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史研究
大改革年代的民粹主义
姚海[1]
【内容摘要】19世纪中叶沙皇政权实行的大改革对传统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加快了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大改革给俄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的变化，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与条件。沙皇政权与民粹派之间绝无妥协，只有斗争，俄国社会转型之路因此而坎坷曲折。
【关键词】大改革 民粹主义 社会转型 俄国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政府实行了包括废除农奴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引起了经济、社会、地方管理、司法制度、教育文化、军队建设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改革加快了社会转型，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基本要素的形成。但改革也强烈冲击了传统社会，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引发了很多新问题，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登上了俄国历史舞台。[2]
一
1861年的农民改革开启了近代俄国历史上的大改革时期。这个新时期的特点是以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为先导，解决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推动俄国的现代化进入加速阶段。
苏联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沙皇政权的改革是反人民的、不公正的、不彻底的，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危机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改革的批评者认为，改革应该既剥夺贵族地主控制农民人身的权力，也剥夺他们对于土地的特权。但这已不是改革，而是翻天覆地的革命，不仅俄国政权绝无可能做到，俄国农民自己和自认为代表他们利益的革命者也同样无法做到。当代俄罗斯学者指出：“我们现在特别容易想象和议论，说如果改革是另一种样子，国家将会怎样怎样。但如果真发生了那种没有发生的情况，那么无可争议，俄罗斯将淹没在血泊之中。”[3]
亚太国家研究（第3辑）大改革年代的民粹主义实际上，当时沙皇政权执行了相对独立的政策，它既没有听命于保守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而是坚持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早在1858年12月沙皇政权公布新的农民改革方案时，关注俄国事态的马克思立即发表评论：“如果说，俄国贵族认为他们的‘8月4日’（1789年）还没有来到，因而他们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末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4]很明显，马克思是把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区别于保守贵族的。
亚历山大二世不顾贵族的反对情绪而决定实行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其初衷主要是巩固国家政权及其军事力量，恢复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失去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但也应该看到，亚历山大二世和国家领导集团中的自由主义官僚希望改善俄国人民处境并提高其福利水平的志向也起了一定作用。“最高政权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各阶层的利益，以显示专制制度是全民族的、超阶层的力量。”[5]
改革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在俄国既不具备以革命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条件，又不存在能够推动国家实现西欧北美式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社会力量的情况之下，由沙皇政权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俄国从宗法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加快转变的决定性力量。列宁指出：“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可以对这‘一步’的大小和快慢展开争论，但是，这一步的方向是这样明确，并且由后来发生的全部事件说明得这样清楚，对它未必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6]
当然，改革具有妥协性和局限性，改革存在缺陷和不足。但是正因为改革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之上，俄国才得以在没有发生剧烈动荡和灾难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本转变。
大改革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影响。
一方面，改革给了千百万名农民自由，为市场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且改变了国内的道德气氛，在总体上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且，改革在开辟国家发展新道路的同时，避免了流血和破坏，“它的实现表明了在俄罗斯进行由政权倡导的和平变革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而差不多同时，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度是通过国内战争才实现的”。[7]
