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论基础
（一）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理论
1.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内因分析
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可以阐释为，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寻经济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即实现生产目标（利润和产量）的最大化。在新技术扩散过程中，农户采用新技术的临界条件可以用下式表示：
其中，π表示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预期利润，P表示采用新技术后农业产出的预期价格，Q表示预期产量，G（z）是采用决策变量的函数，受各因素向量z的影响，取值范围为0～1，R（j）为农业产出和投入的预期价格，X为j中生产投入X（j）的投入向量。农户仅在能够获取预期利润的情况下，即满足预期利润等于零临界条件下，农户才会选择采用农业新技术，此为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内部因素。
2.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外因分析
一般来讲，农户的经济行为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Griliches，1957；Martinez，1972；Bhati，1975；Jarvis，1981；Rogers and Shoemaker，1971），影响作用可用函数B=f（p，e）表示，其中，B表示农户的经济行为，p代表农户内部特征，e代表外部环境特征。
在农业新技术推广扩散过程中，影响农户采用技术既有推动力因素，也有阻碍力因素，当推动力因素大于阻碍力因素时，农户即会采用新技术，反之，农户则会拒绝采用新技术。学者研究认为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具有较强的层次性，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次：农户认知和态度的改变、农户个体行为的改变、农户群体行为的改变和外部环境的改变（如图2-1所示）。
图2-1 态度、行为、环境改变关系
第一，农户认知和态度的改变。农户对农业新技术的认知存在一个过程，他们主要通过宣传、培训讲授、咨询和沟通交流等方式获取信息，从而形成对新技术的认知。在形成一定认知的基础上，农户会根据技术采用先驱者经验和自身农业生产经历对技术做出一个初步判断，本质上讲这一过程是农户对技术有所认知后情感态度发生的变化。
第二，农户个体行为的改变。农户个体行为的改变是指农户决定采用农业新技术并付诸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受农户技术态度、种植习惯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第三，农户群体行为的改变。农户群体行为的改变是指在某一农村社区中大多数农户开始采用同一种农业新技术。由于社区内不同农户在个体特征、家庭状况和生产经营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因此农户群体行为的改变往往存在较大难度或需要很长时间。
第四，外部环境的改变。外部环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包含一系列内容，如政策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社区环境等方面。农业技术推广可以通过改变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从而改变环境。同时，环境的改变反过来也会改变农户的技术认知、态度和采用行为。
第五，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障碍因素。阻碍农户技术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农户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农户认知不足、文化水平较低、承担风险能力弱和缺乏投资能力等；后者主要包括技术适应性不强、市场支持不够、基础设施不配套等。
（二）社会网络理论
学者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逐渐兴起，并在不同学科背景下不断发展并系统化，但直到20世纪末期，由于一些学者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Bourdieu，1986；Coleman，1988；Putnam，2001），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社会网络理论才被学术界重视和广泛应用，其中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相关概念和方法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其中，较为著名的社会网络理论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网络结构观
网络结构观的主要思想是认为人或组织之间客观存在的纽带关系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Granovetter，1973；Lin，1999）。与仅重视个体特征的地位结构观相比，网络结构观具有以下五方面的鲜明特点。第一，网络结构观认为，一个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受到其与其他个体之间关系的影响，关系的规模、强度、性质等均会影响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地位结构观认为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根据其特征或属性来决定的，比如家庭成员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受教育程度等。第二，网络结构观对层级关系进行了考察，且对家庭详细分类；而地位结构观认为家庭仅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不必进行分类。第三，网络结构观强调个体家庭与其成员间的社会关系，注重对社会关系和行为进行分析，而地位结构观只关注家庭成员的身份和地位。第四，网络结构观关注的是家庭通过网络关系而形成的能力，认为家庭成员依靠社会网络关系来获取更多的资源，拥有更强的信息和资源获取能力，而地位结构观认为家庭及其成员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联系不大，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的力量。第五，网络结构观指出个体家庭及成员在社会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而地位结构观仅重视家庭成员社会阶层与地位的高低。
