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霍布斯鲍姆把1870～1918年视为民族主义的转型期，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于1789年的民族政治理念与新意识已经发展成为自觉清楚的民族意识，欧洲的许多民族开始觉醒，认为自己“已成为历史的主宰力量。他们要求掌握国家行政大权，成为左右政权的最高机制，并为他们的政治自决权奋战”[1]。因此，政治民族主义带来的民族问题不断成为欧洲民族国家和政府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要内政问题。一战以后，欧洲更是按照威尔逊原则进行战后修复，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就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帝国主义民族问题的凸显期，这时民族问题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成为不得不回应的理论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伴随着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历史步伐，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日趋成熟，影响越来越大，其“著述绝对形成了民族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高峰”[2]。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基本理论支撑和价值原则。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设中得以具体实践和运用，这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分析民族问题提供了经验总结和教训。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欧洲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不同于第二国际的消极革命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积极迎合革命高潮，分别领导了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但是“欧洲没有任何国家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政策进行重建的。有史以来第一次，欧洲这块拼图几乎全都是由民族国家拼凑而成，而且这些国家全都拥有某种资产阶级式的国会民主”[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主要源于对欧洲资本主义“成熟的民族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失败结果的理论反思。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关注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发展，关注欧洲民族统一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及其种族主义的产生进行了批判，揭示其产生的原因，从而形成了他们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认识。
一 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逐渐成熟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在批判地吸取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民族平等的合理内核并对其进行无产阶级改造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民族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并制定了无产阶级处理民族关系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策略，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即马克思主义民族观。”[4]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在处理和解决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内外复杂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使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思想体系更加完整和更趋于实际。斯大林直接领导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工作的实践，并在相当范围内指导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在革命建设实践基础上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建设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第一次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了系统化的归纳和发展”[5]。当然，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偏离和发展中所犯的严重失误也是不能忽视的。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产生及其基本线索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同时，也在支持欧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开始了对于民族问题的探索。”[6]在《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他们对民族平等问题、民族形成问题、民族与生产力的关系等问题的初步看法。之后，在《论波兰》、《共产党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著作中，他们进一步深刻论述了民族问题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民族压迫和剥削产生的根源、民族解放的必要条件、民族形成发展的序列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等重大问题。他们的研究和探索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基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把民族视为一种历史过程，有其产生、发展及消亡的固有规律，他们认为民族发展的动力是生产方式变革，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决定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7]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论述，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早期民族或原生民族的形成，或可说为民族的起源；一种是现代民族，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关于早期民族的形成，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民族或族类共同体的形成。这样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但他们没有专门的文章和著作讲这个问题，而是在论述前国家社会或原始社会发展史时大量涉及”[8]。相对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着重研究的是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问题。他们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9]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猛发展对统一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统一市场提出了要求，资产阶级必然要起来反对封建割据制度，正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是进步的历史趋势，因为它实现了国家统一，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交流和发展，促使落后民族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他们这样说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全球化趋势的规律。人们公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对全球化现象进行了陈述。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曾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影响的生动描绘为我们展现了全球化早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和本质。对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使用了四个分析概念：资本主义扩张、世界交往、世界历史和世界革命。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全球化的不同维度、内容、动力以及产生的根本性影响”[12]。这四个概念能揭示出全球化的本质或者某些重要特征、重要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其中，“世界交往”概念与“全球化”概念的重合程度最高，更适合用来概括全球化这个历史现象。
在肯定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形成的进步性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13]因为标榜“自己是最强大的、代表民族的阶级”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只是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真正的民族利益，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建立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政治上实行“虚假民主”，经济上残酷剥削作为绝大多数人民的工人阶级，完全违背了他们领导人民大众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族国家时倡导的民主、平等口号。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工业生产还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14]。
面对资本主义的民族压迫，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阶级对立是民族对立的根源。“人对人的剥削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15]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民族剥削、消除民族对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实现。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6]因此，他们向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坚持“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原则，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也看到，实现大联合的主要障碍就是工人阶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谈到爱尔兰问题时，他们指出：“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间的民族对抗，在英国至今还是横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一切运动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因而也是英国和爱尔兰的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之一。”[17]为此，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问题，指出资产阶级用“空洞和图谋私利的爱国主义”来挑拨民族间的矛盾，妨碍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联合，所以工人阶级一定要处理好“爱国主义”和阶级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关注，还不仅仅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而产生的以民族国家独立为核心的思潮和实践，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属性以及在社会革命中表现出的消极面和保守性，决定了自一开始它就是无产阶级民族观的对立面，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对象。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和参与的无产阶级革命还属于初创期，当时的欧洲除了西欧几个国家之外，包括德国、意大利在内的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所以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协助和推动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然而，民主主义如果不以民族为基础，如果不在民族国家范围内”[18]，就不能实现和运行。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向来都与民族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支持也必然要和对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合为一体。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运动十分关注，明确支持欧洲1848年革命、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以及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民族主义理论逐渐丰富。1848年革命引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运动性质的思考，他们以是否反对本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为标准来区分革命的民族、民族运动和反革命的民族、民族运动。波兰地处欧洲地缘中枢，是欧洲大陆大国争霸以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斗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波兰民族运动始终给予高度关注，做了非常多的论述。其中就明确指出了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意义：“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民族独立实际上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19]对于德国问题，恩格斯在《关于德国的札记》一文中从经济、民族发展与交往等方面对德国当时未能实现民族统一的原因做了深刻分析：“（1）在德国封建主义的发展迟于那些经过征服的国家。（2）德国包括有一些法兰西人和斯拉夫人的地区，而且它把意大利视为自己的财产，把罗马视为自己的中心，因而它不是一个民族综合体。（3）因为，这是主要的，各个省以及一部分省和另一部分省之间是完全隔绝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往来等等。”[20]对爱尔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他们不仅对爱尔兰的历史、文化特性、爱尔兰民族独立的策略目标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还通过对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具体论证“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最伟大范例”[21]。面对19世纪中期亚洲掀起的反殖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强烈谴责英国殖民主义的侵略暴行，科学分析殖民主义和民族革命问题的关系，形成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基本观点，其中包括“近代殖民主义产生、发展的根源及消灭途径”，“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任务和意义”，“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观点”等。[22]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提出了英国殖民统治“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以及“野蛮的征服者”总会“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的经典论断。[23]另外，维护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必然会涉及怎样理解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民族的权利问题。关于“民族自决”的主体该如何界定的问题自19世纪初已成为欧洲“文明世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恩格斯对此也发表了观点。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中对自由主义的“民族原则”进行了批判，他说：“现在说的已经不是Nations［民族］，而是Nationalities［民族］了”，而且在当时“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不同的民族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之下。……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它的本身的某些处于边远位置的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在多数情况下参加了某一其他民族的民族生活，以至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于是，政治上形成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大都在其内部有了一些外来成分，这些外来成分构成了同邻邦的联系环节，从而使本来过于单一呆板的民族性格丰富多彩起来，这毕竟是一件大好事”。[24]可以看出，当时的恩格斯没有注意到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独立斗争的趋势，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平等权利。他主要围绕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来思考，认为既然欧洲工人阶级要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就要坚定支持各国的民族独立，建立和维护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且，当时沙俄和路易-拿破仑鼓吹“民族原则”，只是为了借机把各国“小民族”和“民族残余”纳入由沙俄主导的“泛斯拉夫主义”国家体系。恩格斯否定泛斯拉夫主义就必然要否定这些“小民族”的民族运动，也自然不能承认他们的所谓权利。到恩格斯晚年时，他对“民族原则”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开始认同“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25]，把“民族原则”的范围扩大到了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所有民族。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对泛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批判也值得关注。对泛民族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批判上。恩格斯指出泛斯拉夫主义代表旧的生产关系，是俄国主导的欧洲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骗术，是反革命、反民主的民族运动。“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地区，到处都掩盖着所有这些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自称为自由而战，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一边。”[26]在此，恩格斯树立了一个判断民族运动性质的标准：是否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新时代的文明进步趋势。关于沙文主义，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27]因此，马克思提及的沙文主义可以视为民族主义的一种类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沙文主义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对普法战争期间的法国和沙皇俄国身上。普法战争开始后不久，恩格斯就将战争的根源追溯到法国的沙文主义。马克思对法国沙文主义的性质和表现也做了深刻揭露：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28]。
从国际主义原则出发倡导阶级团结联合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29]。“一般而言，‘民族平等’是资产阶级最先提出，但准确讲是源于民族主义理论。”[30]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吸纳改造资产阶级的民族平等观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在他们的民族理论形成之初，“针对阿伦特等人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等民族的民族主义论调，恩格斯指出，民族与民族之间根本不存在优劣之分，虽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在历史发展状态上有差异，但各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都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31]。他们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论证民族优劣问题。首先，从空间上看，“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种优点”[32]，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优势。而从时间上看，民族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从而有可能使先进的民族变成落后的民族，使落后的民族变成先进的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永远优越于其他民族，一个民族妄想领导其他所有民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是极端有害的东西。此外，恩格斯还指出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民族平等具有时代性。从“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几千年”[33]。因此，“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34]。资产阶级宣布自由和平等为“天赋人权”，但“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不受法律保护，种族特权被神圣化”[35]。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坚持的平等观仍然是不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族平等观与资产阶级的民族平等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要求的民族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36]
在揭示资本主义民族问题和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和战略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科学预测了民族交融、消亡的未来前景。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因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37]。1847年，恩格斯在回答“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的问题时明确讲道：“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38]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尤为关注。他们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其实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变革的一条导火索，“犹太人问题”也为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人的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这一进程中，也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种族问题认识的深化过程，他们对犹太人问题的具体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民族问题和种族问题的范例。
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犹太人还面临着如何摆脱特权的压迫，获得平等政治权利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被称作“犹太人的解放”。1841年底，德国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四世颁布《内阁敕令》，提议在新的立法中禁止犹太人参与公共事务，设置犹太人同业公会，从而把犹太人再一次禁锢在主流社会之外。这项退步的法令引起了不少学者对“犹太人问题”的激烈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参与了针对鲍威尔的论战，这一论战，从1842年冬鲍威尔发表《犹太人问题》，一直延续到1846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经历了三个回合。在这一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途径，而且最终形成了消灭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的唯物史观。