另一方面，改革在解决旧矛盾的同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传统社会受到强烈冲击，改革不仅不能使所有人平均获益，还使部分群体利益受损，新的不公造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虽然在法律上获得了解放，但仍被限制在传统的宗法制农民村社之中。在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农民缺地少地现象严重，农民经济步履维艰。
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经过前一阶段密集出台改革措施之后，改革进程放缓，进入了间歇期。同时，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许多尖锐和迫切问题未能得到及时解决，社会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国家治理方面也出现了诸如行政系统运转不灵、财政混乱等问题。
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不同社会力量对改革始终存在不同看法。激进知识分子认为改革不公正，也不符合自己的社会理想，因此反对改革，试图发动人民起来推翻现存制度。自由主义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社会改革缺乏延续性，仅仅在俄国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改革是不够的，更应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根本改造，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而保守派也不满和反对改革，认为社会骚动的根源在于试图迅速改变一切的、仓促草率的决定；自由主义的措施、社会的权利和自由、国家治理的代议制形式等，在其他国家也许是好东西，但是不适合俄国。
但改革有其自身的逻辑。自1880年开始，面对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宪要求和革命恐怖活动加剧的局面，亚历山大二世看到了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1880年2月5日冬宫爆炸事件后，亚历山大二世将哈尔科夫总督洛里斯-麦利科夫将军召至彼得堡，任命为最高管理委员会（该机构被授予保卫国家和君主安全的全权）主席。随后又任命其担任内务大臣，使他实际上掌握了除外交和军事以外的所有权力。
洛里斯-麦利科夫稳定社会的初步措施包括扩大地方自治权、缓和书刊检查制度、强制赎买土地以完成农民改革、让一些保守派大臣去职等内容。1881年1月28日，他向亚历山大二世呈递报告，提出了国家管理改革的方案，其要点是：成立由地方和城市自治机关、贵族以及政府代表组成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作为临时性的立法准备机构，就省级管理改革、地方和城市自治条例修订、取消农民临时义务、税收改革、身份证制度改革等问题拟订法律草案；法律草案提交总委员会审议，总委员会由沙皇任命的官员领导，由每省产生的两名代表组成；经总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法律草案最后应由国务会议审议，国务会议增补15名社会代表。[8]
洛里斯-麦利科夫方案虽然简单，并且强调准备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仅具有立法咨询性质，但它事实上引入了人民代表制的原则。洛里斯-麦利科夫试图通过让地方代表参加立法活动的方式调整专制统治，使地方精英能够参与政治，从而奠定新的政治生活的基础。1881年2月5日，亚历山大二世对此方案表示完全赞同，他很清楚这一改革的后果。3月1日早上，他在改革方案上签字后，对在场的两个儿子说：“我同意这个方案，我不讳言我们这是在走向宪制。”[9]
但在两个小时之后，亚历山大二世被最激进的民粹主义政党民意党炸死在冬宫附近的大街上。这也是大改革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激进革命运动达到顶点的标志。
二
民粹主义是1861年改革后俄国革命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大改革年代最主要的一个激进革命流派。
19世纪60年代初，激进革命青年掀起了一场虚无主义运动[10]。虚无主义者不服从任何权威，不接受任何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否定上帝、精神和灵魂，否定国家、法律和秩序，否定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否定现有生活方式以及被他们认为是多余的文学艺术创造。他们主张解放自然的人并使其不再受任何枷锁的束缚，希望创造一种超越历史的新生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虚无主义反映了当时激进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批判和破坏倾向。虚无主义者对文化价值的蔑视，包含着俄国激进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功利主义的目标而在手段方面蔑视直至否定所有道德价值的倾向。[11]虚无主义不可能长期只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转向政治领域是其必然的发展趋势。
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俄国雅各宾主义崭露头角。1862年5月，扎伊奇涅夫斯基所写的传单《青年俄罗斯》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传播。传单公开表达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惩罚性革命的渴望，[12]成为俄国雅各宾主义的政治宣言。1863年形成的以伊舒金和加拉科佐夫为首的革命知识分子小组最先开始了俄国雅各宾主义的实践活动。他们认为，刺杀沙皇将有助于推动人民的斗争，使俄国能够按照村社社会主义的原则得到改造。1866年4月，伊舒金小组成员加拉科佐夫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被判处绞刑。但这个小组的思想和活动，成为日后民意党恐怖主义的先声。
