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应对[1]
李洪河 原畅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空前严重的蝗灾，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政权未稳、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开展了积极有效的灭蝗治蝗工作，不仅有计划、有步骤地颁行了一系列的治蝗策略，广泛发动了各级治蝗组织和民众的力量，逐步减轻了蝗灾影响，初步改变了蝗区面貌，而且在灭蝗救灾的同时破除了民众固有的“神虫”思想，促进了民众社会心理的成熟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增强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为后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 蝗灾 治蝗策略 社会认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未能摆脱蝗虫灾害的困扰，新中国成立以后蝗灾仍然连年发生，给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解决蝗灾问题就成为建设新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面临国家与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从人民利益至上的长远考量出发，积极组织和领导了一场极具历史意义的治蝗灭蝗斗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对新中国初期的这场治蝗灭蝗斗争，以往学界除自然科学学者结合历史灾害材料进行了灭蝗技术探讨外，历史学界多从救荒备灾的角度分析蝗灾救治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在救灾政策、组织机构、救济成就等方面着墨甚多；也有学者通过对蝗灾发生与治理的多种梳理，分析了这一时期蝗灾防控的决定性因素等。[2]而笔者则希望通过对当时为数众多的内部出版物及相关档案的解读，从国家政权建设的新角度对新中国初期的蝗灾及其应对问题做一粗浅探讨，揭示这一时期的治蝗实践对其后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
一 蝗灾的分布及影响
蝗灾如洪水、干旱、鼠疫等自然灾害一样，其发生除了发生地的地形、气候、水温、土壤等影响因素外，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也有密切关联。尽管新中国初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摆脱了多年战乱，但因战争造成百姓流离失所，原有土地大量荒芜，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尤其是华北、中南、西北等广大地区荒地、冲积地等数量庞大，非常适宜蝗虫生长繁殖，加上这一时期旱涝灾害严重，这些地方就迅速形成蝗灾区，受害面积极为庞大。据有关资料统计，早在1949年6月，华北地区的安阳、沙河、新乡等26个县2800多个行政村即遭到严重蝗灾威胁。[3]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水旱灾害等异常严重，导致大规模的蝗灾接连发生。1950年上半年，河北、河南、平原、山东、新疆、皖北和苏北地区连续发生蝗灾。其中，河北省有临榆、宁晋、沧县、邯郸等29个县，平原省有安阳、林县、汤阴、淇县、辉县、修武、内黄等7个县，山东有白彦、乳山、海阳、牟平、五莲、惠民等22个县，皖北有盱眙、泗洪两个县，苏北地区有仪征、六合两县，河南有西华、嵩县、宜阳、伊川等4个县，新疆省有景化、绥来、沙湾、精河、吐鲁番等5个县，共计数十万亩的土地发生蝗蝻、土蝗及飞蝗等灾害，各地百姓损失惨重。[4]1951年上半年，皖北、河北、山东、平原、河南、苏北、山西、新疆等地区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蝗虫灾害。其中，河北、平原、山西三省蝗蝻灾害情况严重。据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报道，河北省1951年6月25日的统计显示，该省蝗蝻灾害发生达62个县之多，面积达90万亩，经捕打后该省仍有36个县39万亩灾情严重；平原省曹县、鱼台等蝗蝻灾情严重，据曹县4个区10个行政村统计，受害面积为2.1万亩；山西省发生蝗蝻灾害地区计有晋城、高平等5个县，仅高平30余村即有东西20里、南北50里的面积发生蝗蝻灾害。[5]
到了1952年，各地蝗情有增无减。截至当年6月，河北省发生蝗蝻的地区达到90个县，面积有80多万亩；皖北泗洪一县发生蝗虫的面积即有30多万亩，且从密度而言一些地方蝗虫极稠，当地群众用碗一捞就可装满；山东省也有10多个县发现了蝗虫，该省惠民专区6个县的蝗虫面积有30多万亩；[6]湖南各地蝗灾也很严重，蝗蝻遍及长沙、益阳、零陵、邵阳、衡阳、郴州、常德等7个专区的55个县和3个市郊的部分地区；[7]湖北北部随县、应山、礼山、黄安等县发现蝗虫，天门、汉川两县部分地区蝗蝻密集；[8]平原省、河南省也有蝗蝻发生，其中仅商城县就有50个乡发生蝗蝻。[9]1953年各地蝗灾频仍，河北、河南、山西、江苏、绥远等省部分地区蝗情密度空前。据截至当年7月3日河北省49个县的统计结果，该省发生蝗蝻面积达54万亩，个别地区飞蝗遍野，遮天蔽日。[10]江苏省发生秋蝗，面积达17万余亩，其中以微山湖地区最多。苏北宝应县北湖区发现的飞蝗群约一里长、几十丈宽，为当地百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11]河南濮阳、安阳、新乡、商丘、郑州、信阳专署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蝗灾，这些地方经查有蝗卵的土地面积达48万余亩。[12]
1954年以来，各地治蝗虽有成效，但蝗灾面积仍然巨大。据河南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截至1954年5月该省有蝗卵的土地面积为48万余亩，其中上蔡、遂平、西平、长垣、濮阳等蝗区最为严重，防治任务艰巨。[13]安徽省泗洪县和江苏省灌云县、新海连地区截至当年5月发生蝗虫面积约25万亩。[14]新疆乌鲁木齐、塔城两个专区的10个县和乌鲁木齐市郊以及伊犁专区、新疆南部部分地区有60万亩农田和草场发生蝗害。河北省则有5.25万亩发生蝗虫。[15]1955年5月，河南省商水、西平、浚县因防治不力，成为该省主要蝗区，经查全省蝗虫发生面积达80万亩以上。[16]当年8月，河南省武陟县黄河滩老蝗区秋蝗大量发生，面积达到11万余亩，蝗区南部黄河沿上且有东西20里长、南北1里半、宽6尺深的荒草被吃光，蝗区逐步北移，距大片作物地4—5里，距零星作物地仅2—3里，并且武陟县最近的乡距蝗区仅在20里以上。[17]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夏蝗扩散面积最严重的一年。据农业部有关资料统计，当年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天津五省一市共发生和扩散夏蝗达1550万余亩。[18]仅就山东省的不完全统计，该省8个专区42个县夏蝗面积即达350多万亩。[19]1958年以后，山东、新疆、黑龙江、江苏、河南等省虽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蝗情，但均逐步得到控制。[20]
