方实力派的过程中，如何安插地方实力派既关键又敏感。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试图整编裁军以实现对系统庞杂的军事力量的整合。桂系首领李宗仁认为：“裁兵不难，裁官难，裁高级军官尤难。”其理由是：“师长以上将领就不同了。军人到少将以上，便成为一纯粹的职业军人。正如一只桐油桶，除盛油外，别无他用。如对他们任意裁撤，而不予适当安插，他们兵符在握，必然不肯就范，那就反使中央为难了。”[1]李宗仁的“裁将论”固然与其抵制蒋介石“裁兵”立场有关，但在整合系统庞杂的军事力量过程中，适当安插地方实力派并非易事，亦属实情。作为整合军事力量的主要决策者，蒋介石设想过成立名为元勋院或元帅院之类的机构，给予较高待遇来解决这一问题。1934年12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注意：一、军事善后；二、失业登记；三、元勋院或元帅院之组织，凡已任军长与主席者皆入院，以元勋或元帅待遇。”1935年1月19日记：“预定：一、元帅与元勋机关；二、退职重要文武之待遇。”[2]从“凡已任军长与主席者皆入院”“退职重要文武之待遇”等语来看，蒋介石所设想的元勋院或元帅院无疑是对李宗仁所提问题的正面回应。但在国民政府时期，因种种因素，这种机构并未成立，所谓“元帅院”“元勋院”仅仅停留在设想层面。当然，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中某些机构实际上承担着这种功能。

从地方实力派境况而言，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得势型、失势型、公开反叛型。对第一种类型，南京中央或为确保中央政权在地方的象征性权威，维持地方稳定，或为应对地方反侧时分化瓦解的需要，不得不有所借重。第二种类型的地方实力派，虽已失去军政实权，但南京中央亦给予一定的安抚。对第三种类型，南京中央常常以开除公职、党职，通缉，逼其出洋为主要手段，但也很少对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处以极刑、从肉体上消灭，时过境迁之后，再予以笼络任用。故三种类型并非界限清晰，而是变动不居。地方实力派的类型属性往往随着政治形势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比如云南实力派龙云。在国民政府初期，南京中央一方面无力顾及云南，同时又需要借助龙云以反制西南诸省中反对南京中央的势力。1935年南京中央乘“追剿”红军之机进入西南后，着力经营川黔等省，在同两广争夺黔局、中央军进入滇境“追剿”等问题上都需要龙云的支持与配合。这时的龙云显然属于“得势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心迁往西南，随着中央政权加强对云南省政的控制以及龙云与汪精卫、龙云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加强，中央与龙云的矛盾日趋尖锐，最终中央政权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军政实权。龙云由“得势”转向“失势”。国民政府在整合内部的过程中，试图将各种类型的地方实力派纳入南京中央的党政军体制之内。

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大体上由党、政、军三块构成，中央最高权力机构在法理上分别是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常设机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大委员会成为安置地方实力派的主要机构。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度撤废，军事参议院作为分担其部分职能的中央军事机构在安插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失势型”地方实力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军事委员会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最初出现在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时代，是军事幕僚机关。1922年1月通过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条例》规定：军事委员会赞襄联合作战，并任大本营与各省各军之联结。[3]军事委员会委员由各省、各军之军事长官委派代表组成，具有统筹联络各军的功能。1925年7月，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受国民党之指导与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4]军事委员会开始成为统辖军队的军事行政机关。1927年7月，国民政府对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进行修正，明确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之最高军事机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军事委员会成立至1928年11月撤销，撤销后其所属职能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办理。第二阶段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应对日战事的需要，国民政府再度设立军事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机关，在整合首先是作为军人的地方实力派方面，具有专业性的优势。蒋介石试图将大多数地方实力派将领安插进军事委员会，以实现军事的统一。这种做法在第一阶段的军事委员会中更为明显。

1925年7月公布的《军事委员会组织法令》规定“军事委员会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于委员中推举一人为主席”，[5]选出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等八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四人为军人。许崇智是军事部部长，朱培德是驻粤滇军总司令，谭延闿是驻粤湘军总司令，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黄埔学生军的实际负责人、广州卫戍司令。随后，黄埔学生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驻粤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为军长。驻粤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为军长。这是国民革命军最初的三个军。由此来看，广州时代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人委员是由最高级别的军事将领构成，与最高军事机关的性质相匹配。