2.弱关系与嵌入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早期文章《弱关系的强度》中首次提出了弱关系假设，并且依据不同个体间感情的深厚程度、亲密行为、交往时间的长短和是否有互惠行为四个方面，将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其中，强关系是指网络成员与接触最频繁的人（如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形成的关系，是一种相对稳定和紧密的社会关系，而弱关系的范围更加广泛，网络成员之间往往并不相识，是网络成员与其他个体间存在的一种间接关系。格兰诺维特研究发现，由于强关系一般是在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个体之间彼此互动频繁，群体内部拥有信息的重复性较高，而弱关系往往涉及不同特征的群体，分布范围较广，不同个体可以拥有不同的资源和信息，因此相对于强关系，弱关系网络在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与外界沟通与交流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此外，格兰诺维特在1985年进一步提出了嵌入理论，并指出经济行为的研究主要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前提，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网络之中的，并与诸多非经济动机紧密结合在一起。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的机制是信任，因为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并嵌入其中，经济行为嵌入信任中。嵌入理论的提出，修正了之前学者对经济行为提出的基本假设，将社会网络作为分析个体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为分析和讨论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3.社会资源理论
在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进行发展和修正的基础上，林南于1981年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关系可以获取社会网络中的财富、权利和声望等社会资源，而不能由个体直接获取，同时，与强关系相比，弱关系可以使个体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Lin（1990）研究指出个体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主要取决于三方面：一是个体在网络中的社会地位，通常来说，社会地位或阶层越高的网络成员更有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二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中不同的个体阶层拥有不同的资源，在异质性大的网络中个体间交易和行动更容易达成；三是个体成员与社会网络其他成员间关系的强弱，弱关系网络规模更大，在摄取社会资源方面比强关系网络更有效。
4.结构洞
Burt（1992）研究指出，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不能决定其是否能从社会中获取良好的资源。社会网络结构分为“有洞结构”和“无洞结构”，“有洞结构”是指个别或部分家庭缺乏或失去了与其他家庭的联系，就像一张渔网上面总有洞；“无洞结构”是指个体家庭与其他家庭都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关系，如果把每个家庭比作一个基点，则每个基点间都存在联系。“无洞结构”能够帮助个体从社会网络中获取更多的资源，与“有洞结构”相比，在获取信息与行为控制方面更具优势。Burt（1992）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了网络中心性的概念，认为成员在其社会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中心性表明了成员的重要程度和权利大小。Brass和Burkhardt（1993）研究中也证实了上述结论，认为与位于网络边缘位置的个体相比，位于中心位置的个体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此外，Freeman（1977）构建了网络中心性的测度指标，认为应该从居间度、密切度和广泛度三个维度对网络中心性进行测度。
5.“差序格局”理论和“人情与面子”理论
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在乡土社会进行重塑，即社会网络依托乡土社会固有的血缘、地缘对权利、地位、财产、婚姻等社会稀缺资源进行有序配置。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个人主义”，这种社会资源配置主要有两方面特点：从资源获取角度来说，乡土社会网络资源更多依赖于集体禀赋而非团体构建，社会资源的获取不需要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等外围框架，而表现为特定地域、亲疏远近关系的“天然资本”；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说，社会网络资源配置并非遵循“个人主义”，无限度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依据社会网络亲疏、厚薄、远近进行社会资源高效配置。而这种社会资源配置模式就是费孝通（1948）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差序格局”理论。