在讨论中，鲍威尔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犹太人问题的症结是宗教信仰问题。他指出，犹太人信仰的宗教“是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整体，他们承认人权的前提是承认、恪守宗教”[39]，他们受惩罚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戒律（Gesetz）、生活方式和民族性（Nationalität）”，“他们受压迫的原因是他们坚持自己的戒律、语言和整个本质”[40]。所以，“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的命运是自己造成的，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碰到的是自己本身的结果，因此，他们也不能有什么怨言”[41]。他认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都只有消灭他们宗教信仰的特殊本质，“承认人的普遍本质并视之为自己的真正本质”，他们“才能把自己视为人，而且互相把对方作为人来对待”。[42]马克思中肯地总结了鲍威尔的观点：犹太人应该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不过其前提条件是基督教国家不再以基督教为国教，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也不再以自己的宗教为信仰。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观点进行了以下反驳。其一，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作为神学问题来处理，没有联系实际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如美国那样的情况：“国家不再从神学的角度对待宗教”，而“从政治的角度来对待宗教，对这种关系的批判就不再是对神学的批判了。这样，批判就成了对政治国家的批判”。[43]其二，鲍威尔把宗教思想视为犹太人生活苦难的原因，把特权思想视为特权制度的原因，颠倒了世俗局限性和宗教局限性的因果关系。马克思指出，宗教存在的根源“只能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应该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束缚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束缚”，“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44]其三，鲍威尔“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45]。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进行了区分，并分析了“政治解放”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以及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景。他认为“政治解放”仅指“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46]，亦即从国教中解放出来，摆脱宗教的束缚，而并不需要个人也摆脱宗教。政治解放撇清了人的政治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关系，使得宗教信仰不再是取得政治权利的前提条件，真正实现了信徒政治权利的平等。马克思同时也指出，“政治解放”使“人的解放”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47]。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存在前提，但市民社会中的人是“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48]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是相互对立的，市民生活的利己主义会制约政治生活的普遍性，在国家中被“看做是类存在物”的人，只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49]对于犹太人问题，马克思认为它也“归结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世俗分裂”[50]。“政治国家的成员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人把处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做他的真实生活；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与人分离和疏远的表现。”[51]所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克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要素才能废除犹太教的问题”[52]，因此，应该到现实的犹太人那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马克思指出，犹太教的世俗基础就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金钱。所以，犹太人的现代的自我解放就是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对犹太人的上述批评，是因为他观察到了西欧社会中的犹太高利贷者及商人把商业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养成了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习性，而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本质特性。这样，马克思把对犹太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由此，马克思把鲍威尔的宗教批判变为市民社会批判，开始从经济关系入手理解、解决犹太人问题，但此时这种认为消灭宗教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消灭市民生活中的异化要素来实现，即通过消灭货币制度来实现的观点还比较抽象。
面对马克思的批判，鲍威尔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犹太人问题“既是宗教的、神学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53]。其中涉及的政治问题在于，启蒙运动没有赋予人民废除宗教所需要的科学批判能力，相反“革命在启蒙时期带来了民族性的发展”，而“群众是民族性的利己主义在革命战争中耗尽以后残留下来的迟钝东西”[54]。群众“懒惰、肤浅、自满自足”，“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他们是进步最大的敌人”。[55]所以，群众是批判“必须首先研究的对象”[56]。这样，鲍威尔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群众，认为只有通过精神批判，才能提高群众的普遍的自我意识，进而废除宗教，实现人的自由。可以看出，鲍威尔把自我意识达到普遍性所实现的自由视为历史的“最终目的”。针对鲍威尔的思想“修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问题在于“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但是“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57]。他们进而从“现实人道主义”的视角来批判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把历史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而非真理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把群众视为历史的主体，提出推动历史发展的并不是纯粹思维领域内的‘批判’，而是群众的现实的斗争”[58]。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再一次批判了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思想。他们指出，鲍威尔认为人是靠批判的行为才被创造的思想，把精神和群众极端尖锐地对立起来，像这样“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以为他们无限地超越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偏见。他们根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业绩是历史性的”[59]。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已站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基上对鲍威尔进行批判，他们透过经济关系来分析思想产生的现实力量，提出思想的力量是由孕育了思想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经济关系决定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60]。他们描述了由分工形式的演变所造成的所有制形式的变迁，提出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61]，“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揭示了民族、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过程，预测了民族消亡的前景。他们把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革命问题联系起来，使民族解放运动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63]。他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目标为根本出发点，把对民族主义的认识置入“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视野”，着眼“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大目标”，“对涉及民族主义的现象、性质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丰富的论述，他们鞭挞和批判民族主义的消极性、反动性，借助和吸纳其积极性和进步因素，不仅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联系”，而且科学分析了“无产阶级对于民族主义运动应有的正确态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64]他们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确立了民族平等的核心原则，更重要的是，通过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来废除私有制，消灭民族剥削和压迫之根源，“将‘民族平等’从资产阶级的空谈变成了具有牢固基础的社会目标”[65]，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民族平等指明了明确的方向。他们确立了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超越民族、地域、国家的局部利益来思考理论的使命和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以上基本观点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确了根本方向。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和俄国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为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出现的现实民族问题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多更复杂，所以列宁对民族问题的论述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多，“这样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思想体系更加完整，更加适应新的时代需要”[66]。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列宁对民族发展规律及民族问题认识的深化。
列宁明确指出：“‘没有历史的民族’的例子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除非在乌托邦），要找，只能到历史的民族之中去找”，“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67]只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民族“正在或将要走向消亡的现象”不同的是，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民族的“消亡则是比较具体的、分阶段的、并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了”[68]。正因为如此，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认真考察了资产阶级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著名的“两种趋势说”。列宁承认“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规’，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一种例外。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69]，然而，对于西方先进国家而言，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后，“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下降的、没落的、内在死亡的、反动的阶级”，“上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已经被最反动的、衰朽的、过时的、走下坡路的、趋向没落的金融资本反对新生力量的斗争所取代”[70]，旧的民族国家已经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鉴于此，列宁重点研究了“标志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的第二个趋势，伴随这一趋势的是“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的过程，是不断实现民族交融的过程。列宁明确指出，同化就是指在非“强制性的”或者不“依靠特权”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失去民族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71]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上推进的民族同化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这种趋势每过10年就显得更加强大，并且是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72]列宁特别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移民问题，用它来举例说明资本主义的同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意义。“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移民方式。……这样，数以万计的工人就奔向几百几千俄里以外的地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强行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使他们离开穷乡僻壤去参加全世界历史性的运动，使他们面对一个强大的联合起来的国际工业主阶级。”“毫无疑问，资本家剥削移民工人丧尽天良。但是，只有反动派才会无视当前这种移民的进步意义。不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不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阶级斗争，就谈不到也不可能摆脱资本的压迫。也正是资本主义吸引全世界劳动群众参加这场斗争，不断打破地方生活的沉寂和保守状态，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偏见，把来到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最大的工厂和矿山的各国工人联合起来。”[73]列宁同时强调，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将长期存在，即使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它们也还要保持很久。因此，共产党在制定民族策略和政策时，“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以使之“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并正确地加以运用，而不要急于去“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74]
因为民族、民族差别将长期存在，由此民族问题也具有长期性。而且，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使民族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突出，所以也越来越重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消灭了产生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但各民族的不同的具体利益的长期存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猜疑和民族不信任感的残余还会在不同程度上长期存在。正因为如此，列宁发出了许多重视民族问题长期性和重要性的警示。
同时，列宁也研究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问题。“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在民族问题上应当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就是：第一，要求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和完全平等；第二，要求国内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75]从政治制度层面讲，列宁指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民主，“民主发展得愈彻底，民族斗争就变得愈弱、愈无害”[76]。“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在整个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机构方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那种十分近似民族和平的局面”[77]。对于俄国而言，列宁认为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办法。他指出，“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凡是居民生活习惯特点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国内的各个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我管理和自治”[78]。
另外，列宁特别提到对民族问题一定要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在尊重各民族自身特点基础上探索每个民族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他这样说道：“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79]
列宁时代最突出的问题无疑就是民族主义问题，列宁对民族主义问题高度关注，在反对各种民族主义思想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
第二，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在此方面，列宁阐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性质及其特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根本区别，同时也批判抽象地反对民族主义，区分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支持民族主义的界限。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80]“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口头上承认民族平等，行动上则维护（常常暗中，背着人民）一个民族的某些特权，并且总是力图为‘自己的’民族（即为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大的利益，力图把各民族分开，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力图发展民族的特殊性等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最喜欢谈‘民族文化’，强调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从而把不同民族的工人分开，用‘民族的口号’来愚弄他们。”[81]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坚持“在各民族享有最完全的平等和国家实行最彻底的民主制的条件下使所有民族的工人统一起来”。[82]列宁强调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指出“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83]，只有彻底摆脱阶级压迫，实现经济解放之后，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充分自由才会必然到来。因此，“要作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只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84]。
列宁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经常培养民族主义的偏见，以“诱使无产阶级群众放弃他们本身的阶级任务，使他们忘记国际的阶级团结的责任”[85]。因此，“社会主义者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作斗争”[86]，“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87]，“精致的民族主义就是……在最漂亮和最动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治或独立’等等利益的借口下鼓吹分化瓦解无产阶级”[88]。当然，列宁也反对抽象地提民族主义，他为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民族主义划分了一条很细微的界线：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维护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无条件支持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坚持打倒一切民族压迫，取消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一切特权。如果超出这些受一定历史范围的严格限制的界限去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而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89]
同时，列宁告诫：“社会民主党应当竭力提醒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使他们不要被‘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直接蒙蔽，因为资产阶级正在想方设法用关于‘祖国’的花言巧语来分裂无产阶级，使他们不去注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别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以及同沙皇君主政府结成联盟的把戏。”[90]为了揭露和批判这一现象，列宁对“祖国”这一概念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含义和“保卫祖国”的正确方法，以澄清“保卫祖国”和“工人没有祖国”的区别。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大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的“保卫祖国”是欺人之谈，是替战争辩护，只有被压迫者（例如殖民地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即施行压迫的大国而进行的战争，是真正的民族战争和“保卫祖国”的行为。
列宁不仅区分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而且区分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他既反对大民族的沙文民族主义，也反对小民族的民族“分立主义”，因为“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大国比小国能有效得多地完成促使经济进步的任务，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任务”[91]。
第三，列宁开始明确民族平等的实质性内容。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中，把民族平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纲领和实践目标，赋予了民族平等丰富的内涵。
首先，列宁把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宗旨，指出了无产阶级民族平等观的根本内容和实现保障。列宁把是否坚持各民族平等，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之一，他指出：“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92]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的民族平等口号，是抽象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要求民族平等实际上往往就等于鼓吹民族特殊性和沙文主义，而且这种要求又经常是同鼓吹民族分裂和疏远同时并进的。”[93]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民族平等观与抽象的和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族平等观的不同在于：“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94]列宁还强调，通过完善民族法制来保障民族平等的真正实现：“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背离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有可能解决。”[95]“社会民主党要求颁布一项全国性的法律，以保护国内任何地方的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96]；“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分”；“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97]
其次，列宁开始使“民族平等”的实践倾向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他明确谈道：“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同完全平等的原则是分不开的”[98]，“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且要求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99]。列宁谈到的权利除了政治、经济权利，还包括文化、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的权利。他指出，党“要照顾到各该民族在文化上和生活上的特点”，“应该召开各该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专门代表会议”，“在党的地方的、省的和中央的机关中应该有少数民族代表，成立文艺、出版和鼓动等专门小组”[100]；“尽力帮助每个民族得到独立自由的发展，帮助它们多出版、多发行本民族语言的书报”[101]。列宁还特别提到了当时争议比较大的关于是否使用俄罗斯语言的问题，他明确反对强制性使用俄罗斯语言。他承认使用俄罗斯语言对许多弱小民族和落后民族有进步作用，但是认为如果强迫少数民族使用俄罗斯语言，会造成少数民族的心理抵触，加深敌对情绪，造成无数新的摩擦。他指出：“经济比心理因素更重要”，“俄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它正在使俄罗斯语言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102]这样让少数民族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需要自愿掌握俄罗斯语言，更容易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形成团结的民族关系。