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议虽同意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免去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主席职务，而且通过了《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对军事委员会进行了调整。其第十二条规定：“军事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于最高军官中选出委员九人至十二人，并于不任军职之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选出委员六人，共同组织之。”[6]显然，新修正军事委员会委员之组成条款有四点变化：第一，明确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军人委员；第二，军人委员由最高军官组成；第三，对委员人数有比较明确的规定；第四，明确规定军事委员会须有非军职人员。显然这是国民党为恢复和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制定的，但仅是“武汉版”的军事委员会条例。

与此同时，蒋介石方面针锋相对，以何应钦、李宗仁、杨源濬、白崇禧、朱绍良、贺耀祖、葛敬恩、陈可钰等清一色的军事将领组成起草委员会，1927年4月出台了“南京版”军事委员会条例。第三条关于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遴选规定：“军事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负有军事重责及富有军事学识、政治学识经验者若干人，交由国民政府特任之。”[7]比较“武汉版”与“南京版”关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遴选的条款，不难看出区别：第一，“南京版”虽也规定军事委员会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但删除了关于非军职人员人选的规定；第二，“武汉版”规定军职人员委员由最高军官构成，“南京版”规定由负有军事重责及富有军事学识、政治学识经验者若干人构成，虽两者规定都充满弹性，但相较而言，“南京版”操作空间更大；第三，“南京版”增加了军事委员会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由“国民政府特任”，在程序上比“武汉版”完整。“南京版”军事委员会条例为蒋介石安插地方实力派进入军事委员会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在1927年7月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并经国民政府公布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上，一共有46人（见表2-1）。这一数字接近军事委员会最初8人规模的5倍。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从广州一隅之地逐渐扩张到长江流域，党政军众多机构因应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扩大是必然而且必需的。但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的军事委员会，就发挥效率与彰显权威而言，人数如此大规模地增加是否必要实在是大有疑问。从成员构成看，军事委员会规模的膨胀似乎更多的是招抚、安插地方实力派军人的结果。在北伐战场上，蒋介石不断收编北洋军阀旧部，不仅允其继续领导原有军队，而且将其纳入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机构军事委员会。以四川为例，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公布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中，四川实力派无人当选。而在1927年7月的军事委员会中，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新老实力派全数入选，甚至非一线的川军将领向傅义也当选。

表2-1 1927年7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

表2-1 1927年7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续表1

表2-1 1927年7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续表2

从不断临时新增的军事委员名单中，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军事委员会开始承担安插地方实力派的功能。1927年8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陈训泳、蒋作宾、方声涛、何成濬、孙岳、方本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除陈训泳出自海军系统、蒋作宾出自外交系统外，方声涛、何成濬、孙岳、方本仁等或来自地方实力派系统，或是杂牌军领袖。1927年10月，国民政府明令黄琪翔、徐永昌、刘骥、傅作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黄琪翔出自粤军系统，1927年4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徐永昌、傅作义是晋系的高级将领；刘骥则先后混迹于鄂军、滇军与川军中，当选时在川军刘文辉与蒋介石之间居间联络。[8]至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选出并经国民政府公布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数已经扩至73人。[9]新增者除汪精卫、谭延闿、孙科、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外，基本上是各派系军事将领。此后人数还在不断增加。1928年3月9日，国民政府又公布黄国樑等24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具体名单如下：

黄国樑 谭庆林 井岳秀 孔繁蔚 丰玉玺 朱绶光 张荫梧 孙 楚 赵守钰 曹浩森 孙连仲 刘镇华 高桂滋 任应岐 方鼎英 伊德钦 刘汝明 卫定一 石友三 张维玺 韩复榘 李云龙 方本仁 夏斗寅[10]

新增委员中，大多数来自冯玉祥系统与阎锡山系统。1928年3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李景林、马麒、蒋鸿遇、石敬亭、马鸿宾、马鸿逵、门致中等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除李景林来自直鲁联军，当选时赋闲在家外，其余6人均是冯玉祥系统的军事将领。1928年5月，先是新增缪培南、傅存怀、郭宗汾、周玳、南桂馨等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除缪培南属粤军系统外，其他均属阎锡山系统；接着又增加李品仙、叶琪、陶钧、魏益三、廖磊、李燊、刘兴、何键等8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1]其中李品仙、叶琪、陶钧、廖磊均属桂系。从1928年2月二届四中全会到5月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人数已达110人之多，军事委员会成尾大不掉之势。当选者已不仅有各派系的领袖，也包括各派系第二甚至第三梯队的诸多将领。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宣告北伐完成，全国统一。11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裁撤军事委员会令，宣布军事委员会着即裁撤，“所有该管一切事宜限十一月十日以前结束，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办理”。[12]论者谓军事委员会的撤销是因为权力过大，并不准确。[13]军事委员会的撤销应与其机构的膨胀有关。军事委员人数增加易，减少难，所以将其裁撤，并将职能移交相应新设各部院，应是与其大规模裁员导致震荡，毋宁全裁、另起炉灶考量之结果。新设立的军事最高咨询建议机关——军事参议院承担了军事委员会安插地方实力派的功能。经统计，自1928年2月至军事委员会裁撤，其间当选的110名军事委员中，共有25名军事委员会委员先后入选军事参议院。其中只有桂系首领李宗仁入选1932年后再度设立的军事委员会（见表2-2）。