综上来看，本文虽难以列出所有发生在新中国初期的蝗灾分布情况，但是通过相关媒介报道和档案记载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蝗灾可以说是常年发生，波及范围遍布华北、西北、东北、华中、东南等各大地区，严重地威胁着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据1952年平原省人民政府检查组有关资料，该省聊城县蝗灾发生后，聊城县邱庙村蝗虫密度平均每平方米即有150个左右，地里禾苗被吃光吃秃者计有高粱100亩、玉米30亩。偏偏该地又遭旱灾，到了玉米出穗时蝗灾仍很严重，致使当年玉米产量与往年相比减产达60%，严重的农户减产80%，豆子减产40%，高粱减产70%，给当地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个别农民连维持基本生存的口粮都成了问题。据当时聊城四区邱庙村灾后生活状况的调查，该区一些缺粮户和困难户的吃饭问题严重，口粮甚至无法维持到当年年底。[21]而且，蝗灾发生后一旦救济不及时，还会导致农民的逃荒要饭问题。有关档案显示，1953年因为灾后救灾工作没有做好，当时河南省濮阳县12区河床农民有15户要饭，叶县、宝丰、郾城三县发生要饭现象的15户、卖地的6户、卖农具的14户、逃荒的1户。[22]安阳部分灾区出现了农民卖牲口、卖车辆、卖地乃至逃荒的现象，农业生产陷入停顿。[23]蝗灾给灾区农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不仅如此，因为新中国初期工业还未得到大的发展，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很大，蝗灾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治蝗工作中，其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据统计，1953年全国农业经费中仅治蝗经费即达743亿多元，主要用于治蝗的人工、药械、治蝗机构经费等。[24]其中，河南省当年仅喷洒药剂就需要6万余人次。[25]1953年5月，河南省调拨六六粉726645斤、麦麸170860斤、喷粉器272架、撒粉袋8000个，并训练技术骨干4000人支援各地治蝗。[26]同年6月，河南省委向濮阳、安阳、新乡、商丘、郑州、信阳专署下达的捕蝗补助费中，给灾区捕蝗困难群众每日补助生活费1000—1500元，并一次拨款给濮阳、安阳、新乡各1.65万元，商丘8.25万元，郑州、信阳各4.95万元，分别进行捕蝗工作。[27]全年治蝗经费计达18亿元。[28]蝗灾加重了财政负担，这对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二 国家和地方的治蝗策略和治蝗组织的运作
新中国成立后依然严重的蝗灾问题，成为影响民生及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虽然中国治蝗历史悠久，自帝制时代早期起就开始对蝗虫进行防治工作，并在近代尝试以新的科学技术治蝗，但当时真正卓有成效的治蝗工作还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灭蝗治蝗行动。如194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太行山根据地组织了25万群众，花费1000万个工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蝗行动，仅其中10个县就灭蝗1835万余斤，治蝗成果显著。[29]在1945年5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总结国内形势时讲到，面对天灾流行，“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这些经验很好”。[30]这些治蝗经验也为新中国治蝗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打下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蝗虫灾情和治蝗工作。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34条指出，人民政府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抗旱……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31]依据此条，1950年3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针对当年2月起河北省、平原省等各地虫害陆续发生的情况，要求各地及时进行检查，警惕虫害随时发生。[32]1951年6月2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防治蝗蝻工作的紧急指示》，针对皖北、河北、山东等地均已发生大批蝗蝻，开始危害农作物，“这是关系广大人民生产生活的重大问题”，要求各地人民政府立即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按照当地环境，坚决贯彻“打小、打少、打了”的精神，干净、彻底、全部地把蝗害消灭在幼虫阶段。[33]1952年3月26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二年防治农作物病害虫害的指示》；4月22日，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防治害虫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尤其是虫害发生地区“应以防治虫害为当前中心任务”，把治虫列为中心工作，人民政府加强领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34]