在“集体”思维与行为的社会规范引导下，黄光国（1985）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与社会主流价值趋同，表达出集体主义倾向；这种人际关系模式的重构、运行都依赖于中国社会特有的人情、面子和关系等社会元素。黄光国（2010）进一步提出“人情与面子”理论，认为社会个体和网络中的其他成员间的关系主要有情感型、工具型和混合型三种类型，并在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情感型关系用以满足个体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需求，通常是在家庭成员间形成的，这种关系是长久而稳定的，强调在差序结构社会关系中，家族情感元素对于维系人际和谐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情感型关系按照需求法则进行资源配置，当代价高于预期回报时，亲情困境则是关系维度的最大张力。工具型关系则排斥情感元素，在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交往中按照客观公平法则进行判断，从而做出对行为人最有力的决策；作为情感型关系的对立面，工具型关系维系是短暂的，其构建并非依赖于社会规范和个人规范，关系维度的最大张力是彼此利益的平衡点。混合型关系则介于以上两种关系中间，受人情与面子的影响，双方彼此认识具有某种程度的情感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未表现出主要团体那样的随意真诚行为，交易法则为人情法则，混合型关系维度的最大张力就是关系人所面临的人情困境。
在国内外有关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中，学者围绕“关系”这个切入点展开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拓展了社会网络理论的内涵和结构。但是，考虑到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异质性，国内外研究方向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国外社会网络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基础上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顺利推进，社会网络理论与现存经济社会制度并行发展、相得益彰；而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动因、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框架、小农生产主导的经营模式均加重了“关系”在维系社会中的作用，制度力量被边缘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市场化发展、制度完善和规范运行起到了抑制作用，从而使网络成员在某些情形下只能寻求“关系”来维护和保障个体的利益。
（三）农业技术推广相关理论
1.农业技术扩散理论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可以分为针对农户个体和农户集体技术采用过程的研究两个方面。在农户个体研究方面，学者基于心理学和行为学视角将农户技术采用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认知阶段，此阶段中农户会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与农业技术相关的信息，并综合获取的信息对农业新技术做出一个初步的评价。二是兴趣阶段，当农户认为应用农业新技术会获取额外利润时，此阶段中他们就会对新技术产生兴趣。三是决策和试采用阶段，在此阶段中农户会根据前期获取的各类信息对新技术的特性、采用难易程度、采用效果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判断，最终根据自身预期的成本收益水平做出是否采用新技术的决策。然而，初次采用新技术的农户由于资金缺乏、技术不确定性等因素，当农户决定采用新技术时，在信心不足、资金不足、害怕风险等因素的影响下，往往采用小规模尝试的方式。四是确认阶段，当农户对技术试采用经历感到满意时，他们会进一步认可该技术，并根据自身能力和资源禀赋状况确定合适的采用规模。以上技术采用阶段在大量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Mason，1963；Beal and Rogers，1960）。
在农业技术扩散的农户集体研究方面，学者研究发现新技术采用时间与采用者人数之间的关系呈正态分布，如图2-2所示。根据农业新技术采用的先后顺序，将农户分为采用先驱者（占比2.5%）、早期采用者（占比13.5%）、早期多数（占比34%）、后期多数（占比34%）和落后者（占比16%）五大类。
图2-2 新技术采用者分类及其分布曲线
农户集体采用新技术的过程通常也用“传染模型”来表示，从早期采用者开始，逐渐过渡到大量的采用者，最后到晚期采用者，呈“S”形曲线。这一新技术扩散过程可以用以下数学公式表达：
其中，β是一个常数，对上式微分可得：
其中，x（t）代表潜在采用农户的比例，dx（t）/dt代表新技术扩散的速率。
根据以上方程做出的曲线呈“S”形，描述了农业新技术扩散的规律，即“传染模型”。在此曲线中，β是曲线上升的斜率，表示新技术扩散速度的常数，从中可以看出农业技术扩散速度先是上升，到达拐点后逐渐下降。此外，一些学者研究表明，存在一些农业新技术扩散过程呈“J”形曲线（如图2-3所示），即最初一段时间内技术采纳速率一直徘徊不升，但到了后期会快速上升。
“S”形曲线是典型的技术扩散理论曲线，表示在没有政府技术干预、技术推广诱导和外界支持等外部力量的作用下，新技术采用决策完全取决于农户间的人际交流。此外，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起始的传播势力对其扩散速度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对农业技术推广进行研究时，要重视技术初始推广阶段的传播势力，将影响“S”形曲线变化规律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内。