表2-2 前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特任）入选军事参议院基本情况

1932年，为因应对日战争以及整理军队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重新设立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政机关。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军事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委员7～9人，由中央政治会议选定，国民政府特任之。此外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部长、训练总监、海军部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军事委员会当然委员，并由委员中互推3～5人为常务委员。[14]3月7日，中央政治会议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推选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当选者除李烈钧属国民党元老派军人外，其他均是几个大的地方派系的领袖。冯玉祥是原西北军的领袖，阎锡山是晋绥系的领袖，李宗仁是桂系领袖，陈济棠是粤系领袖，陈铭枢是第十九路军的领袖。军事委员会规模大幅缩小，不再承担安插各派系第二甚至第三梯队的军事将领的功能。1935年12月，国民党再度修改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除设委员长外，新设副委员长2人，特任冯玉祥、阎锡山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5]

二 军事参议院

军事参议院是国民政府设立的军事最高咨询建议机关，成立于1928年11月，桂系领袖李宗仁为首任院长。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75次会议通过《军事参议院组织条例及编制表》，从制度上规定了军事参议院主要职责、结构等。从隶属关系来看，军事参议院作为主要的军事机关，与参谋总部、训练总监部共同隶属于国民政府。从编制来看，该院最高长官是院长，统理全院事务。设置副院长2人，辅助院长处理院务。设置院长办公厅，设置主任1人，秉承院长、副院长之命，督率全厅职员处理院内一切事务。设置军事参议49～99人，其职责是平时专备咨询建议，并担任点验、校阅、演习及特派事宜，战争时期选任为高级指挥官或其他重要职务；其充任资格是曾任中将以上之重要军职、学识优良、勋望卓著、久在党国服务等。同时设置军事参议院院附，要求是曾任少将以上之军职。[16]1932年4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新的《军事参议院组织法》，扩大了军事参议院的规模，规定军事参议院设置参议90～180人，咨议60～185人。[17]

军事参议院实际上是承担着安抚“失势型”地方实力派职能的主要机构。王家烈是西南实力派中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比龙云更早进入军事参议院。王家烈曾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掌握贵州的军政实权。1935年中央军进入贵州，国民政府力谋统一贵州，解除了王家烈的军政实权。不久即以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四川的田颂尧亦是典型。田颂尧是四川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以其所部第二十九军竞逐于四川军政界，曾先后担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四川“剿匪”总部第二路总指挥等军政职务。1935年因“剿共”作战不力，被蒋介石下令撤职。不久，国民政府委任田颂尧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

1934年初蒋介石对张学良任用的考量也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后期入关挺蒋，成为蒋介石获得中原大战胜利的重要因素。战后，张学良不仅拥有东北三省，而且进入华北地区，在阎锡山、冯玉祥等实力严重受损后，成为华北地区实际上的主宰，也是蒋介石及其中央政权维持华北地区的权力基础。蒋介石则力捧张学良，使其成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在军方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1932年后，蒋张关系因张学良与汪精卫之争开始出现裂痕。在汪张之间，蒋介石虽一度弃汪保张，但在1933年热河沦陷后，蒋介石最终还是联汪弃张，令张学良下野。[18]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芥蒂渐生，张学良多方联络南北各路实力派以谋生存。[19]蒋介石则因张学良在内外政策上未能尽如其意，也在重新审视他的作用。[20]1934年初，张学良从欧洲游历归国。对于如何安置张学良，蒋介石经历了反复的考量。蒋介石在1月11日日记中记：“决委汉卿为三省剿匪代总司令。”1月13日记：“对汉卿安顿。”1月14日记：“汉卿位置。”1月18日记：“汉卿位置。”1月20日记：“汉卿位置。”1月21日记：“汉卿位置。”1月23日记：“汉卿位置”，“本日会汉卿……拟任汉卿为军事参议院长”。1月26日记：“汉卿位置之研究。”2月4日记：“张汉卿事。”[21]透过思考决策的心路历程，拟以张学良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选项，表明蒋介石对张学良有警惕之心，有趁机将其调离军队之意。经过反复考量，最终蒋介石还是决定继续借重张学良，令其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并将部分东北军南调“剿共”。

