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中的显与隐：一份破案总结的文本分析
黄道炫
1948年，位于山西长治的中共太行三地委社会部破获一起国民党特务破坏案件，国民党特务组织建华通讯社长治组被一网打尽，这是中共反特工作的重要成果。为总结经验，社会部撰写了总结报告《对国防部“建华通讯社”长治组的侦察破案总结》[1]（以下简称《总结》）。这份报告具有鲜明的中共政治文化色彩，其中很多耳熟能详的话语，传递出中共面对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和传统中国思维远远拉开距离。中共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政治文化，和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关系极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液，对中共乃至中国人整个思维的改造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中共的思与行紧密相连，理论和实践相续并进，共同打造这支中国政坛前所未见的政治力量。被很多人视为传奇的中共秘密工作，即是这种力量体现的一部分。本文考察的不是潜入对方内部的案例，也不拟具体描述历史上中共秘密工作的具体展开过程，而是通过文本分析，从其话语选择、思考方式和行动机制，窥探历史上中共秘密工作背后的政治文化。
一 案起
《总结》由社会部撰写。社会部是中共的反特机关，成立于1939年2月，中共中央解释，鉴于“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2]社会部司职反特和保卫工作，身份多少有点神秘，由社会部撰写的这份材料共分六部分，分别为前言、案件起始、侦查过程、破案、审讯、总结。既然是案例总结，案件发生、发展及破获过程的交代自然是全文的重心。“长治建华通讯社”案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全案共捕21人，摧毁了国民党在长治的特务组织，整个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据《总结》所述，案件起始有一定的偶然性。1948年8月8日，中共太行三地委伙夫、共产党员张建国在长治南街赶会时，与过去见过面的赵国顺相遇。赵国顺是国民党安插在根据地内的秘密组织“建华通讯社”长治组组长。当赵得知张在专署工作后，显现出浓厚的兴趣，引起张的警觉。张隐瞒实情，伪称家庭被斗，无法生活，现在专署做饭，将就维持生活，并向对方暗示对共产党不满的情绪，请赵帮忙找条出路，离开这个地方。赵趁机拉拢，表示自己远近都有朋友，可以帮忙。张问他：“这些朋友干什么事情呢？”赵伸出一个中指暗示：“干这哩！”还说：“干什么不比干这（用手指打了个八字形）强哩！”张恍然大悟，明白了这是指八路军，刚才的中指是指中央军。
张回来后，向组织汇报了遇见赵国顺的情形。按照《总结》所言，组织上接到张的报告后，并没有简单采信，而是分析了其中的疑点：一是张、赵仅是一般相识的关系，赵一见面就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不符合秘密工作的原则；二是张的汇报中前后不尽一致，第一次谈话说不知道赵的住处，第二次谈话则说与赵是在门牌号为34的地方相遇。这两个疑点导向的是对张建国的怀疑。得到敌情汇报，不是简单采信，而是全面分解信息，排查疑点，中共秘密工作的细致和严谨让人印象深刻。
如果说上述怀疑只是秘密工作的通例，接下来《总结》进一步的分析更显现了中共反特的特色：“首先根据老张的汇报，是经过说还是不说的内心斗争，而后反映给组织的。原想不说但又怕将事情弄出后对自己不利，说出来又怕上级怀疑自己的社会关系复杂，政治上不可靠，最后决定还是说了为对。”这段分析可谓将中共一直倡导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于实践中的范本。这里面有举报他人和传统人情关系的冲突，又有举报可能引火上身、不举报则担心事情暴露后自己受到怀疑的两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总结》分析张建国围绕着是否举报的内心活动，提到他担心举报会被说成社会关系复杂，这一点特别具有针对性，在中共内部不断展开政治审查，许多人目睹身边一些人因为社会关系复杂出问题时，这种担心的确在所难免。