根据政务院及农业部的指示精神，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广西、甘肃等地纷纷制定相关灭蝗治蝗的制度和文件，以求统一精神，加强领导。首先，各级人民政府逐渐建立起了从上至下一整套的治蝗机构和蝗虫研究单位，为科学治蝗、根治蝗害提供了组织和技术保障。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便设立了病虫害防治局治蝗处，[35]这标志着中国的治蝗事业随着新政权的成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其后，各个处于蝗害范围的省、区纷纷成立本地区的灭蝗指挥部，如新疆省治蝗指挥部、河南省灭蝗联合指挥部等，[36]具体负责执行党和政府下发的治蝗任务，协调各灾区的具体灭蝗工作，下拨治蝗经费、药械以及蝗情信息的统计和发布等工作。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健全地方治蝗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在1952年全国首届治蝗会上明确指出要充实治蝗组织机构，并且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在主要蝗区建立专业性的治蝗站23处，包括河北省6处、山东省6处、安徽省3处、河南省3处、新疆省1处、江苏省4处；第二，为了及时动员组织人力投入灭蝗斗争，各蝗区于夏蝗发生以前，成立临时性灭蝗指挥部，有计划地组织治蝗队伍；第三，为了组织力量联合治蝗，各省及各专县间根据治蝗工作的需要成立临时联合治蝗机构，以加强治蝗联防工作。[37]这就为治蝗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证。
在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的领导下，各省区建立了不少专门研究蝗虫与治蝗的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华北及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各省农业厅农业技术处、蝗区地方的农业技术学校等。1954年还有9个专科以上的大学设有植物保护系，同时部分大学教授和专家配合农业部门进行专门问题的研究工作。[38]这为科学治蝗提供了技术保障。如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于1952年开始在全国进行全面的系统调查蝗区的工作，先后在江苏省的洪泽湖和黄海、山东省的微山湖和鲁西南内涝区、河南省的黄泛区、河北省的渤海、安徽省的阜阳沿淮地区设立野外研究站，结合当地的治蝗与改造蝗区工作，进行蝗区自然地理、飞蝗选择发生地、蝗区的结构、改造飞蝗发生地的方法及蝗区生物地理群落的演替等有系统的常年调查及观察工作。[39]这也是新中国首次对蝗区进行整体性调查，为此后蝗虫的综合治理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此外，各地方研究单位也根据本地蝗情开展调查研究。如1951年河北省农业试验场病虫害系派技术员参加黄骅县灭蝗工作后，技术员召集村民协助搜集调查材料，经过研究，得到了当地蝗害的发生原因、灭蝗应用的方法等宝贵材料，为此后当地的灭蝗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借鉴。[40]
与此同时，新中国初期的党和政府加强了蝗情信息的有效沟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各级政府间的纵向沟通。新中国初期的灭蝗工作一般是由中央下发治蝗通知，地方政府负责传达和具体任务安排，并向中央上报蝗情。如1952年3月26日，政务院正式下发指示要求各地蝗区要抓紧防治重心、充分准备药械、加强技术指导、建立情报制度和发动与组织群众，并明确要求以后必须以村为基点，建立经常情报制度，病虫害防治站在专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情报网，掌握病虫害发生与发展的真实情况，立即上报，及时组织力量进行防治，做到“病虫发生在那[哪]里，即消灭在那[哪]里”。[41]同年4月22日，政务院又发出关于防治害虫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严密监视蝗卵孵化情况，保证“打早、打少、打了”，并再次强调一旦发生，立即防治并及时上报。[42]紧接着在6、7月间，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多次发出关于防治蝗虫、棉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蝗区及时做好联系工作，相互支援，以彻底消灭蝗蝻。[43]此后几乎每年中央下发到各地方的治蝗指示都为数众多，很好地指导了各地灭蝗工作的进行。针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灭蝗指示，各地方政府也积极予以回应。1952年政务院通知要求蝗情上报以后，蝗区所在地政府积极向中央提供本地的蝗情信息，帮助中央了解详细情况、下拨经费、制订总体计划、向其他地区介绍经验。如1952年河南省上报全省蝗情后，农业部及时总结经验，向全国各蝗区通报了河南省的蝗情及治蝗经验与不足等，为其他蝗区提供了借鉴与警示。[44]1953—1956年，河南省还及时向中央提供每年飞蝗防治工作方案草案供中央审核，并介绍全省的治蝗目标规划、治蝗机构的建立情况、侦察工作的进行情况和药械准备情况等。[45]这充分表明有关蝗情信息的上下沟通已经越来越成熟，各地蝗区对于蝗灾的治理工作也已经步入正轨。
二是不同蝗区间的横向沟通。不同蝗区间的沟通，一方面，能够相互交流，介绍与学习治蝗经验；另一方面，在必要时刻能够在人力物力上相互帮助，以便更快地灭蝗。在沟通的形式上，各地主要有召开治蝗座谈会、开展治蝗培训班、报刊宣传、互助灭蝗等。1952年农业部在济南召开全国首届治蝗座谈会，各地治蝗领导干部、治蝗劳动模范及治蝗专家等通过小会座谈结合大会报告的方式，广泛讨论了治蝗工作中的各项主要问题，总结了治蝗运动的经验，效果很好。1957年农业部又在北京召开冀、鲁、豫、苏、皖五省及天津市治蝗座谈会，此次座谈会除了邀请有关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以外，还在飞机治蝗得到应用的情况下邀请到了中国民航局等单位的代表。[46]治蝗座谈会作为由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主导、全国各个蝗区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蝗区互相借鉴治蝗经验、总结治蝗工作的成绩与不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类似的还有地方性质的治蝗培训班，如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所在1953年2月开办了首届治蝗训练班，为期八天，许昌、信阳、洛阳、郑州、商丘、安阳等专区病虫防治机构以及农林所干校等部分人员参加。训练班除了宣传党中央的治蝗方针外，还通过做报告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交流了各地区新的科学技术和治蝗结合的情况。[47]此外，各蝗区还经常利用报刊进行转载，交流和学习相关治蝗灭蝗的知识和经验。如1951年皖北地区首次采用飞机灭蝗后，各蝗区报刊纷纷转载、传授经验，后来一些有条件开展飞机灭蝗的地区也开始试用这一办法。[48]1951年河北黄骅治蝗经验、河南夏蝗总结、湖南竹蝗防治工作总结等也被作为治蝗工作的典型经验予以广泛传播。[49]不同蝗区间的横向沟通作为中央到地方纵向沟通的一种补充，为各蝗区在治蝗的时效性和利用技术的先进性方面更有效地提供了帮助。