为了实现完全的民族平等，列宁还提出要对少数民族“让步”，要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他指出：“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103]在1921年的俄共（布）十大决议中，列宁将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作为俄共（布）一项迫切的任务而向全党提出来。
此外，列宁还将“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联系起来，使其成为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思想武器。按照列宁的思想，实现民族自决权，使各民族都有从异族压迫下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是民族平等在政治上的最高表现。在资本主义时代，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以民族自决为前提的民主的国家制度。
第四，列宁民族自决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理论的创新。
民族自决是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革命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支持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必然也支持民族自决权原则。他们在论及波兰问题时，明确指出：“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和在民主与社会基础上恢复波兰”，“有关的居民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104]
列宁根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特点，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理论做了完整的阐发，他明确了“民族自决”的含义，把民族自决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
列宁指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105]他把民族自决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106]。可以看出，列宁也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将“民族自决”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民族”，但是，这并不是对“民族”资格而言，而只在于强调被压迫民族摆脱民族压迫和奴役的“权利”，把它视为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无产阶级民族平等观的体现。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主要应用的是两个场合：一个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即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自决；另一个是沙俄帝国内的各民族自决。二者都是要实现全世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代表的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利益。
对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107]他把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分为三类：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欧洲东部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半殖民地国家以及所有殖民地。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民族共同体早已过时了，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全民族的任务’。因此现在只有在这些国家里，才可以‘炸毁’民族共同体，建立阶级共同体”[108]。但是，在整个东欧乃至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不发达的国家里，“这里的民族通常还是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客观上还有全民族的任务，即民主的任务，推翻异族压迫的任务”[109]。其中英、法、德、意、奥、俄等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一直推行掠夺殖民地、压迫其他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治，唤起了千百万人争取民族生存、摆脱反动“大”国压迫的政治。东欧地区民族斗争特别尖锐，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已经发展起来。而占世界人口70%左右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或者已经很强大，或者正在发展和成熟”，这支力量从20世纪初开始，已经不断发展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原先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大得多。”[110]因此，列宁指出，“对于东欧和亚洲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在民族运动兴起和加剧的时代，在独立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时代，这些政党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务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彻底、认真、诚心诚意地捍卫民族平等；另一方面是主张该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建立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联盟”[111]。列宁就这样把民族自决权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通过团结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思想确实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给予帝国主义严重打击。
同时，列宁也把民族自决视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俄国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和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问题。通过宣传民族自决权思想，俄罗斯无产阶级把俄国绝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发动起来，把各民族反对沙皇帝国主义的斗争同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斗争结合起来，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在《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宣布：“凡是过去受沙皇政府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都享有自决权，直至这些民族同俄国分离的权利。”[112]他指出：应该“根据每个民族享有自决权的原则，苏维埃俄国赋予其境内各民族以自治权，并支持它们建立地方共和国。只有实行这一原则才能建立起存在于苏维埃俄国各民族之间的以相互谅解和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兄弟关系。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俄国的各民族强盛起来并联合成一个强大的、能同包围我们的无数敌人抗争的大家庭”[113]。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列宁在民族自决权、民族殖民地解放运动、各民族平等团结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纲领、政策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初步论证了民族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为制定无产阶级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三）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杰出贡献及其严重失误
斯大林直接领导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工作的实践，并在相当范围内指导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他和列宁一样，在处理和解决国内外复杂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和《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等论著中，斯大林集中表达了他的民族思想。其中于1912年底至1913年初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被列宁称赞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中阐述俄国党的民族纲领原则首屈一指的文章，此文“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纲领和政策，从理论上论述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纲领及其理论基础，指明了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被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14]
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理论问题上，基本坚持并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民族定义，科学预测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经济发展繁荣至融合的未来道路，正确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及其存在的国内外原因，强调“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总的来说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115]。他在对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做深入细致探讨的基础上，“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存在形式、发展趋势及民族问题的特点，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条件、关键及共产党为解决民族问题而应承担的基本任务”[116]。
首先，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及民族发展规律形成了新认识。
斯大林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把民族视为一个历史范畴，明确指出：“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117]“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主义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118]针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形成，斯大林对民族进行了概念界定：“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19]这个定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经典定义，在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斯大林还根据民族产生发展的历史特点划分了民族发展的三个时期，并阐释了每个时期存在的主要民族问题。第一个时期是西方封建主义消亡和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民族的开始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西欧的民族形成与发展和他们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过程相一致，因此说这些民族具有国家的形式。这些国家内部民族比较单一，没有较大的民族集团，因此在本国内部较少存在民族压迫。而在东欧，民族的形成和封建割据的消亡过程与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在时间上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这些国家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而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这些多民族国家中，比较发达的一个民族往往居于统治地位，其余不发达的民族就处于被统治地位，于是形成了民族压迫，进而出现了民族冲突、民族运动等民族问题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各种方式。第二个时期是西方帝国主义出现的时期，这一时期民族问题已经发展为世界范围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广大被压迫民族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奴役下，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问题。第三个时期是苏维埃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消灭和民族压迫消除的时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产生民族压迫的根源已不复存在，各民族之间由过去的对抗关系转变为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这就为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复兴和各民族的平等自由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斯大林在论及此问题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时期是民族发展繁荣期”的科学判断。他认为，民族交融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之后才能逐渐实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灭一切国家里的帝国主义，消灭征服异民族的野心以及对于民族奴役的威胁所感到的恐惧，根本消除民族猜疑和民族仇视，把各个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联合起来，从而创造为一切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所必需的实际条件”[120]。他强调，“民族和民族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非常的稳定性以及对于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121]，因此，不能用强迫的办法来实现各民族的交融。他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要遵循客观规律，在民族交融问题上不能急于求成，“必须放弃使落后人民群众‘立即共产主义化’的骑兵式袭击，采取谨慎小心和深思熟虑的把这些群众逐步引入苏维埃发展总轨道的政策”[122]。那么，民族什么时候消亡呢？斯大林在1929年发表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以语言的发展变化为基本线索，勾勒出了民族发展和民族交融三阶段的大致图画：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一阶段将是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发展、繁荣的阶段，将是确立各民族平等权利的阶段，将是消灭民族互相猜疑的阶段，将是建立和巩固各民族间国际联系的阶段；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而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为了交际的便利，为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合作的便利，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在这个阶段民族语言和区域经济中心范围内民族间共同的语言将平行地存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123]
其次，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深化。
斯大林对于民族问题的深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他在总结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上，明确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民族问题的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他明确指出：“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总的说来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124]而且不同国家因为不同的国情，面临的民族问题也不同，就“有不同的前途和斗争方法，有不同的当前任务。……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问题当作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125]。斯大林把民族问题视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主义辩证态度，直到今天也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面对苏维埃的民族问题，斯大林把重点放在反对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上。
斯大林详细论述了列宁提出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基本含义、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任务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斯大林指出：“民族不平等的实质是：由于历史的发展，我们从过去继承了一种遗产，这就是一个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在政治上和工业上比其他民族发达些。因此就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是一切不满和摩擦的根源。”[126]造成事实上不平等的历史根源是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而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由于文化上和经济上的落后，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也还没有力量充分使用他们已经取得的权利改变自身的落后现状。所以，为了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须“消灭过去遗留下来的某些民族的事实上的落后性（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使各落后民族有可能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赶上俄国中部”，为此，“必须从‘民族权利平等’转到采取使各民族事实上平等的办法，转到制定并实行下列实际措施：（一）研究落后民族和部族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文化；（二）发展它们的文化；（三）对它们进行政治教育；（四）把它们逐步地无痛苦地引向高级的经济形式；（五）建立落后民族劳动者和先进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合作”[127]。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具体措施：竭尽全力提高落后民族的文化水平，广设学校和教育机关；必须在边疆地区大量开办训练班和学校来为一切管理部门培养当地人的指导干部；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适合他们民族面貌的苏维埃国家制度；在他们那里设立使用本族语言的、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心理的本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经济和政权机关；在他们那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报刊、学校、剧院、文娱事业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等。[128]
对于民族主义问题，斯大林重点关注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分别指出了它们的实质、根源、具体表现、危害等。他指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企图抹杀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的民族差别；企图准备撤销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企图破坏民族平等权利原则，破坏党关于机关民族化与报刊、学校及其他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民族化的政策。……民族问题上的这种倾向尤其因为它是戴上国际主义假面具并以列宁的名字做掩蔽的，所以是一种最精致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是：力图独树一帜并在本民族的狭隘范围内闭关自守，力图抹杀本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力图用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总流的方法防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力图漠视那些使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接近和联合的东西，而只看到那些能使他们彼此疏远的东西。……这种倾向的危险在于它培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削弱苏联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并帮助干涉者。”“民族主义两种倾向的根源是共同的。这个根源就是离开列宁的国际主义。”[129]其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一种日益猖獗的力量，最危险的敌人，主要危险是有丧失过去被压迫民族对俄罗斯无产者的信任的危险，如果打倒了它就是把某些共和国内过去保存下来的、现在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打倒十分之九。而反俄罗斯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只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反应，是对它的答复，是一种防御”[130]。斯大林指出，同在民族问题总体系中占四分之三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比较起来，地方沙文主义并不那么严重，但是，它对于当地的工作、当地的居民和各民族共和国本身的和平发展却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两种民族偏见思想在共产党员身上都有一些影响，造成了严重危害。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与列宁更多地关注现实民族问题、更多地将民族问题与革命问题结合起来有所不同，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建设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他的以‘四个共同’为特点的民族定义，关于民族同化和民族交融的理论，关于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不但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些代表性观点，而且一直影响到世界范围内有关民族问题的讨论。”[131]而他在研究解决苏联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虽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开始逐渐偏离并最终违背了先前坚持的正确民族理论方针和科学民族政策措施，在民族政策和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其错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大俄罗斯主义情绪久挥不去；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名为联邦制，实际上推行单一制；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族问题扩大为阶级矛盾来处理；搞个人独断专行，践踏民主与法制。
斯大林犯错误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他没有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重要性和长期性保持清醒的认识。“1924年1月列宁刚刚逝世，俄共（布）就在5月召开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认为自己基本解决了各民族权利和经济、文化平等的问题。”[132]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中指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不存在……因而建立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体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133]到1952年，苏共十九大政治报告宣布苏联各民族已经在完全平等和友谊的基础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苏联“已成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与合作的榜样和典范”[134]。这些错误判断使斯大林逐渐背离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在实践中对民族特点的忽视、对民族要求的压制等情形越来越突出，甚至实行纵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策，从而导致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与怨恨，苏联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斯大林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过程中，也违背了列宁的思想原则。他不仅在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相互关系上采取了操之过急的态度，而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的明显倾向。特别是在30年代之后，对内大俄罗斯主义和对外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更加凸显。“不仅形成了各个民族无‘国家’和联盟无‘民族’的民族国家二元冲突结构，而且导致了苏联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向沙俄帝国的回归，造成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分离。”[135]中央高度集权领导体制下各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权以及联盟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受到严重的制约，而各共和国对自主权利的要求不仅不被重视而且往往在大清洗中被视为地方民族主义遭到严厉的整肃。二战期间苏联更是错误地把战争时期阶级斗争手段引入民族问题，把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同于阶级斗争，以“背叛祖国和德国法西斯合作”为由强制“不可靠”的民族居民“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二战后斯大林在民族政策上的错误一方面体现在对一些民族采取的极端惩罚措施上，如对犹太人进行清洗和迫害；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过分地强调俄罗斯民族在苏联的主导作用，俄罗斯民族被称为“组成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族”，“俄罗斯人民向来被称为‘领导的人民’”，是“在各平等的民族中的第一个民族”，“老大哥民族”[136]等。