更有甚者，反特部门还分析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张建国以报告假情况，“图为表现自己”。中共内部为形成激励机制，非常注意营造向上进取的氛围，先进、落后的判定就是这种氛围营造的一环。这种特别重视效率和结果的评价机制的建立，固然促成了人们争先恐后求取进步，但也不无刻意表现甚而弄虚作假的弊端，反特部门的怀疑，应该就是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不过，对于秘密工作而言，怀疑不可或缺，却必须以证据为支撑。经过调查，张建国汇报的谈话时间、地点与调查结果均相吻合，而且对张的所有怀疑在当时的环境下都可得到合理的解释，至于为什么赵国顺会如此轻易暴露自己，反特部门猜测有可能是因为“很久工作无法开展犯了急性病，所以冒险行动”。这一点，或许是反特部门以己之严密揣测对方，对赵国顺而言，实际上不过是窥察形势后的顺理成章之举而已。因为是事后的总结，相信文本中还会舍去一些案发当时绝对不会忽略的问题，比如张、赵谈话中张对现实的抱怨，正是这样的抱怨引出了赵的拉拢行为。对此，《总结》中采纳了张建国自己的叙述，说他是有意试探赵国顺，但作为一个普通伙夫，张对赵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秘密工作的训练，很难想象他会老练到仅仅因为赵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就有意识地试探赵国顺，更可能的是，这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随口闲聊中表达的一点情绪。张没有想到的是，这样随口的抱怨会引出赵赤裸裸的拉拢，而在地委工作的经历，让他很清楚知情不报的后果。所以，最终他选择了向组织汇报，而把自己随口的抱怨解释成有意的试探。
反特部门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张建国的解释，但《总结》采信了张的解释作为叙述文本，相信这自有其细致考量。张建国是本案的最初报告者，整个破案过程中发挥了不小作用，是案件破获的有功之臣。鉴于此，《总结》对他闲聊中可能透露的牢骚不予追究，也在情理之中。另外，作为一份破案总结报告，继续追究有功之人的心理状态，不啻节外生枝，《总结》予以模糊处理，将其间可能存在的无数怀疑、追证、纠结略过不提，亦属明智之举。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社会部当时会忽视这一重要细节，之所以后来破案过程中对张建国始终半信半疑，相信和他的这些牢骚不无关系。只是叙述的文本本身就是事后权衡的结果，关键环节常常会出现选择性的失忆。因此，历史学者不仅要看到呈现于纸面上的叙述，还要尽可能发现刻意被忽视或遮蔽的事实，用合理的想象勾连起历史内在的脉络。
二 立案
张建国的报案基本被接受，社会部立即启动专案，以张建国为线人，令其和赵国顺保持接触，同时继续审查张建国。对张建国的基本信任是此案得以进一步展开的基础，但是很可能由于张建国曾经的抱怨，社会部又始终对张有所怀疑，案件的深入并不是在一个稳定的背景下展开。不过，对于习惯矛盾对立统一分析方法的中共而言，这种不稳定并不会构成严重的认知问题，尽管实际运作中还是难免受到影响。
社会部首先利用户籍资料查找赵国顺的行踪。户籍制度是中共实现对所辖区域严密控制的重要一环。1946年6月，中共太行区行署颁布《太行区户籍暂行条例（草案）》，规定：“一个行政村镇或街设户籍主任一人，二十户至三十户设户籍员一人。专门管理本村镇街户籍及人事变动，执行户籍制度，户籍员受户籍主任之领导。”鉴于城市人口流动大，户籍管理更为困难，条例特别规定：“邢台、长治、焦作三市之户籍主任免出公差。”[3]为保证户籍制度得以实施，条例规定严格的检查措施：“凡经登记之户无论与该户有关系者如串亲、会友、职业活动等……或与该户无关系者如过往军人等……临时住宿均应在当日内向户籍主任呈递书面申请或口头报告。”“公安局派出所或户籍主任认为可疑时，得直接会同民兵检查之。”[4]由于措施严格，户籍制度在根据地推开后，的确不无效果，此案中社会部正是借助户籍资料，很快查到赵国顺的活动地点：“我们通过户籍工作，便找到34号这个地方，并查明赵国顺是来历不明的。”当然，由于户籍制度刚刚建立，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也不如后来完整充分，通过户籍资料掌握的情况尚有限，社会部发现，赵国顺“活动流动性非常之大，从外而来的人往往是骤然之来，骤然之去，户籍工作根本不能控制。报户口又多是假名假籍”。