三是新中国与苏联进行国际交流。新中国成立初期，治蝗技术水平远落后于苏联等发达国家。1952年治蝗工作会议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确定要以苏联为榜样：“他们对于挖卵工作，早已认为是不彻底的办法而不用了。所以我国各地进行耕卵、挖卵是和苏联先进治蝗经验不相符合的。”[50]决定向苏联学习灭蝗经验并接受苏联的灭蝗援助。苏联政府对此也积极回应，及时向中国派出大批技术人员提供指导。如苏联学者萧宾诺夫斯基来到中国后向广大的中国学者介绍苏联灭蝗经验，并重点介绍了怎样使用毒饵诱杀蝗虫和毒药的制作流程等。[51]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在苏联顾问卢森科和斯达基夫金等的指导下，决定采用飞机治蝗。这是中国第一次利用飞机治蝗，虽然防治面积不是很大，但效果显著。[52]苏联政府还从1953年起连续三年共派专家12人，飞机人员76人，治蝗飞机32架，喷粉车、撒饵车及轻便交通车20余辆，以及携带大量六六六药粉等，到新疆协助治蝗，仅1953—1956年治蝗面积即达250万公顷，并协助进行大面积蝗区的调查，培养治蝗技术干部，为此后新中国的治蝗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53]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积极制定实施了诸多具体的灭蝗治蝗举措，主要有灾前加强预防、灾中积极应对、灾后提供保障。其中，灾前加强预防，主要是“三查”，即查虫卵、查蝻、查成虫，这样就能赶在蝗虫成灾前予以消灭。早在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就制定了《过冬蝗卵检查办法》通报蝗区各省依法检查。[54]1953年农业部发布《一九五三年的治蝗方针与措施》，规定凡发生秋蝗的地区应组织群众于秋后检查残余飞蝗及其产卵地点、面积、密度，做出标志、绘制图表逐级上报。凡夏蝗、秋蝗产卵后，被水淹没而未发生秋蝗的地区，亦须于水退后前往检查。[55]1953年河南省夏蝗发生后，部分地区由于做好了侦察工作，切实掌握了蝗情，做好了各项物资准备及各种组织工作，得以及时、主动地把蝗蝻消灭在成虫以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56]整个河南省则从1953年10月上旬起到11月下旬止，共用了1447个工作日，在许昌、信阳、郑州、濮阳、新乡、安阳6个专区的15个县布置和进行了大规模侦察蝗卵工作，共查出有卵面积26万余亩，部分使用药械的地区蝗卵密度下降很多，很好地保证了当年农业生产不因蝗害歉收。[57]
灾中积极应对，主要是在蝗灾发生时扎实组织人力来实施挖卵、捕打、喷药工作。1950年3月，鉴于处于农忙时节的群众捕蝗困难等现实条件，平原省发出文件，开始用以往在解放区实施的以物质奖励来发动群众灭蝗的经验组织灭蝗运动，对灭蝗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58]到1951年蝗情出现时，平原省各地立即成立防虫指挥部，在抽调的得力干部领导下，贯彻奖励办法，在蝗区组织群众进行捕杀，并通过展开捕虫竞赛的方式，很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情绪。[59]各地区还对灭蝗工作中涌现的大量劳动模范及积极分子予以表彰和奖励，更加刺激了他们灭蝗的积极性。如1952年平原省浚县县区领导亲自动手深入发动群众迅速扑灭蝗蝻的事迹，得到了安阳市地委的通报表扬。该县县区领导带领着抽调的120余名县区干部、310名师范学生以及4万余群众，亲自上地指挥，和群众一起捕蝗，不到一周就扑灭了80%以上的蝗情。[60]1952年河南有7个专区30个县发生蝗情后，在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蝗区干部迅速组织治蝗工作，很多干部亲自率领群众捕打，取得了不错的成绩。[61]对参与治蝗的干部和群众给予表彰和奖励，这也进一步鼓舞了广大蝗区群众积极地投入灭蝗工作中。1951年皖北泗洪县和河北黄骅县境内发现蝗情时，部分蝗虫已经到了成虫阶段，形势非常严峻。当地干部在专家的指导下领导蝗区群众积极灭蝗，人民军队也派出了空军和地面人员协助灭蝗，效率大大提高，仅用6小时就撒六六六粉2000多亩，后经检查已经长翅膀的飞蝗死亡有七成以上。[62]人民军队的参与让广大农民欢欣鼓舞。河北省委也在通报中称赞此次黄骅县灭蝗的胜利是抗美援朝精神的具体行动。[63]
灾后提供保障，则是对灾后救灾工作给予最大程度的重视和支持。面对严重的蝗虫灾害，党和政府对受灾地区的救灾工作高度重视。早在1949年12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出救灾是严重的“政治任务”，是“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64]为了贯彻政务院指示的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于1950年1月9日发出了《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强调各级政府要对救灾负起高度的责任。[65]党和政府的指示对于增强灾区干部和群众的救灾信心起到了很大作用。之后华东、中南等大区和河北、皖北、苏北、山东、河南、平原等受灾省区都开始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如直接发放救济、在农作物被破坏严重地区开展补种、发展农业副业生产、社会互助互济等，为灾区群众度荒提供了制度保障，保证了灾区民生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如1951年河北省在相继遭受蝗灾、旱灾及部分地区水灾后农作物严重减产，为了领导群众进行生产度荒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在组织干部的领导教育、稳定灾区群众心理、发动群众节约度荒、发展农副业生产上发布了一系列要求，同时下拨经费准备物资力量支持灾区人民。[66]1952年平原省地区蝗灾、旱灾同时发生，农业生产破坏严重，人民群众因此悲观失望，对生产度荒失去信心，部分地区出现了出卖牲口、自流逃荒的现象。[67]平原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明确指示和实际的严重情况，参照过去的经验，迅速做出具体救灾措施指示：要在救灾过程中尽量照顾群众的利益，防止领导干部只顾自己情况的发生；提倡灾区抓紧补种蔬菜、小麦或其他早熟作物，以缩短灾期；发动群众进行副业生产，开展生产自救，并实行以工代赈计划，保证灾民不致流离失所；提倡互助互济与节约备荒，并发动非灾区群众支援灾区，加强团结友爱教育；立即对贫苦的老、弱、孤、寡与烈、军、工属予以救济，因为他们的困难最大，并积极组织其生产；等等。[68]这些措施对广大群众顺利度过灾荒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三 社会各界的治蝗宣传和动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政府实施一系列应对蝗灾的政策与举措，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航空业界和广大群众等在政府领导和自发行动下，也积极地应对蝗灾，进行科学研究和灭蝗科普宣传工作，为这一时期的蝗灾治理贡献了一份力量。