日趋丰富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民族问题的立场、辩证的唯物主义科学方法和坚持民族过程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提供了坚持民族平等，尊重民族差异和发展权益，反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压迫，实现民族解放等基本民族观点；提供了有关民族、民族国家发展及民族主义等问题研究的基本价值标准和评判标准；提供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殖民化等研究民族问题的视域及其研究相关内容的立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坚持从世界和人类整体的角度，运用矛盾、普遍联系和发展的方法论工具来批判资本主义的民族问题和探索新的解决之道，在全球化、殖民化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时代，对民族国家的命运、民族主义和族性、新认同政治、民族的剥削和压迫及种族主义等问题形成了新的看法。当然，对斯大林时期产生的民族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批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坚持从总体上看是不够“全面”、不够“彻底”的，它的不同流派以及同一流派的不同代表们往往只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某些理论，或某些方法，甚至是某一观点，所以，它们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之间总存在一些张力。立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共有立场，不同流派、不同代表间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差异也较大，所以，从整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呈现的面貌就显得色彩斑驳、内容庞杂。
二 第二国际关于民族问题的激烈争论
第二国际时期帝国主义民族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突出的、重要的和迫切的政治社会问题。帝国主义各国家内关于民族自决、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教育以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发展前景等都成为争论不休的热点。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也是殖民地问题、帝国主义战争问题涉及的具有争议性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民族问题对社会主义革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列宁引用了德国外交家吕多尔费尔说的话来说明这一重要影响：资本的国际化的激烈斗争把工人也卷了进去，“民族趋势”的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的“难题”；各国政府用不着害怕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主义的示威游行了，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成为民族的了。如果国际社会主义使工人摆脱民族的影响，那么它就会取得胜利，因为单靠暴力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民族情感占上风，则它就会遭到失败。[137]正因为这样，这一时期民族问题也成为第二国际内部争论的热点问题，争议主要围绕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发展趋势、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性质、殖民压迫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展开。
（一）以民族自决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争论
第二国际时期以民族自决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争论在俄国、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展开，其影响也波及荷兰、德国以及其他第二国际成员党。“以俄国和奥匈帝国为代表，由于封建制度的残存和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从而形成了以某一个强大民族为首的多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随时受到各民族间各种冲突的干扰，从而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正视民族分歧和民族矛盾，着力解决好这一被视为资产阶级革命内容的现实难题。”[138]其中奥匈帝国境内民族众多，矛盾尤其纷繁复杂。当时奥匈帝国的工人运动分成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部分，彼此都面临着复杂的民族问题，都力图寻求一种工人阶级团结共存的办法，以便与统治阶级做斗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较早地对民族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予以重视。在修正主义思想指导之下，根据奥地利的国情，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制定了大量独具特色的社会政治政策。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的《布伦纳纲领》和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907年著的《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民族理论不但对本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影响了巴尔干各国以及同样是多民族国家的俄罗斯帝国及其之后的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深切地感受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让斯大林结合俄国实际，着手研究民族问题。1913年初，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并公开对卡尔·伦纳（Karl Renner）和奥托·鲍威尔等人的民族思想进行了批判和谴责。同年底，列宁也专门为此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此时，波兰正被奥地利、德意志、俄罗斯三个帝国所瓜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面临着和奥匈帝国类似的民族问题，作为波兰、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也对民族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卢森堡和列宁围绕民族自决对民族问题进行的争论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其中不仅包括民族文化自治这一重要问题，也包括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民族主义等问题。因此，这里主要以卢森堡和列宁围绕民族自决的争论为线索，展示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争议。
卢森堡和列宁争论的出发点在于，卢森堡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民族问题，一旦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取得胜利，波兰民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实现波兰的复国并不是没有可能，他号召波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波兰自由独立的共和国。从1903年到1918年，卢森堡和列宁分别写了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承认民族自决权被列入党纲第九条，当时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就提出了抗议。1908～1909年，卢森堡写了《民族问题和自治》一文，首次系统地阐明了她的民族观点，对“民族自决权”进行了批判，在其后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尤尼乌斯小册子）》《俄国革命》两篇文章中，她继续论证补充了其观点。卢森堡反对民族自决权的理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卢森堡认为民族自决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坚持的原则，而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成为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在卢森堡看来，帝国主义时代多民族的侵略国家才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帝国主义国家的军国主义不再是为了维护重要的民族利益或者确保本民族的独立和不可侵犯性而战，它们只是为了维护利润，为了确保和扩大海外征服地而发动战争。“帝国主义使各国资产阶级提出超越民族边界并且根本不考虑民族关系的向外扩张作为自己的纲领，从而彻底埋葬了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自然，民族主义的词句仍旧保留下来。但是，它的现实内容、它的作用却转向了它的反面：它只是作为帝国主义意图的牵强附会的借口和作为帝国主义竞争的战斗口号，作为唯一的和最后的能把人民群众拉去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炮灰的意识形态手段而发挥作用。”[139]卢森堡还指出，从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把所有现存国家整个恢复到分裂为各个民族体并把它们分割为民族国家和民族小国家的形式是毫无希望的举动，是历史反动的举动”[140]。首先，从客观形势看，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大国发展的优势越来越大，而小国的独立、生存和发展越来越难，即便它们通过斗争实现了形式上的独立，也没法实现真正的“自决权”，常常只是列强们政治斗争的替罪羊，难以改变它们对列强的依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资本主义同小国分立状态、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割据是不能相容的，所以她不主张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民族自决权来破坏多民族的国家。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卢森堡赞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民族文化自治”问题最先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1899年的布隆代表大会上提出，其后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领袖伦纳和鲍威尔的理论论证阐释之后，成为对第二国际各党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纲领。“此论认为：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共同性格的人们的集合体，是自治的个人联盟，是与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自治不应当建立在地域基础之上，而应是一种‘文化自治’，由同一民族的成员选出自己的民族委员会行使权力，只管理本民族的文化事务，而不涉及政治问题。鲍威尔宣称，民族文化自治必然会‘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各族无产阶级的立宪纲领’，主张‘各民族无产阶级都应当提出自己的民族自治要求’。”[141]卢森堡也备受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影响，她著作中提及的“民族文化自治”要求也源自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讨论纲领，她以奥地利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尝试”来说明用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其次，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赞成民族自决权，就是赞成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需求。卢森堡指出，对于被压迫民族来说，虽然其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反抗民族压迫、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革命解放运动中有同样的利益，“但是，自从无产阶级成为一种每当国家一有较大动荡就危及统治阶级的势力以来，自从一次战争结束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土战争后的俄国恐怖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以来，那些没有独立和统一或者不完全独立和统一的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也就在事实上放弃了它的民族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只有通过推翻一个政府才能达到的话，因为资产阶级憎恨和害怕革命甚于它喜爱民族的独立和伟大”[142]。因此，卢森堡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才能求得解决，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消除这种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形式的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真正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平等、独立、相互尊重和联合。
再次，卢森堡认为，每个国家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不断发展变化性，使得“民族自决权”不能成为民族问题上的政治指导原则和纲领性指导原则。在她看来，民族问题不能用“民族自决”这一“形而上学”的定则来解决，只能凭借特定的国家—政治方案来解决民族问题。卢森堡指出，俄国的工人政党之所以在其党纲中提出“民族自决权”原则，是源于“历史的一个错误”：民族自决权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源于1896年的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当时它是针对波兰社会党提交代表大会的结论——要求承认重建独立的波兰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最迫切的需要——而提出的。《伦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决议》（以下简称《伦敦决议》）在其内容上却用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普遍问题取代了仅局限于考虑波兰问题的位置，把问题从民族的基础上转移到了国际的基础上，把一个特定的、完全是具体的实际政策要求变成为一般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卢森堡看来，正因为这样，除俄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把《伦敦决议》理解为民族问题的实际解决原则而列入自己的党纲。
最后，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并且用军事力量建立了多民族国家，而民族自决权不仅不能有效解决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新问题。卢森堡指出：第一，对于多民族混杂居国家而言，民族自决权的执行难度比较大。第二，“民族”有“权”进行自决。那么谁是“民族”，谁是权威呢？谁有“权”成为“民族”及其意志的有权威的体现者呢？用什么方式去辨认“民族”究竟想要什么？正是这一切的不确定性往往使民族运动成为少数人以民族意志为借口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不正义活动。第三，民族自决权会导致国家的分裂瓦解。
针对卢森堡的思想观点，列宁坚持历史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回答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为什么还具有进步性？什么是民族自决权？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民族自决权？无产阶级坚持民族自决权的原因以及它与资产阶级民族自决权的区别等一系列问题，并对民族文化自治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卢森堡理论存在的问题。
首先，列宁认为，卢森堡反对一切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是因为她没有看到建立民族国家的深厚经济基础。他指出，经济因素是推动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民族运动，建立民族国家的最深刻的原因。在包括帝国主义阶段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一直存在着旨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强大的民族运动，其经济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143]。正因为如此，列宁得出了与卢森堡完全相反的结论。
列宁进一步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144]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但是，从整个世界范围看，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步伐差异较大，到20世纪初的时候，西欧早已经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这些国家通常都是单一民族国家。但是，对于东欧和亚洲而言，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时代才刚刚开始，帝国主义的扩张使世界上被殖民被剥削的民族觉醒了，激起了他们的民族运动热情，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历史趋势。既然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产生了，那么回避它、拒绝支持其中的进步成分，这在事实上就是陷入民族主义偏见。
对于民族自决权，列宁指出俄国纲领中提出民族自决权就是顺应上面提到的成立民族国家之趋势。而卢森堡正是由于没有从民族运动的角度区分两个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时代，因此才看不见附属国家和殖民地国家民族运动的可能性和进步性，看不见俄国这个“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国家对波兰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看不见通过民族自决建立“小国”的进步性。在列宁看来，卢森堡用小国依赖问题、资产阶级侵略问题以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来论证实行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的不可能性，是“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即民族国家独立问题”[145]。
对于无产阶级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的问题，列宁回应说：多民族国家中的附属民族的资产阶级有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在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分散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有可能落到他们的手里。东欧民族运动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民族运动的主要社会力量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列宁进一步论述说，无产阶级政党提出民族自决权，并不是要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列宁重申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大于一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一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民族问题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而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所以，与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维护本民族的特权和特殊利益的“实际主义”不同，工人阶级只是为了民族和睦平等，为了创造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就是，他们与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封建主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抓住民族自决权问题，就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软肋，击中了资产阶级的要害，有利于推进无产阶级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疆界问题，是资产阶级面临的棘手问题。民族自决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民主权，它只是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打的虚假幌子，如果说“‘可以实现’，那也只能是不充分地、残缺不全地得到实现，而且是罕见的例外（如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146]。随着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围绕民族自决权产生的各种冲突只会越来越多，它们可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群众性行动和反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导火线。所以，“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发表一些泛泛的、千篇一律的、任何一个和平主义的资产者都会加以重复的反对兼并、赞成一般民族平等的言词。……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147]。无产阶级只有坚持民族自决权，才能团结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并肩作战，真正实现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强大的或拥有殖民地的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不捍卫这种权利，那就是沙文主义者。列宁明确指出，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只有坚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才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其解放被奴役的民族的决心，否则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而关于卢森堡担心的民族自决权会导致国家分裂瓦解的问题，列宁指出，实现民族自决权的目的在于实现彻底的民主，“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148]。确实，如卢森堡所言，“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149]，实行民族自决并不是因为“想实行经济上的分裂，或者想实现建立小国的理想，相反，是因为我们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150]。在列宁看来，捍卫民族自决权“不但不会鼓励形成小国家，相反，这会促使更自由更大胆因而更广泛更普遍地形成更有利于群众和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大国家和国家联盟”[151]。因此，他指出社会民主党“真正的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他反对“任何用暴力或任何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民族自决的企图”，“不允许把民族自决权问题同某一民族实行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混淆起来”[152]。
对于民族文化自治问题，列宁也进行了全力抵制和批判，撰写了大量论著。因为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出现以后也直接影响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以至于成为十月革命之前影响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制订民族纲领的最大思想危害。早在1902年夏，高加索地区就出现了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完全一致的主张，列宁从那之后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1912年，俄国影响很大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根据崩得分子的建议，“承认民族文化自治是可以接受的”，此外，俄国国内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崩得和一些“左派民粹派”也通过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民族文化自治”成为影响俄国无产阶级民族纲领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此形势下，列宁在1913年前后对“民族文化自治”进行了集中批判。
列宁从“民族文化”批判开始，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民族文化一般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地主文化。“尤其危险的是，资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农奴主的）趋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掩护的。黑帮和教权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资产者，都在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动肮脏的勾当。”[153]而建立在民族文化口号基础上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思想基础和内容就是“在某种‘公正’划定的范围内巩固民族主义，‘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专门的国家机关牢固而长期地隔离一切民族”[154]，其“主要的、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竭力要实现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155]。“列宁的这个定性极为准确。什么是民族主义？尽管民族主义出现以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但其根本之点无非两个：一是认为民族是最神圣之物，社会最应该按民族划分，人们最应该向民族效忠；二是民族单元应该和政治单元相对应，每个民族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所以，民族文化自治的以民族为线自成一体，成立议会、政府的主张正是典型的‘最彻底’的民族主义。”[156]这是无产阶级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根本原因。