三 国民政府委员会

国民政府是国民党掌理全国政务的机关。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5～7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中推定1人为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处理政务，以会议行之；日常政务由常务委员执行之。[22]据此，作为掌理全国政务机关的国民政府以委员组成，但未规定任期，具体人数未明确规定，具有弹性。此后国民政府组织法经多次修订，对委员任期与人数均未具体规定，实际上时有不同，但大体上呈递增趋势。如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制定并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规定：国民政府设主席委员1人，委员12～16人。[23]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再度制定颁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以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长、副院长为当然委员，并设委员16～32人。[24]据此，国民政府委员人数大幅增加，为安插地方派系提供了便利。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成为各派系尤其是拥蒋派系的大杂烩。

先看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构成。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修正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以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副院长为当然委员，并设委员16～32人。[25]这次全会将产生新的国民政府委员。全会召开之前，蒋介石在思考具体人选。6月9日，蒋介石初步拟定名单如下：

蒋、林、邵、宋、王、张、于、陈、戴、刘、张汉卿、张作相、朱培德、王树翰、杨树庄、张景惠、刘尚清、王正廷、吴铁城、李济深、何应钦、孔祥熙、王伯群、马福祥、钮永建、茹欲立、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魏道明。[26]

蒋指蒋介石，林指林森，邵指邵元冲，宋指宋子文，王指王宠惠，张指张继，于指于右任，陈指陈果夫，戴指戴季陶，刘指刘芦隐。其中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林森是立法院院长，邵元冲是立法院副院长，宋子文是行政院副院长，王宠惠是司法院院长，张继是司法院副院长，于右任是监察院院长，陈果夫是监察院副院长，戴季陶是考试院院长，刘芦隐是考试院副院长。这10人属国民政府当然委员，故蒋介石在列具名单时只写姓氏。剩余20人中，张学良、张作相、王树翰、张景惠均是东北军高级将领，反映出中原大战后东北军系权倾一时，蒋介石既需借重亦需笼络。剩余16人中军人主要有朱培德、吴铁城、李济深、何应钦、马福祥、陈铭枢6人，除李济深外，均是蒋介石的嫡系或准嫡系。但是这份名单除东北军系外，尚未容纳其他地方实力派，故蒋介石尚在不断地权衡，“对府委人选踌躇极矣”。[27]

6月15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正式选出国民政府委员，其名单如下：

蒋中正、林森、邵元冲、宋子文、王宠惠、张继、于右任、陈果夫、戴传贤、刘芦隐、张汉卿、张作相、朱培德、王树翰、杨树庄、张景惠、刘尚清、王正廷、吴铁城、李济深、何应钦、孔祥熙、王伯群、马福祥、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胡汉民、丁惟汾、叶楚伧、邵力子、韩复榘、刘峙、何成濬、刘湘、刘瑞恒、龙云、徐永昌、陈调元、何键。[28]

比较前后两份名单，可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一，总人数从30人增至40人。前份30人名单中，除去10名当然委员外，剩下的20人中，地方实力派中仅有权倾一时的东北军系4人。这种单一化的委员结构，显然缺乏协调、整合各方的功能，影响政治的稳定性，所以最终名单扩增至40人。第二，6月15日的最终名单中，减去钮永建、茹欲立、魏道明3人，新增胡汉民等13人。新增13人中，除因约法之争与蒋介石龃龉的胡汉民外，丁惟汾、叶楚伧、邵力子是南京中央党政要员，刘瑞恒出自军医系统；阵容最为庞大的当属军人，且除刘峙属黄埔嫡系外，其余全是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6月15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闭幕。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今日上午全会闭幕，政府与党部皆已充实，较前当有进步，惟政府委员人数太多，此其缺点，当待全国代表会时改正之。”[29]可见，蒋介石一方面不满于政府委员人数太多，另一方面又需要统筹协调安抚各路豪强，不得不妥协。

再拉长时段，将不同届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对比来看，或更能清晰地看出其笼络整合的功能。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之前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产生于1928年2月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名单如下：