活跃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涅恰耶夫是非常极端的革命狂人。他否定现存的一切，主张“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他提出的由少数革命者控制全部社会生活的计划，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13]他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大规模恐怖活动的纲领。他建立了名为“人民裁判”的密谋组织，还策划暗杀了不满其专横做法的组织成员大学生伊万诺夫，以期“用血来巩固组织”。此事作为刑事案件遭到警方调查，涅恰耶夫本人潜逃国外，组织成员因谋杀罪而遭到司法审判，革命者的声誉遭到严重损害。
涅恰耶夫主义的失败促使革命知识分子思考斗争的目标和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民粹主义登上了俄国历史舞台，并迅速发展为俄国激进革命运动中的最大派别。激进革命运动在形式和规模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民粹主义”这个名词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是当时社会对新近出现的一种思潮和运动的称呼。苏联著名俄罗斯语文学家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在《词的历史》中指出：“19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一个新词：народник（民粹主义者），用来指称激进知识分子中一个社会政治流派的代表人物。该流派认为，农民是理想国家结构的唯一基础。中性名词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民粹主义或民粹派），形容词народнический（民粹主义的）。”[14]但那时对这个词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很明确的界定。美国著名俄国史专家派普斯则认为，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这个词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只是用来描述当时俄国激进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往往带有贬斥的意思。[15]
这个新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甫罗夫和巴枯宁。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拉甫罗夫在其著名的《历史信札》中系统表达了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向人民偿还欠债”的理论。据时人说，拉甫罗夫的书在1869年出版后，立即就成为“革命的福音书”，培养了70年代整整一代的革命青年。[16]
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巴枯宁也是民粹派青年崇拜的偶像。他认为，革命青年的主要任务不是开展宣传活动、启发群众的觉悟，而是立即举行暴动，消灭国家。革命者只要到民间去，联合优秀农民，沟通各个村社，就能使农民的零星行动汇合成全俄性的大规模运动。
拉甫罗夫和巴枯宁的理论创造和激情呼吁，酝酿并激励了1873～1874年大规模的“到人民中去”运动。[17]“到人民中去”的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民粹主义的核心内容：热爱人民、崇拜人民、发动人民、解放人民。列宁说，70年代“到人民中去”（到农民中去）运动发生于“颇有影响的民粹主义的鼎盛时期”。[18]
“到人民中去”运动的组织中心是民粹主义团体柴可夫斯基小组。1871年1月，在彼得堡召开了非法的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随后形成了一个本部设在彼得堡，在莫斯科、基辅、敖德萨、喀山等城市设有分部的民粹主义“宣传协会”，它通常因其领导成员之一柴可夫斯基（Н.В.Чайковский）的名字而被称为柴可夫斯基小组，其成员则被称为Чайковцы，即柴可夫斯基派或柴可夫斯基分子。柴可夫斯基小组成员总数稍多于100人，主要分布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等城市。柴可夫斯基小组不同意当时在学生运动中较有影响力的涅恰耶夫的思想和做派，尤其反对他的冒险主义行动计划。[19]克鲁泡特金认为，柴可夫斯基小组就是“产生于反对涅恰耶夫方式的愿望”。[20]柴可夫斯基表示，他们给自己确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宣传，为社会革命做准备。
柴可夫斯基小组深受民粹主义创始人拉甫罗夫思想的影响，同当时侨居国外的拉甫罗夫有联系，还参与了《前进》杂志的出版筹备工作。但柴可夫斯基小组并未完全追随拉甫罗夫，相反比拉甫罗夫更加激进，走得更远，在革命活动的方式问题上采取了介于拉甫罗夫与巴枯宁之间的立场。
1873年，民粹派青年中流行一种看法，即认为俄国的“社会革命”将在两三年内成为现实。为此，柴可夫斯基小组打算把工作重点转到农村中去，把分散在各地的力量组织起来。1873年秋天，开始为“到人民中去”运动做具体的准备工作：在瑞典建立了印刷所、编写印刷宣传材料、准备了农民的服装、安排自己的成员在专门开办的手工工场里学习农村用得着的手艺。在1873～1874年的那个冬天，柴可夫斯基小组成员阿列克谢耶娃和弗罗连科的住宅成为莫斯科的和打算经过莫斯科到农村去的各个城市民粹派青年的非法集中点。柴可夫斯基小组在欧俄的其他城市，也都建立了类似的据点。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民粹派青年在专门设立的作坊里学习木匠、鞋匠、铁匠等的手艺。他们模仿农民的语言，换上农民的服装，为的是获得农民的认可。
彼得堡是准备“到人民中去”活动的中心。当时事件的参与者回忆道：“在这个冬天，青年的彼得堡因极大的期待而真正处在沸腾和紧张之中。大家都急不可待地想要摆脱旧世界，为解放人民的力量而融入其中。人们无限相信自己的伟大使命，为此争辩是毫无意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宗教狂热，在这里已经没有理性和清醒思想的位置。”[21]克拉夫钦斯基后来把“到人民中去”运动形容为“某种十字军远征”。拉甫罗夫也把这个运动的参加者称为“社会主义的十字军战士”。[22]