列宁指出民族文化自治实质上就是联邦制和分权制，它不仅不利于资本主义的集中统一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因为它违背了“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157]，这一趋势是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他“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158]，主张工人民主派坚持“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的口号，宣传民族和语言的完全平等。“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159]。列宁号召当时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把联邦制奉为圭臬，把建立小国奉为理想，而应当坚决主张各民族尽可能地接近，说明任何民族分离的害处，民族文化自治的害处，民主集中制的好处，大的国家和国家联盟的好处。
总之，列宁认为，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把坚决承认一切民族的完全自决权同毫不含糊地号召国际工人的联合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够给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政策提供唯一正确的指示。——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东欧和亚洲各国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而随后的历史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列宁的科学预判是正确的。
（二）围绕帝国主义本质特征及其战争性质的争论
20世纪初世界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被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所笼罩；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英、法、俄“三国协约”和德、奥、意“三国同盟”这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都投身于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战争危机四伏；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情绪高昂，德、奥、法、意、英、荷、比等国工人的反战集会和罢工斗争以及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可以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时机逐渐成熟，正如列宁当时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进一步制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推动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正确路线。但是在第二国际内部，却出现了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辩护、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影响。
修正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是基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之后出现的政治新特征的判断。具体而言，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和议会制，使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性质已经改变，“开始从镇压被剥削者的工具转变为解放被剥削者的工具”[160]，他们进而否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宣称“国家是民族这一巨大整体的结合，是巨大的共同利益当仁不让的捍卫者”[161]，“国民经济的日益国有化”，会使“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162]日益一致。因此，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宣称可以通过民主的、议会的、改良的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民主制来看，修正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获得了平等的普选权，“民主选举权是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更大的权利和贯彻更多的旨在改造社会的措施所能运用的巨大杠杆”，它使“通向现代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有组织的改造的道路被打通了”。[163]“在所有的先进国家里，由于各种民主制度的推行，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逐步消失。”[164]“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165]，“国家愈民主，那末国家政权的权力手段——连军事上的权力手段在内——就愈依赖人民的意志（民兵）”[166]。考茨基甚至指出，如果现代国家还是成了少数剥削者的机器，“那末，其根源并不在于国家的素质，而是在于劳动阶级的素质，在于劳动阶级的不统一、无知、缺乏独立性或没有斗争能力”[167]。总之，在他们看来，民主是一条最短、最可靠、最少牺牲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从议会制方面来看，修正主义者认为，现代大国的国家行政权完全从属于议会，所以议会是政治活动的重心。议会斗争会使无产阶级各个不同阶层日益团结起来，去影响国家政权，使其为本阶级利益服务，“这种斗争是使无产阶级上升，摆脱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屈辱地位的最有力杠杆”[168]。另外，他们还指出，资本的迅速积累、企业的发达能使企业主和工人的处境都得到改善，“企业里的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之间肯定是存在着共同利益的”[169]。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这个社会里事实上的伙伴，应该加强友好合作，无产阶级应该消灭在阶级斗争中对待资产阶级的粗暴行为，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修正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还基于他们对帝国主义性质的认识。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们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帝国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政策，一种扩张形式，一种获利手段，它是可以改变调整的。这方面考茨基的论述比较多，比较具有代表性。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工业民族不断扩大同它有交换关系的农业地区的意图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只是一个力量问题，而不是经济必然性问题”[170]。他给帝国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171]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考茨基这里，帝国主义与民族问题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利害关系。他认为帝国主义宣布吞并原始的农业地区，在这些地区里现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唤醒任何民族政治生活，因此这些地区可以被并入这个国家而对它毫无损害。因为，在他看来，“现代民主的民族思想在19世纪给欧洲各国的征服欲所规定的扩张渴望的限度，对于帝国主义的对象来说失去了效力。民族主义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它从争取民族独立的意图变成了争取民族统治的意图。这一意图过去仅仅在多民族国家中才会发现，现在也移植到民族国家身上了”[172]。考茨基同时指出，帝国主义的这一吞并过程是在自掘坟墓，农业国反抗的增强、国内无产阶级抵抗的加剧，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因分割农业地区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导致的军备竞赛，都会使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受到严重威胁。而军备竞赛和扩张殖民地的费用负担也使资本积累的迅速发展受到威胁，使资本输出及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产生了危机。结果会导致资本家不再迫切要求资本输出，不再进行军备竞赛。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大国间的世界大战可能产生最强大的国家联合，以结束军备竞赛。他由此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已经从发展资本主义变成了阻碍资本主义的手段，资本主义可能因此进入超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超帝国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国家联盟和世界联盟，通过它们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持久和平。
除了考茨基外，其他一些修正主义者也提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看法。亨利希·库诺则指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最典型的特征不如说是，金融资本在使绝大部分大工业和大商业从属于它以后，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逐渐取得统治，或者确切些说，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决定因素，而且日益要求考虑它的特殊利益。……战争结束时金融资本无疑将得到加强，它将拥有巨大的货币索取权，随之会发生资本的流入和回流。”“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想在一夜之间使社会主义取得统治，在我看来这的确象狂想，简直象对下面这一马克思主义论断的讽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73]伯恩施坦指出：“由于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和广泛散布，今天已出现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克服停滞危险的可能性。……工业卡特尔化同样使以前做不到的生产调整成为可能，这种卡特尔化以及种种其他的东西所起的作用，看起来将使营业活动中的危机和萧条比以前更快地得到克服。”[174]“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而是可能性更小了”。[175]
而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修正主义者否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掩盖存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鼓吹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盟是制止战争、保卫和平的工具。考茨基宣称：“没有什么比下列断言更错误的了：即只有实现社会主义之后才能有持久和平。”[176]他指出，任何帝国主义分歧都不能直接燃起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列强之间恰好并没有任何严重的冲突。但是仇恨和猜疑笼罩着它们。两个阵营的每一方都相信对方怀有恶意。一九一四年，欧洲没有一国政府抱有任何侵略意图，每一国政府都只是害怕另一国具有侵略意图……对帝国的真正危险潜伏在它的内部，而不是在它的边界上”[177]。“战争情绪不是由于被一方提出而被对方拒绝的任何领土或经济要求而燃起的，而完全是由于相互动员这个事实而燃起的。因此，战争责任问题变成了各国动员令的日期和性质问题。这些国家为了确保和平而建立起来的出色的防务，在这些国家首次试图建立它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国家拖入了战争。”[178]他认为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战争的破坏力已发展到闻所未闻的规模，参加战争的人群以及战争所摧毁的地区都越来越广泛了。但正因为“未来战争的无法言状的恐怖使全世界都胆战心惊。不仅无产阶级分子，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分子，都满怀恐惧地在寻求阻止战争的方法”[179]。
考茨基甚至认为：“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180]鲍威尔更是指出：东方兴起的民族解放战争对西方很危险，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是两大干涉势力，其中，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正如它相信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在流血的内战中才能达到一样，它相信，被奴役民族的解放，也只有在革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流血战争中才能实现”。“通过革命战争来最终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思想，是我们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界线”。[181]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割裂开来，歪曲帝国主义的本质，否认帝国主义时期的阶级剥削和阶级矛盾，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本性，进而消解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家们在与考茨基、伯恩施坦、库诺夫等修正主义者的错误观点交锋中，形成了对帝国主义现象的一些认识：“以卢森堡等人为代表，主张从‘消费不足’的角度来寻找垄断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根源；以希法亭等人为代表，主张从流通领域发生变化的角度来寻找垄断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根源；以拉法格等人为代表，则主张从生产领域发生变化的角度来探寻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实质。”[182]希法亭是第一个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资本集中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竞争结构，方便了卡特尔价格垄断阴谋的出现，帝国主义通常意味着与资本主义联系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他指出，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结合为一种新形式的资本，即金融资本，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发展的必然。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是由于在纯粹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本为了实现积累扩张而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消费不足”和资本利润实现的困难是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根本原因。拉法格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由于托拉斯的发展而演进的特殊阶段，他归纳了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第一，托拉斯造成了资本和生产规模的空前集中，拥有巨大资本的垄断组织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第二，少量的金融资本家不仅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剥削他国人民，各金融资本家集团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竞争。第三，托拉斯不仅对经济进行统治，而且对人们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进行干涉。第四，由各个大金融资本家组成的资本主义总司令部不仅管理和控制整个美国社会，而且还操纵着国家的对外政策。第五，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出现激化了阶级矛盾。[183]
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列宁的关注。“正是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权威的理论家在帝国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平庸与反动，刺激了列宁写自己《帝国主义论》的第一个念头。在某些意义上，也正是由此开始列宁要彻底突破第二国际的资本主义理论范式，而形成自己的理论逻辑。”[184]正如布鲁厄所说，“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的主要目的是反驳考茨基和其他‘前—马克思主义者’（他把希法亭包括在内）的宣传，在他看来，他们正在把四分五裂的第二国际引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185]。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理论方法论，批判吸收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们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全盘否定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基础上，列宁形成了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它不仅包括经济的内容，而且还包括军事、国家民族政治、地缘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就国家民族政治方面而言，他指出，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的任务则是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不打破民族的框框就不能从资本主义转到社会主义，就像当年没有民族思想便不能从封建主义转到资本主义一样。”[186]
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列宁团结左派力量，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了最深刻、最详尽的批判，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在修正主义者居多数的情况之下，大会仍然通过了一系列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革命决议，打击了修正主义者。尤其重要的是巴塞尔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反战宣言，确定了无产阶级以革命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本原则。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列宁思想的正确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认为战争的爆发预示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预示着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剥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上了日程。“可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不实行革命的策略，却实行了反动的策略，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破产。”[187]为此，列宁果断与第二国际决裂，并领导筹备建立清除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同时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应该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188]的口号，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关于殖民问题的争议
“十九世纪末叶的特点是开始了一连串的殖民战争，这些战争揭开了帝国主义时代：1898年为争夺古巴发生了美西战争，1899年开始了英帝国主义对布尔共和国发动的战争和在德国主谋之下欧洲列强的武装干涉中国。”[189]20世纪初，在亚洲广大的被压迫民族中掀起了强烈的革命风暴。其中以伊朗、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为最高峰，这三国的革命都曾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推翻了投靠帝国主义的封建王朝，打击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问题由此开始引起第二国际的关注，他们开始思考：面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风暴，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持什么态度？
1900年，在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殖民政策问题第一次被列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代表们当时谴责和痛斥了资产阶级殖民政策，指出无产阶级应该发出人道声援，建议制定社会党的殖民地纲领，让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地在殖民地发展。在会上最终形成的殖民政策决议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殖民扩张，这就是各国政府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所在；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的唯一目的是扩大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榨干作为生产者的无产阶级的血汗和金钱，并且对被武力征服的殖民地土著民族犯下无数罪行和残暴手段。兹宣布，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利用所有力所能及的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并在一切适当场合不遗余力地谴责资本主义为了遂其丧尽天良、厚颜无耻的私欲而在世界各地作出的不正义的残暴行为。为此目的，大会特别提出以下措施：1.各国社会党应当在经济条件允许的一切地方研究殖民地问题；2.鼓励以专门的方法在殖民地建立社会党，并吸收它加入宗主国的组织；3.建立各殖民地社会党之间的联系。”[190]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第二国际关于殖民问题的决议内容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态度。但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很快发生了转变。
在1904年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荷兰社会党人亨·范科尔指出：有史以来殖民就是一种国际潮流。欧洲在没有殖民地的情况下会出现一场范围极广、后果严重的恐怖的危机。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要提出缓解殖民政策弊端的积极措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经济发展和人种方面，受到殖民的国家情况千差万别。人们应该努力维持土著的社会生活方式吗？或者应该在那里加速推行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代表，作为权利和公正的捍卫者，我们是为社会不断完善而进行斗争的战士，应该保护千百万人免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和折磨，而不是让他们处于无边无际的贫困状态，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陷入野蛮人状态。[191]从范科尔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开始为殖民地存在对欧洲的“价值合理性”进行辩护。
在1907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殖民地问题时，范科尔甚至提出所谓“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宣扬民族沙文主义观点，而且得到该委员会中多数派的拥护。委员会多数派的决议案指出：“大会原则上在任何时候都不拒绝任何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起促进文明的作用的殖民政策。”“社会党议员应当向他们的政府建议缔结一项国际条约，以实现殖民地的权利。这项国际条约将保护土著居民的权利。他们的权利还将得到缔约国家的相互担保。”[192]在讨论决议案时，范科尔指出：自从人类存在以来，就有殖民地，将来它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否认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能够发展殖民地的生产力，没有对美国的殖民，那里的土著居民今天就会仍然生活在最贫乏的文化条件下。殖民地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原料”、“无法估量的财富”、剩余人口的“栖息之所”、“新的销售市场”，所以，殖民地对于未来的社会制度仍然需要。社会民主党人有“不断为落后民族获得较高的和进一步的教育而奋斗的义务”。“整个地球已被殖民大国瓜分。社会党有义务在殖民地问题上同样采取行动。”[193]其后，伯恩施坦指出，“必须推动一种积极的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我们的经济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从殖民地取得当地土著居民根本不知道如何加工的产品的基础上的”，“开化的民族对未开化的民族实行一定的监护是社会党人也应承认的一种必要性”。[194]爱德华·大卫发言则说：“把殖民地归还给土著居民，人道将不会在殖民地起支配作用，它们会重新回到野蛮状态。问题只是在于如何推行殖民政策。如果文明民族的代表是作为朋友、作为行善者、作为人类的教育者来到异民族那里，为的是帮助他们开发他们国家的资源，以造福于土著居民和整个文明人类，那么，我们就同意这种行为。”[195]麦克唐纳也指出：“英国的大部分殖民地上都居住着英国人，并拥有相当广泛的自治。某些殖民地甚至有自己的议会。对于殖民地的经济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是管理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不是由议会，而是由行政部门在私下解决的。这方面的国际条约是很有价值的，它的作用比国家条约大，因为国家条约归根到底始终只是追求民族的利益。资本家在殖民政策范围内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们到处都受到议会的监督。”[196]