查实赵国顺确有其人，而且疑点重重后，案件侦破工作迅速展开。按照《总结》的说法，专案启动后，社会部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和部署，征诸中共、反特工作一贯的做法，这当然不是信口开河。《总结》中提到的措施包括思想和行动准备两方面：“思想准备充分动员了大家的战斗信心，并且树立为党为人民事业的责任心，以此鼓动全体行动工作员的积极性”；“行动准备强调装甚像甚言行符合，酱有酱味盐有盐味，一切身份及行动都要符合当地当时的实际环境。在城像城在乡像乡，每个人都得脱下军衣，很舒服的变成一个平常人”。思想和行动结合，是中共的一贯思路，毫不足怪，有意思的是有关思想和行动的两段文字形成鲜明对比，前者理论意味浓厚，遣词造句严肃；后者则通俗易懂，使用民间俗语。尽管这未必是刻意所为，背后却蕴含着既仰视理论又脚踏实地的作风。
《总结》要求参加行动者适应环境，装甚像甚，目的当然在于接近、监视、控制特务分子，不过，《总结》同时承认：“由于我们平素没有在群众中培养与建立自然的职业侦察员，为了补救和急用，所以要选择我易看见敌人，而敌人不易看见我们的场合。”最终社会部选择了在赵国顺活动地点斜对面的新华书店楼上，布置力量监视。对比前后两段表述，多少可以看到一些不协调之处，前面强调的“装甚像甚”，作为原则当然没错，也是不应忽视的要求，但是具体到这一案例却未必发挥了太大的作用，因为除了张建国可以近距离接触赵国顺外，其他人员更多的还是远距离监视。这一点，办案人员后来的回忆说得很清楚：“侦破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让张建国与赵保持经常的接触，从内部了解情况，二是派了两位同志在南街新华书店楼上昼夜监视、掌握赵铺人员来往情况。”也就是说，《总结》中那些以“接地气”的语言表述的行动准备，在这一案例中并不一定落到了实处，语言上的“接地气”并不一定就和踏踏实实画等号，当年留下的材料也不一定比后来的回忆禁得起推敲，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复杂性总是超过人们的想象。
三 破案
社会部处理这一案件，可谓放长线钓大鱼，从8月8日案发到10月中旬，其间经历了两个多月，一直引而不发。从《总结》中可以看出，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希望把案子做实，让对方更多地暴露；二是对线人张建国始终不完全放心，对他的汇报多有存疑，对赵国顺等人的性质也没有十分把握，社会部希望能有更深入的观察。
然而，夜长梦多，9月21日发生的一起事件险些让社会部的部署意外暴露。
根据侦查人员的报告，赵国顺以经营小买卖为名，与多方保持接触，来往人员中，“有商人、有手艺工人，有农民，有小商贩，有荣退军人，有些是一贯道”。正是最后的“一贯道”，让社会部有点捉摸不定。
自抗战以来，中共根据地治理中，帮会一直是个烫手的山芋。帮会走地下发展路线，通过秘密组织呈放射式生长，发展快，动员能力强，常常对政府权威构成挑战。由于赵国顺本人曾于1945年组织过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十大弟兄”，此时又和“一贯道”人员往来，社会部拿不准赵的行为到底是帮会发展、滋事还是特务活动。
正是基于这样犹豫不定的背景，9月21日，破案过程发生了一个重大波折。根据《总结》的说法，这天在长治钟楼街1号出现人员聚集。晚上又有两个人从赵国顺处去往钟楼街1号。一时间，反特部门神经紧张，担心这些人的情况正在准备暴动，要知道，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根据地的帮会暴动频频发生，帮会分子聚集，很容易让中共绷紧神经。当时，案件侦破指挥部门提出两点对策：“调些侦察力量在附近隐蔽，观察动向，另外，县市公安局武装做准备，以防万一。”不过，实际行动显然超出了观察、准备的范围，《总结》承认，当时已经惊动了对方，原因在于“提出武装出动，这一点对敌人估计过高，加之个别同志大惊小怪，最后弄得满城风雨，把两个主要对象溜之乎也”。