其中，文化界主要通过拍摄电影、绘制连环画、课堂教育的形式进行宣传，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和宣传治蝗知识。尤其是部分治蝗影片对治蝗宣传作用很大。如1952年8月，教育影片《消灭蝗虫》摄制组开始在天津专区和山东沛县等蝗区拍摄，影片通过围打、火烧、鸭吃、毒杀等四个环节展现了蝗区群众消灭蝗蝻的过程：一是蝗区群众虽顶着烈日，但个个干劲十足，在打蝗小组长的领导下唱着歌谣，通过围打的方式消灭蝗蝻；二是展现通过火烧的方法，大范围地烧死蝗蝻；三是在微山湖畔通过以鸭子代人工的灭蝗方法，让鸭子吃掉蝗蝻；四是通过群众组织撒毒饵的方法杀死蝗蝻。[69]影片的成功拍摄为治蝗宣传提供了宝贵的影像材料。1953年6月8日，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向河南省文化局、河南省农林厅等下发通知，要求河南省及时组织电教队伍深入蝗灾区域放映《消灭飞蝗》，[70]并具体要求在商丘、郑州、新乡、濮阳等专区，以及民权、中牟、原阳、内黄、滑县、封丘等重灾县放映，使广大农民从影片中受到教育。[71]6月13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向各相关部门发出通知，要求迅速派影队即日出发深入蝗灾区放映《消灭飞蝗》，并要求制订好放映计划，避免耽误治蝗的宣传工作。[72]各地区和部门迅速做出反应，制订计划，派出放映队伍。如新乡专区农业技术指导站电影队与治蝗站研究后制订计划，在该区辉县、汲县、获嘉县、修武县、原阳县各放映三场，其他县份蝗灾严重者则随时放映。[73]治蝗电影也受到了蝗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如河南省文化局电影队6月14—19日在中牟县共放映电影三场，每场放映影片两部，观众约3200人，平均每场1070人左右。群众通过了解蝗蝻的严重危害，受到了切实的教育，知道了蝗蝻的发生并非“神告”，并进一步掌握了蝗蝻的龄期及捕打方法。一个当地民众在观看放映后说：“蚂蚱少的时候及时打，不打一等就坏了。”还有的民众认为电影里的捕蝗方法如“围打”还不如他们自己的严密，他们除了进行“围打”以外还有“复查”，这说明群众对电影也是有进一步思考的。[74]
教育界也对治蝗灭蝗的宣传工作有很大贡献。治蝗技术与思想的宣传，不仅需要面向蝗区民众，更应及早地向尚未参与祖国建设的学生群体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蝗虫的危害。如陕西省在1952年开始使用的高小《自然》第一册和高小《国语》第一册分别有课文《怎样防治农作物的病虫害》《用飞机扑灭蝗虫》，对学生进行治蝗技术与思想的教育。《怎样防治农作物的病虫害》详细讲解了防治蝗虫的三种方法：农业防治，通过耕作减少蝗虫适宜发生地；人工防治，通过手捉、网捕、火烧、掘沟等方法防治；药剂防治，通过六六六等药剂的直接喷洒或制作毒饵进行防治，为学生们明确了治蝗的方法，以便他们离校后进行普及，扩大了治蝗知识的传播面。[75]通过学习，学生们不仅进一步了解了蝗虫的危害和新式灭蝗办法，更通过用飞机灭蝗这一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知道了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生活、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从而培养他们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观念。教育界的治蝗宣传不仅培育了学生们的治蝗观念，更是间接地为新中国的治蝗事业培养了接班人。
科学界的治蝗研究也是新中国治蝗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蝗技术还不够发达，广大群众对于蝗情的掌握也不够充分，为了打赢这场与蝗虫的战争，科学界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工作者，他们对治蝗技术进行研究，对蝗区蝗情进行详细调查，为新中国的治蝗事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和情报。比较典型的是1951年从英国回国的昆虫学家邱士邦教授，他从回国伊始便迅速地投入治蝗工作，领导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蝗虫组的工作人员，创立了“三查”：查卵，摸清蝗卵的分布地点、面积和密度，预测来年蝗虫可能发生的情况；查蝻，查清蝗蝻孵化和发生情形，进行适期防治；查成虫，查清残余飞蝗活动范围和产卵情形，作为查卵依据。这一经验从1953年起在全国得到推广。[76]新中国成立初期像邱士邦这样的为祖国治蝗事业无私奉献的科学界研究人员还有很多，他们在调查方法、药械使用、新式器具等方面都有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航空业的发展也对治蝗事业贡献了很大力量。1951年6月14日，河北省黄骅县迎来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的飞机灭蝗队伍，这是中国首次采用飞机灭蝗。[77]之后到9月下旬为止，空军先后在皖北泗洪和河北安次、武清、宝坻、宁河等地区进行飞机治蝗，共计撒药粉314次，消耗3万多千克六六六药粉，在3万亩土地上除治了90%的蝗虫，治蝗效果颇为显著。[78]1955年8月河南省武陟县黄河滩老蝗区秋蝗大量发生后，河南省农业厅向农业部紧急请示调拨飞机进行防治，迅速消灭危害。到了1956年，该地因上年防治时间较晚而导致蝗虫已大量产卵，5月初蝗蝻开始孵化出土，5月下旬已经达到盛期，于是当地政府继续采用飞机治蝗的方式，6月9日开始利用安阳防治棉虫飞机的空隙时间进行防治工作。至6月14号防治工作结束时，飞机共起飞145架次，空中时间25小时，防治了5.8万亩。其中仅6月13日即飞行61架次、防治2.4万亩的成绩还创下了全国的新纪录。[79]航空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中国治蝗的技术水平，也为党和人民政府应对突发蝗情提供了很好的工具，为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当然，蝗灾应对中最重要的还是普通群众参与到了减灾救灾中。蝗灾发生后，蝗区群众没有被蝗灾吓倒，他们不仅通过积极治蝗，主动参与查卵巡视等工作，而且通过一些自发的救灾措施，恢复生产生活，为灾区灭蝗工作和农业生产的恢复，贡献出他们的力量。如1951年平原省部分关心农业生产、热心为人民服务的小学教员，主动提出要求担任农业调查员，积极参加治蝗工作的调查。[80]1952年东明县捕蝗工作中涌现出的不少思想先进的模范农民群众自发组织农民巡逻队伍，轮班在田地上监视蝗卵的孵化情况，及时向县技术指导站报告蝗情，并自愿参加捕蝗工作，先后治理蝗区4000余亩。[81]又如1950年的灾后生产自救中，平原省第一副主席贾心斋亲自担任劝募平原分会主任，号召各界人士“发扬高度有爱的精神，踊跃捐输，以期集腋成裘，共襄此举，捐献衣物款项，以支援千万灾民渡过严冬”。[82]这不仅在物质上对灾区人民给予了有力支持，在精神上也对灾区群众是莫大的鼓舞。