而考茨基在这次会议中虽然表态说他反对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思想，但同时也指出，这一新思想需要时间来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好好地考虑考虑。随后，他自己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在后来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社会主义者和战争》等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研究观点。他指出：“首先，帝国主义并不构成国家扩张运动的唯一动力。第二，殖民政策本身，恰恰从其最重要的现象来看，不是以帝国主义为根源的。最后，第三，帝国主义的武力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远远不是必不可缺的，甚至今天在资本主义的各种扩张方法当中，也是最费钱和最危险的，但决不是最有效的一种；除了它之外，可以采取经济意义大得多的其他方法。”[197]他认为，对于帝国主义而言，殖民政策给工业资本带来的耗费和损失大于所得。工业资本愈强大，资本主义国家里对殖民地的兴趣也就愈减弱。所以，他一方面呼吁帝国主义者最好不用暴力的方法实现殖民扩张，而采取经济影响，变殖民地为联邦等和平民主的办法。另一方面，他也呼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不应该也不需要再通过革命战争，只要通过和平协商就能解决民族问题。
可以看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在殖民问题上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直到最后他们歪曲了殖民主义制度的根源和实质，鼓吹近代殖民主义政策的“进步性”，宣扬监护必要论、兼并进步论、殖民地民族自决过分论，反对消灭殖民制度，否认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鼓吹用和平协商和民主的方法解决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想本质上是殖民沙文主义，这种思想败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涣散并且分裂工人运动的队伍。列宁在1907年同修正主义者做斗争时就曾指出：“推行广泛的殖民政策的结果，使欧洲无产者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全社会不是靠他们的劳动，而是靠几乎沦为奴隶的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来养活的。例如，英国资产阶级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亿万人民身上榨取来的收入，比从英国工人身上榨取来的收入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国家里便形成了使一国的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198]同时，压迫民族的工人“无论在学校中或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受着一种轻视或蔑视被压迫民族工人的教育”[199]，因此使无产阶级沾染上了殖民沙文主义的思想毒素。显然，只有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人民的革命的胜利，才能摧毁这个物质基础，并清除这个思想毒素，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摆脱修正主义、沙文主义的影响，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其论著中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修正主义的本质错误，在此基础上指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道路，阐明了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并从道义上以至物质上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由此掀起了新一轮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高潮，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反对第二国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中产生的，他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消极革命论、社会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受列宁积极革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十月革命的鼓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加入第三国际的革命潮流中，分别领导了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他们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并未改变他们继续革命的决心。卢卡奇1923年出版了《历史和阶级意识》系统阐释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认为西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新的剥削和压迫形式，即不可抗拒的物化的普遍化趋向，使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沦为“物化意识”，从而窒息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和革命性。因此革命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唤醒被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所湮灭的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激起他们的革命意志和热情。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他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失败的比较分析，提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成功实现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统治，这使得无产阶级丧失了革命斗志。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应该是夺取“文化霸权”。当然，他们的反思成果使他们改变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路径，走上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革命，甚至是心理革命之路。与第二国际不同的是，他们一直坚持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掠夺，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并寻求“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在他们的探索中，当然也包括民族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第二国际内部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现了一幅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画面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关于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前景，关于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自治以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民族问题等这些历久弥新的热点问题直到今天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讨论的重要问题，而从他们的理论探索中也可以看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他们的深远影响。
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法西斯运动的交锋
海斯在《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中，把法西斯民族主义称为20世纪产生的新型民族主义——“完整民族主义”。完整民族主义是针对已经获得政治统一和独立的民族而言，不针对那些“被压迫”或“受支配”的民族。海斯是这样概括“完整民族主义”特点的：它“反对人道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宣讲的国际主义。依它的观念，民族不是人类的一种工具，不是新世界制度的进身之阶，而是自身的终极目的。它把一切民族的利益都放在个人和全人类的利益之上。它拒绝和其他民族合作，除非这合作的举动可以促进它自己实际或幻想的利益。它崇奉侵略主义，怀疑其他民族，努力想牺牲他民族以增高自身的地位，倚赖武力。它是军国主义化的，而且也有帝国主义化的倾向”[200]。他的概括比较中肯。毫无疑问，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完整民族主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也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很大创伤。因为“法西斯作为一种普遍的运动，是为了对抗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在欧洲普遍高涨的革命危机，对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反对马克思主义”[201]。因此，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互对峙，法西斯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矛盾冲突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热点问题，在此背景之下，法西斯主义及其民族问题也成为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一）社会民主党的退让与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始于意大利，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法西斯政权。
墨索里尼曾于1900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那时他才17岁，读中学。意大利社会党创建于1895年，“在20世纪初，当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盛行于意大利时，社会党党员人数发展迅速，1905年，有党员45000多人，该党被视作意大利最大的政党”[202]。1911年，墨索里尼担任了社会党弗利省委书记，同时任《阶级斗争》周刊编辑。1912年12月，他任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主编，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使他成为党内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1913～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成为社会党领导人，时年31岁，这时他一直在和党内的改良派做斗争，对阶级斗争和对革命都持一种极强硬的和极左的态度。但是，墨索里尼的思想一直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杂，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并不深透，对当时党内面临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很多现实问题也未做过认真的理论思索，而且对问题的看法往往采取左右摇摆，模棱两可，甚至是出尔反尔的态度。对一战，他就在支持战争与反对战争之间摇摆不定，最后是迅速地由反战派转变为干涉派。这使他在社会党内失去了信任，隔阂不断加深，最后变成敌对关系。1914年底，他辞去《前进报》的主编职务，随后马上在反对社会党的财团资助下创办了《意大利人民报》，与《前进报》唱对台戏。最后，社会党于1914年11月将他开除出党。1914年12月，墨索里尼把他在社会党里的少数拥护者联合起来组成“革命行动法西斯”，站在协约国一边，支持战争。他在米兰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支持战争的示威活动。墨索里尼从“国际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社会党也因此分裂了。
“战后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中存在着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君主主义）相互交错的矛盾。在意大利，则以影响最大的社会党与民族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和原任首相焦利蒂于1920年6月再次当政与干涉派之间的矛盾为主。”[203]此时，墨索里尼战前的“革命行动法西斯”成员已分散，为了继续“战斗”，他于1919年3月成立了“战斗的法西斯”，成员以左派的干涉派为主，也包括了工团主义分子和从前线回国的士兵。墨索里尼此时主张反对教权，抑制大资本的发展，消灭地主经济，维护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的目标是实行某些激进的社会改革，如政治上主张建立人民的制宪会议、宣布意大利为共和国、实现男女均享有普选权、取消元老院、实行官员选举、主张国际裁军等；经济上主张废除有限责任公司、抑制证券交易、登记和限制私有财产、没收非生产性资本；土地给农民，把工业、运输和公共服务业转交给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工会等。但是，当时参与组织的人很少，1919年它所拥有的成员不足1万人，而社会党还是议会中最强有力的政党。
为了改变失败局面，墨索里尼找到救星加布里埃·邓南遮。邓南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的著名诗人，是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民族主义者。意大利民族主义既排斥社会主义，也憎恨资产阶级，认为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产生的可恶根源。他们宣称社会主义不过是为了无产阶级，而民族主义却是为了整个民族。他们梦想就是建立像罗马那样的古老帝国。邓南遮后来转为从政，成为意大利干涉派民族主义首领之一。1919年9月，邓南遮坚持从意大利“全民族利益”出发，率领部队占领本来已经由协约国和意大利政府决定划归南斯拉夫的阜姆。僵持一年多以后，1920年底才被政府军驱赶，逃往的里雅斯特。而他的大多数部下逃回意大利后加入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后来成为法西斯的冲锋队员。墨索里尼此时主动找到邓南遮，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邓南遮因墨索里尼赞同民族主义的主张，同时因法西斯本身意味着国家的权力至高无上，因此在的里雅斯特和附近地区竖起法西斯主义旗帜活动，全力支持法西斯。可以说，邓南遮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他使墨索里尼从1919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
同时，墨索里尼抛弃了以前的组织纲领，试图与统治集团结合，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靠生产军火等工业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表明其新的政治态度。1920年5月战斗的法西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西斯纲领的基本要点》公开宣布，战斗的法西斯“对目前的（国家）制度不抱任何成见”，因为“政权问题应当服从于民族当前的现实及民族历史的形成”。新纲领不再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支持工人罢工运动，相反却把资产阶级美化为“劳动的资产阶级”。此时，意大利面临着战后严峻的经济困难，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困苦中。垄断资本家因为不再能大量生产军需品，也造成经济上的萧条。战争还使意大利损失了70万青年人。从前线复员回国的近20万士兵和工人一样，受到失业威胁。社会党为此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意大利掀起了工农运动的高潮，这给意大利政府和资产阶级巨大的压力和威胁，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吸引群众、压制革命力量的政治组织及其领袖人物来稳定局势，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法西斯运动仇视社会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成为统治阶级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工具。垄断资本家、农场主等财团势力也把法西斯组织视为其利益的保卫者，对其进行财力支持。在此形势下，资产阶级打击工人阶级革命的目的通过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恐怖手段实现，正如葛兰西指出：“法西斯主义最有效的活动是在各地、在工人阶级组织大厦的底层、在各省、在农村中心、在车间和工厂进行的。解雇起破坏作用的工人、流放或暗杀工人和农民的‘领导人’、禁止集会、不许下班后在户外逗留；还有给工人们的任何‘社会’活动制造的障碍，以及破坏劳动协会和所有其他工人阶级和农民组织联合的中心，在群众中散布恐怖气氛——所有这一切在剥夺宪法从文字上保证给予工人阶级的‘权利’方面，要比政治斗争的意义大得多。这类行动进行了3年以后，工人阶级丧失了所有的形式和建制；他们已变成四分五裂的、涣散的群众。”[204]出现这样的结果，和社会党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社会党领导人在遭受法西斯的打击后，没有组织力量进行有力的反抗，他们低估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认为法西斯同资产阶级民主是一丘之貉，甚至是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前兆，是不可能获胜的，因此不需要调整和改变其原有的斗争策略。不仅如此，在1920年秋，意大利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工人占领工厂的革命活动高潮时，社会党内的改良派不同意革命派把占领工厂的斗争扩大和延续下去，而且最终改良派击败了革命激进派，放弃了继续占领工厂的斗争，工人们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希望就这样被葬送了。而改良派放弃占领工厂后，工人们离开了工厂和企业，同时被解除了武装，这让他们对法西斯的打击毫无反击之力，一些害怕被打击的工人甚至加入法西斯组织，这反而壮大了法西斯队伍。社会党改良派背叛工人革命的行为，造成党的第二次分裂，1921年革命派脱离了社会党，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的分裂带来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在1921年5月15日的选举中，法西斯党赢得了22席，而社会党代表的席位则从160席降到122席。最大的胜利者是自由党，获得275席”，“新成立的共产党只得16席”。[205]
总之，民族主义分子邓南遮和失业军人的帮助、社会党改良派的背叛和软弱无能、政府坐山观虎斗以及垄断资本家和农场主的支持等原因使得墨索里尼的“战斗的法西斯”力量在1920～1921年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1920年，“战斗的法西斯”有100个小队，党徒3万人，到1921年11月时，剧增到2200个小队，党徒32万人。
随着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墨索里尼开始着手建立政党，以夺取全国的统治权。1921年，墨索里尼放弃了建立共和国的目标，以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建立了民族法西斯党。民族法西斯党内有大批民族主义分子，退役军人和反社会主义的保皇派，这批人的思想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拥护君主政体为主。此后，墨索里尼继续利用国王和政府的软弱以及各党派之间的矛盾，向国家大权进攻，墨索里尼于1922年当上首相，夺取了国家大权，一步步走向反动、独裁、专制的极端民族主义道路。
“法西斯运动就其自我认识而言，都把意大利的原型奉为圭臬。民族社会主义尤为如此。无数事实证明，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是敬佩的。1923年，他试图以向柏林进军与向罗马进军相媲美。他接受法西斯分子的敬礼作为‘德意志的敬礼’，纳入他的运动。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法西斯化’是消灭布尔什维主义的途径。”[206]1922年墨索里尼夺取意大利政权4天后，希特勒的发言人就宣布：“我们有我们的墨索里尼，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1935年，纳粹头目戈培尔发表了论法西斯主义及其实践结果的小册子，直率地承认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先锋作用。1941年，希特勒甚至说，如果没有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纳粹主义也便不可能坚持下去。因此，纳粹党的历史、结构，纲领和政治实践同意大利法西斯模式有一定的共同点。特别是在其1920年成立之初到1923年这一阶段内同意大利法西斯党发展之初很相似，主要都是由昔日的战争参加者和城乡中产阶层的成员组成的；同样坚持民族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目标，利用了战后本国政府的内困外忧以及人民的沮丧情绪，激发起民族主义感情，以赢得人民支持；同样按照军事建制来武装自己的队伍，意大利法西斯建有行动队，而纳粹党建有冲锋队。当然，因为德国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人生经历的差异，纳粹党与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发展历程也有许多不同点。而其中最大的差别是“墨索里尼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只是以民族主义派的思想为基础，而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在强调民族主义方面却是以19世纪种族主义理论家的种族理论为背景，这比墨索里尼的民族主义思想背景更为深厚”[207]。希特勒把种族主义理论视为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且是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这和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德国的民族主义有一定关系。希特勒1909～1913年在维也纳流浪时，因失业和穷困就对有钱的犹太商产生愤恨的情绪，还接触了涉及达尔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论著。1919年，希特勒加入敌视垄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组织的德国工人党，并成为其领导成员之一，从此希特勒的“感性反犹”变成“理性反犹”。在1920年希特勒宣布的25条纲领中，要求全体德国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把外国人驱逐出境，其目的是让一切国家公职由德国人担任，排除和驱赶犹太人。到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就由言论变为行动。1933年4月颁布《抵制犹太人法令》，剥夺犹太人的生活和工作权利。1935年9月颁布的《纽伦堡法令》，开始系统地实施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要求，开始对德国公民和国民进行区分，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的平等权利，被禁止与德国人通婚。1938年5月，下令禁止犹太人从事工业、银行业和商业等一切经济活动。这期间主要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迫害犹太人。1939年纳粹政权宣称德国犹太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把生活于德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迁移出去，此后开始大规模拘捕和放逐犹太人，甚至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相比之下，墨索里尼的反犹主义种族政策出现得比较迟，始于1938年夏，他的反犹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憎恶，而是因为在敌人营垒中、在共产党阵营有不少犹太人。反犹主义在墨索里尼掌权前后没有出现，是因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开展得到了意大利犹太人的支持，这暴露了意大利法西斯在种族问题上的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而希特勒同样不是为了反犹而反犹，在实践中他是利用反犹为其反动的政治策略服务，为发动战争服务。所以他们的种族政策在本质上又是一致的。
（二）共产国际对法西斯的认识及其反法西斯斗争
