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希恩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是俊雄读博期间选定的。当时她一提出这个设想并打算作为博士论文我就答应了。中国的民族理论原本比较保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进入新世纪后国外的理论学说引进不少，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真还可以说是一块空白。有人来填补它，其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我的同行也很有共识，所以，无论开题报告还是最后的答辩，俊雄的这个选题和论文通过得都很顺利。当然专家们在肯定选题和论文的同时，也对如何修改完善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大家都对这篇论文报以殷殷期望。几年下来，俊雄最终拿出了修改后的稿子，交给出版社。但看得出，她还很是忐忑，一直让我给她多看看。让我欣慰的是，尽管还有很多的不足，但作为一个补白性的成果，这本书还是可以拿出手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复杂多元的思潮，它们关于民族的理论分布在不同的学者和不同学科的叙述之中，相互之间没有继承性和联通性，因此这种理论也不可能是一种完整或系统的体系。作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没有无中生有地去臆造一套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体系，而是从历史背景、学术传承和理论共性等方面概括出了四个流派，从对这四个流派的代表性学者的理论阐述中展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概貌、说明它们的特征和内容。这是很有想象力也很实际的一个研究方法。面对复杂纷繁的研究对象，既要适当地概括，也要恰如其分地分析，它既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学风问题。实事求是本该就是治学的本真。
本书注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产生背景和每个代表人物的背景。正是由于这些背景的不同，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也决定了这些代表人物之间理论的区别。以此也使我们知道，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注重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注重从生产关系和阶级根源上解决民族问题的立场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更多地是从文化、社会和政治层面看待民族问题，主要着眼的是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建设、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着眼于“后民族”时代的民族走向和族际关系。作者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和阶级分析方法，未能触及资本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根本。其实，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来看，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结论和论点已经被他们突破了。这对他们来说是自然的、应该的，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经典作家的时代环境，因应的是变化了的世情和国情。否则他们就不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了。
作者为我们呈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重民族思想，所谓四个流派中的每一个流派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无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还是卢卡奇对德国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也无论是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还是赖希的法西斯民族主义观都已成为西方民族理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而像哈贝马斯的“后现代”民族观念，霍布斯鲍姆对民族主义的历史考辨和未来展望，不但享誉西方学术界，也早已为国内民族理论界学人所熟知。霍尔在文化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成就，他的“多元文化”理论超脱了传统多元文化主义的窠臼，代表了有见识的西方学者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西方民族理论的一部分，是代表进步、积极的一部分。他们的理论为人们认识民族现象和改造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成为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重要构成。俊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做出了充分评价，认为这些理论密切关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并对其进行与时俱进的解读、反思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在某些方面深化了对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的认识。这一评价虽似笼统和“政治化”，但从其对四个流派的具体分析中可以找到充分根据。无论如何，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属性。受这一属性所制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基本理论和价值原则对这些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渗融，而它们的代表人物或者本身就是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或者是各自国家政治舞台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左翼”人士。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及体现出的进步性除了理论家们自身的学术追求之外，也与他们所持的进步立场、所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分不开。
不能苛求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对应性。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而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列宁和斯大林发展，并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完全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它有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也糅合了中国国情和历代民族问题治理的丰富经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很大不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经历了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而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包括从宏观理论到具体政策方略的完整体系，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来没有执政基础，也从未经历过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不论从学科整体还是就学者个人来说都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然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之所以有活力，除了本身丰富实践的支撑之外，也从来离不开外来有益成分的滋养。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族理论对国外理论有着很开放的姿态。霍布斯鲍姆和哈贝马斯等民族理论家由此而在我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现在，俊雄又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他们以及他们同人的民族理论做出系统梳理，无疑对丰富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当初，鉴于研究的难度，我对俊雄做这篇论文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按照这个题目，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画出一个轮廓就是成功。现在来看，这个要求是达到了，而且“画”得不错，但要把这个轮廓真的画圆，并填好其中的内容，显然还要下更大的功夫。这一点，我对俊雄同样是寄予期望的。
2020年7月28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