四 蝗灾应对下的社会认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与蝗虫、蝗灾等展开的较量，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群众的生产生活，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与社会认同。虽然蝗灾应对并不容易，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蝗灾应对是非常成功的，治蝗效果明显。如1951年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开展灭蝗运动，灭蝗面积共达1.2亿多亩，其中仅皖北地区即捕捉包括蝗虫在内的各种害虫1340多万斤，救出庄稼179万多亩，治蝗成果显著。1959年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在冀、鲁、豫、皖、苏五省灭蝗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新中国初期的治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解放以来，蝗区广大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对蝗害做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根本上改变了旧时代飞蝗几年一次大规模发生的“遮天蔽日，禾草皆光”的落后面貌；部分地区如河北的丰润、清河，山东的高唐、东阿，江苏省的建湖、阜宁，安徽省的阜阳等地，出现了有蝗面积的稳定下降，接近根除蝗害的局面。[83]通过党领导下的大力治蝗，灾区面貌大为改善，灾区的农业生产逐步摆脱了蝗灾的影响，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蝗灾的成功应对还破除了部分民众固有的千年“神虫”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广大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部分地区通过干部和治蝗站的宣传，以放映治蝗影片、发放治蝗宣传手册及连环画、对在校学生进行教育等多种方式，基本破除了民众中广泛存在的蝗虫即“神虫”的迷信观念。如1950年山东省派治蝗队伍深入蝗区前除了必要的灭蝗工具外，还准备了大量宣传手册和灭蝗连环画，以备蝗区灭蝗宣传之用。部分蝗区的学校教学也在课本中充分讲解治蝗思想，如陕西高小《用飞机扑灭蝗虫》课文第三段灭蝗效力的内容，就是使学生认识到用科学方法灭蝗的效力（死亡率可达100%），以树立学生“人定胜天”的思想。[84]广大的科学工作者也在蝗区进行了大量的治蝗思想和技术的普及工作，如1952年山东省无棣县施用过毒饵治蝗以后，群众普遍反映该项技术效果很好：“以前上级说能彻底消灭蝗虫，俺的信心不大，现在有了这样的好办法（制毒饵和侦察），的确是有把握把大草洼中的蚂蚱消灭干净的。”[85]这就不仅统一了人民群众防治蝗虫的思想认识，而且加深了他们对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治蝗政策的了解，促使他们积极地投入治蝗事业。
更重要的是，蝗灾的成功应对增进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如1951年人民空军参加黄骅灭蝗工作时，该县劳动模范倪彭盛在一个1000多人的欢迎大会上说：“以前闹蝗虫，有谁来管你？今天中央人民政府派飞机来，帮助我们消灭蝗虫。这告诉我们，这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也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之下，才会有这样的事出现。”“我们黄骅原来有土匪、地主恶霸、水灾、蝗虫四大灾害。政府已经领导我们除了土匪、地主恶霸，和水灾三大害，现在毛主席又派飞机帮助我们来除最后一害了。”[86]1953年河南省夏蝗发生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采取有效措施，以战斗姿态将4000余亩蝗区的夏蝗消灭殆尽，进一步密切了党及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提高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87]如中牟县东漳乡农民朱景生说：“今年毛主席给咱中牟县送来这么多的药粉和机器，又专门训练了打蚂蚱队伍，两天打的一干二净，有没有踏坏一颗庄稼苗，和去年比较起来，不知省了多少人工和时间，政府对咱真关心。”[88]党和政府领导的治蝗工作的成功，大大提升了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感。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因经济和科技水平落后，各级领导和群众治蝗要求迫切，某些省区治蝗工作还存在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脱离群众路线等问题，但是，这一时期党和政府蝗灾应对中的组织积极、有效的信息沟通、广泛的宣传动员以及扎实的治蝗举措等，使作为中国传统三大灾害之一的蝗灾得到了有效控制。这无论如何都是中国灾害防治史上的重要成就。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而且为当代中国农业病虫害的防治提供了经验借鉴。
[李洪河，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原畅，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1]本文为河南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中国共产党创新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号：豫宣通〔2016〕13号）、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建设问题研究”（项目号：教社科〔2015〕852号）阶段性成果。
[2]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高冬梅《建国以来我国蝗灾防治工作的历史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赵朝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灾害救助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5期）；刘建民《试论建国初期华北地区的蝗灾防治》（《沧桑》2012年第4期）；莫云《新中国60年洪泽湖地区的灭蝗治淮事业》（《江苏地方志》2009年第5期）；陈静《新中国初期河北省的蝗灾与社会动员》（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7）；等等。
[3]吕平：《把蝗虫消灭在蝗蝻阶段 太行百四十万亩青苗得救 华北人民政府致电嘉奖》，《人民日报》1949年7月11日，第2版。