1874年2～3月，几乎所有的革命小组都已做好了“到人民中去”的准备。随着春天的到来，无论是拉甫罗夫的宣传派还是巴枯宁的暴动派，无论是国家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青年离开家庭，放弃学业，成群结队地出发到农村去。他们通常带着冒用某个农民或市民姓名的假护照，怀揣革命书籍和小册子，从中心城市坐火车到外省，在某个小站下车，换上农民的服装，然后深入农村。一位“到人民中去”的宣传员穆拉夫斯基写了这样一首小诗：“护照、背包，带上一摞‘印刷材料’……迈开坚实的双脚，……很多计划，很多梦想。”[23]
“到人民中去”运动从莫斯科、特维尔、卡卢加、图拉等中部省份开始，很快发展到伏尔加河沿岸的雅罗斯拉夫、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萨拉托夫等省和乌克兰的基辅、哈尔科夫、赫尔松、切尔尼科夫等省。民粹派把伏尔加河、乌拉尔、顿河、第聂伯河地区作为开展宣传工作的主要地区，他们认为，这里的农民具有特别强烈的革命情绪，经常爆发农民起义，是产生了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地区。民粹派青年大体上是按照四条路径到农村去的：回自己家乡或者曾经有某种联系的地方；到最有利于开展革命宣传的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到南方的乌克兰省份；到外省各地城市组织当地的革命力量参加运动。
“到人民中去”运动参加者的成分很复杂，他们中既有主张通过社会主义宣传为农民革命做准备的拉甫罗夫的支持者，也有渴望立即发动农民暴动推翻现存制度的巴枯宁的支持者，还有试图接近人民、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服务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但总体上，大多数参加者受巴枯宁理论的影响更大。在巴枯宁思想的激励下，激进的民粹派青年以为，“只要划一根火柴，全民起义的大火就将燃起”。[24]
在1874年那个“疯狂的夏天”，民粹派青年以医护人员、土地测量员、教师、兽医、商人、手工业者、杂工等身份到农村去，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到人民中去”运动掠过一个个村庄，进行社会主义的“飞行宣传”，唯一的目的就是发动农民起义。[25]“到人民中去”运动的规模在那个时代已是相当广大的。据俄国司法部的材料，运动覆盖了俄国欧洲部分的37个省，保守估计其直接参加人数为2000～3000人。[26]
民粹派青年从城市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农村、了解农民，虽然在他们中间也有地主的孩子。“民粹派并没有建议农民诚实劳动、接受教育、提高农业文化水平，他们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鼓动农民准备起义。”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同农民交谈，向他们解释，为了达到消灭压迫、实现幸福和富裕的目的，就必须推翻现政权，建立“人民共和国”。[27]
然而，尽管民粹派分子对贫苦的农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真心想帮助他们获得解放，但他们的空想不为农民所理解，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实际问题。农民既不信他们的话，也不跟他们走，而是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城里人。当时的俄国农民在整体上仍是愚昧无知、极度分散、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他们也根本不像民粹派所设想的那样是“农民社会主义”的建设性力量。农民虽然对生活中很多东西不满，但他们不能理解这些自己什么都干不了却号召他们造反的奇怪的城市年轻人，他们更信仰上帝、相信沙皇。农民对于民粹派的宣传根本没有正面响应，而是把他们交给警察或者直接撵走。民粹派青年“在实践中不得不深信农夫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28]
“到人民中去”运动最后以悲剧收场。根据司法大臣帕伦伯爵给亚历山大二世的报告中引用的数据，一共逮捕770人，其中265人被关押，其余的被取保释放。[29]对“帝国境内革命宣传案”的侦查审理延续了3年，1877年10月到1978年1月对涉案的193人进行了审判，主要人员被判刑，大部分被告人被行政流放至北方省份。
“到人民中去”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粹派错误地估计了农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奥博多夫斯卡娅在1874年8月就绝望地表示，民粹派分子只是“在罗斯掠过”，他们不会得到“任何好的结果”。[30]
“到人民中去”运动的失败尖锐地提出了今后斗争的方式问题。下一步怎么办？1876～1877年，在巴枯宁组织人民暴动思想的影响下，乌克兰的民粹主义组织利用农民的君主主义情绪，采用伪造沙皇密诏建立亲卫队的方式，在基辅省奇吉林县建立农民武装，准备发动农民暴动，但这一计划最终破产。“奇吉林阴谋”的失败既说明俄国农民根本还没有任何政治意识，也说明民粹派革命者极端幼稚，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理想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和幻想。
在这种情况下，特卡乔夫成为革命民粹主义中新倾向的核心。特卡乔夫认为，人民不善于独立地进行革命创造，必须依靠由少数知识分子组织成的秘密团体，采取密谋方式，变革整个制度。他断言，沙皇专制制度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现在我们掌握着俄国历史的命运。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以他为代表的民粹派革命家给自己提出了唤起、加速、推动社会根本转折的任务。他们相信奇迹会像闪电般来临，“我们不能等待……俄国迫切需要一场革命，正是现在迫切需要革命。我们不允许任何迟延、不允许任何拖拉”。[31]
19世纪70年代末，主要的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黑土重分社和民意党。把密谋和暗杀作为基本斗争手段的民意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粹派青年。在对沙皇政府高官实施了一系列成功的刺杀行动之后，民意党人把目标锁定在亚历山大二世身上，并为此投入了自己的所有力量。从1879年开始，他们组织了多次针对沙皇的暗杀，其中包括令欧洲震惊的1880年2月5日的冬宫爆炸事件，并最终于1881年3月1日成功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民意党人的恐怖主义行动服从于一个目标：唤起暴动和革命。但他们所期待的局面并未出现，相反，民意党主要成员在一个月内先后被捕，革命民粹派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也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俄国革命运动一个阶段的结束。