单纯从《总结》看，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很难得出清晰的线索，倒是事后相关人员的回忆又一次概括说出了当时的状况：“在跟踪侦察中，我们出了一次失误。那也是从晋城来了五个人，晚上十点多从赵铺出来后，到了西街一个回民住的地方。当时，我们错误地估计他们是到那儿开会，便组织人包围了他们。结果，被他们发觉，从地道里逃跑了，后来了解到，他们在西街进行的是‘一贯道’活动。这一来，把我们搞糊涂了，究竟是特务，还是会道门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纠缠了很久。”[5]从回忆中可以看出，是包围行动让对方察觉，才造成满城风雨，而包围对象显然又不是建华通讯社的核心人员，而是“一贯道”的活动。以中共的警觉性，以及追求自足圆满的解释逻辑的思维特征，如果这些人当时进行的是特务活动，哪怕是与特务活动相关的“一贯道”活动，《总结》都不可能不提到，因此，可以相信这次行动的确是判断失误。
发现包围行动无果，且存在打草惊蛇的可能时，中共的应对再次展现了随机应变的能力，这在《总结》中记载甚详：“后来情况补救得很好，抓取适合当时当地的事物（当时有壶关一个群众在西街丢了一条牛和车）公开的宣传严防小偷，欺骗了敌人，把情况稳定下来以后，敌人仍然照常活动，这证明当时还不是战略上的失败，仅仅是哄动了敌人的警惕性。”通过转移视线，中共成功化解了这次行动造成的惊扰。
根据《总结》的说法，之所以长期无法对案件性质准确定位，关键是对内线人员也就是张建国“过分怀疑”。事实上，张建国早就报告，国民党方面派来的委员郭兴仁在和他谈话时告知：赵国顺为长治组组长，要张接受其领导。而社会部派人到晋城调查后也“发现了敌人通至新乡、焦作的交通线，又经远道透底法，郭兴仁对我内线关系介绍出赵系长治组的组长，并让我内线人员毒害专员。我们就判明对方是军统的特务组织，而且是行动性的”。即便如此，社会部仍然不敢相信张建国和自己的调查，这种过分的怀疑和中共在秘密战中的异常谨慎是相关联的，但正如“肃反”中的过度怀疑常常导致问题丛生一样，过分的谨慎也会使自己陷入迷局，而这自然和张建国一开始的那些牢骚不无关系。这个被《总结》文本有意淡化的牢骚，其实一直左右着案情的进展。
长时间的犹豫不决终于让对方有所警觉。当赵国顺逐渐从蛛丝马迹中感觉到中共对其调查，开始准备逃跑时，社会部终于决定实施全面抓捕。有意思的是，即便对这样一个几乎已经是刻不容缓的步骤，《总结》也上升到理论高度予以解析：“为什么要破？第一，案情性质是军统，其任务是破坏我军工建设。我们是工业区，从支前第一的战略任务上说，案情不易放长，敌人多存在一天，对我们就多危害一天，河头已有惨痛教训。第二，赵国顺是案情集中的人物，但赵准备要跑，并就要跑，如果使赵跑脱全案即失去头绪，我们的侦察便彻底破产。第三，我们的侦察已到了一定的深入程度，并根据案情的主要资料，今天破有绝对把握，冒险问题已不复存在。上述的三个理由构成我们破案的决心。”这段话洋洋洒洒，说理透彻，这是高屋建瓴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覆盖之势后，在强势话语主导下，讲述方式向规范化靠拢的一种表现。
由于案情清楚，准备充分，抓捕行动堪称成功，就案件本身言，不能算是十分复杂，《总结》报告的讲述大致也得当。纵观《总结》写作，摆事实，道成绩，讲问题，可谓面面俱到。最关键的是，《总结》报告常常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贯串着分析的态度、综合的视野、辩证的观点，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色，比之基本坚持中国式传统思维模式的国民党人，分析框架之高下显而易见。
[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太行三地委社会部：《对国防部“建华通讯社”长治组的侦察破案总结》（1948年11月11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公安保卫工作》，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332—353页。以下未单独注释的引文，均出自该总结报告。
[2]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印《组织工作文件选编（1935—1945）》，1980，第274页。
[3]《太行区户籍暂行条例（草案）》（1946年6月1日），《公安保卫工作》，第303—304页。
[4]《太行区户籍暂行条例（草案）》（1946年6月1日），《公安保卫工作》，第306页。
[5]范云章：《南街“建华通讯社”案》，山西省长治市政协文史处编印《长治文史资料》第7辑，1990，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