[4]吴宏吉：《把蝗虫消灭在蝻子阶段》，《人民日报》1950年6月20日，第5版。
[5]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河北、平原、山西目前虫灾仍甚严重》，《内部参考》1951年第116期。
[6]李书城：《农业部关于防止蝗虫、棉蚜的紧急通知》，《人民日报》1952年6月7日，第2版。
[7]新华社：《湖南各地蝗灾甚严重 长沙、邵阳等地大规模扑蝗后现已停止发展》，《内部参考》1952年第129期。
[8]新华社：《湖北随县及天门等县发现蝗虫》，《内部参考》1952年第123期。
[9]河南省人民政府：《五月十七日关于全省病虫情况的通报引发各地参考》，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4-633-4。
[10]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华北、西南各地发生虫灾》，《内部参考》1953年第163期。
[11]新华社江苏分社：《江苏省发生秋蝗》，《内部参考》1953年第179期。
[12]河南省政府：《河南省委发各专署、党中央、中南局：我省蝗蝻发生情况及措施》，河南省档案馆藏，J160-3-193-8。
[13]河南省政府：《关于扑灭蝗虫的措施的通知》，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20-2758-11。
[14]《安徽泗洪和江苏灌云等地 使用飞机扑灭蝗害》，《人民日报》1954年5月26日，第1版。
[15]《苏联治蝗团帮助新疆省治蝗收到效果 河北省发生蝗虫地区进入除蝗紧张阶段》，《人民日报》1954年6月9日，第2版。
[16]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1956年飞蝗防治工作方案（草稿）》，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8-1205-1。
[17]河南省农业厅：《关于蝗虫情况的报告》，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20-2766-1。
[18]农业部：《1957年冀、鲁、豫、苏、皖五省及天津市治蝗座谈会初步总结》，《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8期。
[19]新华社：《山东蝗虫为害面积达三百五十多万亩》，《内部参考》1957年第2235期。
[20]新华社：《夏蝗主力已被歼灭》，《人民日报》1958年6月12日，第2版；河南省财政厅：《关于1958年飞蝗防治经费使用的联合通知》，河南省档案馆藏，J134-9-561-8。
[21]平原省人民政府检查组：《聊城县第四区邱庙自然村灾情调查总结》，河南省档案馆藏，J35-2-122-11。
[22]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当前生产救灾工作情况和进一步推动生产救灾工作的意见》，河南省档案馆藏，J160-3-193-1。
[23]中共平原省安阳地委：《救灾会议报告》，河南省档案馆藏，J25-15-914-6。
[24]农业部：《农防字第1092号》，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4-633-12。
[25]河南省农业厅：《蝗虫防治计划表》，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5-734-5。
[26]河南省政府：《我省蝗蝻发生情况及措施》，河南省档案馆藏，J160-3-193-8。
[27]河南省政府：《府农字14号》，河南省档案馆藏，J78-39-2502-6。
[28]河南省农业厅：《53年飞蝗防治经费预算》，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5-734-6。
[29]袁毓明：《太行人民打蝗记》，华北新华书店，1945，“写在前面”。
[3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3页。
[31]平月注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书局，1952，第29页。
[32]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人民出版社，1952，第418页。
[33]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1）》，人民出版社，1953，第383页。
[34]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2）》，人民出版社，1954，第145—147页。
[35]陈永林：《中国主要蝗虫及蝗虫的生态学治理》，科学出版社，2007，第258页。
[36]河南省农业厅：《关于成立省灭蝗联合指挥部的请示》，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011-1672-3。
[37]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司：《一九五三年的治蝗方针与措施》，《全国治蝗座谈会汇刊》1952年第12期。
[38]夏云峰、束炎南：《1954年植保、植检工作概况暨对1955年植保、植检和药械生产供应工作的意见》，《昆虫知识》1955年第1期。
[39]马世骏等：《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6，第3页。
[40]尹善、傅桂川：《黄骅县扑灭蝗虫工作情况介绍》，《农业科学通讯》1951年第8期。
[41]周恩来：《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防治农作物病害虫害的指示》，参见张培田、董小龙、黄河《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第5009页。
[42]周恩来：《政务院关于防治害虫的紧急通知》，参见张培田、董小龙、黄河《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5卷，第5010页。
[43]李书城：《中央农业部关于防治蝗虫、棉蚜的紧急通知》，《新华月报》1952年第6期。
[44]农业部：《河南省人民政府五月十七日关于全省病虫情况的通报印发各地参考》，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4-633-4。
[45]河南省政府：《河南省委发各专署、党中央、中南局：我省蝗蝻发生情况及措施》，河南省档案馆藏，J160-3-193-8；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一九五六年飞蝗防治工作方案（草案）》，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8-1205-12。
[46]农业部：《1957年冀、鲁、豫、苏、皖五省及天津市治蝗座谈会初步总结》，《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8期。