在法西斯主义兴起之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就看到了其反动本质，制定了“抵抗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纲领，号召各国共产党人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共产国际在1921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共产党人应该“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和工人队伍，以便抵抗法西斯分子”[208]。1922年11月，墨索里尼上台刚过一个星期，共产国际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了法西斯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国际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主义，特别戒严和反对工人阶级的白色恐怖的猖獗。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在战后加强对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政治联合进攻的表现，“疯狂的法西斯组织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张王牌。白卫军的公开统治同时会转向反对一般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209]。“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目前存在于许多国家……组织群众抵抗国际法西斯主义是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210]各国共产党应该联合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来反对资本主义，坚决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坚持“到群众中去”的口号，自下而上地争取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在保证共产党独立性的情况下，“准备同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分子的叛徒领袖们举行谈判”[211]。在1923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主要议程之一，大会通过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决议。决议重申法西斯主义是当前时代特有的一种腐朽没落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崩溃和资产阶级国家日趋瓦解的表现，同时揭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深刻根源、其实质和目的以及无产阶级应该采取的策略方针和具体措施等。决议指出，法西斯的反动统治只能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消极地旁观法西斯主义的崩溃过程，相反，它的历史任务是有意识地和积极地促进和加速这一过程。必须使法西斯队伍中意识模糊和不自觉的革命分子，投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阶级统治和剥削者政权的阶级斗争中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战胜法西斯主义，必将为粉碎法西斯武装力量准备条件”[212]。共产国际还规定了具体的革命措施：“各国工人政党、工人组织等等，不问属于哪一派，都应设有专门机构来领导反法西斯主义斗争”[213]；“法西斯力量已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因此，工人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组织工作也必须具有国际的性质。为此目的，必须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214]。但是，在1924年召开的“五大”混淆了“四大”强调的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区别，把反法西斯运动看作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斗争。此次会议指出：“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再用旧的方法进行统治了。……资产阶级时而乞灵于法西斯主义，时而乞灵于社会民主党的效力。”[215]“社会民主党早已从工人运动的右翼转变为资产的左翼了，在有些地方则已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一翼。……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这里指的是它们的领导阶层）只不过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最初战斗所挫伤了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左右手而已。”[216]1928年召开的“六大”一直强调各国共产党要对资产阶级采取进攻策略，迎接新的世界革命高潮，从而放松了对法西斯这个最主要敌人的警惕和打击。1933年德国纳粹党掌权之后，共产国际在当年召开的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的会议《提纲和决议》中指出：“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帝国主义分子明目张胆的恐怖专政。法西斯主义试图保证垄断资本在小资产阶级中的群众基础，争取失去常态的农民、手工业者、职员、官员，特别是大城市失去阶级特性分子，也力图向工人阶级渗透。”[217]会议《提纲和决议》进一步分析了法西斯主义出现的原因：资本主义的议会制方法和民主制已经不能维持自己的专政，甚至已经成了资本家对内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对外重新瓜分世界的障碍，因此不得不转而在国内实行明目张胆的恐怖专政，在对外政策上实行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这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战争做准备。德国的法西斯政府是欧洲主要的战争贩子，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等帝国主义也趁机加紧了进行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资产阶级想通过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对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国家的反革命围攻来推迟资本主义的灭亡。国际共产主义伟大的历史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在战争爆发前就反对战争，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只有在战争爆发前布尔什维克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才能保证在战争爆发后革命取得胜利。”[218]所以，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引导群众进行反对法西斯思想的斗争，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政权法西斯化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争取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以苏联为榜样，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共产国际把法西斯主义看成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政治进攻，是资本主义进入最后灭亡阶段的表现。这种认识其实是不准确，甚至失之偏颇的。它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在最发达的西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美国、英国、法国未能有所成就，相反，它正是在社会和国家里还存在强大的前工业因素的地方如意大利和德国却发展起来了。也无法解释如前所述的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而言，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已成为最强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界才对它感兴趣。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中产阶层”[219]。从社会出身看，除少数贵族外，民族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属于中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被从士兵或正规的平民的职业生活中抛出来的，在“斗争时代”的所谓冒险生涯中，他们的生存主要不是依靠资产阶级的安全利益。“他们唯恐夹在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被压得粉碎，于是就在一个‘凌驾于政党之上的党’里寻找出路。在这种意义上，民社党是一个‘中产阶级汇集的党’。”[220]正是因为共产国际没能认清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和力量，才导致它把反法西斯运动看作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斗争，甚至把一些社会民主党也看成具有法西斯性质的政党一起进行斗争。1934年4月共产国际在《五一宣言》中宣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221]，这样就直接把社会民主党视作最危险的敌人和主要的打击对象。而被共产党人诽谤为“法西斯分子”的社会民主党人也陷于同样的错觉。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民族社会主义本身的分量。这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是当德共在面临着法西斯严重威胁的时候，丧失了同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良机，客观上有利于希特勒的上台，德共本身因此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随着德、意、日法西斯专政的建立，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全世界人民愈来愈面临着法西斯奴役的威胁。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斗争也逐步高涨起来。1935年的共产国际七大否定了之前的战略方针，号召社会党工人同共产党工人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反抗法西斯运动。此后，“在德、意、日法西斯加紧侵略活动的形势下，以季米特洛夫为总书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积极帮助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努力争取同社会党工人国际在重大的国际斗争中实行联合行动，声援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中流砥柱”[222]。但是，1939年，斯大林将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国际主义之上，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因此突然降下了高举的反法西斯旗帜，将各国无产阶级的国内革命与保卫苏联结合起来，强迫各国共产党服从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英、法做斗争，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发起了集中攻击。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招致各国共产党的抵制。共产国际采取的错误策略方针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不仅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威信和影响，而且使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陷于严重的混乱，甚至陷于瘫痪状态或被迫解散的状态。这样，社会主义的战斗阵营就被民族主义分化了，共产国际也因此于1943年被迫解散。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及其民族思想的思考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指出：“‘法西斯主义的一般特征决不能’使我们不去‘具体研究和考察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独裁，在各国和各个阶段的不同形式的特点’。”[223]但是，这一号召没有引起共产国际的足够重视。而对这一问题比较重视，研究比较多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最先研究法西斯主义特殊性的是葛兰西，他不仅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之一。当时，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引起了整个意大利政界与学界的激烈讨论，其中产生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四大学派观点：马克思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激进主义学派和“道德—政治”学派。葛兰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也是主要代表人物。
葛兰西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指出不能把所有反民主的和反共的组织都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因为这种从社会职能来阐明法西斯主义本质的方法，会把所有有利于资本主义和危害共产主义的政党和政权都看作“法西斯主义”，这样的结果会导致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特点的忽视。因此，除了坚持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义的普遍性看法之外，他还从意大利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来研究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本国国情的紧密联系，研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产生的特殊历史根源。
葛兰西在1920年就看出了法西斯的威胁，指出法西斯是受资本家阶级和焦利蒂政府悄悄支持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最新亮相”。1921年初，随着法西斯暴行的加剧，葛兰西更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文中指出了法西斯运动产生的民族主义根源：“法西斯有两副嘴脸：激进的一面代表失业的退伍军人、民族主义者和支持邓南遮入侵阜姆的军人；而较保守的一面代表墨索里尼的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和有组织的城市选民。”[224]在1924年葛兰西先后发表的《意大利的危机》《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1926年他和陶里亚蒂共同起草的文件《意大利的形势和意共的任务》中，葛兰西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比较集中和深入的研究。葛兰西指出意大利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原因在于其特殊的历史：意大利“工业不发达，而现有的工业又具有地区性质，因此，小资产阶级不但人数众多，而且从‘地域’上讲是唯一的全国性阶级。战后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还具有整个国家崩溃的尖锐形式，从而促使混乱的爱国主义思想重新抬头，因此，一旦工人阶级在1920年未能用自己的手段实现建立一个能满足意大利社会整个民族需要的国家的任务，除了采取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以外就别无他法了”[225]。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上台是资产阶级为了阻止无产阶级革命活动而对小资产阶级进行妥协退让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武装了法西斯主义，并鼓励和煽动它去同工人进行斗争。他这样说道：“‘民主主义’感到甚至在只有形式上自由的条件下自己也抵挡不住工人阶级的压力时，它就组织了法西斯主义。由于搞垮了工人阶级，法西斯已经使‘民主主义’恢复了存在的可能性。按资产阶级的意图，分工应该进行得十全十美，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交替使用应该有利于永远排除工人阶级恢复活动的任何可能性。”[226]葛兰西进一步指出，法西斯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甚至只会加速意大利的总危机，因为它在经济上不能带来一点活力实现经济复苏，在政治上“不仅要扼杀无产阶级的自由，而且要扼杀一切自由；不但要反对各工人阶级政党，而且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还要大肆反对所有的非法西斯政党，反对所有不是由正式的法西斯主义直接控制的团体”[227]。由此，葛兰西得出结论说，意大利的经济危机只能由无产阶级来解决，只有通过共产党重新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才能解决意大利的危机，法西斯主义只是推迟了无产阶级革命，但没有使它成为不可能。意大利共产党应该努力创建反法西斯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统一战线”。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实践斗争中，葛兰西特别强调团结问题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能取得团结，并像保护最珍贵的财产一样保护这种团结，即聚集在党周围的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人和农民的团结、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团结、意大利全体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他们就不能完成他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打垮法西斯主义，着手建立‘新制度’，‘工人阶级的国家’，‘团结’是党的旗帜，这面旗帜要经常高高地举着。”[228]为了完成当时最重要和最重大的推翻血腥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任务，葛兰西努力争取建立尽可能广泛的阵线，他号召一切反法西斯的派别和每一个反法西斯分子，包括政府议会中的全体反对派，团结起来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葛兰西对意大利法西斯的认识是正确的，他提出的斗争策略也是科学的。但是遗憾的是，葛兰西在1926年11月被法西斯逮捕入狱，直到1937年4月才服刑期满，获得完全自由，而且由于多年的牢狱折磨，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垮掉，出狱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而卢卡奇、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虽然没有像葛兰西一样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政治斗争实践，但是他们都亲历了这一历史厄运。因为他们的左派身份加上犹太血统，成为法西斯的迫害对象，迫不得已，他们只能离开自己的家乡，转移甚至流亡到其他国家。卢卡奇和葛兰西一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在希特勒成了内阁总理后，他被迫离开柏林，前往莫斯科。卢卡奇从19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写一部哲学著作《理性的毁灭》来揭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特别是德国纳粹主义及其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产生的原因，最后于1955年才完成这一巨著。卢卡奇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德国非理性主义思想统统看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表现，从谢林、叔本华到克尔凯郭尔，从尼采、狄尔泰、齐美尔到海德格尔，这条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史线索成了一列开往法西斯主义的直通车。在他看来，非理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是在政治领域最终导致法西斯专政的思想根源，因此，为了战胜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就必须在哲学上坚持和发展理性主义。
而布洛赫却提出与卢卡奇相左的观点，他认为正是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忽视了非理性因素，没有掌握“非理性中的理性”，才给法西斯以成功的机会，而法西斯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诉诸非理性要素。布洛赫的一生与世界历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一战到20世纪初共产主义革命高潮在全世界范围的兴起，从纳粹上台到二战全面展开，从冷战开始到柏林墙的建立，他在世界历史的遭遇中展开思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布洛赫对战争和德国人狂热的民族情绪十分反感，把现代政治归结为“要希特勒还是要斯大林”的二元抉择。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他被指控为第三国际的代理人，被迫辗转流亡到美国。早在1935年，布洛赫在柏林出版的《当代遗产》一书中，就初步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对纳粹现象进行了文化上、心理上和社会学的分析批判。布洛赫认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产生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是1918年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时历史的封建文化残余及其相关阶级还未退出历史舞台，德国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弱。而纳粹党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宣传方式。其宣传“理论虽然不严肃，但它的精神能量是严肃的，这种宗教狂热般的冲动，不是因为绝望和无知，相反，是由于信念的鼓舞”[229]。布洛赫强调，纳粹党诉诸非理性要素和神话元素来描绘第三帝国的形象，绝不仅仅是虚假意识，而是利用了民族的“文化剩余物”来激发人民对于新世界的憧憬和渴望。而共产党的失败就在于革命的幻想贫乏症，“马克思主义宣传缺乏任何神话的对立物，没有把神秘的冲动转化为现实的动机，没有把酒神的梦想转化为革命的梦想：就此而言，这种浅陋的马克思主义要为纳粹的兴起负一定责任”[230]。布洛赫的《当代遗产》确实反映了法西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利用民族主义的宣传模式。“不过，即使是在很熟悉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批判的人中间，《当代遗产》也无法和法兰克福学派、赖希和卢卡奇等人的著作相提并论，而是很冤枉地销声匿迹了。”[231]另外，布洛赫还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受到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实用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流行于美国的哲学流派，其著名论断是“真理即有用”。当时身居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很自然地把实用主义纳入自己的批判视野。布洛赫认为：“最后出现了厚颜无耻的纳粹实用主义，凡是为德意志民族服务（也就是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就是正确的；增进生活福利（即利润最大化）的，对目标好像有用的，就是正确的。”[232]布洛赫还指出，实用主义也渗透进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路线就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体现，它们“为实践而实践”，为了所谓的“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实际上是一种“非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毁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思想不是因为有用而正确，而是因为正确才有用。布洛赫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第二国际的实用主义解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路里非常独特，也具有一定的道理。
除葛兰西、卢卡奇、布洛赫之外，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赖希对法西斯主义及其种族主义的研究在西方也算比较早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国际一样，都非常重视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研究，只是与共产国际的“普遍性”视角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重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原因的分析，而且它们的视角更广，内容更多，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维度对法西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及其反犹主义的研究就是其突出特点。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欧洲社会及其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这样大量的民族问题，产生于这个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不对此做出反应，这种反应表现在他们的著述上，自然就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内容。
[1]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99页。
[2] 王希恩：《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3]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28页。
[4] 青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4，导言第3～4页。
[5] 王希恩：《简评华辛芝新作〈斯大林与民族问题〉》，《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6] 王希恩：《当代西方民族理论的主要渊源》，《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7] 参见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4、98、51页。
[8] 王希恩：《马克思主义民族过程理论述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9]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67页。
[10]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98～99页。
[11]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98页。
[12] 杨雪冬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和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第11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70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31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76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76页。
[17]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44页。
[18] 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03页。
[19]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50、251页。
[20] 《关于德国的札记（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647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450页。
[22] 杨须爱：《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23] 王希恩：《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
[24]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224～225页。
[25]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463页。
[26]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0页。
[27]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41页。
[28]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41页。
[29]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84页。
[30] 王希恩：《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31] 青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4，第17页。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74页。
[33]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09页。
[34]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3页。
[35]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85～86页。
[36]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86、87页。
[37]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6页。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56页。
[39] 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转引自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74页。