三
为什么在俄国政权进行空前广泛深入的改革之时，民粹主义迅速发展、革命恐怖主义大行其道？我们有必要对俄国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探讨。
1.改革加快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尤其是促进了“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为民粹主义奠定了社会基础
19世纪上半期，等级特权的逐渐淡化和大学教育的发展为贵族以外等级的子弟提供了机会。不少小官吏、商人、市民家庭出身的青年，不愿从事教会职业的神职人员的子弟，退役军人或军人子弟，有机会通过接受现代高等教育而进入原先由贵族独占的社会生活领域。于是形成了“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32]这样一个新的群体，它所反映的是知识分子社会来源的多样化及其人数的增加。1861年改革前后，这类知识分子的来源进一步扩大到了农民。
虽然在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可以被视为激进革命者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但他们的人数增加和精神发展与激进倾向不断加强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33]如果说在赫尔岑的时代，贵族知识分子是激进革命思想的主要载体，那么到了大改革年代，虽然贵族知识分子在各种革命派别和组织中仍然是重要的力量，但新一代“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运动中发挥主要作用。
新一代“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无根性和边缘性。他们脱离了自己原先所属的那个社会等级，也不属于任何其他等级，存在于社会的边缘。这个新知识分子群体需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挣得生存必需的收入，而大改革引起的社会变迁为他们在文学、新闻、出版、教育、艺术等领域的活动创造了条件。他们一般通过撰稿、授课、出书等方式来维持生计。这种情况使他们同社会底层受压迫阶层比较接近，而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又有较高的文化需求。因此他们特别关心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习惯于从否定的角度、以极端的态度看待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参与社会改造的欲望。别尔嘉耶夫指出，这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青睐、其思想体系的非资产阶级性，在某种程度上便缘于此。[34]此外，由于近代俄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文化分裂，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仍然不能得到俄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他们“被历史赋予制造最极端意识形态的前提条件”。[35]大改革年代包括民粹派在内的各种革命流派，没有例外地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2.大改革年代的氛围，为当时西欧社会政治思想进入俄国提供了便利
早期民粹主义代表人物或是在大学中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或是有过在西方留学和生活的背景，他们都受到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将其与拉吉舍夫以来的俄国革命思想传统、俄国宗教分裂主义传统、赫尔岑开创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创造出了独具俄国特色的民粹主义。20世纪初的民粹主义者克伦斯基曾指出，民粹主义“这一特殊的俄国的运动，在精神上是同当时在欧洲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相联系的，在情感上则是与基督教相联系的”。[36]
而民粹主义中的暴力、密谋和恐怖倾向，是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体验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弗兰克说：“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都生活在一种信仰之中，对这种信仰的最好定义就是革命信仰”，“俄国知识分子的全部政治的和社会的激进主义、他们视政治斗争并且是最激烈方式的政治斗争——密谋、暴动、恐怖等等——为通往人民幸福的最切近、最重要之路这一倾向，完全来自这样一种信仰，即斗争、消灭敌人、对旧社会制度的暴力的机械的破坏本身，就能保证社会理想的实现”。[37]俄国产生了一种认为自己代表了下层民众主要是农民利益的社会政治力量，民粹主义就是其主要代表。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充满浪漫主义地设计理想的社会和未来，并试图在俄国农民和村社中找到希望。但由于这种理想和希望脱离俄国实际而在事实上不可能自然实现，他们便渴望通过剧烈的革命，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来促使其实现。
3.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是民粹主义生长的土壤