图2-3 两种类型农业技术推广扩散曲线
2.农业技术推广框架理论
农业技术推广框架理论也可以被称为农业技术推广框架模型，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可以用框架原理图来表示，如图2-4所示。
从框架原理图可以看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中包含了推广服务系统和目标农户系统两个基本的子系统。推广服务系统是由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以及他们所处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环境组成的，目标农户系统是由农户、农业社区结构以及农村社区环境组成的。这两个子系统通过沟通与互动相互联系。以上两个子系统双向沟通中的信息和沟通是指农业技术推广扩散的内容和方式，也是农业技术推广扩散过程中的两大要素，共同决定了农业技术推广扩散的效率。同时，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展开离不开其所在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政治法律环境、农村社区环境等）对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系统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对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与工作绩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农业技术推广的内容、方式和外部环境均对农业技术推广扩散有着重要影响。
图2-4 农业技术推广框架原理图
此外，农业技术推广框架理论认为，推广服务系统是农业技术推广框架理论的核心系统，它会诱导目标农户系统行为的改变。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的效率主要受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工作效率及其所处外部环境的优劣；二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本身的素质水平。而目标农户系统接受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效率也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农户个体的特征和素质；二是农户及家庭所处的外部环境。同时，目标农户系统在农业技术推广框架理论中也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具体表现在农业技术推广组织沟通、交流并干预活动的目标是目标农户系统，且推广方法和策略的制定要根据和满足目标农户系统的需求。
3.农业踏板理论
农业技术的采用过程均可以被分为认知、兴趣、评价、尝试和采用五个阶段。由于不同阶段直接存在时间的承接性，因此同一技术不同农户的采用时间可能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对生产风险承受力较高或风险偏好的农户会首先采用农业新技术，随着技术采用出现溢出效应，农业新技术不断被采用者向外传播，最终农业新技术实现了普及和进步。学者按技术采用的时间顺序将农户分为技术的主动采用者、跟进采用者和被动采用者。值得说明的是，农业新技术对农产品供给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讲，随着农业新技术不断被农户采用，农产品产量也会随之提高，在消费者需求数量长期保持不变或变化不大的条件下，农产品的价格会随之下降，因此农业新技术本身带来的额外利润被消减，最终导致农户转向采用其他农业技术。以上农业新技术变迁革新的循环和递进过程就是农业踏板理论的原理。
农业踏板理论作为新技术采用和革新变迁的模式，可以为当前农业技术推广机制的完善提供以下方面的借鉴。
第一，农业踏板理论阐述的是市场竞争条件下农户对农业新技术的自愿采用行为，市场竞争压力推动了一部分农户率先采用新技术以获得超额收益。农业新技术作为市场中的一类商品，它具有的使用价值可以满足农户生产需求，实现了农业技术需求和供给的高度契合。
第二，从农户个体层面来看，农户对农业新技术采用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如农户的生产经营状况、风险态度、资源禀赋条件、技术信息水平、技术推广情况等。同时农业新技术本身的特性和功能也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关键因素，这为本书探究不同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及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农户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用均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不同技术类型、风险态度等因素对农户成本收益的评价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政府技术推广部门应该根据这些影响针对不同技术、不同农户类型提供差异化的推广服务。
第三，农业踏板理论阐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技术选择的过程，并进一步说明了农户分化是如何形成的。具体来讲，可以接受并承担技术采用风险的农户通过率先采用新技术获得了一定的额外收益，这部分农户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总结生产经验并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而最后采用新技术的农户采用技术所获得的收益无法达到平均水平，他们会选择转向机会成本较小的其他行业，这些农户最终会退出农业生产，他们的土地也会通过土地流转流入其他农户手中，这就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