[40] 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转引自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35页。
[41] 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转引自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74页。
[42] 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转引自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47页。
[43]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6页。
[44]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7页。
[45]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5～26页。
[46]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页。
[47]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0页。
[48]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49]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页。
[50]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页。
[51]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37页。
[52]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9页。
[53] 鲍威尔：《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转引自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201页。
[54] 鲍威尔：《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转引自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203页。
[55] 鲍威尔：《评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著述》，转引自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167页。
[56] 鲍威尔：《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转引自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203页。
[57]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20页。
[58] 李彬彬：《思想的传承与决裂：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230页。
[59]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8页。
[60]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4页。
[61]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9页。
[62]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7页。
[63]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26页。
[64] 王希恩：《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
[65] 王希恩：《批判、借助与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66] 高朝阳：《恩格斯和列宁民族理论思想的比较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67]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4页。
[68] 王希恩：《马克思主义民族过程理论述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69]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72页。
[70]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73页。
[71]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5页。
[72]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4～25页。
[73]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59、101页。
[74] 参见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300页。
[75]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90页。
[76]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41页。
[77]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26页。
[78]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81、184页。
[79]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300页。
[80]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45页。
[81]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46页。
[82]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62、63页。
[83]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42页。
[84]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13页。
[85]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44页。
[86]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37页。
[87]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39页。
[88]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47页。
[89] 参见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63页。
[90]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63页。
[91]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62页。
[9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81页。
[93]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84～85页。
[9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450页。
[95]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96页。
[96]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81页。
[97]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80～81页。
[9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94页。
[99]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79页。
[100]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99页。
[101]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01页。
[102]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311页。
[103]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91～92页。
[104]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61页。
[105]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67页。
[106]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第292页。
[107]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42页。
[108]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28～129页。
[109]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29页。
[110]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40页。
[111]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56页。
[112]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64页。
[113]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68页。
[114] 华辛芝、陈东恩：《斯大林与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第7页。
[1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41页。
[116] 青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4，第141页。
[117]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4页。
[118]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2页。
[119]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32页。
[120]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30页。
[121]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30页。
[12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69页。
[123]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421～422页。
[124]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14页。
[125]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13页。
[126]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89、92页。
[127]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06、90页。
[128]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02～105页。
[129]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61～162页。
[130]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59页。
[131] 王希恩：《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创新的几点认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32] 陈建樾、周竞红、果洪昇：《教训与反思：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十大失误》，《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1期。
[133]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55页。
[1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第175页。
[135] 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三：苏联多民族国家模式中的国家与民族（нация）》，《世界民族》2003年第6期。
[136] 郝时远、阮西湖主编《苏联民族危机与联盟解体》，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第15页。
[137] 参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260页。
[138] 陈林：《第二国际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国际共运史研究》1990年第5期。
[139] 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摘录），唐春华、周家碧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191604.htm。
[140] 卢森堡：《民族问题与自治》（摘录），程人乾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 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_190806.htm。
[141] 杨须爱：《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142] 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摘录），唐春华、周家碧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191604.htm。
[14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409页。
[14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80～281页。
[145]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412页。
[146]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91页。
[14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93页。
[14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91～92页。
[149]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92页。
[150]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71页。
[15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54页。
[152] 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70页。
[15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77页。
[15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87～288页。
[155]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86页。
[156] 王希恩：《列宁和斯大林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15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81页。
[15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78页。
[159] 《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449页。
[160]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五分册，《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302页。
[161] 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史集译，三联书店，1963，第17页。
[162] 本书编译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65，第79页。
[163] 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史集译，三联书店，1963，第19页。
[164] 本书编译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65，第80页。
[165]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第193页。
[166]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叶至译，三联书店，1963，第5页。
[167]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五分册，《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302页。
[168]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三联书店，1963，第175页。
[169]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四分册，《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15页。
[170]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何疆、王禺译，三联书店，1963，第18页。
[171] 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第296页。
[172] 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第319页。
[173] 亨利希·库诺：《党破产了吗？》，韦任明译，三联书店，1977，第14～15、18页。
[174] 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史集译，三联书店，1963，第28页。
[175] 本书编译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65，第26～27页。
[176]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何疆、王禺译，三联书店，1964，第24页。
[177] 本书编译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65，第32页。
[178]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何疆、王禺译，三联书店，1963，第64页。
[179]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何疆、王禺译，三联书店，1964，第25页。
[180]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何疆、王禺译，三联书店，1964，第50页。
[181] 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 第二国际》，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4，第368、370页。
[182] 顾海良、张雷声：《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第47页。
[183] 参见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第3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163～165页。
[184] 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第3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148页。
[185] 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个批判性的考察》，陆俊译，重庆出版社，2003，第118～119页。
[186] 《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39页。
[18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51页。
[18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53页。
[189] 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学庆译，三联书店，1964，第34页。
[190]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五次（巴黎）代表大会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第99～100页。
[191]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六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文献 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第79～81页。
[192]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文献 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138～139页。
[193]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文献 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142～143页。
[194]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文献 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145页。
[195]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文献 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148～149页。
[196] 童建挺主编《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文献 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152页。
[197]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何疆、王禺译，三联书店，1963，第18页。
[198]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7年9月和10月之间），《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81页。
[199]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48页。
[200] 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29～130页。
[201]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330页。
[202] 杜美：《欧洲法西斯史》，学林出版社，2000，第91页。
[203] 杜美：《欧洲法西斯史》，学林出版社，2000，第104页。
[20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第221页。
[205]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666～667页。
[206] 埃尔德曼：《德意志史·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卷，高年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395页。
[207] 杜美：《欧洲法西斯史》，学林出版社，2000，第159～160页。
[208]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第279页。
[209]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第415页。
[210]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第414～415页。
[211]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第418页。
[212]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第529页。
[213]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第529页。
[214]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第530页。
[215]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第15页。
[216]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第16页。
[217] 戴隆斌、鲁慎主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第十三次全会文献 2》，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第641页。
[218] 戴隆斌、鲁慎主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第十三次全会文献 2》，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第648页。
[219] 埃尔德曼：《德意志史·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卷，高年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401页。
[220] 埃尔德曼：《德意志史·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卷，高年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387页。
[221]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东方出版社，1986，第409页。
[222] 武克全：《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功绩与失误》，《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
[223] 沃尔夫冈·维佩曼：《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1922—1982年）》，宋钟璜、张载扬译，东方出版社，1992，第7～8页。
[224] 倪力亚：《葛兰西》，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第66～67页。
[22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第206页。
[22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第222页。
[22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第206页。
[228] 倪力亚：《葛兰西》，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第85页。
[229] Ernst Bloch，Heritage of Our Times，trans. by Nevilleand Stephen Plaice（Oxford：Polity Press，1991），p.59.
[230] Ernst Bloch，Heritageof Our Times，trans. by Nevilleand Stephen Plaice（Oxford：Polity Press，1991），p.59.
[231] 夏凡：《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31页。
[232] 夏凡：《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