丁惟汾、于右任、王伯群、王法勤、王宠惠、孔祥熙、古应芬、白崇禧、白云梯、田桐、伍朝枢、朱培德、朱霁青、李宗仁、李烈钧、李济深、汪兆铭、何香凝、何应钦、宋子文、宋渊源、林森、周震鳞、柏文蔚、胡汉民、陈调元、孙科、许崇智、张人杰、张之江、张继、黄郛、黄绍竑、钮永建、程潜、冯玉祥、杨树庄、经亨颐、熊克武、邓泽如、蔡元培、赵戴文、樊钟秀、刘守中、蒋中正、蒋作宾、戴季陶、阎锡山、谭延闿。[30]

比较二届四中全会与三届五中全会两份国民政府委员名单（以下简称“二届名单”“三届名单”），可得出这样的认知：第一，二届名单中，地方实力派委员包括桂系三巨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西北军系的冯玉祥、张之江、樊钟秀、刘守中，晋绥系的阎锡山、赵戴文，以及掌握军政实权的李济深、安徽的陈调元等，共计11人，含括了当时最大的几个实力派。三届名单中，地方实力派军人主要是东北军系张学良、张景惠、张作相、王树翰，川滇实力派刘湘与龙云，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徐永昌，湖南的何键，安徽的陈调元，以及湖北的各路杂牌军领袖何成濬等共11人。第二，二届委员中地方实力派除李济深、陈调元外，均因中原大战反蒋未出现在三届委员名单中。三届委员名单中地方实力派除徐永昌外，在中原大战均拥蒋挺蒋。徐永昌之所以出现在委员名单中，是因为他虽然出自晋绥系，但对反蒋并不赞同，实际上是在晋绥与南京之间居间调和，故能被蒋介石所接受。第三，三届委员名单中除东北军系外，其他入选者大多数兼职省政府主席，但刘湘入选显属例外。此时四川省主席是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刘湘是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善后督办。二刘之中，选刘湘未选刘文辉。中原大战之前，南京中央扶持二刘共同奠定川局。中原大战期间，二刘选边站位，刘湘挺蒋，刘文辉与汪精卫等改组派态度暧昧。中原大战后，南京中央开始比较明确地支持刘湘，刘湘遂得以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委员之授予地方实力派，既是安抚与笼络，亦是奖赏与肯定。第四，三届委员名单中虽然包含了与蒋介石龃龉的胡汉民等人，但总体上讲，具有鲜明的拥蒋色彩，更多体现的是蒋系意志。三届五中全会堪称国民政府委员会安插地方军人的最高峰。

1931年11月，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约法之争导致的尖锐政潮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暂时得到缓和，政潮各方同意共同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全会对国民政府组织法进行了新的修正，并选举产生33位国民政府委员。四届一中全会的选举标准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兼任国民政府委员。[31]其具体名单如下：

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民、唐绍仪、张人杰、蔡元培、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王树翰、刘尚清、薛笃弼、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杨庶堪、马福祥、恩克巴图。[32]

不难看出，四届委员名单同三届委员名单比较，相差很大。如果说三届委员名单反映的是蒋系的意志，军人色彩浓厚，四届委员名单则是国民党内蒋系、胡系、汪系三种派系博弈的结果，拥蒋阵营遭到打压。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元老关系密切的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邹鲁等均当选。三届委员名单中蒋介石选定的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张景惠、张作相、王树翰、刘湘、龙云、韩复榘、徐永昌、何键、陈调元、何成濬等11人除王树翰外，全部落选。阎锡山、冯玉祥等与蒋介石有隙的老一辈地方实力派再度入选国民政府委员。此后国民政府委员会基本上不再承担安插地方派系军人的功能。

四 中央委员会

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推行党治体制的政权，将地方实力派纳入政党体制是其整合地方实力派的重要手段。国民党在文攻武斗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军政体制收编地方实力派，另一方面吸纳他们为国民党党员，并通过相应的党治体制进行安置。