[47]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首届治蝗训练班总结》，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5-734-60。
[48]新华社：《人民空军出动飞机前往皖北地区灭蝗》，《新华社新闻稿》1951年第387期。
[49]中共沧县地委：《河北黄骅治蝗工作总结》，《中国农报》1951年第4期；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夏蝗总结》，《中南虫讯》1953年第9—10期；湖南省竹蝗防治工作站：《湖南省一九五三年竹蝗防治工作总结》，《中南虫讯》1953年第11—12期。
[50]农业部：《1952年全国治蝗座谈会总结》，《中国农报》1953年第2期。
[51]〔苏〕萧宾诺夫斯基：《苏联灭蝗经验》，《中国农报》1952年第16期。
[52]岳宗：《一九五一年飞机治蝗的成绩与经验》，《昆虫学报》1953年第1期。
[53]马世骏：《感谢苏联治蝗专家对我们的伟大援助》，《昆虫知识》1957年第6期。
[54]吕国强、刘金良：《河南蝗虫灾害史》，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第429页。
[55]中央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司：《一九五三年的治蝗方针与措施》，《全国治蝗座谈会汇刊》1952年第12期。
[56]河南省农业厅：《一九五三年河南省蝗虫防治总结》，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5-730-57。
[57]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河南省一九五三年冬季蝗虫查卵工作报告》，河南省档案馆藏，1954年农保字第6号。
[58]平原省人民政府：《省府关于修正奖励防治害虫办法指示》，河南省档案馆藏，J35-2-93-4。
[59]平原省人民政府：《为急速成立防虫指挥部组织群众捕灭害虫的通知》，河南省档案馆藏，J35-2-93-4。
[60]中共平原省安阳地委研究室：《关于浚县县区领导亲自动手深入发动群众迅速扑灭蝗蝻的情况和经验报告》，河南省档案馆藏，J25-15-971-14。
[61]农业部：《河南省人民政府五月十七日关于全省病虫情况的通报印发各地参考》，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4-633-4。
[62]新华社北京：《人民空军助农民灭蝗效果甚好》，《新华社新闻稿》1951年第387期。
[63]中共河北省委：《黄骅县灭蝗工作的成绩与经验》，《河北建设》1951年第65期。
[64]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第5页。
[65]谢觉哉：《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山东政报》1950年第1期。
[66]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委关于大力领导灾区群众生产自救的决定》，《河北建设》1951年第69期。
[67]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当前生产救灾工作的情况通报》，河南省档案馆藏，J35-2-122-1。
[68]平原省人民政府：《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当前生产救灾工作几项重要措施的指示》，河南省档案馆藏，J35-2-122-9。
[69]履沛、果樟：《消灭蝗虫好增产——教育影片〈消灭蝗虫〉摄制组通讯》，《大众电影》1952年第8—9期。
[70]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请及时组织电教队深入你省蝗灾区域放映〈消灭飞蝗〉》，河南省档案馆藏，J135-2-149-1。
[71]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关于请及时组织电教队深入你省蝗灾区域放映〈消灭飞蝗〉通知的批示》，河南省档案馆藏，J135-2-149-1。
[72]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希速派影队即日出发深入蝗灾区放映〈消灭飞蝗〉影片由》，河南省档案馆藏，J135-2-149-2。
[73]河南省新乡专区农业技术指导站电影队：《新乡专区农业技术指导站电影队各县放映计划》，河南省档案馆藏，J135-2-149-4。
[74]文化局影队办公队：《配合灭蝗放映宣传工作总结》，河南省档案馆藏，J135-2-149-5。
[75]西北教育通讯社：《小学教学参考资料》，《西北教育通讯》1952年第8期。
[76]石马：《向先进生产者学习》，《农业科学通讯》1956年第6期。
[77]曹骥：《参加飞机治蝗的体验》，《农业科学通讯》1951年第7期。
[78]岳宗：《一九五一年飞机治蝗的成绩与经验》，《昆虫学报》1953年第1期。
[79]河南省农业厅：《关于武陟县进行飞机灭蝗报告》，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8-1205-5。
[80]平原省政府：《聘任小学教员任调查员的指示》，河南省档案馆藏，J35-2-93-10。
[81]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为印发东明县关于目前治蝗工作中存在的情况和提出的几点意见的通知希参考》，河南省档案馆藏，J25-17-1118-5。
[82]贾心斋：《平原省劝募分会捐启》，河南省档案馆藏，J35-2-122-5。
[8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杨显东副部长在冀、鲁、豫、皖、苏五省灭蝗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吕国强、刘金良《河南蝗虫灾害史》，第432—433页。
[84]李立生：《高小国语第四册〈用飞机扑灭蝗虫〉一课的教案》，《西北教育通讯》1952年第9期。
[85]邱士邦、李光博、郭守桂：《一九五二年推广毒饵治蝗的结果》，《农业科学通讯》1953年第2期。
[86]《中央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关于新中国开始用飞机来消灭蝗虫的讲话》，参见吕国强、刘金良《河南蝗虫灾害史》，第424页。
[87]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为印发东明县关于目前治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提出的几点意见的通知希参考》，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5-730-21。
[88]河南省农业厅：《一九五三年河南省蝗虫防治总结》，河南省档案馆藏，J112-5-73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