大改革虽然在总体上顺应世界潮流，有利于社会进步，但为了帝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以下层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在具体政策上往往忽略下层民众的利益和权利，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改革为强者提供了很多机会，但为弱者提供的保障太少，从而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社会转型的牺牲品。转型期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农民土地问题、农村人口进城之后的生存问题、工人劳动条件和劳动保障问题等，都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在改革政策的局限性已经显现、消极后果已经产生的情况下，俄国政府也未能及时适当地采取措施保障下层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弱化引起社会对立和冲突的因素。在俄国这样具有平等和平均传统的社会中，新的社会不公必然引起下层民众的不满，从而为民粹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合适的社会土壤。
在社会政治领域，19世纪60～70年代的改革尽管带来了一些变化，但远未改变俄国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知识分子想象中的民主还遥不可及。这样的改革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激进知识分子的要求，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强烈反差，激发了他们的否定情绪。他们“既反对改革纲领，又反对改革所采用的方法，因为他们希望自行领导改革。在他们看来，除非从上到下包括政府和国内经济都来一个彻底改革，否则改革就毫无意义”。[38]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正是在史无前例的大改革年代，激进倾向迅速发展，主张以暴力和革命为唯一有效的手段来改变现状的理论在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中广为传播。关注俄国事态发展的马克思曾在1870年2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俄国的现状再不能维持下去了，解放农奴自然只是加速了瓦解的进程，可怕的社会革命迫在眉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现在俄国大学生等等中间风行一时的学校青年虚无主义的现实基础。”[39]
4.俄国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环境，是民粹主义兴起的刺激因素
虽然大改革已经使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但沙皇政权既未能消除革命思想产生的根源和土壤，也没有为下层群众的利益诉求提供合理的渠道和出口。俄国不存在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不同阶层的利益博弈平台，结果是大量矛盾积累，社会处于持续紧张状态。
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也排除了知识分子以合法方式参与国家事务和实现政治理想的可能性。即便是19世纪60～70年代改革中最重要的地方自治改革，其目的也只是为社会上“有能力的人”提供一个对政府无害的活动范围，把他们的精力吸引到具体的地方经济和文化事务上去，从而把他们同政治隔离。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知识分子只能在哲学、文学等有限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思想，当他们试图以更明确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时，只会招来沙皇政权的镇压。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只能通过非法的反体制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只能以极端手段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民粹主义革命者顽强地进行斗争，最后发展到直接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反对现存制度，并以这种方式充当了下层民众代言人的角色。
四
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沙皇政权以大改革推动现代化、实现社会转型，是唯一可能的发展道路。[40]
大改革年代民粹主义的兴起，源自下层民众对政权主导的现代化的怀疑和排斥，源自他们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公正的反抗。在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之时，民粹主义思想和运动反映了俄国社会庞大的下层居民的生存状态和利益诉求，代表了在国家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上的一种选择，对转型期的俄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沙皇政权主导的俄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权与社会之间、特权阶层和下层百姓之间矛盾的发展。民粹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活动的开展加剧了俄国社会上下层的分裂和对抗，加剧了社会下层居民对现存制度的敌视和否定，促进了他们革命情绪的形成和发展，也在客观上迫使沙皇政权进行改革。
在俄国社会急剧转型的19世纪下半期，革命民粹派无所畏惧地选择了与强大的沙皇政权进行斗争的道路。但他们受到俄国历史条件的制约，未能形成自己的完整的意识形态，缺乏基于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关于价值体系和政治纲领的系统论述，而基本停留在批判、否定、空想的层面。革命民粹派对俄国的改造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政权已经开始进行重大改革的时候，继续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绝对否定改革，决意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实现翻天覆地的变革，从而实际上把自己排除在俄国公开的政治进程之外，也使得俄国社会转型之路更加崎岖曲折。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并未达到唤醒群众起来革命的目的，而只是中断了改革进程，迟滞了俄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彻底改变了俄国后来发展的历史”。[41]