如中原大战后将东北军将领整体吸纳为国民党党员是比较典型的实例。1930年南京中央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支持之下，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旋即召开三届四中全会，通过《特许东北有功将领等入党案》，规定东北将领及其他政治工作人员“拥护党国有功，其未取得党籍者，应准特许入党”。并将其全权委托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负责办理介绍，“转给党证”。[33]至于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更是将其纳入党治体制的最顶端。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以俄为师，建立起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在这套系统中，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最高执行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则是相应的最高监察机关。两会合称中央委员会，共同构成了国民党的中央组织系统。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其中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委员17人。除10人为共产党党员外，其余31人中大多数为在国民党内有着悠久历史的国民党党员。其中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杨希闵带有军人背景，谭延闿、杨希闵又有派系军头的色彩。中央监察委员5人邓泽如、吴稚辉、李石曾、张继、谢持皆是国民党元老。候补监察委员5人中，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带有军人背景，作为建国桂军首领的刘震寰、建国豫军首领的樊钟秀又有派系军头的色彩。总之，在共计51人的两会中，军人背景共有7人，占13.7%；4人带有地方派系军人的背景，占7.8%。作为旨在夺取全国政权的政党，其最高组织系统中，有适当比例的军人加入实属必需，且加入者仅为广州各派系军队的领袖。从这个层面而言，早期的国民党两会成员构成更多是结构性的需要，其安插派系军人的色彩并不浓厚，这时的国民党还是以文人占据主导性优势的政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产生于1929年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生中央执行委员36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4人，中央监察委员12人，候补委员8人，中央委员共计80人。其中军人背景者共计24人，占30%；地方派系军人背景者15人，占18.75%。同早期相比较，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军人比例成倍增加，且大多数为带有派系色彩的军人。当时除蒋介石的中央军外，主要的军队派系为冯玉祥的西北军系、阎锡山的晋绥系、李宗仁的新桂系以及张学良的东北军系。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新桂系与南京中央矛盾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新的中央委员会中新桂系将领无人当选。张学良的东北军系虽已改旗易帜，但在国民党的中央组织系统中尚无体现。故当选的地方派系军人主要是阎锡山的晋绥系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系，以及如陈济棠、陈铭枢等此时拥护南京中央的准嫡系与何成濬等其他杂牌军领袖（见表2-3、表2-4）。

表2-3 地方实力派当选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含候补）基本情况

表2-4 地方实力派当选第三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含候补）基本情况

1931年底，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国民党接连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四届一中全会，并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在“促成团结并集中人才起见”的名义下，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不仅包容了前三届除共产党党员及徐谦、邓演达、刘震寰、杨希闵外的所有中央委员，并新增66名委员。[34]如此，国民党四届中央委员达到空前规模，共计178名。其中中央执行委员72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60人，中央监察委员24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22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不含候补）中30人有军人背景，在中执委中占比高达41.7%。所有中央委员中有军人背景者共计57人，占32%。显然，同早期的国民党相比，中央组织系统的气质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央委员军人背景者中共有30人属地方派系军人，占16.85%。其比重相较第三届中央委员略有下降。但若从具体构成来看，安抚拉拢地方派系军人的色彩更趋明显。其一，两广军人的比重增加。陈济棠是这时粤系军人的实际领袖，其本人以及主要部将缪培南、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等全部当选。加上李济深、张发奎等与粤系颇有渊源的军人，以及粤系海空军将领张惠长与陈策，粤系军人共计9人入选，在地方派系军人中占31%。如果算上此时与粤系关系密切的桂系及陈铭枢，则计有14人入选，在地方派系军人中接近半数。这固与两广作为国民党革命的发祥地不无关系，但显然亦与宁粤龃龉的背景下安抚两粤军人的需要有关。其二，地方派系军人涉及面更广。相较第三届多为晋绥系与西北军系的军人入选，第四届还包容了其他地方派系的军人，东北军系的张学良以及滇系的龙云均为首次当选（参见表2-5、表2-6）。

表2-5 地方实力派当选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含候补）基本情况

表2-6 地方实力派当选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含候补）基本情况

表2-6 地方实力派当选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含候补）基本情况-续表

1935年11月12～2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两次展期后终于得以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中央执监委员的产生包括大会直接选出与大会推定两种方式，共产生中央执行委员120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60人，中央监察委员50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0人，共计260人。其中具有军人背景者共计97人，在中央委员会中占37.3%；带有地方派系背景的军人共计51人，在中央委员会占19.6%。两个比例均为历史新高。山东韩复榘、湖南何键、湖北徐源泉、绥远傅作义、四川刘湘、陕西杨虎城、华北宋哲元、新疆盛世才、山西徐永昌等各省地方实力派的主要领袖首次当选，加上阎锡山等连续当选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地方实力派的领袖（见表2-7、表2-8）。

表2-7 地方实力派当选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含候补）基本情况

表2-7 地方实力派当选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含候补）基本情况-续表

表2-8 地方实力派当选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含候补）基本情况

表2-8 地方实力派当选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含候补）基本情况-续表

表2-9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人当选中央委员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