沙皇政权对民粹主义运动也采取了绝不容忍的态度，简单地将其定义为邪恶力量，采用行政和司法手段进行打压和惩罚。1871年俄国开始实行行政流放制度，被怀疑参与革命运动者可以不经司法调查就被流放。[42]7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最活跃的时期，沙皇政权先后组织了多次对民粹派革命者的审判。但政权的这种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严厉的镇压只会进一步激怒民粹派革命者，为更加暴烈的反政府思想和活动营造合适的政治氛围。
同时，沙皇政权在对民粹主义进行压制和惩罚的同时，没有加快实行社会和政治改革、削弱民粹主义激进化的社会和政治因素。相对于社会的要求，沙皇政权的反应经常是滞后的。在1861～1881年的20年间，改革时有停顿，改革带来的新问题也未能得到及时解决，结果使得转型期的俄国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发酵。
但尽管如此，俄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危机是成长与发展的危机，危机本身还是可以通过进一步改革来克服的。[43]沙皇政权在迟疑之后，表现出自己还有能力通过继续改革来缓和矛盾、推动社会发展。1880年底到1881年初，政府着手准备国家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但是为时已晚。亚历山大二世死于民意党人的炸弹，标志着改革在与革命的竞赛中遭到失败。在此之后，沙皇政权把改革限制在经济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则是收缩甚至倒退。到1917年，政权已经丧失了对社会进行调控的能力。
可以说，在大改革年代，在俄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作为威权存在的沙皇政权与社会力量代表之一的民粹派，其思维和行为都受到俄国历史的制约和传统的影响，他们都未能驾驭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其结果是俄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
[1]姚海，苏州科技大学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历史学系教授。
[2]民粹主义这个词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或稍晚，初时只是用来指代和描述当时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个流派。在19世纪90年代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命运和俄国革命未来发展的大论战中，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把所有那些否认资本主义进步性的激进分子都称为民粹派。苏联（俄罗斯）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概念的解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民粹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而广义的民粹主义涵盖了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的革命思想和运动。但在实际解释19世纪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时，这两种概念经常混淆。当代俄罗斯学界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即用“俄国革命激进主义”来概括19世纪的革命运动，而让“民粹主义”回归其本位，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的一种革命思潮和一个革命派别。
[3]Ф.М.Лурь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после отмены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 и его отмен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Пб.：ЭЙДОС，2005.C.6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第719页。
[5]Арсланов Р.А.，Мосейкина М.Н.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http：//www.humanities.edu.ru/db/msg/1249.
[6]Кавторин В.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 и его отмен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Пб.，2005.C.73.
[7]Дневник Д.А.Милютина，т.4，1881-1882.М.，1950.С.61-62.
[8]参见〔俄〕Б.Н.米罗诺夫《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年）》，张广翔、许金秋、钟建平译，钟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13，第3～6页。
[9]Дневник Д.А.Милютина，т.4，1881-1882.М.，1950.C.61-62.
[10]俄文“нигилизм”。这个词被用来称呼19世纪60～70年代那些否认一切社会规范和权威，推崇唯物主义、非道德主义的激进青年的运动。
[11]Ахиезер A.С.Россия：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T.1.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7.С.250.
[12]Молодая Росс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Е.Л.Рудницкой.М.1997.С.14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470页。
[14]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Историяслов.http：//wordhist.narod.ru/pred.html.
[15]Abbott Gleason，Young Russia：The Genesis of Russian Radicalism in the 1860s （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80），p.33.
[16]Троицкий Н.A.Первые из блестящей плеяды.《Больш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опаганды》1871-1874 гг.Глава I.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состав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основы Больш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опаганды.http：//scepsis.net/library/id_2864.html.
[17]俄文“Хождение в рарод”，国内通常译为“到民间去”，但此处译作“到人民中去”似更为合适。这一运动开始于1873年，1874年春夏达到高潮。
[18]Ленин В.И.Полн.собр.соч.Т.22.С.304.
[19]参见чайковцы//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http：//slovari.yandex.ru.Николай Троицкий.Первые из блестящей плеяды.《Больш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опаганды》 1871-1874 гг.Глава I.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состав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основы Больш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опаганды.http：//scepsis.net/library/id_2864.html。
[20]Кропоткин П.А.Записки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1966.С.272.
[21]Чарушин Н.А.О далеком прошлом.М.，1973.С.202.参见Троицкий Н.A. Первые из блестящей плеяды.《Больш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опаганды》 1871-1874 гг.Глава IV.Больш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Гибель Общества.http：//scepsis.net/library/id_2955.html。
[22]参见Троицкий Н.A. Первые из блестящей плеяды.《Больш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опаганды》 1871-1874 гг.Глава IV.Больш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Гибель Общества.http：//scepsis.net/library/id_2955.html。
[23]Вольная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Л.，1959.С.358.
[24]Чарушин Н.А.О далеком прошлом.М.，1973.С.201.
[25]Итенберг Б.С. Хождение в рарод.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https：//dic.academic.ru/dic.nsf/bse/147620.
[26]参见Кропоткин П.А. Записки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1966.С.286。
[27]Сахаров А.Н.Боханов А.Н.Шестаков В.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М.，2011.http：//referatwork.ru/history_russia/section-151.html.
[28]《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55页。
[29]转引自Геллер М.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Том 3，М.，1997.C.105-106。但根据另外一些说法，逮捕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从1000人、1500人至3500人甚至4000人不等。遭到逮捕的不仅有直接参加者，还有运动的支持者、同情者以及受怀疑者。参见Троицкий Н.A.Первые из блестящей плеяды.《Больш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опаганды》 1871-1874 гг.http：//scepsis.net/library/id_2955.html#a30。
[30]Троицкий Н.A.Первые из блестящей плеяды.《Больш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опаганды》 1871-1874 гг.http：//scepsis.net/library/id_2955.html#a30.
[31]转引自Ахиезер A.С.Россия：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T.1.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7.C.250。
[32]俄文“разночинцы”。这个名词在国内被译为“平民知识分子”，并得到广泛使用，但这样的翻译并不准确。“разночинцы”的基本词义是“各种地位、身份的人”。在19世纪，它指的是除贵族以外各等级的知识分子。按照当时俄国的等级划分，贵族之外还有神职人员、荣誉公民、商人、市民、哥萨克、农民等不同等级，不宜将其一概称为平民。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著名革命者均来自神职人员甚至较高职位神职人员家庭，所以简单地把他们称为“平民知识分子”是不妥的。
[33]参见Nahirny Vladimir C.，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From Torment to Silence （London，1983），p.13。
[34]参见〔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4页。
[35]参见Polan，A.J.，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157。
[36]转引自Сахаров А.Н.Боханов А.Н.Шестаков В.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М.，2011.http：//referatwork.ru/history_russia/section-151.html。
[37]〔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81、63页。
[38]〔美〕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蒋学祯、王端译，谭汝谦、汤象校，学林出版社，1996，第122～12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428页。
[40]参见姚海《19世纪中后期俄国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探讨》，《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41]〔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第72页。
[42]Борисов Н.С.и др.Ключ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а.М.，1993.С.74.
[43]参见〔俄〕Б.Н.米罗诺夫《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